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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蒋介石全传 > 密谋反共,五次“反剿” 第二次下野

第二次下野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战胜了阎、冯大军,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有些飘飘然,更“踌躇满志”,欲当大总统了。于是一面进攻中央红军,一面筹备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新约法”。对此,蒋的亲信人物或拍马者均表示赞成,其代表人物为吴稚晖、刘健群、陈立夫等。

  但胡汉民则首倡异议,反对蒋制定“新约法”,并于《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得到国人响应。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一致通过胡的提议。蒋见大势所趋,也只得附和,但心里却仍是要制“新约法”,当总统。主意既定,便产生了囚禁胡汉民的想法。

  这在以前,他是根本不敢以此对待孙中山的同事和国民党元老的。正是一朝握军权,便要登大宝,便要以武力对待任何不俯首听命的人。什么民意,什么“宽仁厚德”、“礼义廉耻”,便抛之九霄云外了。

  当然,蒋之怨恨胡汉民,并不只因此一事,还有胡汉民多次对他的尖锐批评和挖苦,使他“难以忍受”,或“忍无可忍”。

  胡汉民在党的地位原在蒋介石之上,是和孙中山共同创立同盟会的国民党和民国元老,又曾代理孙中山大元帅职不只一次。蒋掌权以后,胡一直很反对蒋个人专断独行。蒋虽对他以师辈相称,但内心里很不以胡为然,深感胡碍了他的事。1929年、1930年间胡曾反对蒋介石任意以派官拉拢人;也反对把部长、陆海空军副司令给冯、阎、张,认为此为国之名器,不应滥给人。他对蒋说:“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之于阎、冯,我已经反对,现在施之于张,我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是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该这么滥给人。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意义之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

  蒋介石当即站起来对胡说:“胡先生向来看功名权力之事不是很平淡的吗?何以对于这几个国府委员和部长之类,竟这么隆重起来?”两人谈话不欢而散。过了几天,王宠惠就告诉胡汉民:“为了胡先生反对把几个委员、部长给张,蒋介石发愤要辞职了。这是李石曾、吴稚辉说的,他们要我转告你。”蒋仍是不听他的决定和意见,他就以辞职来要挟,和过去一样。

  胡汉民更反对蒋介石独裁,经常批评他,也公开讽刺、挖苦他。有一次,胡在中央党部对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又曾说:“蒋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对任何事件,总说,‘不知蒋介石意思如何?’其实既然有中央党部,有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又有各院部会,事有专司,何可以某一个人的意思来掩盖各机关。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蒋于1931年2月,对胡的一次次批评,再也不愿忍耐了,决定囚禁胡汉民,便以请柬请胡于2月28日晚8时来家赴宴。胡无戒备之心,便坦然于这天下午8时三刻,开完立法院会议后,驱车前往蒋介石住处赴约。

  胡一到蒋家大门,胡的八名卫士便被蒋的十余名警卫请到别室去了。胡就自拿着衣帽、手杖大步进门,经过一条长甬道,被高凌百请到靠左边一间房子里。胡入室一看,别无他人,是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坐在那里等他。不觉心里一怔,疑云顿起。但已入套中,无可奈何了。不一会,高凌百也来到室内,和吴一左一右站在胡坐两旁。高并向胡转上一封厚厚的信。胡看完信后,信又被要走。

  信中蒋先说他如何尊崇胡汉民,仅次于总理;然后又说胡近来反对政府,反对他蒋氏,无论在党务和政治方面,都与他处处过不去。接着就给胡列出一条条罪状。在每一条罪状之旁,蒋介石亲笔加注。有的注说他“断不敢放弃自身责任也。”与胡对他的责备,针锋相对。

  信中还说胡以斯大林自居,而他不敢自认为是托洛斯基。胡则说:“我看完这信,又气又笑。”接着胡便吩咐高凌百,“找蒋介石来,我有话说。”高和吴便忸怩作态,拖延时间,叫胡先吃饭。胡说:“我不想吃!”于是他们又打电话。半个小时后,邵元冲跑来,问胡汉民“有什么意思?”胡便大声说,“你去找蒋介石来,我要问他是什么意思?”邵元冲吞吞吐吐,又悄悄走了。过了一会,邵元冲又转回来对胡汉民说蒋没有什么意思,并请入另室,然后对胡说:“蒋先生想请胡先生辞去立法院院长。”胡生气地说:“何止辞立法院院长,我什么都可以不干。……但必须找蒋介石来,这样便可以了事了吗?”约到12点钟,蒋介石来了,并跟着十几个卫士,他一进门,卫士皆站门外静待。只有蒋的表弟王世和持枪随蒋进屋,并立即就坐。蒋进屋后就坐在胡的对面。

  胡即问蒋近来有病吗,蒋说没有病。胡不客气地说:“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了,但你何所据而云然?你应该明白告诉我。”

  蒋不作声。胡即问蒋:“你说我勾结许崇智,这有什么根据?”蒋答云是“听人家说的。”胡又说:“许在党内是一个老同志,在私人是数十年共患难的朋友。就党的历史来说,你配说我勾结他吗?”

  然后胡又发问一系列问题,蒋多是不作声。最后蒋又对胡说:“胡先生,你反对我的约法呢!”胡一听这话,更火冒三丈,便问蒋:“你的约法吗?你有你的约法给我反对吗?”蒋介石讲不过,又说胡汉民“常常严责党务政治工作人员也太过分,这些人都不自安。”又说胡汉民反对他,又反对张学良,不赞成让张学良当陆海空军副司令等。

  最后胡汉民说,我辞职,不干了,什么也不干了。蒋介石马上说:“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并一面说,一面拍着胸脯。

  胡汉民又对蒋不客气地进行了教训:“你不对,只有我教训你,除我以外怕没有人再去教训你了。你不当以为我不敢教训你,如果我畏死,也不至今日才畏死,早就不出来革命了。”蒋介石默然地听着,然后向胡汉民鞠躬告退,并道了休息!

  第二天,胡于被蒋拘留中写了因病辞职信,并要求移居汤山。29日,胡被押送汤山,幽禁起来。

  广东陈济棠等闻讯反蒋,把亲蒋派陈铭枢驱逐出广东,然后与广西联合。4月30日,粤方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陈济棠领衔,发十人通电拥护弹劾。23日,又二十人联名通电,要蒋介石于四十八小时内辞职下野。27日,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组织广州国民政府,将粤、桂军编成第一、第四两集团军,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和古应芬为非常会议主持人)。陈和李宗仁立即派军北上湘赣,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

  5月5日,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会议前一日,即5月4日,蒋到汤山见胡汉民,请胡参加国民会议。胡拒绝参加。蒋又不吭一声,起身就走了。

  5月12日,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1日公布实施。蒋终于未敢违抗众议,制定“新约法”,实行宪政,充任总统,仍实行训政,蒋也只能仍当国民政府主席。该约法共八章,八十九条。其重要的原则是“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平时常务,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则“总揽中国民国之治权”,有宣战、媾和、缔约之大权,并决定政府预算。“总揽治权”,而不是负责执行权,其权力与国民会议、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统治权”可以说是相等同,不受监督,故蒋之权力,实同君主然,比立宪君主之权还大。因为立宪君主尚有宪法、议会予以限制,并且另有政府负责执行政务。

  蒋之未敢贸然当总统,并不全是众议反对,而是两广有军事实力对抗,他尚不能任意左右全国政局,如无军事反对派,蒋是不怕众议的。这是专制国家的特点,众议没有军事势力的支持,是无根本效用的。

  7月23日,蒋鉴于日军在东北积极部署武力侵占东北的军事,便向全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

  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寇武力侵占了沈阳,继而迅速扩大侵略,旋侵占我东三省全境。蒋以“先安内而后攘外”为国策,坚持不抵抗政策,电令张学良一枪不放放弃东北。

  此时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便仆仆风尘,奔走于粤、宁双方,促进和议。10月13日,蒋答应放胡。胡于当日下午与蒋在中山陵辞行;相见十分钟,胡便辞去。14日晨8时,胡乘快车赴沪,蒋和张静江到车站送行。在车站上,蒋介石对胡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

  胡马上纠正蒋说:“不然,你说过去的一切都错,这又错了。你应当检查出在过去的一切中,那几样是错的,然后痛自改正。错而能改,并不算错。如果说统统错了,便无从改,这却是大错。”

  蒋马上回问:“据胡先生看,错些什么呢?”胡答:“过去最大的错,是大家并没有为党为国为中国革命去奋斗,只是努力于私人权利的斗争。人人将所有心思才力,用以对付党内同志,党以此不能团结,党的力量以此不能表现,整个中国革命也以此完会失败。这种错误谁都有份,不过我个人比你们少些。”胡还想滔滔不绝地谈下去,被张静江顾左右而言他,给挡回去了。然后蒋即告辞,并说到上海再见。

  胡于9时乘车赴沪。平心而论,胡对蒋的批评十分中肯。

  同日,胡汉民发表宣言一篇,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大加抨击。文云:

  “……统一之基础,在于实行本党之主义,维护国家之利益,尤在于建树一开明之中枢。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军阀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政府,而在于军事委员长。……国计之决,不在于党部,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一切措施,既尽反人民之公意,又尽背本党之政纲。掌兵者威权愈大,言莫予违;由专制而任意杀人,祸变相寻。……,乃尚放言统一,统一何为之?将统一于军阀,以成其帝皇万世之业耶?抑以军阀之卖国误国为未足,故必统一之,以助其长乱为恶耶?……故日,必军阀统治倒,而后中国可以致统一,盖惟军阀统治倒,斯内政可以求改造。”

  这是胡汉民对当时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总剖析和批驳,说理精深,确实指出了蒋本人君主自为的根源,是军队私有制,是军阀集团。并且断定,不除军阀,中国无法改造。此尤为至理明言。

  这年11月,粤、宁双方在各自地点,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各自选出中央执、监委员会。蒋介石于12月15日辞国民政府主席和兼行政院长职(1930年9月,谭延闿死后,蒋兼行政院长)。28日选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任副院长。蒋介石仍列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与汪精卫、胡汉民同列。

  蒋在这次和两广、胡汉民的斗争中失败了。当然,也是汪精卫利用此胡、蒋矛盾,联合两广力量,将其逼下台的。这时可以说暂时形成了汪、胡联合阵线共同对蒋的局面。

  次年1月28日,孙科、陈铭枢辞职,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

  蒋虽辞职,但仍军权实握,从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就进一步为其独裁统治而奋斗了。国家民族之利益,早已置诸脑后,居于第二位地位了。

  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时期都有私家报纸,蒋虽实行个人独裁,但仍不能一手遮天。社会上的一些对政府的批评,仍可以见于报端。例如天津《大公报》,就经常对政府提出一些批评。并提倡监督和鞭策政府。1932年5月初签订上海中日停战协定后,《大公报》就发表社评《上海停战协定签字后》。社评曰:

  “此项协定,比之前此外间所传,不如其所传之严重,然日军何时撤退回国,固未定期,何时撤入租界或撤回舰上,亦遥遥无期,战虽停而不撤兵,则随时可以作战,兵虽退而仍驻中国境内,则随时可以进兵。如此协定,不但未符国人之期望,即政府中人,以及参与停战会议,签订停战协定诸公,恐亦未能满意也。”

  又说:“窃以为今后国人之工作,一方应监督政府履行其不签订丧国辱权条约之宣言,一方应鞭策政府准备收复失地之方法。……”

  5月10日,又发表社评曰:“政府对整个的抗敌计划,亦应当立即宣布,马上实行,打开此危机的局面。”

  又如天津铁道部扶轮中学学生驱逐校长风潮,则一连报道。1931年“九·一八”之后,北平学生请愿到达南京,蒋介石也顺应潮流亲自接见学生代表,并向他们许下抗日诺言。1932年5月30日,北平商会开会发出通电,响应废止内战运动,也予详细报道。至于1931年5月,西安学生抗日会被查封,平津院校教职员工罢教、罢工,也均予报道。

  其他各私家报纸也均如此。国共合作时期,亦有中共的报刊发行,其他党派报纸自然更是普遍自办。他们有一定的报道自由,只不触犯蒋氏本人的威信,各种社会活动和一般性学潮均可报道。但至解放战争时期,蒋则转而严厉镇压学生运动,而学潮也就更加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成为反蒋第二战线。顺民者昌,逆民者亡,自古已然,蒋氏竟然昏聩到不知顺民心的地步,焉得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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