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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原罪问题（2）

　　而到了19世纪，近代神学开始抛弃遗传论的原罪论，引人注目的是施莱尔马赫行。他指出：原罪的传播不是通过**，也不是通过灵魂，而是通过社会。这和中国的传统认识十分接近。孔子在《论语·阳货》中阐述他的人性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就是人的天赋素质相近，而个性差异是后天环境习染所造成。当然，在近代神学观念中，“孟母三迁”似的中国智慧只是徒劳，因为浸染原罪的社会和环境是无处不在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正如前文所述，从地理环境来看，潮汕地区算得上是穷山恶水，生存条件十分有限，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或者冒着极大的风险偷渡香港或远走南洋。查阅此地的相关历史，我们看到，潮汕这块荒蛮偏避之地，在古代有过叛军和流放之徒，在近代闹过海盗和革命军，在现代更盛行走私、投机倒把的行为及一些群体**迹这些人与事，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人都出生在贫困的家庭。黄光裕的父亲曾一度受到别人的欺负和歧视，而许钟民的父亲更是长年陷身于大狱之中；黄秀虹因交不上学费而不能及时领到课本，而许钟民则被1.8元的学费整整羞辱了一个学期；黄家请人到家里吃一顿饭还得临时借米赊菜，而许钟民更是家徒四壁、连一张门床都没有……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萎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穷小子来说，显然是此路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偷渡、走私、投机倒把等充斥着原罪的旁门左道。贫困是一条恶犬，把走投无路的少年们赶上了不归之途。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氏兄弟和许钟民，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种时代的转折点上，建筑新的秩序还遥遥无期，旧的秩序却仍如沉重的枷锁一样套在人们的脖颈上，大家在这片混沌无序的地带左冲右突寻找着出路。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喜欢讲这样一则现在听起来几近荒谬的故事：在1980年代初，政府还在为农民进行异地的长途贩运究竟算不算投机倒把而阴晴不定。《人民日报》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肯定长途贩运对搞活经济有好处，但不久后，便接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批评，只得再发一篇文章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否定。又过了一段时间，政府的态度开始明朗，《人民日报》于是发了第三篇文章，再次对长途贩运进行了肯定。

　　就连长途贩运这样一件小事都经历了数次的反复，更惶论其他。直到2007年党的**上，才明确提出“改革无禁区”。而在改革初期，一切属于摸索、试探阶断，可以说到处是禁区、到处是雷区。如果探索成功了，则会被视为先驱、功勋之士；如果探索失败了，那么连烈士恐怕都算不上，甚至有些人成了罪犯、亡命之徒。但时代要前进，需要这样的勇士和“死士”去冲锋陷阵。

　　1982年出现的柳市“八大王事急，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八大王”之首的“电机大王”胡金林，是当时被当地政府在对经济犯罪进行严打的运动中内定为十个被枪毙的人之一。察觉到风声不对的胡金林连夜潜逃，甚至在《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两年后他仍然被抓捕归案，但已经躲过了风口浪尖。他不但挽回了一条性命，更是在被捕后的第66天戏剧性地被宣布无罪释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胡金林从当初的一个全国通缉的“罪犯”，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功臣和标志性人物。

　　正如韩国的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所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在草莽中成长起来的黄氏兄弟，对原罪诱惑的接受或抗拒自然构成了黄氏兄弟的精神内核，而由此内核所散发出来的外在性格，则劲透着一种强烈的江湖习性。在以后的创业生涯中，他们靠着这种江湖习性去打拼，并在原罪的困扰中数度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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