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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漫步“绿野仙踪”
身穿未来派的白色皮装，金色的腰带，一头亮闪闪的飘洒的长发，胳膊上有一道条形码——那是凯琳——她像往常一样为我化妆——从一只塑料包上剪下来的——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成了第二天早上的头版新闻，从《观察家》到《世界新闻周刊》。大多数都是非常积极的报道，只有一两家说我在假唱。
该死，我当然要假唱。这是一支舞曲，为了让它听起来更像一支舞曲，你得在你的声音上加些电子效果。每一支舞曲都有——包括《斯皮勒》。现场演唱时谁的声音听起来会是那种样子？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乔·米克——我爸爸曾是他的签约歌手——发明了混响录音，曾在他好莱威公寓的洗澡间里为约翰·列顿（英国歌星）录了音（《约翰尼记得我》，1961，你们这些喜欢收集流行音乐的人知道吗？）。现在他们在计算机控制台上做。你怎么看雪儿（美国著名歌星）的歌呢？就连麦当娜也在她的最新专辑中把她的声音做了处理。
而且我刚开始做这首歌时，就知道我要加入许多舞蹈。
如果你看看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比如珍妮特·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布兰妮·斯皮尔斯（美国红歌星，俗称“小甜甜”），他们跳舞时并不现场演唱。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他们想说的意思说出来，即“‘高贵辣妹’不会唱歌”？在“辣妹”演唱组时，每一场演出我都现场演唱——104场。我总得强调“是的，我会唱歌”，对此我已经厌倦了。但是我的专辑会证明那一点。
媒体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表演挑不出其他毛病，而表演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那可不是像根木头一样站在麦克风前面的事。表演是歌迷想要看的东西，就我而言，他们从我这儿能看到的就是表演。
因为那就是我，一个表演者，一个训练有素的舞者，而以前我一直没能展现出来。
大约八点半时，我和大卫回到曼登林旅馆，和戴恩以及他当时的女友喝了一杯。我们在等我的家人来，我们要一道去米利贝拉庆祝克里斯琴的21岁生日。“科尔斯”演唱组也在那儿。那一周他们事实上拿了第一，因此我和大卫走过去向他们祝贺，并和他们喝了一杯。九点半左右，我的家人到了，我们就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我的公关助理卡罗琳·麦卡蒂尔的电话。“那么，”她说，“昨天晚上有些喧闹，是吗？”
我说，“怎么讲？”她告诉我，她一夜没睡，处理报界得到的一则消息，说我和大卫在曼登林旅馆呆了一夜，我们吵得很凶，在房间里乱扔东西。其他所有的客人都抱怨我们在那儿开派对。后来我们如何被赶了出去。卡罗琳告诉报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竭力让他们不要登报。
卡罗琳工作很努力。她过去为范思哲工作，穿着非常时髦，很会处理公关方面的事务。要是没了她，我真不知道会怎样。不论是我、大卫、我父母，还是露易丝，这都不重要，只要是跟我们家有关的事，她都尽力帮忙。露易丝开始做模特，做电视工作的时候就是卡罗琳帮她联系造型师，签合同。
但报界为什么要编这样的故事呢？他们简直是纯粹和我过不去。我真不能忍受。更糟糕的是，我、大卫和布鲁克林计划好第二天飞往马略卡岛（位于地中海的西班牙小岛）度假一周。一切都是用假名字预订的，但前天我们不得不告诉航空公司我们的真实姓名——这是法律——而那儿的某个人却决定拿起电话来将此事告诉了媒体，借机挣几百英镑。
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新闻界掌握了所有的细节。他是另一个该获奖章的人，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不仅仅是有麻烦的时候。说到我的个人专辑，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我。我们付他多少钱都不够。（只是开个玩笑，阿伦。）
为此我取消了旅行计划。因为我们将要住的不是一家私人别墅，而是理查德·布兰森（维京公司总裁）的“瑞斯丹莎”旅馆。任何一个摄影记者只需花上一顿饭钱，就可以走进大门，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很偶然地，那天早晨我们在哈罗兹给伴舞买香槟时，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英国哈洛德百货的老板，英超球队富尔汉姆的主席）说，如果我们想离开一阵子，可以住在他在圣特洛佩（法国的旅游度假胜地）的家里。
我给他打了电话。
两天后，我们到了圣特洛佩，但是什么事都不顺。开始是我们的航班被取消了——我们在希思罗机场呆了一宿。
太好了。
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在圣特洛佩大概有五幢房子。
我们呆在一所他为客人准备的房子里。真是个不错的地方——有厨师、有你可能会需要的一切，只是游泳池边缺一个可以放婴儿的安全的地方。所以每天在我给律师打电话的两个小时之内，大卫只能不停地跑来跑去护着布鲁克林以免他撞到玻璃桌、或是溺水。我和律师谈的是在马克·尼波里特案件中牵涉到的每个人的书面陈述。
第二天，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打电话来，说他的孩子们很想见我们，问我们能否到他的游艇上与他们共进晚餐？
游艇对孩子友好的程度跟那所房子差不多——他自己的孩子比布鲁克林大得多。布鲁克林像龙卷风一样横冲直撞，我们一分钟也不敢松懈。
我累极了，我只希望一切都停下来。我记得有一次在阿尔顿塔的过山车上，对这个东西讨厌了起来，我哭了，我想让它停下来，我想下去。现在我正面临同样的情形。我是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成功的女性之一，报纸是这样说的，而我却连一个该死的假期都过不好。第二天早晨，我给妈妈打电话，不停地哭。后来我才知道我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在雅典卫城。我太伤心了，甚至都没问她在哪儿。“赶快回家来，”她说，“桑德拉和我会照顾布鲁克林，你别担心。”露易丝和利伯蒂也在家的，因此“兵兵”就可以和“碧碧”玩了。
我们正是那么做的。按计划下一周我要和“辣妹”去拍照片。我给办公室的南希打电话，她能听出来我当时是个什么状态。
“求你了，南希，看看你能做些什么。要是我再不找个地方度假、摆脱所有这些事的话，我怕真的要崩溃了。”
接着传来了她有魔力的声音。
“一切由我来处理。你休息一下，我们这边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确信姑娘们会理解的。”
回伦敦一点不比离开伦敦轻松。布鲁克林在送我们去尼斯机场的出租车上吐了。结果，我们和出租车司机大吵了一场。即便他不会说英语，我们不会说法语，但是吵起架来依然激烈。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很可笑，但当时，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不能回家的噩梦里。
两天后，我们又回到了尼斯机场。但等我们的是可爱的洛朗，而不是让人痛苦的法国出租车司机。
我所做的就是给埃尔顿打电话。他总是跟我们说我们该“把那个地方就当作你自己的，”但我和大卫不是那种想当然的人。埃尔顿同意我们去，只要我们不介意那儿还会有其他几个人，我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们大约有三天的时间。
我们每次去总是住同一个房间，与游泳池在同一层。最好之处在于这地方完全是私人领地。现在，在法国，未经允许在私人领地上拍照、并在英国刊登是违法的。
埃尔顿所说另外的客人原来是帕特里克·科克斯（英国名鞋设计师，生于1963年）和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英国著名电视播音员、编辑）。大卫·弗里希（埃尔顿·约翰的好友）在那儿为我们作了介绍。第一天我们就遇见了他们。我们走出房间时，他们已坐在游泳池边了。帕特里克·科克斯绝对是个可爱的人，是大卫·弗里希的好朋友。我们以前见过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开始的时候她让人有些不安：非常、非常聪明；非常、非常高；一头深红色头发。我们绕过游泳池走向我们的椅子，这时她站了起来。她穿的是“路易·威顿”牌游泳衣，戴着大大的范思哲钻石耳坠，脚上穿着一双五英寸高跟的装饰着红宝石的鞋子，一双时新的短袜往下卷到了脚踝处。她是多萝西（《绿野仙踪》中的女主人公）。她简直就是《绿野仙踪》里的那个女神。而我在想，天哪，我在这儿有点寒碜了，我穿着一双耐克软底运动鞋，身上的比基尼在洗衣机里洗的次数太多了，已失去了原来的色泽。
下一个来的偏偏是琼·柯林斯（英国女演员，已年届七旬）。他们都将参加当天晚上的一个派对。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才穿着那双鞋——埃尔顿三个月前在纽约给她买的，她要穿这双鞋参加派对。
长话短说，琼·柯林斯为了游泳来得比较早，她在游泳池里来来回回地游着，戴着大大的黑色太阳镜，涂着红色唇膏，头上包着一条白色缠头。巾，头巾外面还有一顶大大的宽边帽。从水里出来后，她穿上了一条长长的白色莎笼裙，上面缀满了细小的白色亮片。她非常迷人，非常具有好莱坞气质。而坐在那儿的我穿着已失去弹性的比基尼，头发散乱着，不想被晒黑的地方倒是晒黑了——比如腿弯处。而柯林斯女士坐在遮阳的地方，虽说她的腿不得不在太阳下晒着。
她看上去太迷人了。我不知道她有多大年纪，但到她这个年纪我看上去要能有她一半好，我就太开心了。
开始的时候气氛有点紧张，因为只有她不允许我在“维多利亚的秘密”中使用我采访她的镜头，这在当时确实让我沮丧。我一直很喜欢琼·柯林斯，在首饰和垫肩的运用方法上，她对我的影响一直很大。
那么，我们现在由于某种原因同时出现在社交聚会上。
记得那次摄制组对我说，“去采访她。”我们曾写信问她，但没有回音。摄制组说只要她同意出镜就行。因此我直接去找她，对她说：“我能做一个简短的采访吗？以前我没做过，但我觉得你太迷人了。”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因此在那方面她没什么可担心的。所以她说，“行，好的。”
我做了一个短而活泼的采访，整个采访都很积极而且相当好。
第二天，我们接到她的代理人打来的电话，说如果要用那些镜头的话，我们得付给琼·柯林斯两万五千英镑。到目前为止，我已采访了埃尔顿、露比·沃克斯（英国访谈节目主持人）、布隆迪{摇滚乐队。名称来自英文词“Blond（金发女郎）”}、华伦天奴、理查德·E.格兰特——各种各样的名人——他们什么也没有要。我自己做这个节目也没要钱。找我做的是一家小公司，我去做节目只是为了这种体验，还因为这件事听起来很有趣，而且它确实很有趣。因此我们解释了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这又不是半小时的采访，实际上只有五分钟。他们甚至都不让我们播放一点点剪辑的镜头。
在游泳池边，她显然感觉到局面有点尴尬，但她还是很有礼貌，她的男朋友也是。为了做些弥补，她表现得很风趣，尤其是提到新闻界时。
“亲爱的，”她嗬嗬笑着。“你得习惯这一点，按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对付他们。几天前我接受了琼·瑞维斯（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以言辞犀利著称）的采访。她问我，‘和你睡觉的哪个男人最让你满意？’我转过来对她说，‘你丈夫，亲爱的。’”
在帕特里克和珍妮特假期的最后一天，他们提议一起出去吃顿饭。因此我们就去了一个由全家人开的法国小餐馆，多少年来埃尔顿一直去那儿。一点不奢华，却相当好。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点什么，菜会直接送过来。我吃了很多虾，比我任何一次吃的都多。另一道菜是块菌。我听说过块菌，但以前没吃过。我真的很喜欢吃。通常你只能吃到几小块，因为它们太贵了。但店主人跑过来，把一大块白色块菌都削到我的盘子里。他不仅没收我的块菌钱，他还为我们免费提供了整顿晚餐。后来当我们告诉埃尔顿时，他根本不相信。
“我在那儿吃了25年，”他说，“他们甚至连一杯免费的饮料都从没给过我。”
那一晚我们过得太开心了，所以我们都想再找个地方玩玩。
那时，除了一家叫“忧郁男孩”的同性恋酒吧外，其他地方都已打烊了，这家酒吧和《警察学院》里的“蓝蚝酒吧”一样。它不是那种又酷又新潮的同性恋酒吧，而是个普通同性恋酒吧。它非常具有80年代的同性恋特点，很热闹。像往常一样，只喝一杯葡萄酒，我就醉了。帕特里克麻利地把我拉上乐队指挥台，我给他们做了个凯莉（指凯莉·米洛，澳大利亚著名性感的歌星）的扮相。我穿着平生穿过的跟最高的绿色露跟凉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没摔倒。然后帕特里克跳到我下面的舞台上，我们两个疯狂地又旋又转。这时所有那些男同性恋们认出了我们。因为音乐声音很大，你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你能看出来：哦，老天，“高贵辣妹”和大卫·贝克汉姆。人们都说我板着脸、噘着嘴，但在那里我没有。那儿的每个男同性恋者似乎都在想“老天给了我五分钟勾引一下大卫·贝克汉姆。”所以他们都在他面前跳起舞来，他们穿着紧身背心，扭着紧绷着的小屁股，双手搁在胯骨上，腹股沟突显着，山水毕现。大卫是我们当中惟一没跳舞的人，因为他从不跳舞。通常这样的事不会让他难堪，他对同性恋一点也不恐惧，我也如此。我喜欢这儿的同性恋气氛，我度过了最开心的一个夜晚。
但他转过身来，发现有五个家伙站在那儿，打扮成男人样子的女同性恋者，块头很大。真该死，这是怎么了？我能看到他完全吓呆了。大卫今晚不打算去男厕所，非常感谢。
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帕特里克·科克斯、维多利亚、大卫·贝克汉姆，这样的组合简直不可能，你肯定不会想到把这四个人放到一起，除非是在露比·沃克斯的节目里。但他们太棒了，多好的人。我们头一次觉得好放松，好放松。
我返回英国去参加被推迟的“辣妹”第三张专辑的拍照。与此同时，为《心神迷乱》的发行所做的宣传仍在推进。
我决定采用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激进方式，其效果比我预想的要好。《音乐周刊》写道：谁会想到“高贵辣妹”居然以最可信的“辣妹”形象重现舞台呢？尽管不及《烦扰》那么迅速……“真步者”推出的第二首歌无疑是排行榜榜首有力的竞争者。这支歌曲的推出是成功的。
《音乐周刊》这样的专业性报纸不会因为喜欢我唇膏的颜色而说那番话。这首歌在无线电台的热播令人惊奇，而MTV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播放这首歌的影像。（歌迷们打电话来要买单独的影像带。）然而，还要再等两周才能在商店里买到。
在为“辣妹”拍照时，他们请了个我不认识的发型师。我看上去很糟糕，好像被“阿巴”乐队开除了一样。维京公司急于要为“辣妹”保持我的短发造型——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混淆长发造型属于“真步者”。其实，我非常不愿意每天比其他人早起三个小时。‘“我要接上永久性的延长发，泰勒，我决定了。”
“不，维多利亚，我真的认为你不该这么做。”
“但那会让我轻松许多。”
我的发型泰勒做得特别好，但他固执得让人难以置信。
他一旦形成定式就永不更改。正是泰勒说大卫在春天应该把头发都剃掉。大卫本来想留个平头。
“要么不剃，要剃就都剃掉。”泰勒说。大卫十分信任泰勒，就同意了——泰勒确实是曼彻斯特人，准确地说是利士姆圣安尼斯，黑泽最美的地方。
同时，由于大卫和布鲁克林的头发都剪得很短，我也非常需要做个改变。我很想有一头金发。泰勒说，“别，别那么做。”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那么做了。可那一次我不得不承认泰勒是对的。
我现在想的是，在明年我的专辑出来之前，我得把发型改变一下。又短又硬的头发做不出什么发型，因此我一定要让头发再长些出来，但我又无法度过那段漫长的头发生长期，因为头上戴着个大大的假发很容易让我看上去像个士兵。那么在长头发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看不出来呢？比如用长长的假发遮掩一下？
我真的希望头发更长些，只是因为长头发更好整形。我之所以把它剪成那个著名的“高贵辣妹”短发，是因为露易丝那时正在练习理发。她会第一个承认她不是一个很好的理发师，一边总是比另一边长，所以她就不停地剪，而头发也就越来越短。那可不是我想要的发型。
所以在唱片发行前两天，泰勒找了个人给我接发。那天我做了一整天的电台访谈（“嗨，伙计们，喜欢这首歌吧。那么，你认为对阵《斯皮勒》有多大胜算呢？”），我筋疲力尽。菲兰妮，别人这么叫她，六点钟要来。所以想像一下这样的情景。菲兰妮带着她的助手来了，在我妈妈家的厨房里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爸爸在打手机，我妈妈、露易丝、利伯蒂、布鲁克林在一起玩，开心地又吵又闹。接着大卫又来了，刚从曼彻斯特开车回来，布鲁克林像往常一样，见到他爸爸就开始发狂。然后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又来了，妈妈就和她聊起来。
接着为我做圣特洛佩棕色皮肤的朱迪又从诺丁汉来了。我告诉她，我得等菲兰妮停下来休息时，才能做棕色皮肤。她做的假棕色皮肤是最好的，看看珍妮弗·洛佩兹就知道了。
你知道吗，珍妮弗·洛佩兹的皮肤非常白，而她可爱的金色肤色就像我的指甲一样浑然天成。我说这一招很明智。谁喜欢在阳光下烤、让皮肤硬得可以做手袋呢？
同时，我建议我妈妈也做一个棕色皮肤。然后威尔又带着他的助手来让我试试在伊维萨岛我将要穿的服装。明天的CD：UK节目一结束——这个节目将在上午现场直播——我们都将飞往伊维萨岛。露易丝将与我一道去，因为此行只是为了消遣，她没去过，就谴责而言可以说我也没有去过。
然后泰勒来了——头发黏好后，他要给我剪出发型来。
当时我数了一下，厨房里有14个人。菲兰妮大约在十点的时候休息了一下，这时我做了圣特洛佩棕色皮肤，大约花了45分钟。然后又开始黏头发，因为它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被称为“织发”，但头发可不是编织上去的。一缕一缕的头发黏在我自己的头发的末梢，然后通过加热将它固定。
到凌晨一点钟时，只剩下泰勒和我了。其他人有的回家，有的上床睡觉了。为了不让我睡着，他给我讲他的两只猫“西德”和“弗瑞兹林”和他爸爸的故事。他爸爸可真是个50年代的太保，留有一缕“布莱尔克瑞姆”（生产男性护发产品的公司）的额发，“一个道地的酷酷的花花公子”。
至少，因为有了永久性的延长发，我无须像上星期那样那么早去工作室了：是八点半，而不是六点半，那就意味着我可以七点半从家里出发，而不是五点半了。我还可以睡上四个小时，因为在我上床之前我得把明天的衣服准备好。我们不仅要在CD：UK上表演单曲，我自己还要去SM：TV，爱玛客串女主持人，梅尔·C演唱她的单曲，那是本周第一。可恶的露易丝，我咕哝着，在房间里到处翻，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她借了我想在演出时穿的裙子，还没有送回来。
《心神迷乱》在8月14日，星期一发行了。既然人们确实可以买到唱片了，宣传策略也该变了——签名销售：周一在伦敦，周二在奥耳丹，靠近曼彻斯特。这是我做宣传的最佳时机。只有这时，我们才能见到我们的歌迷——那些出来买我们唱片的人、我们赖以成名的人。
当汽车到达皮卡迪利广场时，我简直无法相信看到的景象。整个广场沸腾了。有一刻我想他们肯定是在那儿等另一个人。但不是这样，他们等的是戴恩·波尔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或者是我们自称的“高贵辣妹”和戴克斯。
45分钟后，CD销售一空。50分钟以后，磁带和唱片销售一空。经理说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我打电话给尼克·拉斐尔，告诉他我认为我们真的有机会拿到第一。
“瞧，”他说，“我真的不想这么说，维多利亚，但是你没有机会。”
我累极了。我们前一天很晚才从伊维萨岛回来。坦白说，传说中的“巴利阿里”效应（伊维萨岛是众多国际歌星、音乐节目主持人经常光顾的旅游胜地。通过参加这样的聚会，歌手通常会成功地宣传自己，提升唱片销量。此即所谓的“巴利阿里”效应）对我们没有用。
第二天早晨七点，我们在曼彻斯特的早餐节目里宣传了一下签名销售。我那模样就像“波卡洪塔斯”公主（是迪斯尼公司出品的《风中奇缘》这一动画片中的女主角。影片描写了一个从欧洲来到这一片新大陆的白人青年与当地印地安部落首领的女儿波卡洪塔斯之间的爱情故事），头上系了一条扎染印花大手帕。因为没有泰勒为我做头发，我看起来有可能像个女巫。
我早起没有问题。不像大卫，他早晨简直痛苦不堪，真是滑稽。我却很活跃。我已习惯和布鲁克林一起早起，我是那种不需要太多睡眠的人——在压力下我似乎更显精力旺盛，尽管我不时会感到疲惫不堪。但说到慵懒的生活，我可过不来。比方说，假如某个星期天我什么都不用做，我会坐三四个小时浏览一些文字材料。最让我放松的是整理卧室。
工作忙的时候，卧室简直就像垃圾场。或者最好的就是陪布鲁克林玩。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无所事事。
但是，我知道我在这方面有点怪异。戴恩和其他人一样，直到大约十点钟才开始进入最佳状态。但跟我一起工作可让他吃足了苦头。我们很快就成了磨合得很好的二人组，总在说俏皮话，好像我们是斯金纳和巴蒂尔（英国著名电视喜剧拍档，以即兴发挥的幽默节目著名）。然后是接受BBC和另一家电台的采访，然后又上了一个电视节目。有人问我，长出这么长的头发花了多长时间。我告诉他，我只是撒了点仙土。
“她在开玩笑呢，”戴恩看到采访者有些吃惊，就说，“事实上是粪肥。”
戴恩脑子反应很快。就像我告诉他我和琼·柯林斯一起晒日光浴的时候，他说，“她晒化了吗？”
大多数时候，那些采访者并未发现他的幽默感，因为他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我和大卫身上。我总是尽力把他们的话题引开，说，“瞧，我们谈的可是音乐。”我不知道戴恩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他没有抱怨，没有发牢骚。他似乎压根儿就不好表现自我。
事实上我们恰好互补。
接着我们又去了另一间工作室，为该地区的地方电台接几个电话采访，说的话总是“嗨，伙计们，喜欢这首歌吧。那么你们两个是怎么到一起的？”
大约十一点钟，我们又转移到BBC在皮卡迪利的另一间工作室做电话采访，这时，电话响了。乔，戴恩的经理人，正透过工作室的门冲我们做鬼脸。因为工作室是隔音的，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而戴恩正和电话另一端的采访者说着话，没看见她。
我对音效师打了个急着要小便的手势就出来了。乔看上去就像刚吞下一个炮仗。
“你们领先了两千五百张，”她尖叫着。
“什么？”
“尼克刚打了电话来，他刚拿到昨天的销售数字，你们比《斯皮勒》多卖出了两千五百张。”
我正需要有人在我的屁股上踢一脚。我立刻就像要成了一台机器。首先，我给尼克·拉斐尔打电话，想从那家伙嘴里亲耳听到这个消息。是真的，但我们不能高兴得过了头，他说，两千五百张唱片并不是多大的差距，接下来还有五天呢。
如果我认为维京的皮卡迪利已经很不错了的话，和奥耳丹比起来它简直不算什么。六千人在等我们；有屏障把他们挡在后面，还有骑警。事实上这太难以置信了，我突然感到眼睛刺痛，仿佛要哭出来。等候签名的队伍像长蛇一样穿过店堂一直排到店外很远的地方。周围的货架很高，每一次又一批人来到我们面前、看到我们，都会爆发出呼喊声、尖叫声。难以置信。
我们坐在贴满海报的大窗子前的桌子旁。后面的人群没有一点点减少的迹象。孩子们爬上了灯柱，对面公寓的阳台上也挤满了人。
还有人不断地来。
“你能写上‘送给约翰’吗？”
签名，微笑。“你的好了。”
“你能把这个给布鲁克林吗？”（一只玩具刺猬。）
“谢谢你。”签名，微笑，“你的好了。”
“你能在我的上衣上面也签上名好吗？这样我就可以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了。”
“你能写上送给佐伊吗？”
我在T恤衫上签名，在“辣妹”专辑上签名，在胳膊上签名。我甚至在一张十英镑的钞票上签名。我们还和大齿缝的孩子、扎着小辫子的双胞胎合影。每当一位母亲告诉我说她的孩子和布鲁克林一般大时，我心中总感到一阵刺痛，布鲁克林正在楼上，我妈妈在照看他。
一个小女孩发现她没钱买磁带了——不知是丢了还是怎么的。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别担心，”大卫满面笑容地对她说。“你需要多少钱？”
“五十便士。”她含着泪水嗫嚅道。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些零钱来，给了她一枚两镑的硬币。
我们签了一千五百多张唱片——店里只有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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