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艰难险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长期被选任为党的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和国家的主席，已经载人我们的史册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利用我党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对刘少奇同志竭尽诬陷迫害之能事，以致折磨致死，铸成了我党历史上的特大冤案。 在这一奇冤中，康生起了奇特的作用。
人们不禁要问，康生对刘少奇的态度不是一直很尊重吗？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是的，在康生那里，对人的态度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
我们无须追溯得太远。康生自一九五六年东山再起，他除了眼睛盯着毛泽东同志以外，当然也盯着刘少奇同志，一有机会便奉承一番。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他在全国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上，高度赞扬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总结了两次革命的经验，在今后建设问题上，进一步发挥了主席十大矛盾的思想，在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一九五九年九月，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又赞扬刘少奇同志
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民伟大领袖的重要作用“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六一年，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不久，康生又自荐主编《刘少奇选集》，并且立即着手编辑。后来被康生批了个一塌糊涂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这个时候由康生提议，并由他指定专人修改而再版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康生主持的《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刚刚结束，就赶紧向少奇同志说：”您的《选集》我们已经定稿了，现在只等您一句话就可付印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杀气腾腾地独揽了整个会议的发言权，发言中除了大骂彭、罗、陆、杨之外，还指着鼻子大骂朱德同志是”空头总司令“，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党外人士“，是一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的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人。
尽管如此，这时，康生对刘少奇同志还是恭恭敬敬的。就在这个会议上，康生还当面检查了一九三一年他对刘少奇同志的攻击，说：“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过反对少奇同志的
文章，（署）名为谢康。这个谁也不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由此看来，康生对刘少奇同志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总有这么一番表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时他认为刘少奇同志”接班人“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当时只想到彭真（的问题），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接班人有问题“。可是，待”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一拉开，康生得知毛泽东同志不同意派工作组的态度之后，他对刘少奇同志的态度就一下改变了。七月二十五日，当毛泽东同志由外地回到北京第一次召开大区书记会议时，康生就把中央批发的北大工作组关于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放在自己皮包里。后来他说：”我当时把文件带在身上，想送给毛主席看看，但是勇气不够，想了半天，又放回皮包里了，怕说成是告状。隔天，我将这个错误文件的危害，告诉原批发者，想推动他自己向主席报告，但毫无结果。“这段自白，说明康生在这时的心理状态：由于他还没有完全摸底，所以有些举棋不定，欲攻又止。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看到毛泽东同志的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康生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在刘少奇同志面前了。
康生是怎样诬陷刘少奇同志的呢？
一，虚构了一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据康生说，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与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什么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生有着不同的解释，时而增加内容，时而延长时间，刘少奇的队伍，康生也一再为之扩编。他最初的解释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初决定派出工作组的那五十天中的问题。怎么派工作组就是反动路线呢？如果这样说能成立的话，那么在此以前的政治运动，比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派、四清都曾派出过工作组；在此之后的“工宣队”、“军宣队”，以及以“支左”名义派出的“军代表”，不也是工作组吗？其实，派工作组是我党历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派工作组本身不好说是什么路线错误。然而，康生却不顾这一切，也不顾自己曾经积极支持过派出工作组的事实，硬把派工作组的责任完全推给刘少奇同志，说什么决定派工作组本身就是刘少奇制定和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
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见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则又解释说：“不仅仅是由于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司令部发生了问题，而且是由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有一条顽固的资产阶级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对抗”。从此之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扩展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认为这条路线一直“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具
体内容是什么？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一直批了七、八个月啦，可谁也没有系统地具体地分析过。直到四月初，林彪亲自点将，要康生在十三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详细讲讲“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时，康生应林彪之政治需要，组织了自己的班子为他起草，戚本禹、叶群也亲自出马相助，方才为刘少奇编造了那条“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在白区工作中，刘少奇“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实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因而“不是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抗日战争中，“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单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刘少奇“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了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
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
一九六四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除此之外，康生还在别的讲话中说：刘少奇在文教卫生、工交农业、军
事外交各个方面也都有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
这样，刘少奇的一条一贯的全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康生炮制出笼了。
看来，康生的独特眼光，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最“高明”的了。
从三十年代起，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刘少奇每个时期都有一套同党的
正确路线相对立的反动路线，有时间有内容，康生提得尖锐，提得具体，似乎刘少奇在党内从来就是破坏捣乱的。如果康生的讲话是事实的话，那末人们自然会问：第一，康生一方面高度颂扬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是如何英明如何伟大，另一方面又胡说，这个党出现了一个象刘少奇这样的反党人物，而且这个人物长期在党内居于重要领导地位，是毛泽东同志的左右手，这不是公然宣传这个党蠢之又蠢吗？第二，康生既然那么明确具体地发现了刘少奇的严重问题，为什么他又在各个时期都颂扬刘少奇，都在推崇刘少奇为正确路线代表呢？他过去的说法和现在的说法完全相反，何者为准？要么过去是假话，要么现在是假话，或者过去和现在都是假话，是个货真价实的两面派！第三，康生把刘少奇的历史说成是反党史，是党内埋藏几十年的定时炸弹，他以情报专家自居，告诉人们几十年前他就有觉察，但他从来没有向党说明过，说出来的都是反话，现在一下子就公诸于世，几十年后他才吐出内心话，这不是更加令人惊异地感到他才是真正的定时炸弹吗？
二，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康生认为：既然刘少奇有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那么就一定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了证实这个推论，康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即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特地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张条子，让他们查一查混进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南开大学”红卫兵“根据康生的这一指示，迅速组织了七、八十人的”抓叛徒战斗队“，并大量复制康生的指示，发给每个战斗队成员，作为随意出入各单位，任意查阅抄录各种档案材料的”特种证件“。过去党和国家规定的一切有关保密的规章制度，都告吹了。战斗队一成立，就按照康生的指点，查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这就是康生、江青一再大喊大叫的”小将立了大功“的”胜利成果“！
八个月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为了操纵学生组织，继续扶植自己封的“造反派”头头，康生又给聂元梓写了一张条子：“天津南开大学卫东战斗队组织了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的结果，看到了旧北京市委内部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的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根据康生的这张条子，聂元样等人立即组织了所谓“专门从事叛徒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第二战斗队”，又名“揪叛徒兵团”。
其活动极为诡秘，人员名单、工作计划、调查报告，都直接请示康生。实际上，这是一支负有特殊使命的别动队！“第二战斗队”成立后，立即调查
了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三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后设法营救出狱
的被国民党关押的近三百名“政治犯”。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在接见中组部工作人员时，又要他们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等组织“揪叛徒”的“经验”。于是，中组部和全国各地，也都照此办理起来，从而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揪叛徒”
的一支庞大队伍。这支队伍在康生的授意下，当然“成绩辉煌”，到六月七日止，全国揪出“历史上被捕、被俘后自首变节或自首变节嫌疑的人”，就达五千二百余名。康生的“被捕叛变论”先推行于他的直属“战斗队”，又推行于全国。凡被捕就叛变，这大半是康生的体验。所以，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表声明：他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叛变过！他既然揪出了这么多“叛徒”，就足以证明刘少奇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是确实存在的。由假设到求证，这就是康生的公式！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就是康生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重要“证据”。其实，这完全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假案。
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是一九三六年出狱的。这一点，康生完全清楚。
他曾于一九四三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一九四四年，他向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他就向中央写报告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更卑鄙的是康生还指使一些人向有关人员威胁逼供，制造假证据。专案人员不准这些同志谈“毛主席知道此事”，威胁说：“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还逼张闻天同志承认这些同志出狱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并威胁说：“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也是由康生一手制造并被用来证明“刘、邓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证据”。实际情况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几十人全部（包括从苏归国人员以及在新疆养病的人员）拘禁，于一九四三年春天关进监狱。绝大多数被捕人员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很好，有的牺牲在狱中。一九四六年，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时，经中共中央与之交涉进行营救，除公开叛党的十五人外，其余一百二十几人无条件释放，于同年七月回到延安。中央对这批同志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的经过，是完全了解的。他们回到延安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康生也在这个欢迎的队伍中，而且其欢迎之热烈尤为突出。据当时《解放日报》报道，康生“跳上汽车，热烈拥抱住一位黧黑面孔的同志，兴奋地喊道：”你终于回来了‘。“但是，在一九六七年初，当康生掀起”揪叛徒“风浪之后，这批同志除已故和下落不明者外，
共九十名，都陆续在各地被揪斗，并于同年十一月几乎全部立案审查。康生明知此案的一切情形，不但不说明真相，相反却无中生有地诬陷他们“投敌叛变”，“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使许多同志重陷冤狱达八年之久，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大批亲友受株连。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批准，此案才得以平反。
三，四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
康生认为，只批判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能满足林彪、江青的要求，于是战斗便向“纵深”发展！什么才是头号敌人？
什么帽子才是头号敌人应戴的帽子？积康生之经验，头号敌人应戴的帽子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和“特务”。于是就把这四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了！怎样扣法呢？只要想得出，就能扣得上，这是康生的拿手戏。
康生采用诱供、逼供办法，制造了这个前所未闻的奇冤。
为了给刘少奇扣上“叛徒”的帽子，康生曾三次派人去强迫安子文同志出来作证。第一次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受派人对安说：如果你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受派人答：“是”。安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讲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这样把来人顶了回去。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春天。此时，安子文同志已被关进监狱。受派人找到安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第一功已有人立了，现在你能立第二功，对你也有极大好处。”又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能进来，也就能出去；你难道就不愿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亲人团聚吗？”安回答说：“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还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的事，有什么法子？！”结果又一次把来人顶了回去。第三次是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前夕。来人说：“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做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回答说：“我的确不了解，如果我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讲了。以后，你不要再问这事了”。再一次把来人顶了回去。向押在狱中的人逼“证明”，你写了就“立功”，你不写，你就是叛徒！当时听了复杂，现在看来简单，令人难于接受的是，康生以“共产党”的招牌去干反动派的勾当！
康生还伙同江青、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同刘少奇一道被警察局拘留。
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他们都被取保释放了。历史事实
就是这样。然而，江、康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为此，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将×加以“隔离审查”。在康生的直接导演下，专案组成员轮番批斗，强逼硬压，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问题，不达目的，批斗不止。这样一连搞了七天，×××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假话。
但是过后很快反供了。先后写出推翻假供的申诉二十份，一再说明这个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可是，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五份，并警告说：“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问题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丁觉群曾于一九二七年同刘少奇同志一起搞过地下工作。为了取得刘少奇一九二七年“被捕叛变”的“证据”，江、康、谢等人下令将丁拘留起来令其交代。丁觉群就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如实写了：“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他在另一份材料上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嘛，可以对质嘛。”
当然这种交代，是不会使他们满意的。因此，威胁、利诱、欺骗、恐吓，千钧压力一齐落在丁觉群的身上。丁在经受不住压力的情况下，说了违心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反供声明，说：“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九月二十五日，丁又写信说：“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本来设专案，应当是从调查入手，取得真正可靠的材料，然后得出应有的结论，可是康生、江青、谢富治领导的专案不是这样。他们是结论在前，专案要按照结论去找去编符合结论的材料。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预见得正确。他们预想刘少奇是叛徒，就一定是叛徒。他们为了定刘少奇是特务，竟然决定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他们认为只要把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可是，不管怎样逼供、诱供，还是搞不出证据来。专案组只好做贼心虚地说：“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对此，江青看了仍不满意，特令康生另行改写。尽管康生手中没有任何证据，但他还是将“基本上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王光美的结论证实了，刘少奇的结论也就轻而易举地不证也“实”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即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炮制完成的前夕，康生又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丰富的想象，特有的才能，抓叛徒，叛徒出，挖特务，特务在！刘少奇就这样被打成了“叛
徒“、”特务“、”内奸“和”工贼“。
随着他们对刘少奇同志所罗织的罪名不断增多和加重，进而采取了最为疯狂最为残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他们擅自决定在中南海召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并指令专案组在批斗会的同时，冒充“造反派”，混到群众中去抄刘少奇同志的家。在批斗会上，。他们不许刘少奇同志讲一句话，强迫他低头弯腰。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八月五日的批斗会上，他们还揪着刘少奇同志的头发，强迫他抬头照像。
一个国家主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得鼻青眼肿。他脚上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被人推来搡去，脖子上挂着画有绞索和“红卫兵”的笔尖及拳头的漫画。经过这种严重的摧残，刘少奇同志的腰部伸不直了，右腿瘸了，只能双手撑扶着走廊蹭地移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造成了历史性错误，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还不算，他们还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把“随时可能发生突然死亡”的刘少奇同志押送开封监狱。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刘少奇同志折磨致死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简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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