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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罪的丛林越走越远

　　同样处于“丛林法则”时代，但有的人很早就警醒、开始抽身而出，有的人却一直沉溺其间、难以自拔——

　　大概在1996年前后，冯仑意识到，“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而“我们和很多企业没赌死，就是因为中间认输，退出不赌了。”

　　而中国企业家的典范柳传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曾深受“原罪”的折磨。1989 年，因位查出有逃避税收的行为，被罚款30万元；1990年，因为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以逃避整机税，差点面临牢狱之灾，最后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柳传志之所以能走出“丛林”，不能不归结为他深刻的洞察力、价值观，以及推动环境“和平演进”的智慧。他说，“大环境改造不了，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又说，“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而做改革的促进者”。

　　在创业早期，因为熟练地操纵政商关系，通过“不正当的竞争”，华为迅速崛起。但任正非超人之处，就在于能及时、果断地进行“刮骨疗伤”。1996年，任正非进行了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其标志就是第二年初八易其稿、共有103条的《华为基本法》的出台。这是中国第一部企业制定的管理大纲，也是任正非主动给自己套上的一个“紧箍咒”。

　　同样在创业初期有过倒买倒卖之类原罪的王石，却异乎寻常清醒地选择了与其它创业者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不做老板，只做一名职业经理人。这样，公司形成了一种经理人文化，而不是股东文化。因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备，作为创始人的王石被制约了23年，没有犯大的错误。

　　牟其中则是一个与王石几乎完全相反性格的人，比如说粗暴、冒险、不切实际、胆大妄为、江湖习气浓重。中国民营企业家中，有一大批像牟其中一样的人，他们秉持“丛林法则”，在商界称雄一时，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作，形象揭示了1990年代中国民营企业在面对原罪时犹豫与徘徊。就在柳传志、王石、冯仑等人迷途知返的时候，黄光裕却在原罪的丛林中越走越远。

　　而幽暗的丛林中，那只“黑天鹅”一直如影随形地盘旋在黄光裕的头顶上。但他却浑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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