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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杨泉从事著述的背景

  杨泉的思想,主要反映在《物理论》一书中。《物理论》只保存下不很多的佚文,有的只是片语只言,没有上下文的照应。仅凭这点有限的材料去准确把握他的思想,难度很大,不免要借助推测立论。不过,我们大体能从已知佚文中发现,他的《物理论》主要是推究天文、地理的著作,同时兼及自然、人事;《太元经》佚文以及现存赋文作品,稍可供参考。因此,我们接触他的思想之前,极有必要首先了解他著论立说的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

  (一)天体三说的基本内容

  据《晋书·天文志上》记载,魏晋以前,关于大体构造、运行的学说有三家,即"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

  "盖天说"出现得最早,相传是"周人志之",在《周髀算经》里作了反映。其要点是:第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是天、地的基本形态。第二,"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这是讲,天地都各有一个中心,参照物是北极星,大地是一个中间隆起的半球体。第三,"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这是讲,天体在转,日月在行,大地不动,天体"牵"着日月由东向西出没运行,恰似"蚁行磨石之上",实际上改变了日月运行的方向。

  "浑天说"出现于两汉。西汉武帝时,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人考历度、造员仪而肇其端;东汉和帝时,贾逵继作,在员仪上加了黄道;东汉顺帝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张衡将浑天仪加以完善定形,以观天象,著成《浑天仪》一书。此说要点是:第一,"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853 页语。其中"卷三五"应为"卷七五"。

  天大而地小",即天是实体的外壳,地是实体的内核,都是圆球状或椭圆状的形态;第二,"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即天地皆主要由水构成,其间有"气"支撑而立;第三,"天转如车毂之运",周天"半覆地上,半绕地下",白天、晚上等自然变化因而形成,地球是不动的。

  "宣夜说"出现得最晚。据说原来有专门的著作,大概到东汉后期,郗萌根据先师相传的内容,作了记述。其要点是:第一,"天了无质","高远无极",即天既不是盖,也不是壳,是一种"苍苍然"的状态,天体、天外都不存在水;第二,"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即天上日月众星是"自然"而成的存在,其运动要靠"气"的作用;第三,"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这就是说,宇宙中北极星不动,大地也不动。

  以上三说,共同认为大地(或地球)不动,天体(或日月众星)在运行。分歧点在于:天怎么运动,天有没有边界,天是由什么组成的,地又是怎样的形状,等等。汉魏晋天文学者围绕着这些问题,互相诘难,各自立论,其观点常有相互吸收的特点,很难说完全倾向于某一说,即便他们自称赞成某一说,意在批评另一说的时候,其中也并不纯然一说。例如,汉末学者蔡邕认为,"宣夜之学,绝无师法","盖天说""考验天状,多所违失",似乎"惟浑天近得其情",他本人不能完全肯定。在他以后,三国两晋学者不乏"好奇徇异之说","至于浑天理妙,学者多疑"(《晋书·天文志上》),探讨中各家之说交叉而用,这是"谈天者"的共同特点。杨泉"谈天",也应作如是观。

  (二)吴亡前后江南学者"谈天"的情形

  三国时,"谈天者"中以江南学者为盛。入晋后,仍是如此。而江南学者中,又以会稽、吴郡二地人居多。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据《后汉书·律历志中》注引《袁山松书》讲,东汉灵帝时,与蔡邕同在东观"考验天官"的刘洪,著成《乾象术》,是位"浑天说"学者,他后来做了会稽东部都尉,"征还,未至,领山阳太守,卒官",似乎未到山阳郡(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就死在江南了。他的《乾象历》为吴中常侍王蕃(228-266)所传,并"依其法而制浑仪"(《晋书·天文志上》)。王蕃是庐江人,他制浑天仪之前,吴郡陆绩(188-219)"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三国志·吴书》本传)。至于会稽郡,更是人才荟萃之邦。《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讲,汉末王朗任太守①时,询问会稽名士,功曹虞翻一口气举出众多的当地俊异,使大学者王朗感叹"地势然矣","是既然矣"。虞翻著成《易注》,寄送孔融,孔融看过后,答书称"观象云物","可谓探颐穷通者也"。

  《晋书·天文志上》特别介绍到的两晋时期天文学者姚信、虞耸、葛洪、虞喜诸人,都是江南人士。其中姚信、虞耸与杨泉差不多是同时代人。姚信是吴郡陆逊的外甥,他于东吴孙皓在位时位至太常,写过《昕天论》,以人① 《三国志》本传注引《朗家传》、王朗为会稽太守,"居郡四年",他离郡 在建安元年(196 年)孙策夺取会稽之时。即公元193-196 年,王朗在会稽。又 据王朗给许靖书信称,他的儿子、后来的学者王肃就出生在会稽。

  体比拟天体,认为"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故有昼夜长短、寒热不同的差异,基本上是"浑天说"。虞耸是虞翻之子,吴亡后入晋,做过河间相,他的《穹天论》与杨泉《物理论》写作时间相近,立论以为:"天形穹隆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气之上。??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斗极之下不为地中,当对天地卯酉之位耳。"这却是"盖天说",不过借用了"浑天说"的半个"鸡子"和"宣夜说"的"元气"存在的内容而已。杨泉"谈天",应与姚信、虞耸之说相参照。

  (三)扬雄、王充学说的影响

  清人马瑞辰讲,杨泉《太元经》是仿扬雄《太玄经》而成的。当今学者多以为,杨泉关于"元气"的理论,受到王充的影响。这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想就此作点补充说明。

  杨泉对扬雄的著作是很熟悉的。《物理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扬雄非"浑天"而作"盖天",圆其盖左转,日月星辰随而东西。桓谭难之,雄不解。此"盖天"者复难知也。

  扬雄原来是主张"盖天说"的,受到桓谭责难后,开始"不解",以后依从桓谭的"浑天说"。扬雄其后写出《难盖天八事》(《全汉文》卷五三),在《法言》里也承认,"浑天""莫之能违也"。扬雄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仿《周易》而作的《太玄经》中。"玄"就是天,就是道,是支配阴阳的"神",指导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但在解释"自然"时,又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比如,他讲"道法自然",承认事物的因革损益、转化依存的关系,在认识论上尊重事物的本来性质,又是可取的。《太玄经》是扬雄精心撰写的著作,他对自己的这部著作极为重视,也极为自负。他以当代孟子自居,著《太玄经》有代替《周易》地位的用心,意在构造一个新的世界图式。但是,扬雄在世或死后,《太玄经》遭到世人的冷遇,"终不显"(《汉书》本传语)。桓谭、王充、张衡三位思想家倒是交口称誉,不过推重的是扬雄的勇气,即敢于和圣人平起平坐的"卓绝""卓尔"的气度和标立"天道"新说的创见。这对他们是很有启发的。扬雄生前就知道他的《太玄经》"太深,众人之不好",不过他坚信"俟知音之在后也"(《解难》)。桓谭也认为"《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新论》)。果然,汉末三国之际,南方学者注意到这部著作,为它作注,讲读传授。其中有荆州学者宋衷及其再传弟子王肃,还有陆绩、虞翻、陆凯等为之作注,《隋书·经籍志》有著录。杨泉新撰《太元经》,肯定是受到这一学术空气的感染。用天体学说解释宇宙万物,建立标新立异的学说,既是扬雄的本意,也是杨泉的用心。《太元经》不是完全照搬扬雄《太玄经》的产物,这从《物理论》中可以得到证实。关于王充这位东汉唯物主义大学者,对天体的认识,是据"盖天说"驳"浑天说"的,这在《晋书·天文志上》有反映,说明两晋时期他的观点有广泛的影响,所以葛洪才要专门批驳。王充认为,"日随天而转,非入地","日西转不复见",是因人目所望有限使然,恰如十里之外的火把看不到一样,"非灭也,远使然耳"。但是,王充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却是"元气自然论"。"元气"构成天地间的一切存在,"自然"决定了一切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自发性。这一唯物主义的论点,主要体现出反神学的战斗精神,所谓天神、鬼魂等长期束缚人们思想意识的迷信观念,被他从自然界和历史根子上统统驱逐而去。当然,他的宇宙观、认识论也存在着固有的弱点与不足,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杨泉《物理论》中大论大地,处处"元气",涉及的领域和讨论的问题,几乎与王充相一不二,他继承了什么,提出了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内容。

  (四)西晋中朝玄学的"贵无"世风

  两汉之际,神学谶纬对政治与整个社会生活都有影响。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各创新说,显示出反潮流的理论勇气。杨泉入洛后,中朝玄学"贵无"论在王衍、乐广等名流的倡导下,"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清谈高远,"宅心事外"(《通鉴》卷八二语),"妙善玄言","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王衍传》)。干宝《晋纪总论》对这期间玄学虚诞之风直接影响政务,造成严重的社会失控现象,有十分深刻的揭露。这是人们很熟悉的。杨泉写《物理论》,著《太元经》,探讨天文、地理,涉及人事、政治,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他不仅仅从扬雄、王充等先驱者的学说中受到启发,也从他们反传统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得到鼓舞。因此,理解杨泉思想的真谛,不能把他仍看成是会稽一地的"处士",而要把他当成入洛后置身其中又超然不仕的"征士"。我们上面讨论杨泉身世,证明他入洛,因而相应地扩大了学术视野,出现著论立说的契机,这关系很重大。

  总之,以上讲到的这几方面的内容,是我们讨论杨泉思想的参照背景,应该时时顾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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