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诀别在龙年

　　正当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进行各项工作的整顿时，两位巨人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

　　到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已经消瘦得不成样子，难以跨出病房了。而毛泽东说话时，双唇慢吞吞的，不听使唤，说话含混不清，起身时要人搀扶，与人握手时，目光已经不能集中……经过一世的辛劳和磨难，他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1.毛泽东突然休克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深受刺激，身体每况愈下。他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背驼得很明显，睡眠更加紊乱。他自己也常常感到不适，他像常人一样希望得到慰藉，希望得到家的温暖。他希望作为夫人的江青能关心他，照顾他，可是却总见不着她的面。而她一来，总是谈自己的工作，不是邀功，就是要官，所以见了面又烦，还不如不见。毛泽东孤独、烦躁。1972年1月25日，北方正值寒冬，毛泽东愈加不适，他对张耀祠说：“请你同医生去钓鱼台，给江青谈一谈我的病情！”

　　张耀祠答应着，下午3点便同医生乘车去了钓鱼台18号楼。江青正在沙发上养神，护士叫醒了她。在她的办公室里，医生向她汇报：“主席现在患肺心病，开始由感冒引起支气管炎发作，每日阵咳无法卧床睡觉，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困了，就在沙发上睡一会儿，打个吨，从入冬以来一直不好。”江青听了，摇摇头，她不相信医生的话：“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

　　张耀祠也帮着医生解释：“主席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抵抗力弱了，有病应该休息和及早治疗，可是，这两条主席很难做到。他日夜操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有病不能休息，也不治疗，不愿打针吃药，他的病拖的时间太久了，病的发展就重了。现在，他的双脚浮肿，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江青看了一眼张耀祠，慢腾腾地说：“有什么变化，要及时报告我，我好有个思想准备!”

　　虽然他们在江青那里谈了三个小时，可江青仍是无动于衷，坚持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张耀祠无奈，只好回来告诉主席。

　　可是仅过了三天一1月28日夜里12点，事情发生了。当时张耀祠和医生进到毛泽东卧室，照例检查一下。毛泽东正躺在沙发上，闭着眼。医生前去摸了摸脉搏，摸着摸着，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张耀祠急忙问：“怎么样?” 医生摇摇头：“没有摸到脉。”

　　屋里的人一下紧张起来。医生转身给汪东兴打电话，请他马上来“游泳池”。

　　汪东兴急忙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就要过来。但他想到主席已经79岁高龄，万一不测，还是应该请江青到场，以便配合医生为主席洽病。于是他亲自给江青打电话，请她到主席这里，主席病重。

　　周恩来、汪东兴等江青到后，一起听医生的简单汇报，然后一起走进毛泽东的卧室。这时毛泽东已经醒了，脑袋无力地枕在沙发上，缓缓地望着大家。江青就拉大嗓门说：“我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厉害呢？不要打针吃药，吃药反而不好！”

　　毛泽东头靠在沙发背上，目光转向周恩来，喃喃道：“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恩来安慰毛泽东：“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泽东摇摇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江青一听这话，很不自然。两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不再说什么，上身仍然保持挺直。毛泽东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吧。” 离开毛泽东卧室来到值班室，江青将帽子狠狠地扔到地上，大发牢騷，死咬住一条吼道：“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们所讲的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你们这些医生护士全是特务，是反革命!”

　　医生护士自然不好发作，周恩来、汪东兴也不好说什么。经江青这一闹，毛泽东生气了，本来在打针吃药，现在针不打了，药也不吃了，医生护士也不敢劝。直到过了两天以后，他们才对毛泽东说：“主席，还是治病黃紧，不要为江青同志那些话生气了。”

　　毛泽东喘了口铒气：“那么多意见，怎么治呀！” 过了几天，江青来过一次，在毛泽东那里坐了十几分钟，毛泽东也不跟他搭话，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仿佛一肚子怒火要喷射出来，但毛泽东还是忍了。可江青一出来，话就变了，对张耀祠说：“主席的脸色比我好，很神气，只吐了一口痰，眼睛瞪得大大的，与你们谈的完全不一样。”

　　张耀祠长嘘一口气，对江青说：“主席今天还没有睡觉，已吃过两次安眠药了。”

　　以后，江青约周恩来、姚文元和五位医生在怀仁堂开会，说是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可是人到齐后，江青对毛泽东的病情避而不谈，大谈自己的身体如何如何，好像这是来给她会诊，又一个劲抱怨别人不关心她。三个小时过去了，就听她一个人谈，别人包括周恩来都插不上话，都沉着脸，听她没完没了地谈。最后她注意到大家的脸色，便冲着张耀祠说：“你不要愁眉苦脸，你们责任重大。不是我不同意主席打针吃药，是主席不同意打针吃药。你们要做好准备。”后来江青又把矛头对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有些人杀人不见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要立专案审査！”

　　等到毛泽东的病情稳定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如实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听后，对江青憋了一肚子气。

　　一天，周恩来、江青、汪东兴来看毛泽东。他当着他们的面，突然用他那硕大的手，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的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有病, 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一席话说得江青低下头来。但是她更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了。

　　由于毛泽东突然决定去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受了寒，又因为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要来访，过度疲劳的毛泽东，加之肺心病伴严重缺氧，病情越发严重了。

　　1972年2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值班护士长吴旭君看到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 了。她一向认真，就过去摸摸主席的脉，没有摸到，她紧张起来，赶紧叫医生快来。

　　这时，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和医务人员一起马上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同时也很快通知了周恩来和汪东兴。毛泽东的卧室一下紧张起来。胡医生口述所需要注射的药物，他讲一句，吴旭君重复一句，生怕忘记和弄错了所需要的药物。药物和针管备齐，就由吴旭君给主席注射。

　　此时的毛泽东安然地躺着，一无所知，完全处于昏迷状态。

　　注完药物，胡旭东扶起主席，有节奏地用手拍打着主席的背部，不停地呼叫：“毛主席，毛主席!”

　　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帮着拍打主席的背部，深深地叫着：“主席，主席!”

　　这时候，周恩来赶到了，他立即指挥起现场：“你们要用全力抢救！”周恩来表情沉重，发自内心地说：“这个国家的担子重，不能没有毛主席!”他走近毛泽东床前，毛泽东的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周恩来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他的嗓音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但毛泽东仍没有反应。

　　毛泽东脸呈青紫色，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

　　经过紧张抢救，毛泽东的眼帘眨动丁一下，慢慢张开，他见到眼前这么多人，有些疑惑：你们这是干什么？很快他知道刚才自己不省人事。然后他又显出幽默的天性，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好像睡了一觉。”

　　经毛泽东这么一说，紧张了好一阵的工作人员也都轻松地笑了，周恩来也笑了。

　　吴护士长来到周恩来面前报告：“刚才量了一下体温，是 38尤多。”她稍一停顿后又说：“看来还没有完全清醒，比较平静，现在还继续在输液。”

　　周恩来向她表示：“护士长辛苦了，谢谢你。”

　　张玉凤把周恩来、汪东兴请到主席跟前，毛泽东喘着气说: “谢谢你们！”并请他们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毛泽东：“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毛泽东用目光扫视了一下身边的工作人员，又看着周恩来，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能添麻烦！”

　　毛泽东的健康情况是绝对保密的。外界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发生的事。大家看到的仍是电视新闻里的“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他身体康复后，同医务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块合了影。周恩来为了鼓励医护人员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自己出钱请了两桌饭犒劳大家。

　　毛泽东大病一场，周恩来的心情比谁都沉重，都着急。警卫人员后来讲，总理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处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这一方面是周恩来自己身体不好，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压力：这么个大国，又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眼下的那一帮人，除了主席谁能制服得了？万一大树倒了，他担心这个国家会出现分裂……而且他不知道自己的来日还有多少。

　　中央决定，在主席病重期间，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主席的医疗工作的领导。

　　●2.癌细胞已在周恩来体内蔓延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使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巨人有了直观的印象，并得出一个形象的结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但是，他与毛泽东会谈时，也已经感觉毛泽东老了：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了。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82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邱吉尔一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斬门口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相反，他以为周恩来很健康：他的精力是惊人的。我注意到在一些时间较长的会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谈双方的年轻人逐渐感到困倦，翻译也显得语调不清了，但是73岁的周恩来却始终反应敏捷、态度强硬和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从不离开正在讨论的议题，从不延宕时间影响讨论，也不要求休息。如果在下午的会议上双方对联合声明的措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也不会把问题留给他的助手，而是在当天休息的时间里或晚上，亲自与基辛格一起去完成它。第二天早晨，他看起来就好像刚从乡间度过周末归来似的，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决重大问题了。

　　尼克松只知道事情的一面：的确，人们极少见到周恩来有神情疲惫的时候，人们无不钦佩他过人的精力。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周恩来的身体早已很不健康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周恩来就被查出患有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每当工作紧张或过度劳累后就发作心绞痛，并有心律不齐、心律过速等症状。从那时起，他每天吸氧，每日服药四次，他的衣兜里始终装有硝酸甘油的小药瓶，直至 1974年因癌症病重住院为止。

　　当周恩来工作实在太疲劳时，他习惯往太阳穴上擦点清凉偶尔也可能点支香烟，刺激一下疲劳至极的神经。从黄埔军校时起，周恩来过度疲劳时，会流鼻血不止，有时用棉花球都塞不住。这时候，一定要让他在沙发上靠一靠，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的前额上。待鼻血稍停，他马上又去工作。为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造过一次反”，给他贴大字报，要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周恩来“诚恳接受”，却依然如故。

　　也是在1972年，周恩来的常规尿检发现四个红血球。病魔的影子开始紧紧跟随周恩来；1973年1月13日，天色还没亮透，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总算躺下了。不知过了多久，保健医生张佐良被变了脸色的警卫秘书叫醒。张医生起来一看，秘书手中端着的尿壶里全是红的！

　　血尿！

　　可周恩来朝他直摆手，叫他什么也不要说。

　　大家只有求叶帅向中央报告，赶紧采取措施。当医生泣不成声地向叶剑英讲述这一切，叶帅也半晌无言。最后他安慰医生：“别着急，你们别着急。我想办法报告主席，向主席说明情况。” “叶帅，您一定要说明这一点：膀胱癌不同其他癌，不是不治之症。治疗得早是可以根治的，是有救的……叶帅，您一定要这么说啊，总理是有救的。”

　　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面见重病中的毛泽东。第二天，中央就批准了专家们的医疗报告。毛泽东指定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和邓颖超四人主管周恩来医疗组的工作。

　　3月9日，周恩来终于走出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为了对外保密，专家们在玉泉山布置了一个临时治疗室。吴阶平主任专心致志地做着手术，他用电烧手术器械烧掉了病灶，只有几秒钟，血也止住了。医生们欢欣鼓舞，连忙把手术成功的消息报告给守在门外的领导，同时也将手术情况报告毛泽东。不到年小时，毛泽东住处打来电话：“主席的原话：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周恩来在玉泉山只休养了两个星期。一回到工作岗位，正常的治疗常常因公中断。到了 10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人谈话，中间去了趟厕所，医生进去一看，脑子嗡地一声：又是血尿！这次出血比哪一次量都大，而且血淤成块，结成尿潴留。病人这时痛苦万分。每到周恩来会见完外宾或是开完会，他就要承受这种痛苦。有时膀胱肿胀得实在难受，他就倒在会见厅的沙发上翻滚，希望能把血块晃动开。

　　到1974年初，周恩来的病情明显恶化，恶性肿瘤发展很快, 每天出血量都在100毫升左右，最多时达180多毫升。由于失血过多，他常感到头晕，身体无力，腹部异常疼痛。1月2日，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大将病逝，他来向遗体告别。走出太平间时，他仍沉浸在悲痛之中，只顾低头走路。一名战士从侧面拽了下他的左臂，想取下黑纱。周恩来猝不及防，也是浑身无力，一个趔趄险些跌倒。他站定后愣了一下，弄清战士的意图后，反而歉意地说：“哦，对不起，我忘记放回来了。”

　　周恩来走后，其他工作人员都埋怨那名负责收黑纱的战士不懂事，差点把周总理拽倒，那战士委屈地说：“我没使多大劲儿。”

　　工作人员纷纷议论：“总理老多了。……也瘦了，脸上的老人斑特别明显……”

　　老人们的暮秋来到了。窗外已经刮起了寒风。

　　1974年的6月1日，周恩来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居住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又做了一次手术。

　　手术后，周恩来刚能下地，就问起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容，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着天空，惨然一笑。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还挂念着毛泽东的健康。8月，他听说下榻在武汉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查出是“老年性白内障”，就托人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花镜带给毛泽东，并给毛泽东身旁的张玉凤写了封信，说: “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1975年1月13日，瘦削、僬悴、面色苍老的周恩来身穿已经过于宽松的灰制服，最后一次走上四届人大主席台讲话。报告很长，到他讲完时，已经累得双手颤抖，但他依然挺直地离开讲台。那天晚上，他的小便几乎都是血。

　　3月20日，他将自己的病情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主席:

　　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巳经稍稍控制。去年11月12日经镜照电烧后，一个半月内仅尿血九个CC多；今年2月4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一个半月内，亦犯尿血10个CC多，如待满三个月再行镜照检查，当在5月初或4月底。

　　今年开会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升至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 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巳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我决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问主席好！

　　周恩来

　　●3.毛泽东伴着《满江红》走进手术室

　　相比之下，毛泽东没有像癌症那样迅速导致人死亡的疾病, 肺心病不发作的时候尚可。只是视力锐减，使他不能看东西，这对手不释卷的他来说，简直如同肓人。现在读书，其实是听书, 文件、书信多由张玉凤给他念。过去亲自动手起草讲话稿、批阅文件的习惯从此改变，开始由秘书按照他的意见在文件上画圈或签署指示。

　　白内障手术，一般要等其成熟了才能动手术。为了解除毛泽东的痛苦，根据毛泽东的实际情况，专家们提出给毛泽东做白内障针拨术，手术后两至三个月配眼镜矫正视力。这份报告经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等医疗组领导审批后，又征求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得以获准。

　　对于眼科大夫来说，“白内障针拨手术”是个很小的手术，只需10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可现在要做手术的不是一般病人，而是亿万人敬仰的伟大领袖，就不是那个神话充斥的时代，任何一个医生的手术刀也会感到沉重。有这样的背景，虽然领导一再鼓励主刀大夫唐由之不要紧张，可他能不紧张吗？

　　毛泽东非同一般病人，还在于他极强的主观意志。他不愿干的事是谁也劝不住的。尤其对医生，毛泽东有许多奇特的想法, 比如不信中医中药，不喜欢各种检查，小病总要抗一抗，实在抗不住，就全部交给医生，他本人再也不管了，不懂医的更插不得嘴。这便使得给毛泽东治病成了一件难事，更别说动手术了。

　　准备手术那天，好在毛泽东休息得很好。当张玉凤把要做手术的事一说，毛泽东情绪很高，手一扬：“做!”

　　毛泽东的那个姿态简直像指挥一场大战，他很久没有指挥什么“战斗” 了，也很久没有这样的好心情了。

　　手术室设在毛泽东的卧室与客厅之间的房中，经过严格的消毒，已搬进了无影灯等医疗器械。

　　接到毛泽东准备做手术的通知后，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立即赶到“游泳池”。张玉凤见到周恩来，有些惊讶，关切地问：“总理，您有病，怎么还来呢?” 周恩来笑了笑：“我的病不要紧，应该以主席的健康为重。” ‘毛泽东是个特殊病人，别人需要安静，而他需要“声音”，他让秘书给他放岳飞词《满江红》的唱片。伴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铿锵唱腔，毛泽东步履蹒跚地走进临时手术室。他认出了唐医生，和他说笑了几句，手术便开始了。

　　不懂医的人们，不敢看刀下，只是从唐医生大口罩上方露出的两只眼睛上判断缓急。而医生一拿起手术刀，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刀尖上。他的耳朵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窗外看着。

　　手术很顺利，仅用了八分钟便完成了。术后，毛泽东的眼睛上还蒙上一块纱布。这块小纱布也给医生们的心里缠上了很重的负担，因为最后结果要等揭下纱布才好说。唐由之出来后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成功了，太好了！下一步一定要注意护理, 不要有并发症。”

　　那天晚上唐由之就睡在毛泽东的外间。毛泽东睡了一小觉就醒了，唐由之随即进来。毛泽东的耳音很灵，问：“谁来了？”服务员说是唐大夫，毛泽东吟诗相迎：“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唐由之说不懂。毛泽东吩咐服务员拿纸和笔来，亲自把诗默写在纸上。唐由之请求将主席的手笔留作纪念，毛泽东欣然应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毛泽东。

　　一星期过得像一年。

　　七天后，医生轻轻揭掉毛泽东眼上的纱布。大家屏气注视着毛泽东的反应。只见毛泽东眨动了几下眼睛，想尽量把眼睛睁得大一些。突然，他有些激动地指着一位工作人员的衣服，准确地说出了服装的颜色和图案。接着，他又指着墙壁说：“那是白的！”

　　房间里顿时欢呼雀跃起来，连平时在毛泽东面前有些拘束或不爱说话的人都交头接耳，欣喜之状难于言表。毛泽东仍平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他眼前活泼的年轻人，笑了。

　　●4.周恩来手术前签署的机密文件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又要进手术室，做第12次手术。

　　服了药，护士要扶周恩来上手术床，周恩来却说：“等一等。请你先扶我到桌边。”

　　周恩来坐在桌边，拿起笔，手直颤，竟然对不准纸上的横格。他定定心，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半个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周恩来仍没写完。

　　负责手术的专家有些急了： “邓大姐，总理还在写什么？您去请他手术吧，按理吃了药后半小时就必须上手术台的。”

　　邓颖超让张佐良去看看。周恩来知道有人进来，但并不理会，继续在写。一小时10分钟，周恩来终于停了下来，招呼张佐良：“佐良，我准备好了，可以送我上手术室了！”

　　周恩来究竟在写什么？有什么事比延长生命更重要？后来人们才知道，此事跟江青有关。

　　1932年2月中旬，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等相继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示》。伍豪嘉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的一个化名。其实，周恩来早在两个多月前就已秘密离开上海，到达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了。此文见报后，当时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迅速采取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诬蔑。在陈云等同志组织下，在上海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充耻造谣》的传单，并利用与《申报》的关系，用曲折的笔法在同月的《申报》上登出辟谣的启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事实上伍豪等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到了 “文化大革命”，这件已有结论的往事，又被天津的红卫兵翻了出来，并把那些旧报的抄件送江青手里。江青立即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分别写了内容相同的信，抄录了伪造的启事。信中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某某〉，要求同我面谈。”她企图以此“拿住”周恩来。周恩来在两天后即作出反应，给江青回了信：“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周恩来还让秘书调来了当时上海的旧报，再次核对，并给毛泽东写了信：

　　主席：

　　连曰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曰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亲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在我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巳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赵容 (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是记错了。

　　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于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

　　5月19日夜

　　毛泽东阅信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967年年底北京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又提到了 “伍豪等启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这一年的5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专门提到；“像许世友这样60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他让周恩来在适当场合给大家讲一讲，录个音，存入档案，免得老有人拨弄是非。康生、陈云都证明此事纯系伪造。周恩来对此事极为认真。1968年1月10日，他通知江青，已将所有有关材料和信件拍照存档，附信说明：“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习（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阍恩来专门在录音两字下面加了着重点。

　　林彪“爆炸”以后，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6月23日，周恩来讲了，并录了音。陈云也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这次动手术，周恩来自觉来日无多。脉以在进手术室之前，他让秘书要来了 1972年6月23日所作报告的记录，吃力地抬起颤抖的手，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九、二十。”而后仰起苍老的脸，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细胞已在全身扩散。

　　在外地的毛泽东眼睛不能看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认真地听着秘书在读，还记得这是周恩来第几次动手术了。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又加童了，他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样了。”

　　这一年的国庆节，周恩来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了。躺在病床上，脑子却不能平静。他想把所有身后的事安排得有条不紊。他甚至想起了严复，这是中国最早的改革者之一，生于1854年，死于1921年。严复对赫胥黎、孟德斯鸠和穆勒等人著作的出色翻译，曾激励了周这一代人。周恩来口授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嘱咐，要他确保严复的文件得到安全保存。他又想起1931年去世的杨度。杨度早年曾是个极端保守分子，于1927年成为共产党和周恩来领导下的一名地下工作者。那时他通过剧作家夏衍与周联系。杨度曾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朋友，由此上海的一些共产党组织才有了安全的房子，避开了在租界里巡逻的英国、法国和其他警察……周恩来要求承认杨度是位优秀党员。他对曾经忠实地为自己工作过的潘汉年尚未恢复名誉而感到不满（潘汉年是1982年才被恢复名誉的）。

　　最后一次手术后，邓颖超给他带来了毛泽东新发表的诗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

　　1976年1月2日凌晨5点多钟，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诗词。”值班医生猜想可能是想听毛泽东的两首词，便从周恩来枕边拿起载有这两首词的《诗刊》杂志，问是否念给他听听？周恩来点了下头。当朗读到《鸟儿问答》最后两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轻轻弯了一下，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次笑声。

　　有一天，当邓颖超又来看望他时，他以微弱的声音，在她的耳边说：“小超，有好多好多的事我没有告诉你，现在太晚了邓颖超眼里噙着泪，喉头哽咽着：“恩来，我也有好多事一直没有告诉你……”

　　1月7日，周恩来的气息十分微弱，全天处于昏迷状态，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深夜11点，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用几年听不见的声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周恩来说完这最后几句话，又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1月8日9时57分，一颗博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中央领导接到周恩来去世的消息，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是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腰，双手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住了。工作人员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直望着总理的遗容，无力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也来了，他们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11时30分左右，江青来了。她走进病房，高声喊着要见邓颖超：“小超在哪里，我要见小超。”她没有靠近病床，没有看静卧在床上的周恩来，而是一边喊着“小超”，一边退出了病房……

　　●5.愿望：如果毛泽东能到周恩来病床前坐坐

　　在周恩来病情日渐加重的时候，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已令人担忧。肺心病不时地困扰着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只有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张玉凤还能听懂一些。所以，每当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有时毛泽东的话音实在难以辨别，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毛泽东点头认可。当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又不得不说时，他就用笔写出来几个字。由于长年累月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特别是晚年活动量减少，导致身上的肌肉都有所萎缩，两条腿膝关节不能伸直。他的行动已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周恩来的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十几个小时内，他的病情报告不断地送到毛泽东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一份又一份病危报告和治疗抢救方案。

　　张耀祠得知周恩来逝世噩耗，马上来到毛泽东住处的大厅，告诉了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一沉痛消息，将纸条放在条桌上。

　　护士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毛泽东躺在床上看 ―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知道这是有人送东西来。她悄悄地走出去，看到纸条，一行字清晰地映人眼帘。她急忙将纸条叠起来，放进口袋，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下午3时，政治局派人送来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毛泽东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就决定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他。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要给毛泽东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而后就拿出那张讣告清样，低沉、缓慢地读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小孟的声音哽咽了，她抹着泪，坚持把讣告读完。

　　毛泽东听着，慢慢闭上眼睛，眉头紧锁，始终不说一句话。他的面颊上留下了一道泪痕。

　　周恩来逝世时，枕边还放着毛泽东诗词。一般老百姓都有一个良好愿望，如果毛泽东在周恩来病危期间能到周恩来的床边坐一坐，哪怕只是握一下手，历史将留下感人至深的一笔。然而没有。

　　张玉凤后来回忆说：“周总理逝世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

　　“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 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毛主席不无歉章地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 那几个人，我理解可能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董必武等人，以及其他几个老同志的追悼会。他让我递给他用惯了的那支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 ‘主席’ 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地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了主席对总理深切的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主席对总理的深厚情谊。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 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1月11日深夜11点。一辆车头扎着黑黄两色绸结的红旗牌轿车从八宝山返回。这是周恩来生前乘坐的车子。司机也没变。司机的耳边仿佛又响起周恩来的声音：“开慢一点，马路是大家的，要照顾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周恩来外出时，司机的车速一快，坐在后排的周恩来总要这样叮嘱。可现在，周恩来的座位上却换成了他的骨灰盒。

　　1月12日，周恩来的骨灰盒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里，供群众吊唁三天。

　　1月15日，周恩来的骨灰分装在四个白绸布袋里，由飞机播撒在密云水库、天津和黄河的上空……

　　追悼会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下午，又是盂锦云给毛泽东读报的时间。她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致的悼词的清样。毛泽东听着，不再是默默地流泪，而是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

　　周恩来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情绪都笼罩着一层悲伤。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常常沉默着。

　　●6.毛泽东的最后时光

　　1976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照十二属相，辰属龙，故曰龙年。

　　这一年，中国人民的确遭遇了 “龙卷风” 一般的灾难。

　　自1月8日周恩来总理离世而去，这个世界就再没有安宁过。

　　4月5日，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为了抗议 “四人帮” 一伙对周恩来的不公，人们拥向天安门广场，那里顿时成了花圈和诗词的海洋，也留下了斑斑血迹……

　　7月1日，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张闻天含冤去世……

　　7月6日，向周恩来敬过最后一个军礼的“总司令”朱德元帅，走进了人生的终点……

　　7月28日，天光闪动，大地轰隆，唐山顷刻间成了一片废墟……

　　这天深夜，在“游泳池”，窗玻璃同样“哗啦啦”、“哗啦啦” 地震响。不知谁喊了一声：“地震了！”毛泽东身旁的值班的警卫们呼地一下站起来，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下围到毛泽东身旁，屋里的气氛也顿时紧张起来。有的喊：“快！主席的头丨”卫士周福明跳起身双臂抱住主席的头部，用身体挡住万一上面掉下什么东西。

　　“游泳池”的房屋有些是木质结构，再加上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已经陈旧不堪。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即做出决定：立即把主席转移到游泳池南边的“二〇二”。那里的房屋修建不久，比原来的住处要安全得多。

　　但是要移动毛泽东也不是件容易事。

　　毛泽东历来怕热，一年四季不盖被子，铺着凉席，病重期间由于长期卧床不起，床单下铺的凉席也不觉得凉快，身体与床常接触的两侧髋骨早已长出了褥疮。天气进入夏季以后，毛泽东觉得炎热难耐。后来张玉凤想了办法，她让护士拉着床单的四个角把毛泽东抬起，自己赶紧去换下面铺着的凉席。谁知毛泽东的身体刚一离开床，凉席还没来得及换，毛泽东就昏了过去。原来肺心病最忌讳动，这次摘得很紧张，惊动了中央主持工作的华国锋。后来大家想出了 “换床”的办法，就是用两个床来回倒替。新做的木床比双人床小，比单人床大，类似医院用的“治疗床"，床板可以上下升摇，床的四腿还带有轱辘，能原地360度打转。这样一来，要换床的时候，先把要换上去的褥子、凉席一层层地铺好，再用白布单把铺的褥子、凉席平平整整地包住，再把毛泽东躺着的床相并，由卫士们将毛泽东躺着的床单轻轻地拽到要换的床上。尽管每次大家都忙得一头汗，但都为换床成功而髙兴。但华国锋还是嘱咐：“每次换床你们提前做好准备，通知我们到场。没有你小周在，没有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床谁也不能换。“

　　唐山大地震以后的几个小时，警卫中队的战士们用担架把主席抬到“二〇二”。当时毛泽东服了安眠药睡下了，抬他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晓。

　　等他醒来发现眼前陌生的天花板，便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了？"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他要求回到老地方去。

　　华国锋到毛泽东跟前解释：“这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考虑到主席的安全。”

　　可毛泽东执意要回去。

　　华国锋只好讲：“等地震平静下去，主席的身体好些再回去。”

　　唐山地震逐渐趋于平静。毛泽东关注着每天送来的震情报告。听着伤亡人数已达24万人，其他损失难以估量时，毛泽东痦泪了。8月4日，他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传达他对灾区人民的惦念之情。

　　可是唐山仍有余震，毛泽东要回到他自己住惯的旧居的愿望再也没有实现。

　　在毛泽东病情恶化前，每次吃饭，都是由周福明送。可现在毛泽东完全不能自己进食了，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嗓子眼就容易呛，导致心脏的不适。医护人员下了鼻饲，食物是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精心配制的。鼻饲的管子一直在毛泽东的鼻孔下插着，护理人员按隔断时间把食物往管子里注入一点。

　　汪东兴等中央领导，都轮流到现场坐阵，具体指导着医疗小组的工作。

　　毛泽东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鼻子同时插着氧气、鼻饲两根管子。前几天清醒的时候，他举着书，直到手抖个不停。

　　从他嘴唇发紫、大汗淋淋的样子，都知道他被疾病折磨得很痛苦。但这个从不屈服的人，仍保持着他的风格：他—句也不喊；一声也不叫，甚至连哼一声都没有。

　　直到临终前，毛泽东的头脑仍很清楚、思路清晰。

　　9月8日那天，毛泽东—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跑到值班室找卫士来。周福明闻讯赶到，侧着身子，仔细地辨别毛泽东喉咙里发出的微弱声音，可还是听不清。周福明急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毛泽东艰难地握住铅笔，在周福明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力气，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卫士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

　　“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周福明轻声问。

　　毛泽东微微地点点头。

　　三木即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重的毛泽东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

　　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毛泽东的心脏有些异常后，现场的气氛开始一直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和医生都在现场守候着。

　　毛泽东和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药睡下了。没过多久，监视器再次显示毛泽东的心脏严重异常。医疗小组的专家和医生迅速对毛泽东实行抢救。先是人工呼吸，而后是打强心针……

　　然而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毛泽东那颗曾经震动过世界的心脏，那颗坚强而博大的心脏，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向一个遥远的地方消逝……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

　　两位人类巨星相继去世后，关于他们的话题越来越多。连美国《时代》周刊也载文说：

　　假如中国今天好像正在走第二步，或者也许甚至第三步，那么功劳首先应该归于周恩来。不可避免地，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的变化时，会把那个时代称为“毛泽东时代”。可是，也不妨公平地称之为“周恩来时代”。这样说，也是天公地道的。

　　是的，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他们都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浪漫如虹的毛泽东和缜密如丝的周恩来，天才舵手的毛泽东和宰相风度的周恩来，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们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两颗放射出强烈个性光芒的巨大红星。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影响与魅力和中国同在。

　　1995年——1998年4月—稿

　　1998年12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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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诀别在龙年

第14章诀别在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