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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章 北邻战火如烧在心

  当新生的共和国自己立足未稳,又要出兵援助他国之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又被推至当断难断的境地。正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毛泽东在烟雾里徘徊低吟;周恩来则奔走于异国他乡,频频的电报,彻夜的交谈,每一个步骤都被反复掂量……

  ●1.“小参谋”的汇报震惊中南海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当时朝鲜人民军真有点摧枯拉朽之势,一下子打过三八线,三天后又解放了汉城,到了8月初,李承晚军队的势力退到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国土上。欢乐的朝鲜人民已经敲起了长鼓,到处是喜庆洋溢的气氛。

  世界也为之瞳目结舌。美国人是坐不住了,中国的毛泽东也坐不住了,漫长的历史告诉他,胜利决不会出现在一个早晨,速胜往往隐藏着灭顶之灾。在5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毛泽东提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

  这两位领袖的话,被后来的实际一一证实。

  7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坐在一起,毛泽东口头时常挂着一句话叫“预防不测”。为此,他委托周恩来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并做出最新部署:军委战略预备队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和四十二军,计26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由粟裕任司令兼政委,肖劲光任副司令,肖华任副政委。

  同样,富有战争经验的周恩来也不相信朝鲜的“速胜”。有一天,他正审阅着外交部致联合国的一份电文,忽然放下手中的红蓝铅笔,很认真地询间起身边的几位外交官:“你们看战争会在8月结束吗?”

  外交官们对周恩来的问话一般不敢轻易作答,他们都知道周恩来最讨厌无知妄说,随意猜侧,或是含糊不清。他们互相看看,又把目光一齐转向周恩来。他们的经验是:妄说不如恭听。

  这次周恩来偏偏不作答,又侧身盯着兼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的雷英夫,这位被毛主席称之“洛阳才子”的军事高参,自朝鲜战事以来,每天都要去总理那里汇报,有时一天要汇报三四次。

  周恩来问道:“你们作战部有什么看法?”

  雷英夫稍一思考,说;“我们觉得还是谨慎一些好,因为不歼灭敌人的主力,仅以得地多少,是很难判断胜负的。只有把敌人打得动弹不得,才敢言胜利二字。”

  周恩来又坐回他的办公桌,继续思考,提醒大家:“这个战争将是长久和复杂的,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些。”。

  8月23日,雷英夫和总参作战室及其他部门的同志们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研讨战局。他让大家畅所欲言,展开模拟对抗。

  争来争去,最后大家的意见比较接近了,归纳出六条理由,判断美军下一步一定要搞登陆作战,可能性、威胁性最大的就是仁川。当晚,雷英夫赶到西花厅,向周恩来当面陈述了这六点理由。

  周恩来一听,浓眉一耸:“哟,这可是个大事,是战略性的大问题。”他又详细问了一些情况,拿起电话就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雷英夫他们根据很多材料判断美军可能要在仁川登陆。

  他们有六条理由。”周恩来简要叙述了那六点,毛泽东也有些展惊:“这确实是个大事。这样吧,你带雷英夫马上到我这儿来,详细谈一下。”

  已是23日午夜,周恩来的轿车缓级停在了丰泽园门口。雷英夫腋下夹着厚厚的材料,随同周恩来走进菊香书屋。毛泽东正靠在沙发上看书,向客人打过招呼后,开始听取雷英夫的意见。

  雷英夫打开军事地图,说明朝鲜战争上作战双方的态势。他列举了六个疑点,认为现在朝鲜人民军已成疲劳之师,而惯用两栖登陆作战的美军,很可能要发动大规模的登陆战,朝鲜人民军将陷于被动。毛泽东用心地听着雷英夫的讲解,不时点点头:“有道理,你这个推测很重要。”周恩来就自己掌握的情况,又作了补充。

  毛泽东站起身来,一边吸烟,一边踱步,自言自语道:“看来美军要有重大行动了,很可能就在最近。”

  受到鼓励的雷英夫坦陈自己的预测:“美军很可能在9月在仁川登陆。”

  毛泽东止住脚步,颇为吃惊:“你说得如此精确,有什么根据么?”他用指头点了点,“说得再具体一些。”

  雷英夫根据朝美双方的动向,再次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不说话了,看着烟头在手中燃尽,对着雷英夫,也是和周恩来商量:“我看现在要做的是三条,一、立即通知情报部门,严密监视朝鲜战场和美、英、日的动向。二、通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希望人民军对美军在仁川登陆有所准备;三、我军第十三兵团加紧作战准备,一旦有事能立即行动。”

  雷英夫在本子上记下了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又问了许多间题,包括麦克阿瑟这个人的性格怎么样。雷英夫根据外电报道,说这个人是个倔老头儿,他下的决心谁也不能改变,另外他还是个好战分子。毛泽东听到这里,兴致更浓,一边点烟一边说:“好!好!他越倔越好,越好战越好,骄兵必败!”

  周思步说起一件事:“一位苏联军事代表对我说,要不了几天,一下子就可以把美国人和李承晚搞掉,朝鲜很快就会统一。我同他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说,美国人在日本的军队还没动呢,它不敢动,动也不行。”周恩来不相信这种论调,“什么事情还是有备无患的好。”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不要什么都认为美国如何如何,美国人没啥了不起,我们作战部的小参谋也可以大有作为。这也是对少数犯恐美症的人的最有力的教育。”

  真叫雷英夫说准了。美国人不前不后,就在9月5日拂晓,以海陆空七万兵力向仁川登陆,并于第二日下午占领仁川,朝鲜形势急转直下。

  ●2.“不是我毛泽东好战,而是人家打到了家门口”

  如同一个新生要儿的周岁生日一样,1950年10月1日,共和国的人民与她的领袖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礼炮、鲜花、贺电和天空放飞的鸽子,交织成一派和平景象。然而,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带来了金日成首相的亲笔信。朴宪永一到北京,就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求援,并把金日成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着信,眉头渐渐锁紧,长叹一口粗气。信的语气急迫,并透出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信的大意是说:

  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时间已是深夜,金日成在首相官邸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武官柴成文,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倪志亮大使的电报迅速发回国内,摆在了毛泽东的桌上。天安门广场狂欢的人群刚刚散去,施放礼花的战士还站在炮位上,一墙之隔的中南海内,颐年堂的会议厅里仍然亮着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都在这里。金日成的信和大使馆发来的急电大家都看过了,但是常委们很少说话,即使说,也很短。矛盾之处十分显然:一方面不能见死不救;另一方面救人者自身先要壮,如同救一个溺水者一样,弄不好自己也会沉没。仅仅是李承晚伪军还好办,可这个傀儡后面站的是美国。中国大陆经历的几十年的战争刚刚结束,国土还是千疮百孔,新中国最需要的是安宁和休养生息。而美国本土近百年没有直接战争的破坏。钢铁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仅以俐铁为例,美国的产量是新中国的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大财的美国,对谁都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对它所一贯敌视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议论来议论去,政治局常委们大都认为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或者晚几年再打。

  林彪向来说话就少,大家发言过后,他简单说了几句:“我们过去打国民党军队还可以,现在能不能打败美军,实在没有把握。如果美军丢几个原子弹,那可够我们呛的。”

  毛泽东不喜欢听这种泄气话,喃喃说道:“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它打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无非是个纸老虎。”

  一直议论到天明,服务员从毛泽东身边的茶几上端走了满满一缸烟头。毛泽东最后缓缓地说了几句:“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可是人家有困难,我们在一旁看着心里不好受呀。”他决定请东北的高岗和邓华来京再议。

  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他渴求和平的愿望会比别人更强烈:他孺要和平的环境与时间,以便医治战争的创伤。但他已经感觉到毛泽东的决心,和邻国战争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威胁,所以他正在努力协助毛泽东做好出兵的准备。9月30日,在总参谋部进行紧张部署的同时,他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之不理。”当时中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周恩来便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播尼迩,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替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将出兵援助朝鲜。在这之前,在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时,中央军委就决定由邓华率领战略预备队和四十二军,自河南北上,开赴与朝鲜接壤的鸭绿江边,以为防范。与此同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决定加紧对据守沿海一些岛屿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发起进攻,解放了除台澎金马以外的所有岛屿,为的就是一且向北出兵,减少南边的军事压力。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到中国的信息后,立即转告了麦克阿瑟,并放出空气,声称美军将停止在三八线上。

  10月2日凌晨2时,电报发到了东北高岗和邓华处,要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见电立即进京,请十三兵团司令邓华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就在一小时前,中国方面得到情报:美军不顾中国的警告,已经大举越过了三八线。

  在再作商议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作过交谈,看来不赞成出兵的领导同志占多数,他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有的同志情绪颇为激动:“连苏联都不敢直接参战,我们出兵?”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他们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我们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在一旁看着敌人把朝鲜灭亡了。唇亡齿寒嘛,怎能见死不救呢?另外,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也要出兵。”他和周恩来商量了多次,最后定下一个基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高岗是在当日午后匆匆抵京的。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及朱德、刘少奇、高岗和代总长聂荣臻等,重新来到颐年堂开会。毛泽东将一封信拿给高岗:“这是金日成首相来的急件,我们都看了,你看一看。”

  当高岗从信件上抬起脸,把目光转向毛泽东时,毛泽东从沙发上直起腰,简明扼要地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他见高岗不响,又提高嗓门说道:“不是我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

  周恩来没有急于发言,他想先听听从东北来的高岗的意见。

  高岗似乎意识到自己成为会议的中心,怡然自得地摇晃着肩膀,明知故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了吗?”

  毛泽东不喜欢高岗那副神态,对他也有些芥蒂,便说:“挂帅人选原先不是考虑派果裕同志吗,粟裕病了,正在青岛休养。前些天他托罗瑞卿带信来,谈到他的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人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出兵援朝巳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间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林彪同志是不赞成出兵的。”当时,林彪认为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而且面对的敌人是最大的工业强国美国,他看过一些资料,而且记得很清楚:美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的海、空军刚刚开始组建,天上没有飞机,海里没有军舰,在敌我装备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当毛泽东希望由林猫挂帅领兵时,林彪表示说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毛泽东打趣地说道:“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据矗总回忆:林彪是反对出兵朝鲜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怕死到这个程度。

  毛泽东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他的话音刚落,朱总司令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们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并把人朝作战的时间初步定在10月15日。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又提议,将今天开会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电告斯大林。另外对美国人也要先礼后兵,向他们打个招呼。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播尼迩,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的,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决。不能不管!”印度政府当即将周恩来的谈话转告英国方面。英国当晚便通知美国政府。杜鲁门认为潘尼逝有“亲共”嫌疑,他的话不可信。国务卿艾奇逊声称:“周恩来是想用政治讹诈来阻止美军的进攻,我们不必在乎他们说些什么。”他随后授权驻印度大使格罗斯与中国方面联系,说明美国无意进攻中国,并愿为美机误炸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美国决不会放弃它的战争目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时授命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全力向北挺进,即使中国军队介人也在所不惜。

  ●3.彭德怀“百分之百”地支持了毛泽东的出兵意向

  10月4日上午,一架从北京飞临的专机,降落在古都西安。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就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俩急速赶到彭德怀办公室时,彭德怀正在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建设的各种计划和图表,准备不久向中央汇报。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对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请他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彭德怀一愣:“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但不知什么会,是不是原先通知的各大区领导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的会?”

  来人回答:“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只是对我们交待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准停留。”

  彭德怀稍作迟疑,对来人说:“我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

  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十分为难:“不行啊,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

  但彭德怀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找来,交代他:“中央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作交代,大概过几天就回来了。你可分头转告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对其他任何人先不要讲,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办,我马上要去机场了。”彭德怀脑子里还在转动着西北的三年计划,不管开什么会,以防万一吧,他还是叫秘书张养吾带上三年规划方案和图表,与他同行。

  在西安机场停留了一个小时的专机,重上云霄。

  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中央警卫处处长李树槐早已在舷梯下等候。李树槐也是“老革命”,对彭总很熟悉,上前敬了礼,就帮着提行李,边走边说:“彭总,今天气候不好,气流不稳,一路辛苦了。行政处已在北京饭店为您安排好了住宿。毛主席交代说,请您先在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去中南海参加会议。”

  彭德怀脸色陡变,嚷开大嗓门:“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我不需要休息,请司机同志直接开车送我去中南海!”

  李树槐只好照办,直接送彭总去中南海。汽车通过西四牌楼,驰进中南海西门,停在丰泽园门前。下车后,李树槐引彭德怀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得到消息的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没有?”

  “吃过了。”彭德怀回答着,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主席坐在正面大沙发上,见彭德怀进来,同他打个招呼。彭德怀过来握手,另外几个政治局委员也都站起来和他握手。彭德怀有些奇怪,大家握手的分量都很重,而且坐下后,仍有不少人望粉他,冲他点头。

  毛泽东先发话:“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军已越过了三八线,金日成同志请我们出兵,现在大家正讨论这件事,你刚来,可一以先听听。”因为彭德怀到得晚,他只听大家说,没有表态。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来彭德怀的下榻处,在房间里交谈了约一个小时,即同车去中南海。

  “彭大将军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毛泽东笑呵呵地伸出手。

  彭德怀坐在一旁,说:“主席让邓政委接我来,我也正要找主席呢。”

  “你找我谈啥子问题么?”

  “西北问题……”

  “西北问题今天不谈。”

  “嗯?”

  “我找你来,别的不谈,专门谈朝鲜局势。”

  因为昨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没有发言,毛泽东不知彭对出兵朝鲜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们己决定派彭德怀挂帅,毛泽东心里没底,所以特派邓小平先了解一下,然后由毛泽东亲自与彭德怀交换意见。彭德怀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坐定,听毛泽东用他熟悉的湖南方言在说:“老彭,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你到得晚,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目前还有许多困难,不知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是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直言道:“昨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有睡着。我以为是沙发床的关系,此福老夫享受不了,就搬到地毯上,还是睡不着。我想,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然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分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们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着想,也应该出兵。”

  听了彭德怀的话,毛泽东颇为兴奋:“好哇,你有高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呀,下午开会的时候,请你好好谈一谈。另外,你看派谁挂帅合适?”

  彭德怀一激灵:“我听说中央不是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我同恩来、少奇、朱老总几位同志商量过,决定出兵由林彪同志挂帅。林彪原是四野的司令员,对东北地区也熟悉,就是说对现在集结在南满的十三兵团和后方都熟悉。所以中央一想就想到他了,但是,林彪同志说他有病。我问了傅连障同志,傅连时同志告诉我,病是有一点,但不大。我还在做他的工作,万一他担不起来……”

  毛泽东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有关林彪有病的话后,便把话头转向彭德怀:“我和恩来、朱老总商量过,觉得这副重担还是你来挑,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吧,有什么困难呐?”

  毛泽东平静地注视着彭德怀。彭德怀平静地朝前看着,嘴角奇怪地笑了一下,朝沙发上一昂:“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了解的,一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也笑了。

  10月5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个拍板的会议。能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来了。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张闻天、彭德怀、林彪和李富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新闻出版署署长胡乔木列席了会议。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林招顺着毛泽东的话茬,说着自己的意思:“主席让我们摆摆我国出兵不利的情况,我很赞成。如果把美军顶住则罢,顶不住的话,把战火引到我国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以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周恩来不同意这种说法:“等到美军打到鸭绿扛,它还会得寸进尺卜班克阿瑟又会说,鸭绿江不是边界。”

  高岗同样表示了对东北边界的担优,同时又寄希望于苏联“等到那时苏联也就坐不住了,他们武器好,他们直接参战或同我们一起打,都比现在我们单独出兵好。”

  轮到彭德怀发言了,他的话冲口而出,带出一种战将的肃杀之气:“我支持毛泽东同志出兵朝鲜的主张,我们跟美国打,打烂了,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最多也就等于中国晚解放几年就是了!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因为他言简意赅,一语道破实质,多少年后,出席会议的委员们仍记得这段话。

  有了彭德怀的这几句话,毛泽东可以作结论了:“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犹豫退缩、担惊受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队人朝作战。老彭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散会后,林彪追着毛主席说:“主席呀,出兵弊多利少,事关重大。你要好好考虑呀,要千万慎重!”

  毛泽东不愿多说:“会议都定了么,不好改了。”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下彭德怀、高岗和周恩来吃顿晚饭。席间,高岗表示了忧虑:“我们出兵,只怕斯大林不愿意。”

  毛泽东颇为警觉:“当然,斯大林这个人,对我们中国党是有成见的。他也怕苏军参战会破坏雅尔塔会议后的世界格局。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么,我们的要求符合国际主义原则。”

  彭德怀说:“最好是先做通斯大林的工作。”

  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开玩笑地说:“中国党将派自己最好的外交家去游说。”

  高岗和彭德怀都连连点头,此次出使莫斯科,最好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恩来此去,也当速决才是。战争不等人啊。”

  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你和高岗同志日先到沈阳去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督促部队立即做好人朝准备。同时把我党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通知金日成。关于人朝的时间,给你10天时间怎么样?关于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持间题,恩来同志即刻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尽快解决。”

  彭德怀感到时间紧了些,但仍表示:“我只好一天按10天甚至20天的工作来干了。”

  毛泽东笑了;“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百分之百支持我,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还有一件私事,我想让你把岸英带去,他会俄文,又懂点英语。在你身边,将来与苏联方面联络比较方便。另一方面,我也是让他去锻炼一下,这也叫送子从军吧。”

  这下彭德怀坐不住了,他对此的确毫无准备。开始他歇不作声,一后来婉言道:“你让岸英到朝鲜前线去,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是想给全党带个头,但是开,同志牺牲后,岸英从小受苦,很少时间在你身边,现在难得团聚,我看还是别让他跟我走,就留在主席身边照料吧。”

  尽管彭德怀一再表示不同意,但最后毛泽东仍坚持让毛岸英随彭一道人朝。并因其牺牲而留下一段憾事……

  ●4.斯大林的变卦,使毛、周陷于极度焦虑

  抗美援朝事起,两位领导人又进入了历史上少有的繁忙阶段。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觉到,毛泽东为考虑出不出兵,连续几天不能人睡。吃安眠药也不管用。

  周恩来的忙碌则是另一种形式:不但要“听”,还得“跑”。他不是神,老不休息,他也犯困。参谋、秘书时常看见他在办公时打磕睡。碰到这种情况,他还是老办法,捏捏鼻子,揉揉眉毛,揪几下头发,或者抹点清凉油。在他修改过的文件上,有时可看到跑笔的痕迹或墨水疙瘩,也有他写花的字,那都是他在过度劳累的时候留下的。

  周恩来不仅要“跑”国内,还要“跑”国外。

  10月8日,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命令。同一天,毛泽东指派周恩来秘密出访苏联,向斯大林通报我国的出兵决策,并向苏联请求军火援助。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交给任务的当天,就带上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乘飞机飞赴莫斯科。不愿肩负人朝指挥作战重任的林彪也同机前往苏联养病。

  斯大林正在黑海海滨休假。10月10日,周恩来和林彪又乘飞机赶赴风光秀丽的黑海之滨,会见斯大林。

  斯大林与周恩来分别不到一年,彼此都没有什么变化:周恩来还是那身中山服,斯大林也没穿军装,烟斗仍在他手中冒着缕缕青烟。他仔细听着周恩来介绍的中国出兵计划,然后习惯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他的走动总让人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他时常眯缝着眼,环视着所有在座者。

  中方是周恩来、林彪,苏方几乎是全体政治局委员,仍由师哲和费德林担任翻译。苏方发言的主要是斯大林,中方是周恩来。

  翻译说完了,斯大林缓慢地说:“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人朝鲜北部。朝鲜如果没有支援,最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被敌人消灭掉,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以保持所剩的有生力量,以待他日。中国同志决定出兵支援朝鲜,你们的考虑是正确的。但是还应该考虑另一方面,美国毕竟是当今世界上的军事强国,美军拥有很大的海空军优势和军事技术装备。”

  这几句话倒很对林彪的心思,但在斯大林面前他不愿表露自己的心迹。

  周恩来也不说话,以沉默表示反对。

  斯大林已敏感地注意到周恩来的表情,耸耸肩膀,笑了笑“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掉,这都意味着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东北的经济恢复恐怕也谈不上了。他们那时怎样都可以进行骚扰……建议把我们商谈的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刻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

  林彪插话:“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随时进人山沟森林,进行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

  斯大林对林彪此建议不感兴趣,说恐怕敌人不会让游击队存在下去。趁翻译正在译文时,斯大林打开他那特备的烟盒,取出几支香烟,不慌不忙地将它们捻碎后塞进烟斗,点燃后抽了起来。

  周恩来说:“我们考虑到这些问题,准备在朝鲜和美国军队打起来。准备美国宜布和中国进人战争状态,准备应付美国对中国的空中袭炸。”

  斯大林随后说:“我们曾经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做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人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

  斯大林的意思是中国也不要出兵,省得出兵后再撤回。以后的会谈便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变成了漫无边际的闲聊。闲聊之后就是苏联人惯常的酒宴。酒宴上,斯大林举着一杯红葡萄酒,向林彪敬酒。但林彪拒绝喝酒,滴酒不沾,惹得斯大林说了句稍带讽刺的话:“酒里没有毒药,稍饮无妨。”林彪还是不肯,斯大林又说了一句:“不知这位将军如何在前线指挥打仗!”结果,除了林彪一人顽固地不祝酒、不饮酒而遭到围攻外,其余的人都已醉眼眯肋,酒意半酣了。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宴席才结束。

  周恩来返回莫斯科,已是当日午后3时了。他正坐在公寓里准备喝茶水,康秘书和师哲拿着毛泽东刚刚打来的电报,走进来。电文的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周恩来一惊,认真看了一遍电报,的确是仍主张出兵的意思。他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双手抱着头,陷人深深的沉思。因为他昨天已接受了斯大林不出兵的意见,如今怎么办?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平静下来,他要师哲立即将电文译成俄文,一页一页随送给他看。他将译好的电文首先送给莫洛托夫,要求他立刻转告斯大林,并约定时间,举行新的会谈。晚上,周恩来同莫洛托夫见面,首先提到来电的内容,希望把来电转告斯大林。

  莫洛托夫说:“电文已转去了,但未见回话。不过昨天斯大林同志已谈到中国出兵,军火供应没有间题。虽双方没有最后谈定,但我大概了解一些情况和你们的希望。”

  周恩来问他,对中共中央出兵的决定有什么看法。莫洛托夫一再表示,他不能做主,这一切都必须由斯大林来定。莫洛托夫回去后,又打来电话说,苏联不赞成中国立即出兵,也不准备派空军支援。理由是,苏联的空军没有准备好。这显然是斯大林的意见。他担心中国出兵会引起世界大战,甚至主张如果朝鲜失败了,可以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成“流亡政府”。周恩来急了,在电话中喊起来:“刚刚决定的事情,你们就推翻了?不管苏联怎么样,我国已经决定出兵援朝。”他将这一情况立即电告毛泽东:

  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也大吃一惊,他9日已发电,要彭德怀准备集结部队于鸭绿江畔,随时人朝。是马上出兵还是暂缓出兵呢?未曾料到的情况使他陷于焦虑之中。当夜他又接到彭德怀自安东发来的准备11日晨人朝与金日成会谈的电报。这两份电报使他翻来扭去,决心难定。经与聂荣臻商谈后,他决定立即给彭德怀发电,通知彭明天先不要人朝而是和高岗一起迅速回京开会。

  这时已是深夜,聂荣臻考虑万一明晨以前彭德怀收不到电报,彭就将人朝会见金日成,于是聂荣臻于11日晨1时左右赶到总参谋部作战室给彭德怀打电话:

  “你来电已收到,原定方案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明天迅速来京。中央有要事讨论。”

  10月11日下午,彭德怀奉命带了指挥所负责人成普由安东乘火车于深夜抵沈阳。

  12日,彭德怀在沈阳和高岗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领导紧急开会,针对他在安东调查到的部队存在的困难,特别是后勤供应间题研究了一些紧急措施和解决办法。当晚8时,彭、高又接到毛泽东的急电:

  彭高,邓(华)洪(学匆)韩(先楚)解(方):

  (1)10月9日命令哲不执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2)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10月12日20时

  13日早饭后,高岗、彭德怀即乘专机由沈阳飞回北京,由聂荣臻在北京饭店迎接,聂说:“下午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出兵问题再次讨论。”

  下午,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毛泽东将嚼在嘴里的茶叶轻轻吐在烟缸里,说道:“我们已经向美国发出警告,敌人也向我们发出了哀的美敦书。现在我们与美国已经是短兵相接,狭路相逢。如果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而我们表现得无能为力,软弱可欺,国内国际反动气焰高涨,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我的意见是,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要立即出兵。”

  经彻夜商谈,委员们意见一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了火急电报:

  与政治局的同志商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0月14日21时,毛泽东将政治局13日作出的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第一步方案电告周恩来,其要点是:

  我军决定于10月19日开动,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籍要10天时间;为准备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12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我军开进修筑工辜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杭,尽可能迟滞美伪军为有利……

  毛泽东将上述决定告诉周恩来,是因为“斯大林本来希望我们出动六个师,而中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将12个步兵师和三个炮兵师及战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全部出动。中央认为这样改变出兵方案,有必要通知苏方,以使苏联了解中国出兵的情况,从而尽快争取到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在电文中指示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以便同斯大林沟通。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致电斯大林,提出“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到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并询问:“志愿军进人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在电文最后,周恩来还附上中国政府第一批开出的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

  周恩来在后面的两三天里,办妥了军火。在双方谈判中,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涉及军火的价格。这倒不是周恩来的疏翻,他的想法是,中国接受苏方的军火,应该看作是苏方对抗美级朝的无私援助,不应收钱。

  师哲有些担心:“根据我对苏联的了解,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

  飞机在万里云层之上航行。周恩来望望舷窗之外翻舞的云团,伸伸疲惫的身躯,说道:“准备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间题,争取作出明确规定来。”

  遗撼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再谈此事。斯大林死后,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要讨旧债……

  此时敌进甚速,平壤被困,危在旦夕。

  就在这关健时刻,斯大林从维护苏联自身利益、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武装对抗的立场出发,改变主意,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现决定只派遗空军到鸭绿扛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人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看来深思熟虑的斯大林不愿再冒险了,他甚至觉得中苏朝的联盟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美国的重磅炸弹将落在充满和平气息的苏维埃疆土,这是他最不愿惫看到的。

  得到斯大林改变主意的消息后,毛泽东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久久地坐在椅子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客观地说,毛泽东对斯大林是有看法的,但从国际大局出发,他并不想在公开场合宜泄这种情绪,于是便常常有了些无名火。他一生信守诺言,痛恨出尔反尔;然而他性格中更主要的成份是迎接挑战,决不低头。

  他的方式就是面对现实。10月17日17时,毛泽东再次急电原拟18日赶赴朝鲜的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于18日火速回京,并告:“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朝鲜之事。会上,由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现在敌人已围攻了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提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拟发了给十三兵团和东北军区领导的特急绝密电报,告知中央的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日人朝作战。

  关于此事,在以后的20多年间,周恩来、毛泽东都曾多次谈起。

  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首相时,两人重话当年:

  毛泽东说:“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点头称是:“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强调:“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持,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5.聂荣臻在两个忙人之间跑来跑去,自己也累得睡过去

  10月19日拂晓,从北京饭店开出几辆小汽车,驰过寂静的长安街直奔西郊机场。坐在车内的彭德怀睡着了,高岗也昏昏欲睡。昨夜,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反复研究了人朝作战的方案,几乎彻夜未眠。汽车到达机场,彭德怀才猛然醒来,伸了一下徽腰:“哎呀,这辆车可帮了我的大忙!”

  高岗直晃脑袋:“我净听你打呼噜了。”

  10月19日黄昏,在秋风飒飒的鸭绿江边,三路大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静悄悄地出发了。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志愿军踏响了人朝作战的序曲。

  出兵后,毛泽东又是几天几夜不能上床睡觉。有一天上午八九点钟,毛泽东服过药,刚躺下,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汇报情况。他在东屋办公室等候,卫士长李银桥就去主席卧室察看。毛泽东仍役睡着,在不停地翻身。李银桥进去小声报告:“主席,聂荣臻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着汇报。”

  毛泽东闻声坐起:“我起来吧。”他两脚一着地,就朝东屋走。半小时后,聂荣臻走了,毛泽东重又回屋,嘴里喃喃:“志愿军已经过江了,我睡觉吧。”这下他睡着了。随着人朝作战的深人,来毛泽东处汇报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毛泽东发了脾气,因为有几个电报内容,聂荣臻怕打搅主席太多,就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处理了。毛泽东知道后声色俱厉:“以后把电报统统拿给我看!”这一来,聂荣臻来得更勤了,毛泽东的觉自然就更少了。

  领袖们经常半夜半夜地开会,一开10来个小时是常事。会议大多在菊香书屋毛主席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走出菊香书屋的西门,就是颐年堂的东门。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整个布置朴素大方。前几天,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讨论会,就在这里召开。西边的小厅一般是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有12张沙发围成一圈。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泽东请客人吃饭的地方。

  在毛泽东卧室开会时,毛泽东经常是穿着睡衣,靠在床头,半躺在床上,这种姿势延续了很多多年,似乎这种姿势特别能触发毛泽东的灵感。其他中央领导在床前围成半圆形。时间一长,自然而然有了固定的座位:靠近床头右边茶几坐的是邓小平,他耳蛛有点背,靠近便于听主席说话;然后依次彭真、刘少奇,正对面便是周恩来;最左边一般是列席的人坐的,有个小书桌,可以记录;朱德一般不参加,他年纪大,始终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而会议多在晚间进行;陈云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也不参加林彪请病假的时间长,也很少参加会议。

  周恩来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最多的人,还要主持国务会议,经常是下午3点开,开到六七点,吃饭,吃完饭接着开,有时开到半夜一两点。一般情况都是别人先讲,等大家充分讲完,他再做询问,定出方针。他是总理,还兼外交部长,还是军委副主席,党政军民、工农商学没有他不管的。

  许多电报、文稿都由周恩来亲自草拟,定稿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审阅,同意后发出,那时往往都已到凌晨。秘书们常常劝周恩来,稿子已送主席处了,赶快休息一会儿,等电报发出再看批示也不晚。但周恩来不听,一定要等主席批定后送来看了再休息。一般总理定稿后,主席那里改动都不大。那时往往是稿子送主席处后,周恩来就看参考资料,等主席那边退回来后,看主席是怎么改的,哪些地方改了,为什么要这样改。有时看了毛泽东的改动,认为还值得斟酌,他就马上拿起电话和毛泽东通话,直到改合适了,电报发出后才休息。那时已是东方发白。回到卧室,邓颖超因身体不好,一般都是早睡早起,往往是她刚起床,周恩来刚下班,两人见一面,周恩来上床睡觉,邓颖超上自己的办公室上班。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军事的日常工作都由周恩来抓,后方的物资供应和其他保障工作很重。当时彭德怀为后方的供应有时跟不上很是恼火,周恩来在后方只有再加班加点。聂荣臻有时去丰泽园等主席,有时又要在西花厅秘书办公室里等总理,好几次等得很晚,就在秘书室的沙发上磕睡过去了。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原先只有雷英夫一人,朝战爆发后,军事工作增多了,又调来了郭英会任军事秘书。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都是由周恩来一个人来定。一般是走了一个军事秘书,就得新来一个。新选一个时,由军委干部部门提出一个名单,把简历附上,送到周恩来那里,由周恩来来定。周恩来的军事秘书一般是由作战部出人,因为总理对这些常与他打交道的参谋人员比较了解,也就好用一点。历任总理军事秘书的雷英夫、郭英会、周家鼎、王亚志、张作文等,都是作战部的人。

  周恩来大都是早上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二三点就起来了,每天就睡六七个小时,忙起来只能睡二三个小时。有时干到下半夜二三点,他也觉疲倦,就让秘书陪他出去,在中南海的海边散10至20分钟的步。有时兴致来了,还在后半夜登上小船,在海里划一会儿。

  一天夜里,雷英夫陪周恩来出门散散步,聊聊天,换换空气。门外月明星稀,寒风拂面,周恩来顿时精神焕发,一边走一边间:“雷英夫,你最近在干什么?”

  雷英夫回答:“前方正利用麦克阿瑟骄傲自大的特点,故意示弱,主动后撤30公里,诱敌深人,准备聚歼敌人的主力。但不知麦克阿瑟肯不肯上钩?”

  周恩来挥身打断了雷英夫的话:“我是问你在工作之外干些什么?至于诱敌深人的事,必会成功的。”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军事秘书们日夜轮班,注视战局的发展变化。雷英夫特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所以在工作之余读一本苏联小说《旅顺口》,这是本获斯大林奖的小说。雷英夫马上报告:“我在看《旅顺口》。”

  周恩来颇感惊奇:“你在看《旅顺口》,看了多久了?看过了吗?”

  “看了半个多月了还没看完,看得很慢。”

  “为什么慢?”

  “好多地名在地图上找不到,有时为一个地名要猜半天。”

  周恩来听完哈哈一笑:“对着地图看小说,军人作风,典型的军人作风嘛。你这样当然要花好多时间了,怪不得慢嘛。但是,小说中好多地方是虚构的,你怎能找到呢?你看到哪一段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不像外边吹的那样好。”雷英夫说完,又直通通地间:“总理,你看过这本书吗?”

  “我看过,是今年1月在去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看的。”周恩来回想着告诉雷英夫,他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归结起来,大约是: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的那一套。第二,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后,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编子,把中国人写成这样,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宜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徽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这一段话给雷英夫留下深刻的记忆。因为那时中国正执行着“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关系密切,很多人对苏联的东西崇拜到了盲目的地步,而周恩来难得流露出自己独特的观点……

  秘书们十分敬佩的是,周总理常常一会是电话,一会是汇报请示,一会又是接见,讲话,一会又回到案边去批示,但是他总是一条一条分得清清楚趁,从不紊乱。仅就请示而言,常常是前面一个人请示的是打仗间题,后面一个人又请示民主人士间题,话题一会儿一换,风马牛不相及,但周恩来马上就能做出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从不搞棍。如果别人搞混,他是不客气的。

  还是那年冬天,为了支援前方,要做非常精确的军费年终决算和次年预算。事前三天,周恩来即通知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总后财务部长汤平做好准备。这几位都是军队的老后勤。有名的算盘专家。他们知道总理严格细致、精打细算的作风,所以特为央击了三天,把成千上万的数据整理成了报表。开会时,周恩来让杨立三把报表发给与会者,并让他逐项讲解。讲着讲着,周恩来突然叫停:“停停,这个数据不对。”杨立三他们不信:“不会吧,这些数据我们都反复算过了,没有错呀!”周恩来很有把握地说:“不对,你们再算一下。”并让雷英夫也算。结果,还真是报表搞错了。杨立三对着两位同伴直摇头,感慨万分:“哎呀,怎么得了,我们带着一伙人干了三天,还不如总理一瞬间边听边算的准确!”

  因为朝鲜战场形势一直比较紧张,遇到不负责任的领导,周恩来也要发脾气,对政务院的部长们也不客气。有时当着秘书的面,对一个部长说:“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并把文件摔给他,“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周恩来稍一平息,他又将文件拿回,指着上面说:“这句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有说清楚嘛。”所以,直到后来的国务院,没有部长敢马虎,谁都怕在总理面前挨训。

  周恩来处理事务向来果断快捷,尤其是要向毛泽东汇报或通气的事,他一般都是不过夜。但有一件事,却使他不禁踌躇起来,而且拖延了数日……

  ●6.为减轻毛泽东的痛苦,周恩来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压了数日

  1950年11月下旬,周恩来正在办公,中央机要室送来一份电文。电文是以志愿军司令部名义打给军委的: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

  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志司 25日16时

  周恩来楞住了,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报,从电报的语气和措词,他知道这肯定是彭德怀的手笔,事实绝对不会错的。因为轰炸的事。他和毛泽东都有过担心,鉴于彭德怀是猛将,打起仗来不要命,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几次去电督促“你们的指挥所应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请你们充分注意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没想到还是造成了巨大的不幸。而且牺性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心爱的儿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设在朝鲜北部平安北道一条山沟内的大榆洞金矿,因洞内阴暗潮湿,无法挂地图,彭德怀不听大家劝告,坚持住在半山坡上的一栋木板房里。1950年11月25日,根据敌情判断,今天敌机可能要来轰炸。一大早,副司令员洪学智将彭德怀硬拉出木板房,进人防空洞。就在彭离开木板房不久,作战处的参谋高瑞欣和翻译毛岸英因为没赶上吃早饭,他们认为敌机大概不会来轰炸,从防空洞里溜出来,跑回木板房,从彭德怀的行军床下找出几个鸡蛋,想做个鸡蛋炒饭。恰在此时,从南方飞来四架美军轰炸机,飞临大榆洞上空。高瑞欣和毛岸英等迅速从木屋内跑出隐蔽。但狡猾的敌机既役盘旋又没俯冲,而是平行地向北飞去。高、毛等四人以为敌机轰炸鸭绿江大桥和新义州去了,于是四人又重返木屋。不料四架敌机很快又从北面返回,抛下近百个银白色球状的东西。参谋成普大声向木屋内喊:“敌机投弹了,快跑!”话音刚落,一阵巨响,一片火光,炸弹已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另一位参谋徐亩元因靠近门口,他冲了出来,旭高瑞欣和毛岸英因正在做饭,没及时跑出来,被敌机投下的凝周汽油弹吞噬而不幸牺牲。顷刻间,作为彭德怀的宿舍和指挥作战的木板房及其周围,熊熊烈火腾空而起。这场意外的灾难,震惊了司令部全体人员。当参谋向彭德怀报告高瑞欣和毛岸英已牺牲时,彭德怀当场两眼发愣,站立不稳,沉默了很久,才喃喃自语道:“唉!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和跟我多年的年轻参谋高瑞欣顷刻间就离开了人世,他俩牺牲了,真是太突然了!”说着,他走出山洞,奔向出事现场。彭德怀看着烧焦的尸体,低头不语,心情十分沉重,泪水从眼角流出,“唉,怎么偏偏把毛岸英炸死了呢,我怎么向毛主席交待哟!”一整天彭德怀没再说话,也不吃饭,一个人蹲在防空洞口。谁也不敢接近他。夜晚,他走出山洞,在寒风中,他光着头,敞着怀,任山野的寒风吹拂。他背着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默默无言。突然,他对随员们说:“今天真像是一场梦,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不幸事情。毛岸英是毛主席心爱的长子,他愉快地跟我一起来抗美援朝;高瑞欣曾跟我在西北战场好几年,是个聪明能干的青年参谋,我刚把他调到朝鲜才几天就牺牲了,使我难过的是他俩都是新婚不久,而高参谋的爱人又正在怀孕,这……”他眼角内有莹莹的泪花在闪耀。

  ……

  周恩来推开桌上的文件,露出玻璃板,俯下身子凝视良久。

  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那是周恩来与毛岸英的合影。他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才拿起毛笔,在电报上写道:“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

  那几天,毛泽东和江青都患了感冒。

  直到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先告诉了江青,并在电报后附了一信: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栖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周恩来 一、二

  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自然早已知道。那天他给毛泽东送文件,在毛泽东办公室门口遇到医生王鹤滨,他低声而沉痛地告诉王鹤滨同志,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了。毛主席尚不知道,还嘴着他哩,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这是周总理的指示。

  很快毛泽东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得知这不幸的消息。

  毛泽东身体好些,办完公,到新六所1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轻手轻脚地进来,把毛岸英牺牲的事,用最简单的语言说了出来。

  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建造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有时住中南海,有时住新六所,直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才不再去新六所住了。

  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听到消息,慢慢仰起脸,也不说话,眼睛直盯着江青和叶子龙,好像看着两个陌生人。他俩则好像自己犯了错误,不敢说第二遍,也找不到什么劝慰的话,不约而同地垂下了头。

  毛泽东潋起目光,漫无目的地四处看了一下,又看着桌上那盒烟。

  他伸手拿烟,两次都没从烟盒里抽出烟。站在一旁的李银桥急忙帮他抽出一支,再帮他点上。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响动,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有主席抽烟的噬噬声,和弥漫在屋里的烟的辣味。毛泽东的手有些轻微的抖动,长长的烟灰落在地上。

  又沉歇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根烟,把烟头拧灭在烟缸里,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湿润的眼窝含着泪,没有落下。他仍然不停地吸烟,边吸,边问起毛岸英牺牲的经过,最后只交代了一句:“这个事先不要告诉思齐(毛岸英爱人)了,晚点,尽量晚点……”

  1951年2月,中朝联军第一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而第二番轮换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前线部队衣鞋粮弹均未补充,很多战士赤脚作战,这使得彭德怀深为焦虑。他感到战场情况用电报说不清楚,16日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向中央面报,毛泽东回电同意。20日晚,彭德怀带着两名参谋、两名警卫员,乘两辆吉普车,冒着敌机的轰炸,21日晨到达安东,聂荣臻派来的专机已在机场等候。11时,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加油。东北军区司令部的同志见彭总很疲劳,请他在机场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他摆摆手:“我不累,你们别管我!”他不进休息室,既不吃饭,也不喝水,就一直站在飞机旁,等着飞机加完油,即刻向北京飞去。

  21日午后,彭德怀在西郊机场下了飞机就乘车赶赴中南海。

  不巧毛泽东那天住在西郊玉泉山。彭德怀又命车折返西郊。当他急急进人静明园时,毛泽东正按他的习惯睡午觉。秘书和警卫人员劝彭总等一等,彭德怀面色严肃,大声说:“我有急事要向毛主席汇报!”他不顾警卫的拦阻,推门而进,将毛泽东唤醒。

  毛泽东因为长期失眠,睡着后特别不情愿别人打搅。他知道是彭德怀进来,立即起床,一面穿衣,一面打趣道:“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吃饭了没有?”

  彭德怀坐在沙发上;“哪里有饭吃!不吃了,我给你汇报。”

  “你必须先吃饭,你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彭德怀只好到食堂草草扒了几口饭,又赶回来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场的局势和困难。最后又说到毛岸英的死,彭德怀十分不安:“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泽东穿着睡衣,在卧室来回走着,脸色很不好看。沉默良久,毛泽东轻轻念叨起《枯树赋》中的词句:“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着摇落,凄枪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坐回座位,反过来宽慰彭德怀:“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已使用在朝鲜战场的各型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7.“彭德怀的事”成为领袖们最要紧的事

  2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人朝和对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问题。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讨论到具体间题时,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不继焦急不满,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此时,会议又出现这个惰况,彭德怀大为恼火,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吼道“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谁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有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俄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这一吼,会场气氛骤然紧张,有人仰起脖子想和彭德怀争辩,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请彭德怀说说具体情况,彭德怀也不语,会议只好不欢而散。

  周恩来没有抱怨彭德怀的态度,会后又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要求国内的部队都要到朝鲜轮流作战;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周恩来自己抽空还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炒面的情况,他拿起铲子就动手炒起来。他的左臂负过伤,只能单靠右臂用力,不一会儿,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流。一位女同志上前抢他手中的铲子,说:“总理,不要累坏身体。”

  周恩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说:“不要紧,我们在国内受点累,这算什么。志愿军在前线很艰苦,要把炒面做好送给他们当干粮,支援他们打胜仗啊。”后方供应的事情他一直过问得很细。

  1月份,东北军区开后勤会议,周恩来还专门要聂荣臻和他一道赶到沈阳听汇报,当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在棉衣上面加衍线……

  彭德怀在北京停留的一周内,除了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决策重大问题外,又和军委各部负责人研究具体实施方案。他日夜奔波,十分紧张,本来已经消瘦的身体更显疲劳消瘦,毛泽东见状要他在北京休息几天,因前线正紧张,彭德怀仍于3月1日匆忙离京。当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明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处境,请求苏联方面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3月,斯大林复电同意派两个驱逐机师和三个高炮师参战,并同意给中国增供6000辆汽车的合同。

  彭德怀离京后,从3月1日至3日,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召开一系列会议,将所定各项措施迅速部署完毕。3月3日即将具体落实方案电告彭德怀和高岗。火气很大的彭德怀转而对周恩来惊人的工作精神和效率大为佩服。

  那一阵子,周恩来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常生病的他也病倒了。工作人员劝他休息,可他不听;连邓颖超劝也不管用。没办法,秘书就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的话他不能不听。结果,主席让周恩来休息三天。周恩来只好从命。可是休息到第二天就忍不住了,但主席的话他又不能不执行,就让秘书给主席讲一讲,他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毛泽东“维持原判”,仍答复休息三天再说。秘书们很快乐,硬是让总理老老实实休息了三天。

  即使在病中,一些重要的工作他仍无法摆脱。有时却是人为的干扰。一般人不敢干扰,干扰来自多事的江青。

  总理生病期间,闲不住,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让秘书韦明从文化部调来一部电影片子。名义上是让总理审查,其实想借此让总理放松一下。平时总理从来不愿单纯娱乐性地看片子,这次是审查片子,他果真坐下来看电影了,工作人员都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可是电影开映不久,忽然,屋外电话铃声响起,韦明就跑进去接电话。

  “请总理听电话!”话筒中传来江青的声音。

  韦明面有难色:“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你的事情急不急?一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在话简那边说:“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年轻气盛的韦明反问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这可把江青惹火了,冲着话筒嚷开了:“你不要管!”

  韦明想,你既然说不要我管,我就把电话挂了吧。他挂了电话,回到里屋。不一会儿,江青又来电话了,质问道:“你怎么把电话挂了?”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说完,又觉得江青毕竟是主席的秘书、夫人,如果主席真有事,耽误了不好。所以语气渐渐缓下来,向江青解释说,总理病了,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间一下,总理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有了个休息的机会,让他多休息会儿吧。江青仍坚持要找总理。韦明只好去向总理报告:江青来电话了。总理马上就叫停了电影,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一接就是40多分钟。原来江青看了一个电影剧本,给周恩来大谈了一通她对剧本的感想,本来这事一点都不急。

  事后不久,江青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告了韦明一状,给韦明戴了10来顶大帽子。说他是“媚上压下”。周恩来把这封信给韦明看了。韦明心里有气,跟总理说;“说我媚上压下。她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周恩来没说什么。

  江青并不知道韦明已看了她的告状信,没过两天,在一次周末舞会上,江青见了韦明,做出一副热情的姿态,说:“韦明同志,咱们眺个舞吧!”韦明心里上下直翻腾:刚写了两千字的告状信,现在又这般热情,真是个两面派!

  韦明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直到11年后的1962年,韦明要去甘肃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才提起那封信,提醒韦明要接受教训,对人对事不要太简单……

  1951年5月,由于周恩来日夜操劳,导致高烧不止,累倒了。毛泽东批准休息两个月,建议他去大连。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和邓颖超一起去了大连。在整个休养期间,他仍关心着朝鲜前线的战况,只休息了一个月又赶回北京了。

  ●8.周恩来向毛泽东推举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

  彭德怀戎马一生,早就患有肠胃炎和痔疮。到朝鲜后,长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住在寒冷阴潮的矿洞里,吃饭睡觉极不规律,加上精神高度紧张,旧病时常复发。到了1951年8月间,他的前额左眉上方又长了一个小瘤子。第二年年初,瘤子越长越大,经常胀得头痛。正在这时,美国又违背国际公约,用飞机将带有各种细菌的老鼠、苍蝇、跳蚤、蚊虫等活物,投放到中朝军队的阵地和后方,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彭德怀接到疫情报告,既展惊又气愤,立即通报全军紧急防疫。中央得知后,很快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先后组织了大批医学专家和100多个防疫大队到朝鲜,及时控制了疫情。这一个月来的紧张劳用,使得彭德怀的肿瘤病情愈加重了。医生怀疑是癌,劝他立即回国割治。可他不听劝,总说没关系,死不了!其他几位领导见劝说无效,就联合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打电报,将彭总的病情和态度如实报告,并建议调他回国治疗。

  周恩来接到电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几位医学专家认为,彭德怀头上的瘤子,可能挨着骨头生长,劝他回国治疗。这个彭德怀却说,你们创开一个口子一挤就行了,若是你们害怕,我签字负贵,用不粉回国。我看应该去人换老彭来京割治。”

  “你看谁合适?”毛泽东合上书,询问周恩来。

  “陈赓怎么样?”

  “他倒是一直没有离开战争,能很快熟悉情况。”陈赓刚刚从提越抗法的战场回来不久,因腌伤复发正在疗养,接到中央指示,二话没说,就到了朝鲜战场。一见到彭德怀,就把毛泽东的愈见及他的来意相告,促其归国休养。但落德杯没有表示意见。

  陈赓投有办法,第二天就和副司令宋时轮、副政委甘泅淇三人向毛泽东并军委发急电,说专家认为愈早手术愈好,这里没有光照相检查,大家提议他马上回国治疗,绝不能再拖延,彭总意见认为最近还需去金首相处一谈,我们同意这一意见,但这要推迟到5月份才回国治疗,据医生意见似不甚妥,究应如何,请中央决定。

  周恩来得电,经请示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并陈赓等人回电,说:“德怀同志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到5月。”电报同意彭德怀去与金日成一谈,但规定:“动身时间不要迟过4月上旬。至要。”

  陈赓拿着电报去让彭德怀看,爱开玩笑的陈赓笑道:“中央来电催你马上回国治病,我看你还敢违抗中央命令吗?”

  1952年4月4日,中央再次来电催促。

  彭德怀只好遵令。临行前,他把副司令洪学智叫来。洪学智一到,彭德怀就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说:“学智同志,你辛苦了!”

  洪学智一笑:“在彭总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说不上什么辛苦。”

  彭德怀说:“我知道你那一摊子事情又多又杂,忙得很,本不想找你来了。不过,我这次回国,说是治病,实际上是军委让回去的,说回去以后就不一定再来了。所以还是见见你。”彭德怀非常看重洪学智的才能,而且在大榆洞那次轰炸中,要不是洪学智硬把彭德怀拉进防空洞,命也没了,毛岸英就是在彭原先的办公室里被嫩烧弹烧死的。洪学智现在又兼任了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司令员,工作异常策忙。

  陈赓接过彭德怀的话头说:“彭总这次回国,要当军委常务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总理太忙了,还兼着军委常务副主席,忙不过来,所以非要彭总回去不可。”

  彭德怀背着手,说:“回去具体干什么不知道,还没和我讲。”说到这儿,他指指陈赓,说:“我回去以后,我在志愿军的一切职务,由陈赓同志代理。他是1922年的老党员,资格比我还老,你们要支持他的工作,配合好。”

  陈赓又开起玩笑:“可是,我在志愿军里的资格可没有学智同志老哟,我是后来的。”

  洪学智向彭德怀表示:“彭总,你放心,我坚决服从他的领导。”

  彭德怀点点头:“好,好。”

  陈赓冲着洪学智大声说:“什么服从不服从的,你把你后方那摊子抓好了,就行了。”

  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被接回北京,周恩来亲自到北京饭店来看望他。随后,彭德怀住进北京医院,接受对前额上肿瘤的手术治疗。为了对外保密,化名“王校长”。经检查,他额上的瘤子是脂肪瘤,4月下旬便做了切除手术。5月初出院后,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是很快返回朝鲜前线,但是中央要他留下休养一段时间,由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

  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前院住着任弼时一家,西边不远是刘少奇、朱德的住所,东南边隔着春祸斋是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和常开中央会议的颐年堂,同军委的办公地点居仁堂也只有一墙之隔。彭德怀在这里休养两个来月,中央讨论了他的工作安排。

  7月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议把彭德怀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但彭德怀本人却表示不愿接受这一工作。

  多少年后,根据他在一本笔记中回忆,他是不想再从事军事工作了。而这种念头,并不是在这时才产生的。远在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他就有过离开军队去做地方工作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常常在他脑海里盘旋。这次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这一工作,人们无从知道,只是在他的笔记里,有这样的话:“因为当时总参谋长的工作确实繁重,自己难以胜任。原来的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久病不能工作,粟裕同志(1951年10月调来任副总参谋长)也有病,聂荣臻同志(代理总参谋长)的身体被拖垮了,曾有一次昏倒在地。所以我想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来顶住这个繁重的任务,这样也可以摆脱我自己的军职。”

  为此,彭德怀在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后,专门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陈述自己不当总参谋长的意见。毛泽东让他推荐个人,彭德怀脱口而出:“让高麻子(高岗)当,他优点比我多,比我合适。”

  毛泽东对高岗已有戒心,但没有明说,只是反问彭德怀“高岗难道就没有缺点吗?”

  “那就让邓小平同志来干,他身体好,又年轻。”

  “邓小平是可以干的,他有这个才能,这么多年,他同军队各个方面都有较多的联系,是个适合的人选。可是他从现在的岗位上抽不出来呀。我的意见还是你来干,恩来同志实在忙不过来,你再考虑一下。”

  彭德怀回到永福堂,还在反复想兼任总参谋长的事。其实,从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到1947年春天,彭德怀曾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过总参谋长。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他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军委的日常工作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便由周恩来接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由聂荣臻代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周恩来主持。到1951年10月,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三个多月,就病倒了,周恩来不得不继续把军委工作管起来,一直兼管到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从1947年3月到现在的五年间,是军事工作极为梦重又卓有成效的时期。但是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身兼数职,哪个职务都很累人。哪个职位似乎也缺少不了他。他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身体也疲泉得很。在这种情况下,才向毛泽东提出,让彭德怀管起军委的工作。

  彭德怀不再推辞了。

  周恩来为此很高兴,他见到彭德怀,略显轻松地说了一句“我这不是让贤。而是物归原主,你本来就是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嘛,啊?”

  周恩来的建议被批准后,他即于7月9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写了一个报告,作为正式向彭德怀交接工作。周恩来在报告中建议:“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间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从此,彭德怀又一次进了统帅部,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新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卸下军委这副重担子的周恩来,仍然和毛泽东一起掌管着抗美提朝的事。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商谈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间题。斯大林同意中国的谈判方针,并同意帮助中国装备60个师。他在与周恩来的交谈中,几次表达了他对毛泽东主张的看法。他说:朝鲜战争对美国是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的不利,迫切偏要停战。如果宜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它将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地方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间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们握助朝鲜是不吝惜的。美国扣留战俘是非法的。

  当时有人认为朝鲜战争打下去,会引起世界大战。周恩来针对这种粉法说:“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大战。毛主席的估计是5年、10年、15年不可能娜发世界大战。”

  斯大林脸上徽笑了一下:“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它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他在桌面上敲敲烟头,“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间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间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他同意援助朝鲜五个高射炮团,以增强防空能力。但他认为中国空军不能出击三八线以南,出击等于正式参战,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不管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斯大林同意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秘密访苏。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意志与智慧较量的战争,也是一场后勤供应的比赛。这个伟大胜利,其实也是两位领袖人物默契配合的结果。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秘书王伏林将其概括为:如果说主席是总设计师,总理就是总工程师。雷英夫则分析得更为具体“仅就军事方面而论,我党我军有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历史巨人相辅相成、协调运作的统帅部,真是一大幸事啊。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他站得高、看得远、魄力大,在战略决策问题上,往往是独具匠心,高人一筹。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副统帅兼参谋长。他既有远大的战略目光,又有周密的组织能力;既能协助毛主席运筹帷握、深谋远虑,一掷千钧地下定战略决心,又能将主席的意图和决策,化作严谨细致的技术措施,环环相扣的具体步辣,一贯彻到千军万马的行动上,落实为千里之外的决胜事实。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掌舵和周恩来的辅佐,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细心的人们也许已经发现,毛泽东与周恩来工作上的配合的确可说是“天衣无缝”;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心也是无徽不至的,这样的例子委实很多,比女;一次中央领导人开完会从新六所进城,车过公主坟后,毛泽东座车的车门突然被甩开了。周恩来的车就在主席的车后,他马上对车上的警卫人员说:“你们看!主席的车门开了,这有多危险!你们这些负责安全保卫的,以后给你们规定一条制度:上车后,把车门锁好才能开车。”成元功将周恩来的指示报告了汪东兴,从此上车后锁车门就成了领袖们乘车安全的一条重要措施。

  而他们在情感方面似乎缺乏更多的交流。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如是说: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白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超出同志或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他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他的衣食住行都是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他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他要经过的路线都常由周恩来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他吃的饭周恩来常常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了。每当关健时候,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

  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15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这一点究竟是值得赞赏,还是留下遗憾,以后的人们会对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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