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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辣妹营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曼彻斯特，大卫出去取一盒录像带并带一份中餐外卖回来。我打开电视。或者说想打开电视，但是遥控器失灵了。我看到后盖子掉了，没有电池，所以我就到厨房抽屉里去找，那是大卫存放在别的地方都不好放的东西的地方——大卫是世界上最整洁的人。
开始我找不到电池，后来我看到两只电池样的东西在抽屉前部散放着滚来滚去。
因此我就拿起来，突然我感到不舒服。我的手似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哗啦一声它们掉到了地上。它们不是电池。是子弹。银色的子弹，上面有我们的名字——“高贵”和贝克汉姆。我感到脸上没有了一点血色，膝盖发软。
就在那时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子弹还在地板上，在它们掉下去的地方。大卫走进来，满面笑容，随即停了下来，我只是盯住他看，说不出话来。他走过来、搂住我，把子弹踢开。这些东西是上星期收到的，他说。
他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我。我们就站在厨房里，紧紧抓着对方。
虽然大卫的大部分邮件都寄到老特拉福德，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会寄到家里来。
他刚刚训练回来，他说，一直站在司诺克台球桌边，这时他打开信封，子弹掉了出来。
他走到那个同样的抽屉前，拿出一个信封，把它递给我。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
相当厚的纸。我坐下来，拿出这张单线纸，纸上满是皱痕。上面用大写字母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字：你们两个每人一颗你们谁也跑不了“这简直莫名其妙，”我说。
“一切都莫名其妙。”
我感到他的胳膊紧紧抱着我，头贴着我的肩膀。我感到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听凭那张纸掉在地板上。大卫把它捡起来，放回到信封里。
“安全人员已经看过了，”他说，“但是我说等你看过之后再给他们。我知道这让人不舒服，但是我想这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两个人。”
以前大卫从没收到过任何一种攻击性信件，没有那样的东西，我也没有收到过。
那不是惟一让我们俩感到既紧张又沮丧的事。因为我们将离开英国，开始我们的世界巡演，这要持续大半年时间。西蒙·福勒说服我们办理一个所谓“境外免税年”的手续。这意味着我们将无须为我们在联合王国以外挣的钱付收入税。不利的方面是我们在那一年中将只被允许在英国停留65天左右。这一年自1997年9月1日起至1998年8月31日结束。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反正得在国外，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我真的不想去，而且大卫显然也不想让我去。不管怎么说，一直以来彼此见上一面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我们都同意了。
大卫和我在一起已经整六个月了，但是“在一起”这个词不准确。大部分时间里，要么我在国外，要么大卫在曼彻斯特而我在伦敦。现在情况就要变得更糟了。
一切好像正从我们脚下滑走，像是遇到雪崩或者什么，而且你无法控制。
似乎我们都需要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大卫决定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但是8月底他的比赛日程安排得很满，我们无法到别处去，甚至周末都不行。所以他问经纪人是否知道当地有没有好一点的旅馆。他的经纪人对他说了“罗克里大厅”，离南特维奇不远，它如何如何好、僻静，从6号公路下来只有两个出口。
这是一座漂亮的老房子，坐落在一块美丽的地方——相当老式的旅馆——但是那似乎挺合适。我们的房间光线充足、很温馨，俯视着花园。我们在那里的第二个晚上，大卫向我求婚。双膝跪地，请我嫁给他。
我什么都没敢对人说。我仍然害怕西蒙会说什么。其实我知道西蒙会怎么说，他会气得发疯的。他经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一个男人将会拆散“辣妹”。
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让他见鬼去呢？事实是我对他有能力办到的事感到恐惧。他的权力太大了，他会让我更难见到大卫。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情形就已经够难的了。
这件事一定不能泄露。戒指可以等等再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和感觉。我们试着交换戒指——但是我的蒂芬尼戒指甚至都无法套到大卫的小手指上。
因此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戒指从右手移到了左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太激动了。
8月30日，星期六。再过两天我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烦恼。但是为了大卫我得高兴。上个赛季一开始——在我遇到他之前——在对阵温布尔登时他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他从半场线处起脚，57码远——这是英超比赛中踢出的最远的进球。
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录像带，即使是我都能看出这个进球太漂亮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球为他赢得了“年度马特·巴斯比爵士（1945—1968年间任曼联队主帅）年青球员奖”。我们都坐在那里，我的妈妈和爸爸、他的妈妈和爸爸，看他领奖。人群欢声雷动，大卫把奖杯高举到空中，转过身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
我想大声喊出来，这就是那个我爱的男人，就是那个我要嫁的男人。我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疼了，好像我想让他在体育馆67，000人的欢呼之外听到我的鼓掌声。
颁奖仪式过后接着是比赛：曼联对考文垂。在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到球员休息室，正喝着饮料，这时我爸爸的手机响了。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是露易丝，”他说，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媒体正在门口说你和大卫订婚了或结婚了还是其他什么事。那地方被包围了，她说，一束一束的花送过来，电话像发了疯一样。发生什么事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除了我妈妈。我的意思是，你梦中的那个男人要你嫁给他——你不可能不告诉你妈妈。
每个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座位上看下半场比赛了。
“求你了，爸爸，现在不行。我以后和你谈这事，”我说。
像往常一样，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卫的爸爸向球场外正在售卖“粉红报”的人买了一份。这是一份比赛一结束就出版的体育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大卫的妈妈和爸爸上了他们自己的车，而我也只是回到沃斯利的房子后才看到大卫的那张照片。
它就在那儿，在头版：大卫举着奖杯，左手上套着一个戒指，标题是“贝克汉姆要结婚了”。我们都站在厨房里——桑德拉刚把水壶放上——他们（我妈妈、我爸爸、桑德拉、泰德）都看着我，或者不如说是朝下看着我左手上的蒂芬尼戒指。
接下来，我的手机响了。是为西蒙工作的一个律师，那时负责媒体方面的事务。
他绝对是个忠实的律师——我们经常称他为“死神”。
这正是我需要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冰柜还冷。媒体登了照片，大卫把戒指戴在订婚手指上，还有我的一幅，戒指也戴在订婚手指上，他说。订婚的事情当然要否认。他将要发表的声明是大卫通常戴戒指的手指有轻度炎症，这就是他把戒指戴在另一只手上的原因。而我通常都把戒指戴在左手上。他会让媒体相信这没有任何意义。
“瞧，”我和他通完话以后，我妈妈说，“要想消除这条头版新闻的影响，得需要点有相当分量的东西。”
第二天清晨，在巴黎的一段隧道里，戴安娜王妃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离开大卫的家准备开往。伦敦时才知道。那么多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场景，但是都不像这一次。我已经照“死神”所说把戒指换回到我的右手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喊“把你的手给我们瞧瞧”，或者类似的话。他们说：“关于戴安娜你是否想说点什么？”
戴安娜？我记得当时想了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我一脸的茫然，另外有个人说：“你没听说吗？戴安娜王妃昨天夜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看着大卫。
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
我们上了车——这是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蓝色“保时捷”——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妈妈。关于戴安娜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向伦敦开去，感觉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
前一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们到贝里一家很不错的而我们又熟悉的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餐。回来以后，我们在沙发上坐了几个小时，只是哭。
为了过好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大卫做了很大的努力，他穿着我在纽约为他买的“普拉达”衬衫，看上去非常漂亮。
回到戈夫橡树，整个下午我都在收拾行李，而大卫踱来踱去，努力想鼓起勇气请求我爸爸把我嫁给他。他决心每件事都要做得很得体。他太紧张了。
“你不会吓着他的，大卫，”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我爸爸不会得心脏病或者什么的。”
他们在一起呆了大约十分钟，说着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从来没问。
大卫上楼来以后，他的笑容和给我的吻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那天晚上我们安排了一次告别晚餐。告别总是那么困难，但是戴安娜的死讯让它变得更为糟糕。每个人都知道威廉王子是爱玛的歌迷，我确信有一天我们会接到邀请到肯幸顿王宫去喝茶，然后我就能见到她了——不只是站成一排，握手或是什么的，而是一次真正的聊天。我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忘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戴安娜王妃向世界表明只要你一心一意你就能成就什么。她摆脱了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开始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假如那不是女性力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称得上女性力量。
我们去了史密斯，翁戛的一家饭店，家庭聚会我们经常去那儿——离我妈妈、爸爸家只有大约二十分钟路。我们大家都到了，两家人，亚当斯一家和贝克汉姆一家：桑德拉和泰德，大卫的妹妹乔安妮和姐姐林娜，还有林娜的丈夫科林；杰基和托尼，露易丝和史蒂文，她那时的男友，克里斯琴，我和大卫。每个人都感觉非常沮丧和不舒服。环视桌边所有那些对我都很重要的人，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和家人在一起。而我却就要离开我的家人长达一年，为什么呢？为了钱。
那天夜里，我收拾好了行李。卡米拉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大箱子。我们只允许带这么多行李：一只箱子。我们每个人箱子的颜色不一样。我的箱子——恰好可以表达我的心情——蓝色的。这种箱子你也许会在海底发现，里面还装着财宝。大卫真的在上面画了一面“海盗旗”。一切都那么令人感动。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姑娘们打来了电话。我和大卫戒指戴在左手上的照片也许没有上头版，但却上了第三版。除了对戴安娜的死感到震惊外，她们都好像非常兴奋。
对她们来说出国的感觉和我是不一样的。梅兰妮·C没有男朋友，而且她离家生活好多年了。洁芮也一样，那时她也没有一个对她来讲很重要的男朋友。爱玛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虽说她也没有撇下一个特别的男朋友。
梅兰妮·B倒是有一个男朋友，但是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因为他生活在冰岛。午夜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收拾好了。我说，还没有。你呢？她甚至还没有开始收拾。她不想去。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年的行李你怎么收拾？
“不要想着一年，”我妈妈说。“你两个星期后就会回来，所以只准备两个星期的行李。”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拍摄歌曲《难以忍受》的影像带，也为MTV的颁奖典礼做准备——《想要》摘取了最佳影像奖，这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为悼念戴安娜王妃我们都戴着黑色臂章。不幸的是，詹妮和凯琳没和我们一起来，自从《想要》开始，她们俩就一直为我们做头发、化妆，结果，我们看上去都像一群身着女装的大老爷儿们，尤其是洁芮。
我记得我们的座位紧靠莱尼·克拉维茨（美国著名男歌手）和他的女儿佐伊，佐伊打扮得活像一个跳摇摆舞的少女，虽然她当时大概6岁都不到。她穿着一条短小的皮裙子，白色T恤衫，皮茄克，还戴着一副和她爸爸一模一样的太阳镜。
正如我妈妈所说，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回到英国，但只呆了一个晚上。西蒙在法国南部租了一间大别墅，在那儿，我们将为10月初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一次大型音乐会进行排练。至少，尼斯离伦敦乘飞机大概只要一个小时左右。
结果是，这根本没什么两样。我们就好像远在西伯利亚。
那幢别墅在一个名叫比奥的村子外面，但我们却没去过比奥村或者到其他什么地方看过。在那儿的一个月中，我们只有一次出去到饭店吃饭。每个人都生活在那所房子里。
除了我们，还有厨师克雷西达，以及卡米拉。负责安全的有凡尔纳、JP，再加上艾伦·安德伍德，他这个“安全”的含义与其说是负责姑娘们不受伤害，还不如说是“军情5处”（英国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活动的政府机构）里“安全”的含义。西蒙不在时（这并不经常发生），艾伦·安德伍德就是他的耳目。他看起来就像一条哈巴狗——甚至走路都像，因为他是罗圈腿。他总是穿西服，经常穿一件长外套——即使天气比较热——事实上，他的脸总是不停地流汗。他拎着一个银色金属盒子到处走，我肯定那里面装着监视设备。
小的时候，我总是自寻烦恼，总是担心，因此我经常做这样一件事：闭上双眼，想像把任何烦恼都放在一艘船上，站在码头上向它挥手道别。那是一艘老式船，有船帆，它会带着我的焦虑驶向天边。对艾伦·安德伍德和他那个可怕的盒子我也试着这么做，希望他们能走远一点，但是，这一次不灵了。
我肯定所有的电话都被监听了，当我和大卫、我妈妈或者我爸爸通话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说任何针对西蒙的话。后来我发现其他姑娘也一样。
在那幢别墅的院子里有一个大帐篷，被用作健身房和跳舞厅，在那里，我们和普里西拉，她又和我们一起来了，一起练习舞蹈动作。在院子外面，隔着一个短短的车道，他们模仿伊斯坦布尔的舞台搭建了一个实体模型。
大家都知道，巡演中你的身体一定要相当好——因此，除了排练外，我们每天还要锻炼：体能课、演唱课还有舞蹈课。喜欢它们的只有梅兰妮·C和洁芮。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地狱。因为这是法国的南部，天气依然像蒸笼一样，尽管现在已是9月，所以我们六点钟就不得不起床了。
和大卫在一起以后，我的饮食多少正常了一些。但是现在它又开始不正常了。
我想这是因为食物是惟一我自己能控制的东西。我见不着家人，见不着男朋友。
任何人都不允许到我们的训练地去。谁都不行。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感觉就像一年。
为“辣妹”杂志拍摄的宣传照片显示我们快活得像云雀一样到处嬉戏。但这一段时光并不快乐。我们一个都不快乐。但是我们没有像过去那样谈论我们的不快，我们只是闷在房间里。
一个周末，其他姑娘都想出去，我正在担心会只剩我一个人。外界以为我们一定是在法国里维埃拉的一幢漂亮的别墅里，而对我而言，这是一座监牢。情况糟得有时我感到呼吸都困难。
一天早上，西蒙说他接到一个邀请，那个周末到米兰参加“范思哲”展示会。
他还说既然我一个人呆着，也许我想去？
见鬼，我当然想去。但是，问题是，跟谁一起去呢？
他建议我邀请一个朋友同去。
我给玛丽亚-露易丝打了电话。她一直想成为一名设计师，因此对时装一直感兴趣。这就像给了她一顶镶有珠宝的王冠。
那时距离詹尼·范思哲被谋杀只有大约一个月左右，范思哲是在迈阿密海滩他的家门外被枪杀的。他的妹妹当娜泰拉接管了他的时装业。西蒙说他会和她联系把一切安排好。
我非常兴奋。我们知道他接到了所有这些给我们的邀请，但是他从来不给我们，我们从来都参加不了任何活动。
真的什么都参加不了。
星期六早上，艾伦·安德伍德把我送到机场和玛丽亚—露易丝汇合。然后我们换乘“范思哲”提供的直升机。那只乌鸦——或者直升机——飞起来了，米兰离尼斯并不很远。
正是那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谁来接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是他们？如果他们不去怎么办？
直升机旁的停机坪上站着四个男人：黑西装、黑色长外套、黑色太阳镜、没有笑容。甚至没有任何你可以称之为表情的东西。其中一个拿着一大束花。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想他们是否在这个机场恭候某一位皇亲贵族。不。他们等的是我。
接着他们两个分别走到了我们的两边。我们像是被押送着，走出了机场出口，没有海关或护照检查。那儿停着四辆有专职司机的奔驰，黑色，车窗都遮着。只有一辆开着门。
我们进去，开走了。在我们后面是两辆空车，我们前面一辆空车——除了司机和保安。我们到了市区最豪华的旅馆，迎接我们的是丹尼尔——英国人，感谢上帝——他为当娜泰拉工作。我们不住在这儿，他解释道。这只是我们当天歇脚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要住在科摩湖畔范思哲的宅邸，距离米兰开车大约要四十五分钟。
“当娜泰拉想知道，”我们进了房间以后他说，“你们是否想到范思哲商店里挑几件今晚穿的衣服。”
这一切简直令我们无法相信。我真的感觉好像误人了另一个陌生的宇宙。忘了“辣妹世界”，这里的世界完全是梦幻般的。我就像一个修道院的修女一下子来到了极度纵欲的世界。到处都是漂亮的衣服、精美的食品、最好的香槟、珠宝。太多了，多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展示结束后，”在我们去“范思哲”商店的路上丹尼尔说，“当娜泰拉希望你们能来参加她的派对。那儿会有一些你们认识的人。那提醒了我，”说着他递给我一只信封。里面有一张便条：亲爱的维多利亚，请您为阿里格拉写几句话，再为她签个名。她是一个超级“辣妹”迷。
爱你的内奥姆。
我知道当娜泰拉·范思哲有两个孩子：阿里格拉，11岁，还有丹尼尔，大概8岁。但谁是内奥姆？
“内奥姆·坎贝尔，范思哲家的密友，”作为解释，丹尼尔加了一句。
最后，我们到了“范思哲”商店。我们就像孩子进了糖果店，我当时想其他几个“辣妹”一定不会相信。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这一切，而我真的在那儿了。
结果我挑了一件黑色皮连衣裙，里面有束身内衣。这甚；至还不是“范思哲”
副线系列——“范思哲”成衣系列——而是一件“詹尼·范思哲”——时装——值数千英镑。
我还挑了一件白色开司米长外套，一条毛皮围巾，一只手包，还有鞋子。玛丽亚—露易丝选了一件不同的连衣裙、和我一样的外套，不过是黑色的。接着我们返回了旅馆。
“发型师和化妆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到达，”丹尼尔说。
“我建议你们叫房间服务，让他们送点吃的过来。这一夜会很长。”
我穿上了我的新皮连衣裙——低胸的剪裁，在对面看我的胸部就像一台电视机，只是多了两只短小的皮袖子——搽的化妆品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多，接着又回到豪华轿车上。首先我们被带到后台见了当娜泰拉。她正在和什么人谈话，当我们被引见的时候，这个人回过身来。是珍妮特·杰克逊。珍妮特·杰克逊！然后我们在天桥下面坐了下来，我意识到我正坐在德米·摩尔（u的旁边。德米·摩尔！
展示结束后，我们回到后台喝了点香槟、吃点鱼子面包：“你感觉我能请德米·摩尔给我签个名吗？”我对玛丽亚-露易丝低声耳语。“也许那太过时了？”
这时有人拍我的肩膀。
“我想知道，维多利亚，”这声美国腔在我耳朵里咕噜咕噜响着，“我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的女儿们签个名？她们对你·简直着了迷。”那——好吧——是德米·摩尔。
然后我被引见给当娜泰拉的女儿阿里格拉。她告诉我那位音乐节目主持人是的伊·乔治，想去见见他吗？我说不，谢谢，因为我只是太害怕了。一切都异乎寻常，每个人都在飞吻——那些神采飞扬的时装周的可人儿们。我站在那儿，好像我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好像我只是在屏幕上看着这一切，我感觉这一切离我非常遥远。有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就感觉想把画面倒回去、再看一下、弄清楚他是谁。当然我能认出凯特·莫斯、内奥姆·坎贝尔和安珀·瓦莱塔（世界十大名模之一），她们坐在一起，挤在一个角上。从她们一直朝我看的样子，我能看出来她们正在谈论我。这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世界，而我绝对只是初来乍到。我和玛丽亚—露易丝只是像多余的人一样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凯特·莫斯走过来打了个招呼。她非常讨人喜欢，介绍了安珀·瓦莱塔，她是我最喜欢的超级模特之一。
内奥姆·坎贝尔还呆在原地。最后，她终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好像用肩膀在走路，挺着胸脯，就像一匹马。她站在我面前，手放在屁股两侧。非常好斗的样子。
没有任何开场白，她说：“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叫你‘高贵’？”你能听到她的冷笑。
面对一个大约十英尺的人，我尽量看着她的脸说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说你漂亮？”
她的脸僵住了，她先是把头转了过去，接着又转过身体，走了。
但是，我这只是故作自信。事实上，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孤独，只希望能回家和家人在一起。这和在学校的操场上没什么两样。其他每个人看上去好像都很快乐，而你却感觉宁愿不在那儿，不要别人上下打量你。
此刻，我真的不想去参加那个派对。我知道它和现在的情形差不多。确实如此。
一大片地方好像没有尽头，木地板，看起来坐上去就会坍塌的家具，正如你想像的那样：金碧辉煌，音乐声振聋发聩，人们摆着姿势、打着飞吻。我感觉就像“小孤儿安妮”（著名卡通连环画中的人物）。最后我和发型师基多聊了一会儿，也和当娜泰拉的丈夫保罗谈了一会儿，他过去曾是个模特。比起那些可人儿、神气活现的时装周的美人儿以及愚蠢的名人们，我和他们在一起感觉舒服多了。
我们没有呆到晚会结束就先走了。保罗安排了车把我们送到那座乡村宫殿。大约三点，我们到了科摩湖畔。那里到处是柱廊、骨灰瓮、雕像、树篱和沙砾。虽然我们到的时候一片漆黑，但是你能感觉到这地方令人惊异，长长的车道灯火通明，到处是保安。
管家迎接了我们——我们的包已经在那儿了——并把我们领到各自的房间。先是玛丽亚—露易丝，然后是我。
我的房间令人惊异。没有其他词能形容。阳台俯视湖面，到处都是詹尼·范思哲的照片，床边有一部电话，在快捷键边上写着名字：埃尔顿，伦敦；埃尔顿，尼斯。突然，我明白了。这是他的房间，詹尼·范思哲的房间。
接着我拿着梳妆袋进了洗澡间，镜子上方的钩子上挂着一条束发带，一条有弹性的毛巾束发带。上面有血。就是那一条，我猛然意识到了，他被枪杀时戴的那条。
好像这地方是个祠堂：挤扁了的牙膏皮好像是他留下的。衣柜里放着他的衣服。
我立刻变得狂躁不安起来。尽管很疲倦，我不可能一个人睡在那儿。我打开门去敲玛丽亚—露易丝的门。我估计范思哲的床大得足以睡下四个人，更不用说两个人了。
第二天，我们和当娜泰拉的两个孩子、保姆、两个保镖一起度过。那两个保镖非常健壮，从来不让孩子走出他们的视线。詹尼·范思哲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归阿里格拉。意大利就是意大利，他们非常害怕被绑架。我们找了一条船，在湖心岛上吃了午饭。接着我们乘船在湖中游览，回到房子里吃了晚餐。一切都非常可爱，这是怎样的生活啊。
第二天清早，一架直升机把我们从那座花园接走了，接着就回尼斯，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或者是近似真实生活的“辣妹世界”。
生活当然没有必要如此？外界看我是“高贵辣妹”，流行歌星巨富，但是我非常不开心。回到“辣妹营”，我妈妈给它起的名字（她甚至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辣妹营”），让我感到它多么像一座监狱。通常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只要看看窗外灿烂的阳光就能让我高兴起来。
别墅外面阳光普照，但是，感觉却和冬日无异。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认为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但是，那个星期过了几天以后，在一个和卧室同在一层的小洗衣房里，我正坐在烫衣板上和洁芮说话。
“告诉我，洁芮，”我停了一下，想找一些恰当的词，“你对西蒙真的满意吗？”
又停了一下。洁芮走到门口，往过道上看看。没人。然后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是那么忧伤。
“不。”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就是不知道。”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这幢古老别墅的楼梯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跳起身，从烫衣板上滑下来，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开始熨烫我的睡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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