首页 > 传记文学 > 梁启超传 > 第五章 分道扬镳：梁启超与康有为（下）
戊戌政变发生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逃亡海外。这时，老师和学生的想法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幻想着可以借助日本政府的力量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梁启超在其诗作《去国行》中就曾明确表示，“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在这里，他用了申包胥为求秦国出兵援救楚国，在秦庭不吃不喝痛哭七天七夜的典故。他自比申包胥，而将日本比作秦庭，就是看到了两国之间“种族文教咸我同”的历史渊源。（《梁启超年谱长编》，158～159页）
求助日本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在他的一首诗里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首诗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十二日他从香港启程赴日的时候，诗题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住香港半月，日本总理大臣伯爵大隈重信招游，令前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电告。九月十二日乘河内丸遂东。”诗中就有这样的两句：“黎洲乞师曾到此，勃胥痛哭至于今。”（《康有为诗文选》，215页）他不仅将自己比作申包胥，将求救于日本比作“秦庭之哭”，还想起了明末清初领导抗清的黄宗羲，传说黄曾经秘密东渡日本前来求援。
按说，自甲午以来，日本给予中国的是一种深刻的切肤之痛，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还要割地赔款，真是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李鸿章一直是主张联合俄国对付日本的，甲午之前，他就听信了俄国人的许诺，以为一旦中日开战，俄国必出手帮助中国，所以不必在外交上对日本让步。但实际上，俄国并没有真心帮助中国的打算，他们先是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着中国被日本打败；然后，又借调停之机，假意施恩于中国，窥伺中国东北，签订《中俄密约》，并乘庚子之乱，占据东北三省。此后的列强瓜分中国，以及后来的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由这个密约引出来的。
康有为很早就看清了中国周围列强环伺的严重局势，他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上清帝第一书》中就指出：“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3页）日本位列榜首，但他也看到：“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同上，9页）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把日本作为变法图强的榜样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二十日，他通过总理衙门进呈了《日本变政考》等书，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离我们很远，风俗文化与我殊异，虽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仿效的东西，但“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慕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惟妙惟肖，遂以南灭琉球，北开北海，左抚高丽，右取台湾，治效之速，盖地球诸国所未有也”。（同上，186页）他说，日本走在前面，可谓前有车、后有辙，日本的失误，我们可以作为教训，不必重复他们的做法；日本的成功之处，我们照办就可以了，不致失于举措。这真是最简便、最经济的改革途径，“从容行之，章程毕具，流弊绝无，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同上）
不久，康有为又代御史杨深秀草拟了《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时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康有为自编年谱》〔外二种〕，40～41页）戊戌年（1898年）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的覆奏片也说到这件事：“查本年闰三月间，准日本使臣矢野文雄函称：该国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付其经费。又准该使臣来署面称：中国如派肄习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经臣备函致谢，并告以东文学堂甫经设立，俟酌妥办法，再行函告。该使臣亦称：须预筹章程。”（《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209～210页）康有为的奏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拟定的，他写道：“顷闻日人患俄人铁路之逼，重念唇齿辅车之依；颇悔割台相煎之急，大开东方协助之会；愿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以弭夙昔之嫌，经其驻使矢野文雄函告译署。我与日人隔一衣带水，若吾能自强复仇，无施不可，今我既弱未能立，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同上，208页）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中国循例派遣王之春为特使，却遭到俄国人拒绝，只得改派“有声誉于列国者”的李鸿章为头等公使，并许他全权处理中俄之间的一切事务。俄国人对付李鸿章的办法，就是威逼利诱。他们说了许多日本可恶、可怕的话，让李鸿章觉得，俄国才是中国的朋友，只有俄国才能帮助中国对抗日本。俄国人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不是不想参战，但由于交通不便，俄军未到，战争就结束了。所以，中国要想得到俄国切实有力的援助，“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三， 59页），如果中国拒绝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援助中国了。李鸿章自然是害怕日本的，但他更怕俄国不帮助中国对抗日本。这恐怕就是《中俄密约》的由来。
根据这个密约，俄国不仅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全境修筑铁路、驻军、开矿的特权，而且将山东的胶州湾和东北的旅顺口、大连湾租为己用。但是很显然，俄国在远东谋求发展，绝非为中国打算，而只是为自己打算。它视中国东北三省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亦非一朝一夕，所以，决不能容忍日本也插进一脚。但日本的野心也是要占有中国的东北和朝鲜，既然它要应对俄国的挑战，以大隈重信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人，就提出了所谓“东亚细亚者，东亚细亚人之东亚细亚也”的主张。这时，正当甲午之后，日本并无短时间内再与中国开战的企图，反而想联络中国共同对抗欧洲国家在远东的扩张，同文同种的话不断地有人提起。他们的呼声得到了康梁的响应，也给他们以希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梁启超的门人陈高第根据日本人森本藤吉的《合邦新义》（或译《大东合邦论》），编译改写了《大东合邦新义》一书。梁启超为之作序，他在序中写道：“故欲策富强，非变法不可；欲卫种类，非联盟不可。”他这里所说的“联盟”，就是与日本联盟，他认为，这“亦东方自主之长策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5～16页）
所以，政变发生之后，康梁不约而同地寄希望于日本是很自然的。梁启超到日本的时间比康有为早一些，他当即见了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并进行了笔谈。他要打动日本政府，说服他们与英、美联合，向慈禧施加压力，把权力还给光绪皇帝。随后，他又致信日本东邦协会的副岛伯爵、近卫公爵，陈述中国改革的详情与政变的因由，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要求。他希望日本政府明白，他们出手帮助中国皇帝复位，不仅对中国有利，也符合日本的利益，因为，“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日本固然不愿看到自己被排除于中国之外，但如果西太后当政，这种情况却是不可避免的。梁启超告诉日本政府：“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俄以求保护。”（同上，51～54页）所以，只要中国的权力掌握在西太后的手里，日本就很难再有机会。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沦为俄国的傀儡，唯俄国人之言是听。一旦中国为诸国所瓜分，日本所能得到的恐怕只有福建一省，即使这一点点，还在不可必得之数。“欧力既全趋于东方，亚洲大陆必狼藉糜烂，日本能免其害乎？露人（俄国人）哥杀（萨）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支那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这样看来，日本真是没有理由不为康梁的“秦庭之哭”所感动，何况事关日本的生存与发展。
康有为来到日本之后，也曾与政界多方联络，乞求他们尽快采取行动，以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近卫笃麿日记》就记载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与林北泉、柏原文太郎一同来拜访近卫的情形。他们谈了很久，最后，康有为近乎哀求地说：“贵国如在此时不惜助一臂之力，削弱太后之势力，谋求皇帝复位，其事必成。若事成，贵国之厚恩，鄙邦臣民永不相忘。”尽管康有为说得如此恳切，近卫却似乎并不为其所动，依然说得冠冕堂皇：“外交之事，倘若只是贵我两国便能决定之事尚可，但此事不可不体察列强之态度。非遽然云可否之事。目前情况下只可放言漫谈。”（《清人日记研究》，15页）其实，日本政府考虑到本国情况和国际形势，此时还不想与俄国摊牌，公开对抗，更不可能为了中国牺牲日本的利益。所以，康梁寄予很大希望的“秦庭之哭”，最终只落得“放言漫谈”四个字，他们的失望是可以想见的。康有为后来跑到英国，幻想得到英国的帮助，结果还是空手而归。他在离开日本赴加拿大，抵达维多利亚港时，对《泰晤士报》记者说：“不日即当转往伦敦，盖欲将中国危亡之故，陈说于英女皇前，望英皇开导中国西太后，令其勿复死心庇俄，以误其国。”（《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99页）《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也对此事有所记载：“（四月）二十二日，至伦敦，馆于前海军部尚书柏丽斯子爵家。先君戊戌蒙难至港，适柏丽斯由英伦来，相见甚欢，愿救德宗自任。此次子爵代请英廷拟推到那拉氏政权，实行立宪。以议院开会，进步党人数少十四人，未通过。乃于闰四月离英伦，重返加拿大。”（《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83页）
保皇运动
康梁的“秦庭之哭”无果而终，愤而转求自救。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中旬离开日本赴加拿大，三月二十四日，梁启超有一封写给夫人李蕙仙的家书，其中提到康有为前一日来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梁启超因此也特别激动，他在信中写道：“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今即以横滨一埠论之，不过二千余人，而愿入会者足二千人，其余各埠亦若此耳。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劳苦以办之。”他还表示：“先生与吾，志在救世，不顾身家而为之，岂有一跌灰心之理。”（《梁启超年谱长编》，177～178页）《清议报》第十八册刊载了康有为三月十一日在加拿大鸟威士晚士打（New Westminster，今译纽威敏斯特）埠的演说，其后有罗裕才的笔记，对当时海外华侨的民气民情有生动描写，他写道，康有为“乃起立大呼曰：‘我今谨问各乡里兄弟大众，愿齐心发愤救中国否？愿者拍手。’堂下千数百人皆应声起立，举手拍掌，西人数十亦应声起立，举手拍掌。又大声问曰：‘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今既幽囚，大众愿齐心发愤，救我皇上否？愿者拍掌。’堂下千数百人皆应声伸手拍掌。乃曰：‘我兄弟如此齐心，人之所欲，天必从之，皇上必可保存，而中国可望救矣，愿共发愤。’千人欢呼，乃散”。（《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07页）
己亥年（1899年）六月十三日，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康有为有诗记这件事的经过，他写道：“己亥六月十三日，与义士李福基、冯秀石及子俊卿、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创立保皇会，二十八日至域多利（维多利亚港）中华会馆率邦人祝圣寿，龙旗飘飏，观者如云，湾高华（温哥华）与二埠同日举行，海北祝嘏，自此始也。”后来常有人嘲笑他在海外导演了一出闹剧，说的就是这件事。开始似无保皇会之名，只称保商会。华侨中十人九商，保商就是保侨，也就是团结华侨爱国兴邦的意思。后来有人提出，“保皇乃可保国，乃易名保皇会”，据康同璧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此保皇会之缘起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84页）
保皇会成立后，康有为派遣门人徐勤、梁启用、陈继徵、欧榘甲分赴南北美洲、澳洲二百余埠成立分会，会员一时达到百余万人，并且在各地创办报馆和学校，请西洋人操练学生，搞得红红火火。这是康有为与保皇会最风光的时候。这时的梁启超也没闲着。这一年（1899年）的六月，梁启超与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润楠、张智若、梁子刚、陈侣笙、麦仲华、谭柏笙、黄为之等十二人结义于日本江之岛的金龟楼。他们结义的目的本在互相激励，不致日久使革命斗志有所消磨，但此事后来却被上纲上线，成为梁启超自立山头，搞分裂的罪证。不过，那时的梁启超确实与孙中山一派过从甚密，并且讨论过孙、康两派的合作计划。康有为担心自己因此被架空，由梁取而代之。那时，在日本的还有罗普（孝高），他的妻子是麦孟华的妹妹，他没有参加结义。据说康有为知道此事后，半开玩笑半生气地对麦孟华的父亲麦柏君说：你有眼睛，选到一个好女婿（指罗普）；我无眼睛，选到一个不好的女婿（指麦孟华的弟弟麦仲华，康将女儿康同薇许配给他）。麦孟华、徐勤也反对梁启超的做法，他们写信给康有为，说他落入孙中山的圈套，请康有为赶快设法解救梁启超在檀香山居住了大约半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汉口发动“勤王”，不幸失败被杀，株连而死的人相当多。据李云光回忆：“梁启超潜入上海策应，但亦无法补救。康氏打了一个电报，要梁氏到香港（疑为新加坡）相会。梁氏到了香港，往亚宾律道一号去见康氏。那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洋房，是保皇会的秘密会所，那时亚宾律道三号的房子还没有买下。康梁相见检讨汉口起义失败的事，又转到君主立宪的道理，后来又责问江之岛结义的事，认为梁氏领导十余人倾向革命，便是忘了光绪皇帝的救命大恩，做出忘恩负义之事。应当记得百日维新之时，守旧党要杀我们而甘心，湖南举人曾廉上书，举劾我们反满，大逆不道，应处以极刑。若非光绪皇帝全力卫护，我们早被杀头，哪有今日？当时你口口声声颂扬皇帝恩德，现在却要革他的命。康氏越说越生气，就顺手拿了一个夹着报纸的报夹子，向梁氏掷过去，口中大叫：‘你的命是光绪皇帝给你的！’虽然康氏无意真打，一击不中，梁氏却大惊跪下，俯首认罪。从此确定了 ‘保皇 ’的路线。”（《追忆康有为》， 347～348页）
梁启超的“背叛”行为，让康有为怒不可遏，他不仅自己写信痛斥梁启超，还发动其弟子声讨梁启超，犹如孔夫子的“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梁启超写信给《知新报》同人，痛责自己去年的行为，他说：“我辈互相责善，或至词语甚严厉，正是相爱之极，如兄弟骨肉，乃能有此，若悠悠行路人，则断无责备之理也。故以后我辈宜各各自会此意。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久不闻良师友之箴规，外学稍进，我慢随起，日放日佚，而不自觉，真乃可惧。近痛自改悔，每日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时时刻刻皆以自省。盖此五者，皆切中弟之病根。”（《梁启超年谱长编》，226页）四月二十一日写给叶湘南、麦孟华、麦仲华、罗孝高的信，又一次提起此事，他说：“去年长者来书，责以不敬，诚切中其病，而弟不惟不自责，乃至并不受规，有悻悻之词色，至今回思，诚乃狗彘不如，惭汗无极。其大病又在不能慎独戒欺，不能戒气质之累也。”又说：“弟近年之薄窃时名，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知其堕落，乃至如是之甚。近设日记，以曾文正（曾国藩）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而每日记意过者，乃至十分之上。甚矣，其堕落之可畏也。弟自此洗心涤虑，愿别为一人，不敢有迂视讲学之心，不敢有轻视前辈之意，惟欲复为长兴时之功课而已。”（同上，227页）
这段时间，他与康有为通信较多，因为自立军勤王之事，海内海外，有许多情况要及时商量和沟通，而每次致信，他总是诚恳地检讨一番，表示要自省和幡然悔改。梁启超的态度背后透露出康有为的不满，主要表现为他对梁启超有可能自立门户的担忧，不能容忍他自作主张，甚至后来居上。康有为一再强调感恩、主敬，其意就在这里。当时，在康梁师生内部，他们的冲突被视为内部的秘密，是不能公开的，所以，从大局着眼，梁启超也只能在康有为的威严面前俯首帖耳，作出谦恭的表示。但他又是一个理智、信念很强的人，始终不肯为报答师恩而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他在四月一日给康有为的信中谈到对“自由”的理解，特别申明：“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同上，234页）
新思想、新知识的感染和诱惑
梁启超是一个求知欲很旺盛的人，很容易受到新思想、新知识的感染和诱惑。康有为自诩，“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清代学术概论》，89～90页），是很自负的。梁启超则恰好相反，讲到自己时，他承认：“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同上，90页）当年的日本，对梁启超这样的青年爱国者来说，犹如西方文明的中转站，是接触西方文明的一条捷径。他们对西学的认识和了解，基本上是在这里完成的。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就流露出当时兴奋不已的心情：“哀时客（梁启超曾用笔名之一）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80页）这是因为，“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同上）。
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也谈到在日本读书的情况：“我等读日本书所得之益极多极多。他日中国万不能不变法，今日正当多读些书，以待用也。”（《梁启超年谱长编》，177页）梁启超以善变著名，其思想发生巨变，则始于初到日本的阅读。他在《三十自述》中说：“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8页）这种变化反映在他的文章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开始连篇累牍地大讲特讲“自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他的“自由书”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前后写了近八十篇。开篇“叙言”讲到“自由”二字的来历，他说：“西儒约翰弥勒（约翰·斯图尔特 ·密尔）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1页）他甚至在文章中自称“自由主人”（同上，41页），可见他对“自由”的钟爱。
梁启超所理解的自由，其中固然有卢梭“天赋人权”的意味，即承认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而人们必须让渡这种天赋的“自然状态”下的平等和自由，才能换取共同契约中的平等和自由。如果人类只有结成社会才能得以保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种通过契约来让渡权利的方式，恰恰是建构现代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在这个契约中，卢梭强调全体公民为主权者，国家代表主权者最高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如果政府或掌权者违反了“公意”，侵害了公民的权益，公民有权重新寻找统治者。这一点很符合梁启超当时的想法，所以他说：“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乎。”（同上，25页）那时，他是主张“破坏主义”的，他看到，“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50页）。他的意思是想说，重病要下猛药，矫枉必须过正，就好像给严重郁积了病邪的人用药，一定先用重泻之药，非经大刀阔斧、大黄芒硝，不能奏效，与现在有人所谓动大手术、休克疗法，意思是一样的。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主动破坏，还有立的可能，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我们任其发展，破坏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愈演愈烈，其结果只能是彻底溃烂而终不可救。所以说，人为破坏，犹如以药攻病；而自然破坏，就是以病致死了。
但是，他并不主张蛮干。他说：“凡所以破坏者为成立也，故持破坏主义者，不可不先认此目的。”（同上）他还说：“虽然，天下事成难于登天，而败易于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坏为快心之具，为出气之端，恐不免为无成立之破坏。”（同上，51页）就好像药不治病，反而加速了病人的死亡，遂使天下人对药产生不必要的怀疑，甚至讳疾忌医，再要治病就更难了。说到自由，他对卢梭“人生而自由”的论断也并未全盘接受，他说：“诸君熟思此义，则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谓天生人而人人畀以自由平等之权利云也。”如果天能给人以自由平等，为什么不能给人与动植物以自由平等呢？人对自然界的开发、掠夺靠的不是强权吗？他引康有为在《强学会序》中的说法：“天道无亲，常佑强者”，由此将问题引到如何自强上来。他说：“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则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欲自由一身，不可不先强其身，欲自由其一国，不可不先强其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31页）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他所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等西学名著，传达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日本人译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样一种观念，梁启超以此作为他所理解的自由的出发点。他在《放弃自由之罪》一文中专门发挥这种观点，他说：“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莫甚于侵人自由。而放弃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谓两者比较，则放弃其自由者为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盖苟天下无放弃自由之人，则必无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即彼之所弃者，非有二物也。”（同上， 23页）他进一步引申自己的观点，指出：“苟我民不放弃其自由权，民贼孰得而侵之？苟我国不放弃其自由权，则虎狼国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国民自放自弃之罪不可逭矣。”（同上，24页）他以法国和日本为例，继续发挥其观点：“昔法兰西之民，自放弃其自由，于是，国王侵之，贵族侵之，教徒侵之，当十八世纪之末，黯惨不复见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昔日本之国，自放弃其自由权，于是，白种人于交涉侵之，于利权侵之，于声音笑貌一一侵之。当庆应明治之间，踞天蹐地于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维新革命起，而日本国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然则，民之无权，国之无权，其罪皆在国民之放弃耳，于民贼乎何尤，于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贼而怒虎狼者，盍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扩张其固有之权，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同上）
这看上去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梁启超谈论自由，最后之落脚点恰恰是要开启民智，争取民权。开启民智就是要使国民在精神上成长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拥有可以和统治者平起平坐，要求自身权利的实力。在他看来，“文明之世，非治者与贵族与男子肯甘心自减杀其强者之权力也，实则被治者与平民与女子，其智力既已渐进，不复安于前此弱者之地位，而前者之强者，遂不得不变其暴猛之权力而为温良之权力。……彼野蛮与半开之国，统治者之知识，远优于被治者，其驾驭被治者也甚易，故其权力势不得不猛大。至文明国则被治者之知识，不劣于统治者，于是伸张其权力以应统治者，两力相遇，殆将平均，于是各皆不得不出于温良，若是者谓之自由。”（同上，30～31页）他的这种认识自有其渊源，他说：“昔康德氏最知此义。其言曰，统治者对于被治者等，贵族对于贱族，所施之权力，即自由权也。盖康氏之意，以为野蛮之国，惟统治者得有自由，古代希腊罗马，则统治者与贵族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国，则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同上）
他也用其所熟悉的“三世说”解释这种现象：“如一人群之初立，其统治者与被治者之差别殆无有，故君主对于人民之强权，亦几于无有，是为第一界，亦谓之据乱世。其后差别日积日显，而其强权亦次第发达，贵族之对于平民亦然，男子之对于妇人亦然，是为第二界，亦谓之升平世。至世运愈进步，人智愈发达，而被治者与平民与妇人，昔之所谓弱者亦渐有其强权与昔之强权者抗，而至于平等，使猛大之强权变为温和之强权，是为强权发达之极则，是为第三界，亦谓之太平世。”（同上，32页）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近世经一次革命，则有强权之人必增多若干，而人群之文明必进一级。前此经过者如宗教改革、政治革命皆是也。今日欧洲各国有强权之人，增于二百年前不知凡几矣，然则今日西人之强权发达已极乎？曰未也。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故资本家与男子之强权，视劳力者与妇人尚甚远焉。故他日尚必有不可避免之二事，曰资生革命（日本所谓经济革命），曰女权革命。经此二革命，然后人人皆有强权，斯为强权发达之极，是之谓太平。”（同上，33页）
“新”国民：争自由，兴民权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和这个国家国民的强弱成正比。数十年来，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欺凌，近十年来，中国受到日本的欺凌，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精神，在于精神的体现者，即全体国民。他读美国历史，最钦佩的不是华盛顿，而是1620年12月22日乘“五月花”号在北美登陆的 101位乘客。他仿佛看到，“冽风阴雪中，舍舟登陆，茧足而立于太平洋岸石上之时，其胸中无限块垒抑塞，其身体无限自由自在，其襟怀无限光明俊伟，殆所谓本来无一物者，而其一片独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所以他说：“今之人有欲顶礼华盛顿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同上，5页）那一年冬天，他在上野街头散步，看到街上一群群日本人在送其子弟从军，“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他们手举红白相间的旗帜，上面写着欢迎某君或欢送某君的字样，其中有两三面旗帜，上面写着“祈战死”三个字，梁启超见之，感到“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他被日本人的国民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他大声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同上，37～38页）
从哪里入手呢？他认为先要找到病源，才能对症下药。中国之病非一时一事所致也，积之愈深，引之愈长，其病源“远者在数千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13页）他发现，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是国家积弱的最大根源。其中，三大误区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梁启超称为理想）：一曰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差别。他说：“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缘此理想，遂生二蔽，一则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二则怯懦而不欲与他国争竞。以此而处于今日交通自由竞争最烈之世界，安往而不窒碍耶？故此为中国受病之第一根源。”（同上，15页）
二曰不知道国家与朝廷是有区别的。他说：“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寖假而以国家为朝廷之所有物焉，此实文明国民之脑中所梦想不到者也。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云者，不过偶然一时为国民中巨擘之巨室云尔。有民而后有君，天为民而立君，非为君而生民。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其理本甚易明，而我国民数千年醉迷于误解之中，无一人能自拔焉。”（同上，16页）
三曰不知道国家与国民之间关系究竟如何。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乃吾中国人之理想，有大异于是者。唐韩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愈之斯言也，举国所传诵，而深入于人人之脑中者也。……盖我国民所以沈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见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说，成为义理，而播毒种于人心也。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挚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怍，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安所往而不败也。”（同上，16～17页）
上述这三大误区长久以来统摄了中国人的思想，也养成了以奴性、愚昧、自私、好伪、怯懦、被动为特征的国民性。这样的国民不仅不会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即便有人替他争取到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也不会享用，甚至拒绝享用，反而视其为大逆不道。国民如此，国家又如何强大呢？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应该不只是经济落后、军事落后、科学技术落后，更有思想落后、精神落后，所以才在生存竞争中败下阵来。所谓优胜劣败，这个优，首先是人的优化。梁启超说：“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物，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秀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同上，18页）然而，国民的落后，又不是天生的、命定的，“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这里所说的政术，就是统治术，梁启超把它归纳为四种：“曰驯之之术，曰餂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所达到的效果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同上，28～29页）
首先，驯之之术，即所谓国民教育，其目的无非是使其国民失其本性，如求智之性、独立之性、合群之性，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顺民。“法国大儒孟德斯鸠曰，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日本大儒福泽谕吉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同上，29页）这里所说，可谓一语中的，“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为我也，好伪也，怯懦也，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也，今不惟不耻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专为我，不甚好伪，不安怯懦，不乐无动者，则举国之人视之为怪物，视之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观于此，而叹彼数千年民贼之所以驯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同上，30页）。
其次，餂之之术，也就是用功名利禄来诱惑国民，收买国民，“孟德斯鸠曰，专制政体之国，其所以持之经久而不坏裂者，有一术焉，盖有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于是，一国之中最有聪明才力者，皆入于其彀中。其手段就是向人们许诺富贵，所谓“吾能富而贵之”。为了得到富贵，有人不惜出让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权利。
其三，役之之术，是指役使官吏保其一姓之私产。官吏只向一家一姓负责，不向所有国民负责。因为，任命他们的权力不属于国民。“故专制国之职官，不必问其贤否，才不才，而惟以安静、谨慎、愿朴，能遵守旧规，服从命令者为贵。中国之任官也，首狭其登进之途，使贤才者无自表见；又高悬一至荣耀至清贵之格，以奖励夫至无用之学问，使举国无贤无愚，皆不得不俯首以就此途。以消磨其聪明才力，消磨略尽，然后用之，用之又非器其才也，限之以年，绳之以格，资格既老，虽盲瘖亦能跻极品。年俸未足，虽雋才亦必屈下僚，何也，非经数十年之磨砻陶冶，恐其英气未尽去而服从之性质未尽坚也，恐一英才得志，而无数英才，慕而学之，英才多出而旧法将不能束缚之也。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纵群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议者，直如玩婴儿于股掌，戏猴犬于剧场，使立其朝者，不复知廉耻为何物，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责任为何物，而惟屏息蜷伏于一王之下。”（同上，32页）
其四，监之之术，简而言之，就是担心老百姓造反，以军队、官吏防备之，监督之，并以法律约束之。清代某亲王说，吾国军队是用来防家贼的。“此三字者，盖将数千年民贼之肺肝和盘托出”。统治者防备老百姓唯恐有疏漏，所以，“伪尊六艺，屏黜百家，所以监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厉禁立会，相戒讲学，所以监民之结集，使不得联络通声气也；仇视报馆，兴文字狱，所以监民之耳目，使不得闻见异物也；罪人则孥，邻保连坐，所以监民之举动，使不得独立无惧也。故今日文明诸国所最尊最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会之自由，言论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动之自由，皆一一严监而紧缚之”。其结果，是使全体国民“灰心短气，随波逐流，仍入于奴隶、妾妇、机器之队中，或且捷足争利，摇尾乞怜，以苟取富贵，雄长侪辈而已”。（同上，33页）
有感于此，梁启超说：“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同上）他还说：“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同上）所以他在致康有为的信中为自己辩解说：“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则教受者耳。）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梁启超年谱长编》，234～235页）康有为责备梁启超鼓吹革命，鼓吹破坏主义，是未将法国大革命引为借鉴，而且过于轻信卢梭的学说了。但是，梁启超并不认为法国革命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可以成为中国拒绝革命的理由。他说：“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卢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诸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诸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所以他说：“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同上，235页）
他进而为自由的学说辩护：“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对于全盘否定法国革命的观点，他也持反对意见，认为不能把法国革命说得一无是处。他说，英国是一个立宪政治最发达、最完备的国家，对英国来说极为关键的 1832年议院改革，就是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恰恰源于拿破仑的并吞或占领。所以他说：“但观于此，而知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同上，235～236页）
他对康有为的“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也持有异议，甚至惊讶老师怎么会说出“张之洞之言”。他认为，兴民权与开民智是相辅相成的，不兴民权，无以开民智；不开民智，又很难兴民权。尤其是当时的国民素质，不提倡自由，则民智也开不了，民权也兴不了。“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之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同上，236～ 237页）也就是说，人人自由才有可能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而给中国政治带来新的气象。
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
康梁二人思想上的分歧固难弥合，但在行动上，梁启超却只能作出让步，最明显的，就是停止了和孙中山的来往，双方关于合作的努力亦付诸东流。《清议报》也交给麦孟华主持，遂了康有为的心愿。因为《清议报》自创刊以来，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发表了很多鼓吹革命、鼓吹民权的文章，鼓吹保皇的文章倒很少发。对此，康有为一直都很不满意，但他远离日本，鞭长莫及，却也无可奈何。梁启超的冲动，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梁启超派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对康有为来说，可谓一石二鸟，一举两得。梁启超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赴檀香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间返回日本，未作停留，马上归国接应将要发动起义的唐才常。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杀，梁启超转赴香港、新加坡，见康有为，居若干日，应澳洲保皇会之邀，为澳洲之游，主要是为了筹款。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春夏之交，才返回日本。这段时间，康有为比较信任的弟子，对梁启超仍有一些怀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梁启超离开澳洲前致信康有为，还抱怨罗孝高对他不信任：“而孝高来书乃疑弟子有不实不尽之言。弟子之事先生，何等恩义（何等名分），而敢以权术施诸长者之前耶？”这里表面上说的还是募捐的数额，罗孝高怀疑梁启超有所瞒报，但言外之意，却很难说没有更深层的原因。所以，他婉转地拒绝了康有为派他去南美筹款一事，表示“愿居长崎，以任内事”。（同上，262～263页）
回到日本半年后，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清议报》出至第一百期。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梁启超写了名为《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纪念文章，并以特大号印行出版。没有想到的是，特大号问世不久，设在横滨元居留地百五十二番馆的报社突遭火灾，馆舍和一应设备全部焚毁。由于保险单没有写清经理人的姓名，保险公司拒付赔款，《清议报》只好停刊。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再次重申他对自由的向往：《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各国议院议事时皆别设一席，以备各报馆之傍听记载）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英国议院以贵族、教徒、平民三阶级组织而成，盖英国全国民实不外此三大种族而已。）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讴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谅哉言乎，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观已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究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或曰是法国大革命之产儿也。而产此大革命者谁乎？或曰中世纪神权专制政体之反动力也。而唤起此反动力者谁乎？或曰新学新艺勃兴之结果也。而勃兴此新学新艺者谁乎？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介绍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49页）
说到《清议报》的特色，他认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同上，54页）
从梁启超的这一番议论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至此仍未得到解决，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对康的批评不以为然。甚至康有为明确反对的“自由书”这个专栏，他仍然自诩为“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做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同上）。谭嗣同的《仁学》在《清议报》连载，由于其中有激烈反满和批判君权的文字，康有为几次干涉，要求撤稿，甚至下令撕毁报纸重印，但梁启超在这里仍对《仁学》称赞有加，他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同上）
《清议报》停刊不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梁启超创办了在其办报生涯中最为重要也最风光的刊物《新民丛报》。这时距《清议报》停刊只有一个多月，梁启超邀了冯紫珊、黄为之、邓荫南、陈侣笙等开创这支生力军，受到读者的热情支持，“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梁启超年谱长编》，272页），创刊号就印了四次，以后各期也常常补印。很快，发行量就突破五千份，最多发到一万四千份，除了日本，国内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山东、直隶、上海、天津等省市，国外的朝鲜、越南、暹罗、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地及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都设有销售处。这段时间，由于编辑部内部人手很少，梁启超几乎是独自一人承担了《新民丛报》的编撰业务。当时，他每晚要去大同学校给学生们讲授中国历史，白天就在山下町《新民丛报》编辑部的三楼上写文章，每天大约要写五千余字。这是他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写文章最多，名声最大的一个时期。
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讲到办刊宗旨，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立论，以为智育之原本。（同上，272页）
由此言之，梁启超此时的思想，与办《清议报》时是一脉相承的，他的《新民说》显然是对《中国积弱溯源论》的进一步发挥，其规模自然更加宏大，非《清议报》时所能比。这一年，他作了大约几十篇文章，有的甚至就是专著，除了《新民说》是几十万字的巨著外，还有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改革财政私案》、《新史学》、《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科苏特）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罗兰夫人传》、《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等著作，篇幅也很长。此外，他还写了一大批更有战斗性的文章，比如《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释革》、《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敬告留学生诸君》、《敬告当道者》、《敬告我同业诸君》、《答飞生》、《答和事人》等，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其中《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再次与康有为发生了冲突。
放弃保教
对康梁来说，保教不是新的问题。至少在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就有了创立孔教的夙愿，并以教主自居。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期间，也是“保教”论的积极鼓吹者，“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10页），招致许多人的反感。章太炎就曾为此与梁启超等人激烈争吵，乃至拳脚相加，闹得很不愉快。这也是梁、章最初分手的重要原因。后来，梁启超到湖南长沙讲学，黄遵宪也劝他少谈保教，虽然康有为提出保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还提保教却是不明智的。黄遵宪是梁启超尊敬的前辈，他的话，梁启超听了，但并没有完全听进去。另一位前辈学者严复在此之前也曾写信给梁启超，对保教提出不同看法，并与之商榷。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说得很客气，也很夸张，很有梁氏风格，他说：“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之，而服先生之敢言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9页）又说：“此义也，启超习与同志数人私言之，而未敢昌言之。”（同上）意思是说，他私下里赞同严先生的意见，但公开场合不敢说，或不便说。但他话锋一转，又说：“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藉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此意先生谓可行否？抑不如散其藩篱之所合为尤广也。此两义互起灭于胸中者久矣，请先生为我决之。”（同上，110页）
但数年之后，梁启超无须严复先生为他决之，自己就决定了放弃保教的主张。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前的小序中写道：“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50页）其思想变化之大，连黄遵宪亦不敢相信，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中国新民当出公手，万一非公所作，别有撰著之人，极欲闻其姓名，又欲叩公之意见也。”（《梁启超年谱长编》，282页）黄遵宪是非常赞赏这篇文章的，他在读了《新民丛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后，给梁启超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讨论教不可保的问题，并询问作者“中国新民”是谁。他已经猜到是梁启超，如另有作者，他也希望知道他的名字，并询问梁启超对这篇文章的意见。但是，这篇文章也刺痛了康有为，虽然梁启超事先声明，写这篇文章，是“我操我矛以伐我”，但康有为心里很明白，这是梁启超在思想上对老师的背叛。当时康有为正在大力倡导设孔教会，呼吁将孔教定为国教，梁启超的文章给各地刚刚兴起的尊孔保教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梁启超却不谓然，他在文章发表后数次致信康有为，申诉自己的理由和立场。在他看来，巴拿马、新加坡乃至日本横滨等地近年来搞了许多尊孔活动，其实对传播孔子的思想毫无帮助，与救国大局也没有任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诚不如以之投诸学校之为妙矣”（同上，277页）。对于新加坡集资二十余万修建孔庙一事，他更表示“深惜之”，以为不如“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多矣”。（同上）
说到保教的问题，康有为仍然坚持多年前的观点，认为“教强国强”。但梁启超已经不这么看了，他说：“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他显然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今日欧美各大强国之所以强大，都经历了摆脱神权统治以及宗教精神束缚的过程，他说：“且弟子实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他还看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使得“倍根（培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苏教（基督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同上）他由此联想到孔子思想两千年来对中国人精神的束缚，直接造成了中国人的奴性和愚昧，因而，当今之世，不仅不应该尊孔，相反，应该使国民认清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如果说前若干年还可以借孔子之言“托古改制”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
所以他认为，用孔教抵制基督教，完全是一厢情愿，不仅没有抵制的必要，而且根本也抵制不了。他明确指出：“保教之论何自起乎？惧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吾以为此之为虑亦已过矣。彼宗教者，与人群进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53页）如果说孔子的思想也是一种宗教的话，那么，在科学日盛、迷信日衰、自由日张、神权日缩的时代，它不仅不能整合国民的精神信仰，使国家摆脱日益衰弱的局面，变得强大起来，反而会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一块绊脚石。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既然是彰显科学、伸张自由，我们又何必逆潮流而动，拾人牙慧，袭人唾余，人弃我取，人恨我爱呢？他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梁启超年谱长编》，277～278页）这番话能够从梁启超的嘴里说出来，是破天荒的，表明他在思想学术方面确实发生了新的重大的转变。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到这件事：“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 ’，亦不甚谈‘改制 ’。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清代学术概论》，86页）
在他看来，中国两千年未有进步，其原因就在于“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而“保教党所生之结果”也在这里。一方面，取近世新学新理去比附孔子的学说，“是所爱者，乃在孔子，非在真理”；另一方面，先哲未尝行则我不敢行，而我行之一定先证明先哲已行。他说：“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同上，87～89页）这是梁启超在二十年后的说法。当时，康有为只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学生故意在标新立异，以此来逃避服从的义务。他甚至怀疑梁启超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小团体，担心因此造成内部的分裂。但是，梁启超不能接受这种“诛心”式的批评，他说，如果先生认为我的意见不对，批评我，教育我，我愿意接受，但也希望能辨明是非；如果说我有二心，想要自立门户，“则不敢受”。多年以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梁启超年谱长编》，298页）
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辛丑年（1901年）底，慈禧与光绪一行启程回北京，结束了一年零四个月的“避乱”生涯。虽然，避乱期间的慈禧迫于国势舆情，不得不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宣称“维新”，并将戊戌维新时没有来得及办，或虽然已办，但政变之后又取消的事项拿来做做样子；而且，还一再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但是，明眼人看得出来，所谓变法维新，不过是这个老女人在羞愧得无以对人时，假借变法的各种诏旨来遮一遮羞罢了。事实上，人们一直没有看到清朝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作出哪些实质性的改变或进步。溥儁的大阿哥的名号虽然被撤销了，但人们所希望的光绪皇帝的复位，看上去仍然遥遥无期。而《辛丑条约》的签订，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的重负，又完全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慈禧的大人大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见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其实是要老百姓来为之埋单，为此各地纷纷加税，搞得民不聊生；而官员们依然是歌舞升平，贪赃枉法，醉生梦死，腐化堕落。亡国之危险，已迫在眉睫。保皇会都是忠义爱国之人，反而被清政府视为逆党，遭到严酷镇压，许多人的家属亦被抓捕杀害。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和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愤然指出：“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同上，286页）在这封信中，梁启超承认，当今讲民主、扑满、保教的确很难说出口，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这样讲，同门中像徐勤、欧榘甲、韩树园等人，其猖狂之言，都超过他十倍。他断然指出：“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而且，“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同上，286～287页）凑巧的是，就在此时，美洲各地的华侨也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希望康有为能像华盛顿领导美国革命一样，以铁血革命的手段，率领大家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康有为看到众弟子和党徒的这些言论，颇不以为然，但也深感忧虑。所以他当时写了两封很长的信，申述不能革命排满的理由，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康的这两封信首先刊登于《新民丛报》，不久又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作为单行本发行。其巨大的影响力使保皇党内鼓吹革命的声音日渐其衰微，梁启超在癸卯年（1903年）后从革命向改良的大逆转，也很难排除这封信的影响。在社会上，康的这两封信更被看作是反革命的宣言书，章太炎因此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氏的观点痛加驳斥；随后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出狱后，则加入《民报》，参与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从一定意义上说，康有为的这两封信是最初的导火索。
康有为之“反革命”
康有为在这两封信里讲了些什么呢？主要讲不能革命的理由。首先他把革命视为忘恩负义的举动，痛责其弟子和会众：“然愤激之余，遽欲为革命自立，独不念舍身救民之圣主乎？”（《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74页）意思就是说，你们天天喊着要革命，要赶走满洲人，对得起舍身救民的光绪皇帝吗？难怪梁启超后来为自己辩解时还说，推翻满清政府，不一定要赶光绪下台，可以请他担任第一代大总统。他还把这个意思写到《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中，其中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一代大总统名叫罗在田，就用了爱新觉罗 ·载湉的谐音。即便如此，康有为仍然认为，如果审时度势而明义理的话，就不会选择革命，无论如何，革命都不是明智之举。
他看到的时势和义理是什么呢？那时，主张革命的人动辄爱讲英、美、法，针对这一点，他说：“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同上，475页）原来，在欧洲十六个国家当中，采取革命手段的只有法国，其他国家都选择了立宪。而且，他提醒大家注意：“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他还说，如果法国革命真能造福国家和人民，那么，实行革命也未尝不可。但事实上，“今各国之宪法，以法国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美国革命又不同，他认为，革命在法国不成功，在美国却很成功，原因在于美国是个新国家，人口不多，没有负担，“故大更大变，事皆极易”。不过，就中国而言，既学不了美国，也学不了法国。为什么呢？“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跃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其必然也。”（同上）也就是说，以中国目前之条件，要革命，一定是自寻死路。他的所谓义理还是“三世三统”那一套，即以据乱、升平、太平划分三个历史阶段，“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同上，476页）。他认为，现在是据乱之世，不仅不能一步跨到世界之大同，不能一步跨到民主社会，而且只能搞君主立宪。他振振有词地说，难道欧洲那些国家不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吗？为什么他们流血牺牲取得了民权，还要把君主从别的国家请回来呢？因为，“有不得已之势存焉”（同上）。“不得已”这三个字很重要，说明了历史客观性对人的主观愿望的制约，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所以“百年来欧洲十余强国，亿兆才人志士，但求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耳”（同上，477页）。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结果，人民得到的是实惠，君主得到的只是个虚位，又何乐而不为呢？
康有为自诩，戊戌年（1898年）以前，他也曾鼓吹革命，“舍身为之，与天下志士有同心者也”。他历数自己那些年所做之事，无不为争民权，“盖不得于上则欲争于下也”。可是，“戊戌之年，皇上赫然变法，百日维新，薄海额手而望自强，万国变容而为起敬，已然之效，天下所知，非同虚想也”（同上）。英、法等欧洲国家争了上百年，流血数百万，才得到的民权，光绪皇帝“不待民之请，又非鉴万国之变，而以救民之故，亟亟予民权自由”（同上），康有为情不自禁地赞叹：“其心至仁如天，至公如地，其公天下而无少私，视天位如敝屣，此欧洲各国所未有，中国数千年所未闻也。夫万国力争流血所不得者，而皇上一旦以与民，我四万万不待流血，不待力争，而一旦得欧洲各国民自由民权之大利，此何如其大德哉！”（同上，477～478页）这样的皇上，我们忍心背叛他吗？就因为他要救民变法，不幸被慈禧关押起来，维新事业亦半途而废？“人以救我而至大祸，我民乃不能救之，于报施之礼，已为不公，况因恩人不幸在祸，被缚于贼之时，而反戈攻之，曰革命，曰扑满，是以怨报德，以仇报恩也”。（同上，478页）康有为恨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慈禧，一个荣禄；他乐观地相信，只要除掉这两个人，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根本用不着推翻清朝政府；而慈禧、荣禄的年纪都已超过六十岁，光绪却只有三十岁，一旦有变，皇上复辟是必然的。在他看来，只要“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诸君何不少俟之”（同上，479页）！这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但他却固执地认为，革命没有必要，不如通过大家的努力，帮助光绪皇帝复辟。
康有为认为，革命不是一个国家的吉祥善事，即使革命成功了，亦不过“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而且，以中国土地之大，人口之众，语言之难通，要一统天下不容易，要各自为政，拥兵自立却不难。到那时，“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同上，479～480页）法国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革命之后，乱了八十年，而中国“若有大乱，以法乱之例推之，必将数百年而后定，否亦须过百年而后定”。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列强正对中国虎视眈眈，如果中国不乱，或者还有希望；一旦中国乱了起来，必然遭到列强的瓜分，昔日之印度，就是今日之中国。他说得很沉痛：“夫始为变法自强而来，终为内乱自亡而去；始为救国保种而来，终为鬻民灭国而去。”（同上）又说：“言革命者，必谓非经大杀戮，不能得大安乐，故杀人数万万，乃其本怀，原不足动其心，然使杀之而必能救中国犹可也，然自相屠杀，剪其种族数万万，而必至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也。志士仁人，何忍出此！”（同上，480～481页）
凡是鼓吹革命的人，都自称为争民权，争自立，对此，康有为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民权自由与革命，根本就是两回事。革命未必能实现民权自由，而民权自由的获取，也不必通过革命。所以，“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同上，482页）。他不很相信革命者的表白，在他看来，他们只是利用了民众对民权自由的渴望，把民权自由当作诱饵，“以鼓动大众，树立党徒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不能认为他说的全无道理，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一再为他的这种理论提供了注脚。而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不要指望他们中能出华盛顿，法国革命前，其社会发展比当今中国进步得多，但是，仍然不能阻止拿破仑的出现，何况中国向来没有民主立宪的社会基础，如果轻信了革命者关于民权自由的许诺，那么，一旦他们掌权，只能是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绝不可能是尧、舜、华盛顿。他批评梁启超等，“一二文章好异求速之人，日读法、美之书，而不审中国之势，妄为此说，此以四万万之人命为戏场也”（同上）。即便有一天成功了，“亦不过助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之帝业”（同上，483页）。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人，不能不佩服康有为的预见性，对此人们是有切身体会的。
所以他说：“与其望之空虚必无有未可信未出现未著效之华盛顿，何如望之已有已现已效之皇上乎？”（同上）康有为的一厢情愿，固然有他个人对光绪知遇之恩的感念和回报，但不能说没有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判断：“故审时者，无皇上之圣仁，而绝望于西后、荣禄，言革命可也，有皇上之圣仁，则不必言也；有皇上之圣仁而已遭毒弑之大变，而绝望于高丘之无女者，言革命犹可也，有皇上之圣仁，而历劫不坏，则犹有可望中国自强，生民自由之日，则不可言也。”（同上，485页）其实，康有为为报光绪知遇之恩而尽力维护清朝政府的做法，一直是革命党攻击的主要目标，但他自称保皇，似乎并不以保皇为耻。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主张革命的人，开口闭口必攻满洲，难道满洲人不是中国人吗？如果说因为政治制度不好，那么，清朝的政治制度是从汉、唐、宋、明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满洲人独创的；而且，清朝政府废除了明朝的许多苛政，康熙实行一条鞭法，取消了实行两千余年的徭役制度，使百姓再无差徭之苦，“可谓古今至仁之政矣”（同上，487页）。满人固然有该杀者，不过慈禧、荣禄而已。他质问革命者：“日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日言公理，何至并现成之国种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同上，488页）
康有为的这两封信都写于旅居印度的时候，除了身边的个别人，他与梁启超等弟子门人，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来见面的机会很少，思想交流更谈不上，因此造成了很多误会和分歧。他所以要写这两封信，目的很简单，就是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制止愈演愈烈的思想混乱。他说：仆自逋播海外，与知友门人离群索居，不得讲习讨论久矣，其或激于回銮之后，复辟不闻，贼臣柄政，中国无望，怨愤之余，或生异说，非仆所知。今自由之风既开，求新之说日甚，亦非吾远隔万里所能遑制。惟仆开会保皇，矢死靡他，苟非皇上遭变，必不少改宗旨。其各报有异论者，皆非仆之意。即使出自仆之门人之说，若为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与仆同者也，吾徒也；若为革命攻满之说，则与保皇之旨相反，与仆不同者，非吾徒也。即使出自仆门，或已有盛名，亲同患难者，既为异论，即与仆反，诸君切勿以为仆之意也，勿听之也。（同上，490页）
康有为在这里说得还算克制，没有点梁启超的名，其后，《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一书辑录这两封信时，康有为在其所加跋语中，直斥门人梁启超、欧榘甲为“愚妄无知”，他说：诸公终日饱食，摩腹无事，掉笔摇舌，妄放高谈，曰联邦联邦，曰邦联邦联，小民无知，震于诸公之盛名，或学者之雄辩而误信之，则中国殆哉！美、日一言而夷吾为保护国，再进乎则不知所届，其亡其亡矣。近廿年来，自吾愚妄无知之门人梁启超、欧榘甲等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至今各省分争若此，此则梁启超之功也。欧榘甲作《新广东》一书，流毒至今，今《新广东》如其愿矣，而新广东分为七政府，生民糜烂，则欧榘甲之功也。不料今者某君又倡联邦之说，腾报全国，议论纷起，大率恐中国太寿而促其亡而已。今俄革命后分为九国，将亡于德矣，能不耸乎？综合十余年来各新学者之说，拾欧美唾余，高谈革命自由共和联邦一切之论，自以为知新得时，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奇谬大愚，发愤以亡中国而已……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吾国人尚慎鉴之，勿甘从印度之后也。（同上，504～505页）
康有为的这两封信公开了他与梁启超的矛盾，他甚至威胁要断绝师生关系。在不久之后写给梁启超的私人信件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梁启超年谱长编》，300页）对梁启超来说，这是一件很严峻的事，他不能不有所表示。康有为在收到他的悔过信后，虽余怒未消，暂时还是原谅他了：“知汝痛自克责，悔过至诚。此事关中国之大局，深为喜幸。前事可作浮云过空，皆勿论也。惟汝流质易变，若见定今日国势，处万国窥伺耽逐之时，可合不可分，可和不可争，只有力思抗外，不可无端内讧，抱定此旨而后可发论。至造国民基址，在开民智、求民权，至此为宗，此外不可再生支离矣。”（同上，299页）在这段时间里，黄遵宪也曾写信与梁启超讨论民权、自由、革命、自立以及将来政体等问题。除了在保教这一点上，黄遵宪不同意康有为的观点外，在其他方面，他们接近的地方倒是很多。不过黄遵宪讲得很委婉，比如：“然读至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窃以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也。”（同上，301页）又说：“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同上，302页）说到革命、排满，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然以今日之民操此术也以往，吾恐唱革命者，变为石敬瑭之赂外，吴三桂之请兵也；唱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唱分治者，忽变为犹太之灭，波兰之分，印度、越南之受辖于人也。”（同上，305页）梁启超有一种看法，认为清政府已失民心，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黄遵宪则告诫他：“仆以为由蛮野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也。”（同上）他还举了义和团的例子，以此来说明当下的国民素质，是不宜以冒险进取破坏革命鼓动之的。
梁启超于民国元年（1912年）回到北京，他在报界欢迎会上演说，讲到自己思想的变化，是这样说的：“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所以，“自癸卯（1903年）甲辰（1904年）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同上，298～299页）在这里，梁启超虽然没有提到康有为的批评和黄遵宪的劝说，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壬寅年（1902年）的这一番思想激荡，恐怕也未必会有癸卯年（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洲之后所发生的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师生龃龉，关系恶化
然而，梁启超思想上的“出轨”，不仅给他和康有为的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师生之间的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坦然，多了几分小心和顾虑；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被保皇会内部的一些人利用，挑拨离间，制造事端，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龃龉，一度甚至到了分裂的边缘。癸卯年（1903年）正月，梁启超启程赴美洲考察，并为保皇会所办各项实业集股、筹款，其中，扩大广智书局的股份，并为即将开办的香港商会集股招商，是此行的两件大事。在此期间，港、澳方面与横滨方面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保皇会成立之初，考虑到港、澳特殊的地理位置，靠近广东，便于对内地开展工作；而康有为被日本礼送出境之后，这里更成为最佳的落脚点；许多老朋友和同情康梁的人，都集中于此地，他们中不乏肯出钱支持保皇事业的商界精英；于是，便将总局设在了澳门，由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主持日常工作。不久，欧榘甲被派往美洲，韩文举亦赴日本，罗璪云恰于此时加入进来，成为港、澳总局的实际领导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梁启超曾致信康有为，希望能被派到港、澳主持大局，但由于他和孙中山来往密切，又力主两党联合，引起康有为的反感和疑虑，对他放心不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几年来，梁启超在日本办报、办学、译书、写书，搞得有声有色，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明显超过了康有为，日本横滨也成为保皇会事实上的另一个中心。这种情形的出现，康有为固然不能说什么，但他心里不可能没有想法。平常可以相安无事，一旦有了分歧或嫌隙，就会慢慢发酵出一种怨恨的情绪，从而使两个人的关系恶化，并最终演变为一种成见。
保皇会自成立以来，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是会员中富商或家境富裕之人的资助；三是经营性的收入。最初，经营的项目基本上都属于文化范畴，比如他们先后创办了《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新小说报》，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底创办了广智书局。这些项目均采取集资认股的方式，广智书局更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向港、澳华人，北美和大洋洲的华侨出售股票。此次游历美洲，恰好可以扩大书局的股份，梁启超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上述这些项目，除《知新报》外，都在梁启超的实际控制之下。那时，康有为正遭清政府追杀，避居在印度大吉岭，经济一度十分窘迫，接济他的主要是梁启超。自立军勤王失败以后，保皇会把工作重点转向办学和实业，香港方面也提出了集股开办商务公司的建议。当时，梁启超曾表示反对，以为不容易成功。冯紫珊和黄慧之也不很赞成。这就引起了港、澳总局同仁的不满，以为他们意气用事，不肯帮助总局，于是，反过来攻击梁启超和黄慧之。黄是华侨富商，同时担任广智书局的总经理，于是有人说广智书局经营不善，又说福生泰（黄家生意）资本全系书局之款，黄慧之在给横滨麦孟华、冯紫珊、谭伯笙、罗孝高的信中说：“彼等与滨中人极少交涉，本无意见，彼近日最恶滨中人者，其故有二：其一则谓译局加股，有碍商会招股，且谓弟等只顾译局，不理商会；其二则谓截留报栈股份不交，使港局无款开办。因此二事，遂迁怒于横滨，并且肆言攻击矣。”（《梁启超年谱长编》，313页）当时，香港这边主要是罗璪云、邝寿民、王镜如等，他们不仅威胁要自立门户，一拍两散，而且到康有为那里告梁启超的状，说他“欲背长者”（同上，320页），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最容易挑拨康梁之间的关系，使康有为动怒。无奈中的梁启超只能向他的老同学徐勤（君勉）求救，因为，在康有为看来，忠厚老实的徐君勉要比流质易变的梁启超更可靠。事实也正如此，为了缓和康梁的紧张关系，徐君勉说了梁启超许多好话，称他为“最忠于大局者”（《康有为与保皇会》，223页）。得知有人打小报告，诬陷梁启超和黄慧之，他赶紧劝阻康有为：“卓、为（梁启超、黄慧之）二君为吾党柱石，夫子切勿攻之、疑之，切叩 ！切叩 ！他人言之，尚无害。出于夫子之口，则大害矣。焉有信众小而攻君子之理。”（同上，224页）
为了接济困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几次请邝寿民拨《新民丛报》款给先生，但他并不向康有为说明这些钱来自哪里，在给徐君勉、欧榘甲的信中，甚至说是他自筹的，以至于康有为在信中多次骂梁启超为“无赖子”；再加上梁启超多次去信劝康有为节俭，不要乱花钱，康有为更因误会而迁怒于梁启超。这时，他也只能在写给徐君勉的信中发一发牢骚，他说：“先生处既非滥费，而吾党皆有服劳奉养之责，党中他人无能分此劳者，则其责任非在弟肩上而何？弟无论如何困难，不能卸此责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19页）
这场“官司”最终由梁启超按照康有为的要求向香港方面的四个人（即何穗田、王镜如、梁铁君、邝寿民）道歉，承认错误，而暂时归于平静。但广智书局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经营不善所造成的窘境，一直困扰着梁启超。几年来，康有为也曾出手为他解围，不仅亲自出资襄助，增加广智的资金投入，而且，暗中让汤觉顿为其顶股，以缓和事态的恶性发展。尽管如此，广智书局依然是不死不活，不得已宣布停息，此举更引起海外一片哗然。无奈之下，最后还是梁启超站出来主动引咎并承担责任，风潮才得以平息。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致美洲各埠帝国宪政会（前身为保皇会），报告多年来经营广智书局的情形和解决办法。他在信中承认，广智书局受到的第一个重大打击即黄慧之贪污三万余金，“至今此款化为乌有”（同上，487页），可见香港方面有人说他在自家生意中用了书局的钱款，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梁启超当时很信任他，徐君勉也为他辩解，未能及时制止他的行为，给事业造成了损失。梁启超说，不能识人，用人失当，这是他要负的责任。
但此后广智书局在经营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当本局初办时，科举未废，故所印之书，多为科场应用。及科举废后，此等书全不能销行，以致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两年所印出之书，积压不售者，值数万元。此其难一也。前此内地党禁甚严，各官场皆有意与吾党作对，故欲求确实之版权而不可得。本局所印好书销行稍广者，无不为他局所翻印，贬价夺市，虽屡禀官究治，皆置之不理。故本局每出一书，未能赚回本钱，已为他人所翻，本局若不贬价，则一本不能售出，而成本既重，贬价则必至亏本而后已。此其难二也。科举废后，则学堂教科书最为盛行，然教科书必须由学部审定乃得行销。近年由学部自编自印，颁行各省学堂，则此宗利益更非书坊所能有矣。此其难三也。近年书市大坏，有江河日下之势，其资本雄厚集股至八九十万元者，且不能获利，况我局资本既少，而又经为之（黄慧之）亏蚀，虽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其难四也。（同上）
还有一事，此时也必须向持股者作一番交代，即为了资助“唐才常君遗族之家费”，数年来一直从书局借支。梁启超说：“唐君兄弟皆死于王事，而其祖母九十余岁，父母皆七十余岁，一家二十余口，非老病，则妇孺幼弱，不能自给朝夕。吾党与人共事，岂能当其死后，坐视其遗族之冻馁，而不一救援？而公款既一文无存，弟之自力复有所不及，故不得已由广智就近拨款每月一百元（近两年来因力竭渐减至九十元），而其家老人久病，所需医药费常有额外借支。自辛丑（1901年）迄今，八年有余，诸君试一计，则此数之巨，亦可想见。”（同上，487～488页）
针对这样的状况，梁启超提出两种解决办法，其一，请各位股东公举人前来稽查账目，并派人接管书局的业务。黄氏所亏三万余金，由他偿还；唐家借支万余金，如果诸君共议必须由他偿还，他也愿意承担。“惟此两项皆须限若干年陆续归还，一时不能还出耳”。第二种办法，即将现在局面维持下去，仍然由他负责，他则拼命著书，“一二年后，元气乃可恢复，然后将原股派回一半，所余一半之股乃可获利”。（同上，488～489页）
梁启超的这封信写得声情并茂，诚恳坦白，而且有理、有利、有节，股东们于无可奈何之中，又经一番算计，还是觉得没有比交给梁启超更好的办法。这些年，保皇会在海外经营的项目实在不少，但真正赢利的似乎不多。一方面固然在于经营人才的缺少，另一方面却也因保皇会内部争权夺利，人事纠纷，矛盾错综复杂，更兼有人假公济私，贪污自肥。黄慧之是个例子，谭良（又名谭张孝）侵吞十余万金，也是个例子；叶惠伯作为香港总商会会长，经营渔票酒店亏损七万，数月之所掷，相当于加拿大保皇会九年的捐款；黄宽焯（侨领）与黄日初（医生）更被看作私心好利之徒，墨西哥地产、电车等实业最终一败涂地，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再加上美国银行忽然倒闭，墨西哥地价应声大降，康有为从前寄予很大希望的墨西哥地产和电车业，都变得岌岌可危。他因此大为恼火，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他说，“为商务事累几呕血，刻下头痛肝痛”（同上，443页），但也无计可施，无能为力，原来答应救广智的钱，包括梁启超等人的生活费用，也都没了着落。
这时，正值宣统元年（1909年），保皇会在海外的事业已经走入绝境。而梁启超的生活更穷困到“为饥所驱，不得不卖文以求自活”的程度。他在当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就曾提到，这几个月，他一直“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但他尤能苦中作乐，每日与学生汤睿、女儿梁思顺一起读书，学习德文，兼学为诗，“心境之旷怡，乃过于前”，甚至表示“真不欲作出山想”了。不久，为了节省费用，德文教习也不得不停止，可他的情绪并没有受到影响，“精神日用则日出，而心境泰然，其乐乃无极也”。由于在这段时间里，“党事诚不欲问，风波稍静，亦足慰耳”。（同上，490～492页）
不过，梁启超能否“专务养晦”（同上，493页）还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他给梁启勋写信的前一个半月，广西候补道员刘士骥（铭博）在其广州家中被杀。这件凶杀案引发了保皇会历史上最严重的内讧和分裂，梁启超亦受到牵连，被列入清政府的通缉名单。梁启超于当年九月二十三日给广西巡抚张鸣岐（坚白）写了一封信，自辩此案与己无关：“乃近者复闻诸道路谓我公以刘鸣（铭）博观察事，致疑及仆，甚且谓已以公牍相名捕者。仆始以为悠悠之口，殊不足信，而言之凿凿，谓非子虚，不禁大惊。”（同上，495页）他告诉张鸣岐：“数年来，海外宪政会员（原保皇会）所办之商务，仆自癸卯（1903年）夏以后，即丝毫未尝与闻。”（同上）说到振华公司，他则表示：“及振华议起，彼辈往桂谒公（指张鸣岐），以至奏明定局，仆亦毫无所知。”（同上）
振华公司案发，保皇会分崩离析
梁启超是想竭力撇清自己，但康有为却一定要追究他的责任。不久，他就收到了康有为的来信，其中讲道：“而世变日积，汝又不深思，而大发权利之说，归运来华，以破二千年孔孟义理之学，故全国移风，至有今日败坏之极。夫孔学一已被攻而无可恃，则人不猖狂妄行，假借西俗以趋新利用，其将安之。故汝今论《国风》极纯正严切，然致此之由，汝实尸其咎。此事（与）汝革同，皆汝致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功首罪魁，皆在汝也。云樵各人猖狂，尤汝所制造，今汝悔之亦晚矣。”（《康有为与保皇会》，362～363页）在这里，康有为穷根究底，将振华公司案与梁启超前几年鼓吹革命的言论联系起来，认为他搞乱了大家的思想，埋下了分裂的种子，这才是造成振华公司一案的根本原因。他在信中提到的云樵，就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时的同学欧榘甲，也是江之岛结义的十二人之一，他与梁启超一起鼓吹革命，曾著有《新广东》一书，主张各省独立。梁启超当年写信给康有为，还说由于形势所迫，他不言革命，别人也会言革命，“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榘甲）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詟慄，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辑成《新广东》一书）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 ’、‘清贼 ’之言，盈篇溢纸”。（《梁启超年谱长编》，286～287页）康有为当时原谅了梁启超，对欧榘甲却怨恨不已，不仅将他派往美洲，甚至还有过把他逐出师门的想法。而梁启超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次康有为竟把这么重要的事委托给欧榘甲，并且事先不和他商量，“不以云樵（欧榘甲）之事告我，而委信之若彼也”。由于了解欧榘甲的为人，他担心“隐忧在此”。（同上，495页）
振华公司是保皇会所经营的最后一项实业。丁未年（1907年），康有为联络广西巡抚张鸣岐，决定在广西设立振华公司开采贵县天平山矿。次年，保皇会（此时已改名为帝国宪政会）遂派刘汝兴、叶恩（惠伯）、欧榘甲、梁少闲、刘义任五人作为振华公司发起人赴美洲招股，并拨款一万七千元作为他们的路费与活动经费。张鸣岐特派道员刘士骥与他们同行。康有为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再作一次努力，以此来挽回败局。但到达美国后，叶惠伯与欧榘甲却突然宣布振华公司与保皇会无关，并指责保皇会所办企业皆亏损，康有为随意提款，大肆挥霍云云。康的外甥游师尹在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二十五日写信向他禀告说：“自振华人来后，则局面大变，人心大解，风潮四起，各事皆已发表，虽欲极力瞒掩，万无善策，楚歌四面，实难弥缝。”（《康有为与保皇会》，394页）于是，“人心九成尽归振华”，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以知情人的身份，“力责商务腐败，彼等因听谣言太多，至有以为商务尽败者，至大失信于人”。（同上，395页）而且，各埠股东对于保皇会所办企业本来就意见纷纷，传言很多，经过他们这一番煽动，终于祸起萧墙，一发而不可收拾。经此致命一击，保皇会所办企业几乎全部失去了股东们的支持而濒临崩溃。
叶恩是加拿大富商，最早的保皇会员之一，因为他有办实业的经验，一直担任香港总商会会长。而欧榘甲是康有为的门生，追随康有为十几年，虽然有分歧，亦有师生之谊。他们为何选择此时与康有为摊牌、决裂？最初，有人猜测他们是见财而起异心，也有人归结为内部财务纠纷。刘士骥被刺杀后，欧、叶向清政府举报，指明康、梁为幕后指使人。康有为亦不示弱，他与徐勤当即鼓动侨商上书清政府，告发欧、叶要“借商谋乱”。据说，有人得到了欧榘甲的亲笔信函，其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欲谋乱，东西粤、云南三省遍布心腹，运购军伙（火），非藉招商股筹数十万不能措办。”（同上，337页）也许欧榘甲真的另有所图，而在另一份揭发张鸣岐受贿包庇欧榘甲据商谋乱买凶诬仇的证书中，康有为为欧榘甲罗织了更多的“罪状”：广东归善生员欧榘甲险诡能文，最溺心于革命，九年前作《新广东》一书，以排满十八省自立为义，遍布内外。即与叶恩潜结，日以煽动华侨作乱为事，故于美国大埠创《大同日报》，至今日煽革义，全美皆知，此彰彰有据者也。欧榘甲、叶恩皆伪托于保党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党旨，为党魁所大责不容，则又巧变面目，师法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之术而增益之。乃捐道员与其心腹叶恩、梁少闲（梁应骝）并损（捐）道员。梁少闲尤阴狡，有学能谋，令欧为外而居中运动者也。既以入官，藉巡抚之势力，以招商劫商，因广西之荒僻而谋乱，欲据两粤滇黔而自立，此其深谋远图，诚合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为一手，而更隐微深固焉。（同上，342～343页）
在这里，康有为不仅把欧、叶说成是隐藏在保皇会内部的革命党，事实上也公开了保皇会内部多年来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振华公司案发生之后，康有为再度提起数年前关于“革命排满”的争论，就是看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在他看来，造成这次分裂的根源，就在于思想上的不统一。尽管梁启超早已公开表示不再谈论“革命”，康有为也承认，“汝乃经七八年又反为吾”，但他仍然视梁启超为此案的“罪魁”，批评他不该“随意所之而妄尽言之”，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危难。（同上，363页）不管梁启超如何为自己辩解，康有为的这种看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欧榘甲所以走到这一步，与他不肯放弃“革命排满”是有关系的。据说，他“屡欲觊觎非常之举”，梁启田曾经“力止劝之”，但效果也很有限。（《梁启田致谭张孝书》，见《康梁与保皇会》，166页）此后，他作为振华公司发起人前来纽约，终于看到了大展鸿图的机会，他对一个朋友说：“吾等今日之做振华股，不过欲他日图两广之地步耳。吾蓄谋已十有余年，振华、广美两公司若成，吾之目的可达也。”（《伍鸿进等致列位宪政党同志义兄书》，见《康梁与保皇会》，316页）在檀香山时，他还写信叮嘱同会某君，自今以后，切勿再攻革命党。
叶恩早年也曾有过自立反清的意识，壬寅年（1902年）梁启超等人鼓吹革命之时，他甚至想要“剪去满洲种之辫发”，为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喜，以为“我等又添一同道中人矣”。（《致叶恩李福基等书》，见《康梁与保皇会》，103页）第二年，梁启超赴美期间，他们还有过一番交谈，都对革命心存向往。这似乎很能说明，叶惠伯与康有为离心离德也有思想上的原因。而且，叶在香港主持商会工作期间，与康有为闹过很多矛盾和纠纷，刘士骥被杀后，他曾与邝寿文联名发表《商务公司征信录》，揭发康有为侵吞港局股银十余万。然而，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后，邝寿文又公开发表《驳叶惠伯商务公司征信录》一文，揭发叶惠伯冒用其名义，将香港华益倒闭的责任转嫁给康有为。他说：“查港华益之倒闭，皆自叶惠伯所致。叶惠伯一接办商务，仅逾数月，擅办渔票、酒店及徐闻公司，连息将亏十万，以督办追之而愤，乃冒粤汉铁路招股入美。”当时，粤汉铁路已经不再招收股本，他招得股本八十余万，却没有股票交与股东，只好花高价去收购股票。所需资金都是暗中从华益银行提取的，于是，造成了华益的信用危机，法国、荷兰等银行纷纷提回借款，使得“华益声名沦落，叶乃专办振华，反攻华益，布告四出而华益随倒”。（《康有为与保皇会》，330～331页）所以，两年后康有为仍对此耿耿于怀，他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长信中还责备他看错了人：“以汝之智，何受人些须招呼小惠，而付人以数百万之大业乎？”他这里所说的这个人，就是叶惠伯。在他看来：“今商务之败固多端，亦非一人，而最甚者叶恩也。”如果没有叶恩，谭张孝之流也不能明目张胆地贪污。而当时向康有为力荐叶恩的，正是梁启超。叶恩想做香港总商会会长，他先求康有为，又通过康同璧和梁炳光（子刚）转求，康都没有答应。这时，梁启超来到加拿大，“亲受其情，亲许之，至硬词请吾电认，否则汝难堪。吾深知叶赌而无商才，以汝严硬，不得已从汝所请。及到加后，叶力请归，犹不许。彼乃谓不干商务，只顶空名；与约法三章，乃听其归，又令子节（方子节，康有为表弟）管银以制之。不料港人尊戴太过，又忌子节而排不许入，又既勉（徐勤）用闲（梁应骝）代之，皆寿（邝寿民）听其允之罪也”。因此，康有为痛切地表示：“若必责我商罪，则我最大罪为不能坚守拒汝之荐叶也。”（《康有为致梁启超未刊手札》，见《近代史资料》总114号，60～61页）
振华公司一案暴露了保皇会内部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既表现为经济利益的争夺，也表现为思想认识、政治态度的分歧。特别是在刘士骥被杀之后，他们互相指责对方为杀人凶手，要求清政府追究其谋财害命的罪责，都说得言之凿凿，煞有介事。但此案的真相最终并没能水落石出。不久，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轰然垮台，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对保皇会来说，振华公司案却是灾难性的，双方之间肆无忌惮的揭发和诬陷，使得保皇会内部由来已久的矛盾纷争、勾心斗角、藏污纳垢、腐败横行，统统暴露在世人面前，导致了它的最后瓦解和崩溃。
梁启超与辛亥革命
此时的梁启超对保皇会已经完全失望，早在政闻社成立之前，他写信给康有为汇报与杨度组党之事，就一再强调不要将海外的保皇会与新成立的组织混为一谈，不希望保皇会在海外所做之事被内地人所了解。虽说保皇会后来改名为帝国宪政会，辛亥（1911年）之后又改名帝国统一党，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推行内地，究有不便”（《梁启超年谱长编》，370页）。新组织成立，他坚持拟一新的名称，以示与保皇会的区别。到后来，政闻社虽然昙花一现，但它给梁启超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特别是在各省谘议局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起入京请愿之后，他通过徐佛苏，与各省谘议局代表建立了联系。
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于是梁先生精神大振，深信今后大可接洽全国议士及优秀人士，灌注其政见学说。而常由余向各议员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黄远生诸先生通简论政，联络公义私交。”他还写道：“梁先生自就立宪政治发表数文之后，各省优秀人士，群谋与先生订交论政，信仰倍增于平昔。先生尤乐对人平等博爱，往返通简无虚日，新交渐多，先生并常募款补助报业。在此庚戌辛亥（1910—1911）年余之间，系先生与国内人士通函论政最多之时，亦即先生于戊戌变法后，最为欣慰之时，亦即余爱戴先生最笃之时。”（同上，512～513页）
这时的梁启超又振奋起来。他不仅暗中主持和鼓励国会请愿运动，而且公开发表文章，陈述国会必须速开之理由、迟开之危险，揭露政府无理阻挠速开国会的失职诿过行为。他致函徐佛苏与孙洪伊诸君，指示他们：“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梁启超年谱长编》，513页）但政府毫无诚意，于是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更加激进的请愿，发誓不达到马上召开国会的目的，绝不罢休。特别是在第三次请愿中，代表们委婉地表示，政府如果仍不体恤国民痛苦，吾辈也要倡导革命了。“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同上，514页）。闻此消息，各省代表“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同上）。一年后，武昌首义，各省响应，这些代表在其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这时，梁启超的态度也转趋激烈，他在民国元年归国后的一次演说中讲到当时的情形：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年十月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同上，502页）
梁启超说过很多“谶语”式的话，后来都应验了，字典上不复有宣统五年是其中之一。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宣统的年代便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便到来了。这一枪何以有这么大的魔力？当今的历史叙事往往强调孙中山和袁世凯的作用，其实不然，如果没有梁启超和立宪党人，单单依靠孙中山和袁世凯，怕也很难这么快就把清王朝送进坟墓。徐佛苏有一段叙述讲得很清楚，他说：回溯川、鄂两省，因争路权而倡独立，革命之最初时期，并未表现革命党人有何种伟大之势力与计画存于国内，尤无一团一旅之革命军队可言。且待至川、鄂久布独立，袁、段已赞成共和之后，则革命党中之第二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武昌。待至长江下游，各省完全独立，武昌军府将改都江宁之时，则革命党中第一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江宁。若就辛亥年各省先后独立之日历考，乃知辛亥共和之成立，革命党人虽系成功者，结果者，然最初之造因者，实以川、鄂二省之谘议员为最有力。假令清廷昔年不坚持铁路归国有耶，则全国人民及各省谘议局何从得一大题目而谋独立？又假令当年无各省谘议局以集中人才，监督省治，代表民权耶，则人民何从得一法定的议政机关民意机关，借以反抗清廷，扰乱清政？……若就以上事理推论之，则可简括下一断案曰：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秘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并可知先生四十年间以著作报国之历史，实以此次运动者为第二期之事业。（同上，607～608页）
辛亥年（1911年）五月，康有为来到日本，最初就住在梁启超的双涛园。八月，武昌起义发生，梁启超与康有为对于全局和进行方针曾有过一番筹划。这时，他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都主张君主立宪，继而附和康有为所主张的虚君共和，担心革命可能带来秩序的破坏和国家的分裂。九月初八日，武昌起义二十天后，梁启超在写给徐君勉的信中详细谈到他们的打算：今日所欲办之事，则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庆亲王奕劻）、泽（载泽），而涛（载涛）自为总理，杀盛（盛宣怀）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谘议局全数议员充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极言即日时势不容内争。令国会晓谕此意，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幸此次叛军非由中山主动，不纯然为种族革命。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若其不从，则举国人心暂归于平和党，彼无能为力矣。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其他应办之事尚多，不能具述，荦荦大端，大率如此。若果能办到，则缘有武汉之一逼，而国会得有实权，完全宪政从此成立，未始非因祸得福也。（同上，554页）
历史只能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它不会照顾任何人的情绪。事实上，康梁的如意算盘在吴禄贞被刺杀后即宣告破产。但在得到吴禄贞被杀的消息之前，梁启超仍决定作一次努力。九月十六日，他由日本乘“天草丸”号轮船返国。临行前，他在给徐君勉的一封信中说到此行的使命和整个方针：仆明日行矣。禁（党禁）已解，此行掉臂而前，更无险象。前所布画，今收功将半（亦有不能行者）。此次政治革命之成功，颇出意外也。惟拨乱反治之大业，终未能责诸旦夕，非躬赴前敌，难奏全功。幸资政院已握一国之权，而议员大半皆同志，仆此行必当有所借手也。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大方针不外此八字，望以告各同志。（同上，558页）
梁启超兴致勃勃，刚到大连时，还以为“吾事大可为也”，打算先到滦州，随后入京。但他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杨维新记下了此次随梁启超归国的经历，从中可以窥见其大概的情形：宣统三年武汉起义之后，吴禄贞、张绍曾在滦州发表十九条，梁先生由日本回国至大连（弟同行），行前与南海有密议，（在船中计画甚多，拟即往见吴禄贞。）到连后知吴禄贞已死，梁大失望，曾往见关东都督，请其电驻京日使，提议由使团设法维持京城治安（恐京城有事变，梁欲即入京也）。是时蒋百里在赵次珊处任参谋长，梁与蒋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详情须问百里）。适汤觉顿（汤睿）、罗瘿公由北京过奉来连，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促即回日本，因与同船渡日。（同上，561～562页）
经此一番挫折，梁启超并未完全失望，他于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希望能从理论上提出解决当前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单一国体和联邦国体的问题，他是主张采用单一国体的；下篇讨论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让他感到有些为难。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还横着一个民族问题。满族作为异族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同上，565页）。虽然虚君共和最适宜于中国，但考虑到民众的情感、意愿，似乎又不能保存其皇统而虚存之。所以他说：“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夫吾国民终不能以其穷焉而弃不建设也，必当思所以通之者。吾思之思之，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断也。吾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同上，566页）
他把选择国家政体的决定权交给国民，此时此刻，所表现的也只是他无可奈何的心情罢了，于是他怅然叹道：“是真可为长太息也。”（同上）不过，无论如何，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再给“虚君共和”留下半点机会。十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二月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随之宣布退位，局面就全变了。这时，就算虚君共和再好，他也只能放弃而接受民主共和。但康有为仍然固守其主张，不肯改变。于是，朋友当中有些人便写信劝梁启超，不要再屈从于康有为，因为“南佛（康有为）之政见，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附从之理”（同上，598页）。他们告诉梁启超，南中首领即革命党，与他的感情本来是融洽的，但康有为“语言过火，挑动恶感，有一部分人极为衔愤，日恣诽谤，腾电相闻，遐迩喧传，互相指目，若不即行自辨，必于前途有碍”。因此，他们建议梁启超再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最新的政见。他们担心梁启超有顾虑，特别提醒他：“政见本随时势而变迁，不足为病也。如佛（康有为）决不以为然，出其专制之力来相阻格，则各树一帜，各行其是，万不可再屈以求合。”（同上）
朋友们的意见让梁启超似有所动，他也考虑到，如果此时仍和康有为搞在一起的话，不只会引起很多人对自己的误解，更重要的是，立宪的事业也会受到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到了民国元年 （1912年 ）的四五月间，梁启超便提出请康有为宣布退隐。这当然不是梁启超一个人的意见，当时，国内各方面对保皇派的攻击非常厉害，梁启超要想在国内站住脚，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就不得不如此。这一次康有为似乎并没有表示反对，出面反对的还是他的学生麦孟华。他分别写信给梁启超和康有为，明确表示：“北江（康有为）宣布退隐不预政界一事，弟谓不可。”（同上，620页）他认为，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康有为大显身手、实现其理想和抱负的时候，如果骤然宣布退隐的话，“岂不尽失天下人之望”（同上）？但此时他已不能像当年那样，让康有为拿出老师的权威阻止梁启超了，而只能建议他们“分道而行，目前不作张皇之举动”（同上，621页）。也就是说，康梁如果一定要分手的话，只管自己做自己的事，不必张扬，也不必对外公布，所谓可做而不可说也。
康梁分道扬镳
康梁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此后，他们再也没能走到一起。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要当皇帝，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策划反袁，二人相继辗转南下，发动了护国战争。此时，康有为也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据康同璧所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十二月，袁世凯帝制将成，先君遣门人潘若海赴南京，劝江督冯国璋保持中立，并电蔡锷先收川蜀，然后出军以争武汉。电文中有以朝气方兴之义旅，对此时日曷丧之独夫，其必胜无俟言也。蔡锷，湖南人，为梁启超时务学堂高材生。袁世凯谋帝制时，梁启超即与蔡锷谋赴云南起兵讨袁。蔡锷由沪过港，先君电徐勤接船保护。未几，徐勤亦回粤讨袁。张夫人以港屋质二万金助饷，徐以十九舰攻粤，龙济光始求和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71页）
梁启超抵达上海后，范静生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住处，但是，康有为听说梁启超来了，要求他必须和自己住在一起。梁启超在十二月十九日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抱怨：“南佛（康有为）闻我至（吾未往见，适因昨日下午彼召静生往，不得不告之）。昨日半日中三次遣人来强迫我迁往彼处（夜十一时尚遣来下严厉之训令），吾为此几与决裂，可恼亦可叹也。”（《梁启超年谱长编》，726页）梁启超的反应有点不大合乎情理，虽说他们师生二人政治见解一直不同，但感情上似乎并未走到绝境。梁启超在事过之后所写的《从军日记》中透露了当时他的担心：此议初发生，最费踌躇者，则告南海（康有为）先生与否也。原无取隐乎南海，然南海以不能守秘密著闻，吾此行在途二十日，生命常在人掌握中，未当以为戏也。顾两月来，南海以吾凡百专擅，蓄怒既久，今此大举而不以告，他日责备，何以堪者。实则吾之专擅，良非得已，若事事秉承南海，靡特吾精神上常感不断之苦痛，抑凡今之与我共事者，皆将舍我去矣。难言之隐，莫此为甚。虽然，吾终不欲更开罪于长者。故濒行遂决告之。吾在沪本蛰居不出一步，仍使觉顿（汤睿）往谒将意。南海深嘉许，固在意中。然有意外者，则正色大声疾呼以主张其平昔之复辟论也。且谓吾辈若不相从，从此恐成敌国。其言甚长而厉，觉顿咋舌，唯唯而已。此等不祥之言，本无价值，然正恐有利用之者，劳他日一番收拾也。颇思在舟中作一长书相忠告，其夜君勉（徐勤）至，遂与极陈利害，讬其代诤，君勉深然吾言，然亦自审不能匡救也。吾已就睡，君勉始至，剧谈殆至达旦。时三月三日也，南海闻吾不挟仆卫行，则大诧而深忧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2页）
梁启超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袁世凯取消帝制不久，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康有为公开了他的复辟主张；六月，又发表《中国善后议》，主张“虚君共和”，认为“行虚君共和为最良法”（《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80页）。他这里所谓“君”，不是袁世凯，也不是黎元洪，而是他心目中的“故君”，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退位的满清皇帝。此时梁启超还在广西前线，他当即撰文，公开抨击康有为的谬论。他在所作《辟复辟论》中痛责主张清帝复辟的“耆旧诸公”：“当筹安会炙手可热，全国人痛愤欲绝时，袖手以观望成败，今也数省军民为帝制二字断吭绝脰者相续，大憨尚盘踞京师，陷贼之境未复其半，而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17页）意思就是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你们不出面为故君请命，现在袁世凯要垮台了，你们却跑出来收渔人之利，无论如何都有点不地道。
民国六年（1917年），安徽督军张勋拥清帝宣统在北京宣告复辟，康有为果然参与其中。据《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五月，张勋拥宣统复辟，先君到京，主用虚君共和制，定中华帝国之名，开国民大会，而议宪法、除满汉、合新书、去跪拜、免忌讳，各省疆吏概不更动。而张勋左右刘廷琛、万绳栻等，顽固自专，排斥不用。先君正拟辞去南行，而兵事已起，乃避居美使馆之美森院。”（《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29页）后来，冯国璋进京，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逮捕他，他发表致冯国璋的专电，揭露这次复辟另有主谋，乃冯国璋也，希望冯能够一并到案候质。他说：“公自克复汉阳而功不得竟，乃心皇室，日谋复辟，吾门人麦孺博（麦孟华）、潘若海入公幕府以来，偕胡愔仲所日夕与公谋画者，复辟也。孺博舍袁世凯教育总长而屈从公者，以公主复辟也；所与公日夕谋先倒袁者，以为非倒袁则复辟无自也。”（《康有为政论集》下册，1008页）他在专电中还说到徐州会议的情况：“不意各省督军与张绍轩（张勋）会议徐州，决行复辟，信誓旦旦而忽背之也。绍轩提轻兵六千，深入京师，举行复辟者，信诸公同心之故，不图今皆改易面目，大声疾呼，反称讨逆也。”（同上，1009页）
由此可见，康有为一直没有放弃复辟清室的努力，只是这一次他过于相信军阀们的信义了。在他看来，徐州会议的结果已经达到了倒袁以收北军的目的，复辟岂非轻而易举之事？殊不知这些北洋军人早就熟悉了翻云覆雨的政治技巧，没有人会信守这种貌合神离的会议所作的约定，康有为自己却深陷其中。刚刚从政治漩涡中退出的梁启超，不得不再次出手，救民国于危难之中。七月一日，张勋正式宣告复辟。七月三日，天津《大公报》就刊载了《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同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天津马厂通电讨伐张勋，电文也出自梁启超之手。这里面固然有段祺瑞与研究系的相互利用，但不能说没有梁启超对共和的呵护和坚持。为此他不惜与老师决裂，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7页）这里的大言不惭之书生，指的就是康有为。
当时，很多人称赞他写得好，但康有为却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专门写了一首诗骂他：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追忆康有为》，450页）
在这里，康有为骂梁启超违背伦常，食父食母，禽兽不如，够狠的了。不过，这只是他们关系中的一面，他们二人的关系中还有另外一面。“凌霄一士”是徐仁锦和徐仁钰合署的笔名，他们的父亲即徐致靖，戊戌年（1898年）曾上书举荐康梁，关系自非一般。他们谈到这一次的冲突，认为：“启超中举后师事有为，执弟子礼甚谨，且为之宣传最力。戊戌政变，亡命海外，议论渐有不合。入民国，意见益形参差。惟师生情谊，尚能保持。至是乃大决裂。其后事过境迁，复为师弟如初。”（同上，204页）这里所说的“其后”，大约是指民国十年（1921年）之后，梁启超虽然一直想跟上时代的发展，但仍有被时代甩在后面的焦虑。这时，他或许慢慢理解了康有为的顽固与守旧。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康有为在上海做七十大寿，梁启超与同门诸弟子亲往祝寿，并撰写《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一文，被认为“情文并茂，传诵一时”（《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35页）。据说，他把这篇寿言亲自书写在十六幅寿屏上，以白玉版宣朱丝阑锦缎精裱，可谓精美绝伦，当时北平的《晨报画刊》曾将其影印发表。他还集汉贤成语撰成一联：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梁启超年谱长编》，1124页）
这次生日寿诞之后不到一个月，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三十一日，康有为因病在青岛去世。四月十七日，梁启超与同门诸子在北京畿辅先哲祠举行公祭，当日，他撰写祭文一篇，挽联一副。其挽联写道：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同上）
这一联比上一联，更加感慨悲凉之致。这时，梁启超也是一肚皮不合时宜，他在祭文中特别提到复辟一事，他说：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斯万世之公论，匪吾党之阿扬。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讬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呜呼哀哉，今复何言。（《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上〕，30页）
在康有为死后，作为弟子的梁启超总算给了老师一个交代。刘太希在《记康有为先生》一文中这样评价梁启超的《祭文》，他说：“以曲笔为乃师辩护，梁氏用心可谓良苦。康氏地下有知，亦当有知师莫若弟之感，悔以前詈梁之不当吧！”（《追忆康有为》，452页）说到他们二人，还是梁启超的一番话最为精到：“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清代学术概论》，90页）
也就是说，康有为是以不变应万变，早年由于太超前，晚年由于太落伍，所以一生都被国人视为怪物，总被别人嘲笑；梁启超则以其善变而追求不变，变的是他要努力适应这个时代，不变的是他对国家、对民族、对国民的爱和责任感，这一份大爱当中，当然也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在公祭后第三天写信给孩子们，还说：“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他而哭，好生伤感。我的祭文，谅来已在《晨报》上见着了。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我打算替（周）希哲送奠敬百元。你们虽穷，但借贷典当，还有法可想。希哲受南海先生提携之恩最早，总应该尽一点心，谅来你们一定同意。”（《梁启超年谱长编》，1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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