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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位巩固，广东政治新星

　　第二次东征告捷之后，蒋介石的声威，可以说如日中天，国民政府各要员，均依为干城。这一切，均为蒋介石进入中央领导岗位铺平了道路。而其言论上的亲苏联共，又使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无法阻止（见前面第一章）。蒋以军功、军权为根基，以言论左倾为掩护，积极活动，迅速地向国民党中央领导层进军。这是蒋为统治全中国而发生的一次跃进（此次战役，东征军阵亡共五百九十七人）。

　　战后，蒋为轻松一下，便于11月12日上午往游韩山和湘子桥。下午，续读《泰戈尔传》，认为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的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运动的真义。至于列宁，他认为，是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的手段。他说：“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他自己的选择，是唯心主义，是泰戈尔，不是列宁。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或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股反苏思潮。中国青年党党员，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常燕生，就于同一天（11月12日），发表了一篇反苏文章《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刊登在《晨报》副刊上。他说他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不相信苏联的马克思派，不相信列宁。他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指工业发达国家的事。他说：“马克思明明主张工业越发达之国家距社会主义之实现越近；而俄之过激派是乃专门传布其主义于工业落后之国家，即此一点，已可证其非马克思之嫡系了”。

　　常氏进一步指责苏俄的政治是专制主义的政治，与孙中山的民治主义绝对不合。他说：“现今苏俄之政治，不但非出于全体国民之公意，抑且非出于全体劳农阶级之同意，不过少数共产党专断之政治耳。即此点而论，姑无论其政治领袖之人格如何，政策之是非如何，已为吾侪笃信民治主义之人所绝对不能承认。苏俄共产主义者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如中古教皇假宗教之名，行专制之实，其为害相同，人之迷信，不以为非者相同。罗素谓，马克思派为新兴之宗教；诚然。……吾侪渴望自由之人，对于此种宗教式之主义，非反对不可。”

　　这种思想，在当时知识界颇有市场，玄学家张君劢也与常有同感；蔡元培也如此，他甚至于1927年4月，支持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这就是蒋介石反共的社会基础之一。常燕生，只是此种思潮的代表者之一。

　　蒋介石此时仍然在伪装左派，高唱第三国际的赞歌，比常氏还“进步”。他以后反共，就借用了这种思潮，作为支柱之一。但他掌权后，又实行专制独裁，镇压民主主义者，比北洋军阀还要更甚一层。这就是中国历史大悲剧的主调。

　　（14日，蒋电请军委会任命程潜为第六军军长。至此，国民革命第六军始组建完成。）

　　当蒋取得东征胜利之后，军权在握，名声显赫，便开始为最后取得中央主宰地位而筹谋了。首先是舆论方面的准备。主要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宣传自己的功绩；向军校学生和军人灌输他的《大学》之道的封建思想；提出自己的战略理论和策略；继续伪装拥护第三国际，自称左派附和汪精卫的“高调”言论。于是于1925年12月以后，蒋将工作重点置于黄埔学校的训练和教育。

　　为此，他也阅读《社会进化史》，找点什么资料。12月4日晚上宴请第一、三师长官，即席发表讲话，强调革命军不可沿历来军队的演变旧例，要有发展和改变。次日，又为第三期同学录写序文。强调革命同志的相爱与相亲的《大学》之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学也。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不止于至善，不能穷革命之学；不明德亲民，不能明革命之道。”

　　这一段《大学》之道的宣传，真是把黄埔军校的文科课程变成四书之道的课程了。完全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套。这是在加强忠君爱国的封建礼教的灌输，以便黄埔学生为其所用。下面蒋又进而指出，应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这是以军校为家庭而行《大学》之道，以后则可以以国家为家庭而行《大学》之道于全国。他蒋氏就是大封建家长了。这实是以《大学》之道代替三民主义之道。是从思想上为其未来的封建政治作准备工作。至于什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国共合作，不过作为政治口号，大喊一通，为护身符而已；惟有这大学之道，才是他对弟子们的真传。其目的在建立忠于他个人的军事集团，进而排挤国民党元老和中共势力。

　　其中也又一次提到“五卅惨案之仇未报也，不平等条约之耻未雪也”。也还高喊国共合作，共同奋斗之词（见前面第一章之末），甚至强调国共间精诚团结，以诚相待。

　　到12月8日，蒋又提出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均应公开和以诚相待；如有国民党员愿入共产党者应向校党部声明和请准。这实际上是以联合为幌子，暗中已开始限制共产党员的活动。

　　此外又在军事上为其经济独立和不受制于政府而筹谋。遂于12月15日，提出军政改革意见：军长职衔应予撤销。平时以师为单位，只有在战时设军长之职。其理由是为避免尾大不掉和军事割据局面的形成。赶快确定本省军额。广东省应当以十分之七财经为军费，可养兵十万人，约为十五个师或十八个师。并与常备军外，另编自卫军。常备军为以上之数。自卫军约为十四个师。仿世界各国军制，军需独立，以便军队运用自如。统一军事教育。主要指各军不得自行设立军校，所有现在的军校由中央统一名称和主持。并准备成立高等军事学校。扩建兵工厂。改编军队时，对于反革命军队应彻底解决；革命军人自身应一改旧军队的恶习。并要求于翌年（1926年）1月1日实行。

　　建议书最后，又再次重申其1912年至1913年间的军事意见，即“军人不得干涉财政、民政。凡财政民政及司法机关人员，概需听候中央政府或省政府委派，各军队不得过问，尤属军人应守之天经地义。苟有违背此旨者，均会应立予以最严厉之制裁，固无需中正渎陈也。”但他自己，却将一切财政都统统抓在手中，牢牢不放，言行相反。这也是中国政治的一大悲剧。

　　同时指出，广东省过去军旗均“大书统兵人员姓氏，尤为私人军队之表征，亦即予革新”。这是去掉此种封建王朝时的统军军旗，是一大进步。但他是废他人之私有军队制，而将军队尽归于己，以暴易暴而已。

　　同时也重视军队的教训和训练以及演习，以提高其部队战斗力。为此，于本月（12月）在湖羊山讲评第一师演习课时，又指出作战应立自动地位；战前确立作战方针，以便相机作战，不至跟着敌人转。下午宴请第一师各官长和见习生，并讲话，要求当军官者应爱护和了解士兵，灌输给士兵们知识；以身作则，早起晚睡。指挥作战时，要注意侦探、搜索和联络，以及报告的完备性，否则就如失去耳目一样，陷入盲目的被动之中i军队前进时，也不能采取密集纵队，直线前进，应利用地形，分散隐蔽前进，尽力减少伤亡。打枪时，更要瞄准，以免浪费子弹。

　　18日自潮州回汕头。晚读《项羽本纪》，久久掩卷不语，似深有感悟。25日，批判西山会议派，又言过其实地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又说：“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也……精卫同志在痛悼廖先生之时，谓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此为极沉痛，极明澈之词，所以誓勉同志，共努力于革命。”仍继续伪装联俄容共。

　　蒋这时对汪精卫也表示绝对拥护。蒋一面极表亲苏容共，一面也在为其限制中共准备有利条件。一旦发动政变，也使人认为他是被动的应战而非主谋，为什么呢？君不见蒋氏是极力拥护联俄容共的啊！他怎么会反共呢？

　　27日，为回广州向汕头各将士告诫：

　　（一）疑忌为亡身之道。

　　（二）骄奢为败德之本。

　　（三）官长以身作则，爱护士兵，严格要求士兵。

　　（四）学问为事业之本。

　　（五）越级为军队之大戒。军队必重阶级，不可越过本级上官言事。

　　28日到澄海，宴请第三师官长，并训诫二事：凡内部大小文告，如无命令，一概不准公开。本军印刷品也不准寄与外人。不论何时，军人均应保持肃静态度，严禁士兵嘈杂。如不行以上两事，就是乌合之众。同日下令：士兵晋升官长，应有三个月代理时间。晚8时回汕头，接汪精卫电告：孙文主义学会将于29日游行支持西山会议派。蒋严电禁止。29日，接见孙传芳代表王季文，联络和孙传芳的谈判事宜开始考虑北伐之事。于29日下午11时启程回广州。30日，轮次续看《史记》。31日上午11时抵黄埔军校，全体官生列队校门外迎接。下午休息，见季山嘉、罗茄夫等苏联顾问。晚7时学校开欢迎会，蒋讲东征经过和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对态度。这时全校党员赠给蒋一枚金质勋章。蒋自然非常高兴。

　　自9月中旬起，蒋针对自身问题，又以沉、润、淡、浑四字自勉。早晨或清夜中，也常常反躬自问，是否有愧怍、欺妄之处？蒋常常因遇事激愤而迁怒于部属，又于是事后反省自责，甚至自记大过，表示悔改决心。但老实说，蒋的这种作法，作用并不大。

　　1926年1月1日，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以浙江省代表身份参加大会。大会召开之前，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为邓泽如、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林森五人。此五人中林森在北京，邓泽如则不出席，因此审查事宜全由中共党人主持，全体代表256名，中共党人占三分之一以上，约90席位。这次大会，自然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占统治地位。

　　这次大会主要处分“西山会议派”。大会秘书长为吴玉章。1月16日，正式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

　　（一）永远开除邹鲁、谢持二人国民党党籍。林森、张继、居正、邵元冲、戴季陶、覃振、石青阳、叶楚伧、石瑛等十一人，给予大会书面警告，责其悔过，限期两个月，否则开除党籍。

　　同时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其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共选三十六名。计有汪兆铭、谭延闽、胡汉民、蒋中正、谭平山、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徐谦、顾孟余、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伍朝枢、何香凝、丁惟汾、林祖涵、戴季陶、李济深、李大钊、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李烈钧、陈友仁、王法勤、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朱继恂、刘守中、萧佛成、孙科。其中有中共党人九名。候补中委中有二十四名，其中有毛泽东等中共党人六名。

　　此次会议中，由于蒋介石既有军功和威名，又大唱左调，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2日，又选为中央常委。开始步入中央领导地位和中央核心组织。这一步，极其重要！下一步，是挤掉元老派和中共势力，独掌中央大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九名中常委是汪兆铭、谭延闽、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其中谭平山和林、杨为中共党人，汪、甘、陈为国民党左派，胡汉民在苏俄，而蒋亦以左派面目出现。故当时的九名常委中，只有谭延闽一人为不表态度的国民党人。因此，当时的中央常委会，是亲苏容共的常委会，国民党右派几乎全被清除。

　　这时蒋只能暗中说些反共反苏隐语，而正面态度，则更加左倾和亲苏联共，以便向右排除国民党元老派，为自己前进道路扫清第一个障碍。待将军政大权掌握后，再颠覆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掌握国民政府。他这时的地位，已左右逢源。这时他一面唱高调，也一面在准备向中共党人发动进攻。

　　中国国民党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就完全按照苏共方式建党和组织党中央并建立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这种党制以后也为蒋介石所沿用。但苏联是反封建旧式农业和反私人资本的政党，蒋则是以此党制和封建政治相结合，保留封建地主经济和私人资本经济。这种政党体制，是一党专政和少数人、或几个人裁决的体制，并非西方民主政体。这就为蒋介石准备了将来有朝一日，独揽大权的政治基础。

　　而这种体制，又都是和军权相结合。其最后后盾仍为军队。中国当时或其前的军阀割据，也是和军事大权紧相联系；同时又是和中国古代王朝的军阀独裁一脉相传。蒋家王朝，就是在这种国内外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但是，中国历史遗产中，也有一个难以治愈的遗传顽症。这个重症是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发展的致命伤，它就是专断独行，不肯改良以及顽固不化的君主专制、皇权至上的政治哲学和思想意识。这种政治、哲学和意识，一日不除，则中国历史一日难进。蒋介石就是这种政治、哲学和意识的新继承者，权力一丝也不肯给予人民，而独揽终生。如果能带进棺材，他是决不会留给后人的。不过到台湾后，在不妨碍他的个人权威情况下，给予了民间一定的权力，监督政府。故而在经济上，有不少成绩。这是政治改良的结果，但绝无实行民主政治。

　　蒋于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作了不少长篇报告，也接见外国使者，已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和耀眼眩目的政治新星，前途光芒四射。

　　这种荣耀，如无孙中山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之职，他是无从得来的。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荣耀，而是要进一步夺取中央的主宰大权。为此，他积极准备发动政变，排斥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央的影响和权力。

　　他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强化个人作用，在军校学生和军人中通过一连串讲话，抬高个人威信，提高个人地位；强调国民党和三民主义为革命中心；要军校学生和军人对他绝对服从；提倡自立自强，不依赖外国；在舆论上造成中共、苏联顾问和国民党有矛盾的气氛。

　　总之，蒋在通过各种方式，造成他就是三民主义的代表和革命中心人物的印象，使军校学生和军人、国民党员绝对忠于他。

　　1月4日晚7时，蒋于国民政府公宴中发表即席演说，说明本党必可统一中国。他的演说要点大略如下：以亲爱团结为基础，去年统一广东，今年可以统一中国；统一中国的只有中国国民党，这是因为中国国民党有三民主义，而军阀则没有；没有能利用郭松龄反奉机会北伐，甚是可惜；收复北京后迎奉孙中山灵櫬至南京紫金山安葬。

　　去年9月6日讲话尚说中国革命的惟一敌人为帝国主义，经过第二次东征后，蒋就一下子改变了论调，又要北伐和统一中国了，而且是单指中国国民党对中国的统一，未提和中共共同统一中国。也不提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共同性了。

　　这次也不再提西南和西北为第二根据地之事。这是重大的战略改变，从直接对帝国主义作战转为统一中国。这种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他已为中央常委，又独揽军权，可以直接取得统一中国后的主宰地位，而不至于为他人卖命和做嫁衣了。当然，既不对帝国主义直接开战，也就用不着第二根据地了。

　　至1月6日，蒋又于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上报告二年以来的军事情况。这个报告很长，是蒋的得意之作。其所讲的主要内容是说明广州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已经有重大发展，已可以准备北伐和统一中国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广东革命政府有内部和外部两种敌人。内敌为陈炯明、邓本殷、申保藩（南部），共为六万人。外部敌人第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可以制国民政府于死地。第二个是北京政府。其势力靠近广东者有福建二万兵力、江西二万五千、湖南二万五千，云南有四万人。但现在港英当局和以上各省北军，均派代表前来，商量国事。这说明三民主义可以战胜一切。

　　2．1924年以来的广东军事形势和第二次东征的军事准备以及建立党军的情况。

　　3．两次东征经过。

　　4．今后军政进行计划：甲，先肃清广东土匪，以巩固根据地。乙，以广西军对付唐继尧的军队。丙，国民政府军队已有力量向外发展。

　　5．军队的胜利，是三民主义的胜利，是人民拥护军队的结果。

　　第二天上午，蒋又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痛斥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基督教的虚伪。下午看《军队之根本问题》，看后评论曰：“重在全民武装与官长公举，而以取消军备，专力于生产机关为归纳也”。

　　9日下午，特陪张静江游览长洲岛，这时对张说了私房话，大意是：今日益知革命事业艰巨千万，茫茫前途，不知此生之成败究竟如何。这些话是蒋的真心话，暗示夺权之事能否如愿以偿，他自己也是七上八下，没有把握，所以私下对张吐出肺腑之言。张则大力鼓励他，只管干去。

　　10日，于本校宴请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代表。在宴会上又发表即席讲话。指出他和中共之间已有些不同意见和分歧，已有矛盾。主要是，他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革命的意义，用兵的意义，以至联俄的意义，无论对内对外，都不过是单纯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而已。”而中共则不同意这个论点，认为中国当前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的双重任务，而不只是反帝。为此他请代表们在大会上“解决这一点纠纷”。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两种：“一方面是要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是要严重处罚；一方面是要安慰总理的灵魂，不使本党分裂。”最后说了希望各代表在讨论时充分发表意见，议决之后坚决服从，以总理之心为心。孙总理何时提倡过单纯地反对帝国主义？当以后真正碰到帝国主义干涉时，蒋又百般忍让妥协，这时单纯反帝的豪气早已烟消云散了。实则他的民族主义并不坚强，更不能坚持到底。一切以个人中心为转移。

　　这篇讲话，主要是提倡反帝，而不主张同时反封，并且以党纪为手段，不许反封。在他心中，根本没有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的观念；他对这种不反对封建势力的思想，于孙中山逝世后，就更加提倡之而不遗余力。他并号召国民党员在和中共的矛盾中，遵守党的纪律，避免分裂。这是在暗示和中共的斗争，就要开始了。如有机会，蒋便会从组织上，向中共发动进攻，独揽大权，以实行自己的夺权目标。

　　他这时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自立自强，富国强兵”，至于曾国藩等老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思想，尚未认真考究与吸收，故而仍是高唱反帝国主义战歌。因为他这时的政治思想兴奋点，是富国强兵，民族独立，至于打倒军阀，他认为是服从于打倒帝国主义任务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打倒封建势力；他把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联为一体。因此，对帝国主义妥协思想尚未产生。而仰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则已形成。

　　12日，蒋忽然说：“近余晏起怕劳，环境又渐恶，如不猛策，失败即在目前。懔之懔之。”这是指什么环境，不甚清楚，看样子，蒋在加紧策划什么。（同日，军委员会议决改黄埔军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军军校，并入中央军事学校，分军官班、预备班、入伍生班。）

　　次日，蒋向全代会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此中主要内容仍是强调反帝国主义。

　　“列强帝国主义者，以经济侵略为目的，用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手段侵略、压迫，中国因此沦为次殖民地之国家。”因之，外货大量侵入，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无力竞争，生活品价格昂贵，农产品价格不能与之促进，因此，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多数良好之农民，皆被迫失业，饥寒交至，非劫掠以图苟全，即从军以求生存。”于是士兵生活极苦，必须提高士兵经济待遇，缩小军官与士兵待遇的巨大差异（校官待遇数十倍于士兵），以改善士兵经济生活。

　　晚上，又对第三期学生讲自立自强之道，反对依赖外国人。在这个讲话中，他以“自立自强”之道解释为苏联革命胜利的原因。并指出中国人的自私自利是中国革命一直不成功的原因。他说：“俄国人能在六年之中，创建苏维埃共和国，打倒他国内专制魔王，及一切军阀、资本家，并且打退国际帝国主义，这并非俄国革命家有三头六臂，实在他们自立自强。”而中国之所以革命尚未成功，是因为中国“有血性的人亦变成了……只知自私自利，不能自立自强，简直变成了一个半死半活的人，被别人压迫欺侮，也不以为耻辱，毫无血性，毫无志气。这样革命怎能成功。”这话也说明了一些不争气的人的精神状态。但其本意是在暗示要反对依靠苏联，要脱离苏联的“控制”，要放弃和中共合作和平起平坐的关系，而“自立自强”。

　　14日，又对第三期学生讲科学办事与应敌教兵和接物方法。科学方法是有组织、条理、范围、统计等等。

　　应敌之方或战略战术是寻找要点。蒋指出如战略、战术都离不开距离、时间两个因素。对敌作战时，要斗众如斗寡（孙子兵法），把众多的敌人分割成很多少数人对待，把漫长的战线分成若干战区，或五里一战区，或十里一战区，分别作战。

　　此外是作战时要自立于主动地位，随机应变，如此就可以以少胜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爱护士兵，士兵才能完全听命，此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最后是地形、敌情要研究清楚。

　　待人接物，要以感化为原则。一年、二年、三年，以至于五年、十年，终于会感化人的。总之，以感化对待一切排挤、诽谤和腐败等等不良现象，不要被恶环境吃掉。这种感化论听来甚是动人的。但他似乎很少实行过。此言真意仍在“自立”。连日读史记。

　　16日（1926年1月16日）晚，对第三期学生讲立身处世之要。其中主要是不贪财，不奢侈，服从三民主义，服从蒋本人，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既研究军事，又研究政治和经济。其中他特别强调了黄埔军校是全国的革命中心和学生们要绝对服从他本人。这无疑为建立他的个人权威和对中共发动进攻而作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他说：“各位如果相信本校长是一个真正革命者，那么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如同我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以总理之意志为意志，才不会被人买弄，才可能作真正事业”。这是要大家服从他，而不是服从主义了，和他过去的讲话完全相反了。总之他即是主义，即国民党本身。至于说他服从孙中山，他以孙中山意志为意志，则更是言过其实。他一不合己意就辞职回乡，孙中山千呼万唤也不回来，或刚一回来又因一事不合拂袖而走，以至于被批评像个君主而不改。

　　又说：“老实讲，本校是本党的中心，是本党的基础，再退一点讲，也就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在地。”他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心。他是中心，苏顾问和中共的地位便必然是非中心和第二位了，自然要改动当时布局，重摆位子。这就明确表示要发动政变了。

　　这是更进一步把自己说成是全党的中心人物，也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人物。又要军校学生，不管在校在军，均要服从他，就像他服从孙中山那样，则显然以孙中山的接班人自居，以中国国民党的主脑自居。目的是要军校学生绝对忠于他，跟着他走，为其未来政变准备力量。什么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汪精卫、胡汉民等，早已不在他的眼中。这种露骨和以孙中山自比的讲话，当时的汪精卫、苏联顾问和其他国府委员、中执委，不知听到过否？是否对蒋仍那么相信无疑呢？

　　接着又说俄顾问对他不诚，难以共事。“公对罗、季二顾问主张心辄不乐。尝谓：‘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与共事也。’”20日，军委会准辞第一军军长职，由何应钦继任。（程潜正式委为第六军军长）上午11时，又与张静江、汪精卫全眷往游黄埔东南的海神庙。

　　25日至26日，往游白云山安期寺，说什么要能隐居有多好啊。这种卖乖的话，好像许多人都常说。

　　第二天又上军委会《改良士兵生活书》：士兵于现有饷项酌加数元，一律改发大洋，以便可补家用；预制士兵服装，夏令即制备冬服；卫生药品充分供给；择地修建营舍；为士兵设娱乐场所，为退伍兵设工厂；减少军事教练课时，增加智育课程，以提高士兵知识、文化水平；缩短现役年限实行退役制度。

　　上午8时，对教导师第三团讲当兵任务，仍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28日晚，与苏联顾问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蒋对季说：“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岂仅如今日而已乎。”

　　2月1日，蒋被委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因实权不大而不就。

　　2日晚，蒋主持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联席会议，校长、校党代表等十一人参加会议。计有李少龙、周逸群、潘右强、周惠元、葛武棨、张其雄、杨耀唐、缪斌、张静愚等。蒋任会议主席，议决事项有四：

　　（一）两会干部可以互相加入两会。

　　（二）两会在党校（军校）及党军必须承本军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

　　（三）团长以上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

　　（四）两会会员彼此有不谅解时，得请校长及校党代表解决之。

　　但从此以后，两会的互相冲突反而日益扩大了。蒋暗中支持孙文主义学会，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

　　3日晚鲍罗廷与蒋谈其北上任务和土地问题，并认为土地问题为革命之基础，蒋当然伪装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开广西省三代表白崇禧、夏威和赵恒惕（湖南督军）代表叶琪欢迎会，蒋与会致词，这是蒋、白第一次见面。据李宗仁回忆，白等到广州后，见广东统一后气象一新，认为如两广统一，则不难问鼎中原。白即据李宗仁意见，提出两广统一方案，同意将广西军、民、财、教等大政置中央政府统理之下，划一办理。中央也设特别委员会专门办理两广统一之事。2月19日，白电告李宗仁会谈情况。但终因财政和军队改编之事，中央难以明确表态，例如财政统一，中央需对广东进行贴补，中央既难予慨允，又不好不同意，故难于开口。结果自不得要领而返。

　　3月间，白崇禧再至广东，才解决统一问题。广西改编为一个军，放弃两个军的要求。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参谋长为白崇禧。全军共二十一个团和若干炮、工兵营。但编制与广东苏式“三三制”稍有不同，一个军分成两个路，而不是若干师。

　　2月7日，蒋和季山嘉谈政局、军队组织问题。话不投机，季氏语多讽刺，认为中国军人尽是贪劣之徒。蒋很不高兴。8日，蒋表示不就任军事总监职。9日呈请辞去军委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职，愿专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校长两职。11日，蒋决心于“处境困厄”中，“积极进行，冲破难关”，否则，“不能再谈革命”。

　　这个思想动态很重要，他说明蒋要先发制人。所谓“积极进行，冲破难关”，就是主动发动一种事件，以“冲破难关”。对此只能作如此理解，不可能有别的理解。并且“思索半日，仍主固执道义，贯彻初衷”，毫不动摇。但在公开场合，却又说：“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怀，然亦何为而然，惟有以诚格之。”苏俄顾问为什么与他为难，他未说清楚。照常理，如苏俄已开始疑忌他，则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之职当不会送到他的名下。既然那样信任并委以重任，则私下又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又难以令人相信。这一切，又都是蒋氏一面之词，又是他和俄顾问一、二人之间的事，有谁为证呢？而蒋要主动发动事变之心迹，却已处处表露出来。

　　当时鲍罗廷作为政治顾问总负责人，威望、影响在广东是很大的。据苏联c·a·达林回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曾三次来华）：“鲍逻廷的住处，真是一个司令部。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都经常到这里来。”“鲍罗廷到广州已经三年了。他在这里作了大量工作，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王凡西在回忆录中也说，在广州“鲍罗廷的声望超过了列宁”。如果苏联顾问们对蒋有疑忌，凭鲍罗廷当时的影响与威望，蒋是不能当选为中央执委和常委的，并可以找借口罢免他军职的（台北黎东方的蒋传也这样认为，见第一章之末）。李宗仁在自己回忆录中也说鲍罗廷威望极高，人们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所以说苏顾问主动和蒋为难，又要逮捕蒋介石，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苏联顾问于22日主张北伐从缓。陈独秀办的《向导》周刊，也说北伐时机尚未成熟。23日，李济深任军委会总参谋长。

　　26日蒋免去拥护汪精卫的第二师师长王懋功职务，并解送上海，使远离广东，这是先剪除汪精卫的手臂，而后发动政变。

　　3月3日蒋看《革命心理》一书。读后认为“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又认为法国雅各宾党是“残暴专横造成势力，故不可恃耳”。3月5日，蒋看完《革命心理》一书，认为“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暴动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一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

　　又说：“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处境也。总理与诸先烈在天有灵，其必怜而呵护之，不使我于绝地乎？”6日又看《政治社会史》，自言“自觉历史观念太深，感情作用太多，政治兴趣淡漠，此其所以革命不成也。”15日（3月），蒋认为：“四面皆敌，肘腋生患，陷于重围核心，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17日，又对官佐学讲演，特别提出做革命党人要做事极端化，不要站在中间；要极端不要消极。这一切的言论和思想活动，实则都是发动政变前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尤其又于15日提出决战求生的问题，更说明预谋在前，而决不会是共产党突然作乱。其中特别是“恐怖与憎恶是暴动之动力”论，更是“夫子自道”。苏顾问和中共当时并无恐怖可言，也无憎恶之意，倒是蒋自己于这些天来时时疑忌，又表示出孤臣孽子的不安，正是恐怖与憎恶的突出表现。

　　当然，蒋打击苏联顾问和限制中共的作法，也有群众基础，就是他所说的“顺应众心”。李宗仁说：“那时白崇禧时常往来粤桂间，对蒋校长和黄埔军校的革命作风颇多好评，更增加我对蒋氏的钦佩。到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时，我也不知党中内争底蕴，只觉当时广州有崇俄的风气，一般党人对俄国顾问敬若神明，蒋氏竟敢公然将俄顾问逮捕，遣送出境。这种行为虽按近越权乱纪，但和阿谀外国顾问风气相对照，自获得我们乃至多数国人的同情心。”这可以做为一般国人心情说明。但蒋氏此举，不是为民族主义而实是以夺中枢大权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