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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兰卡斯特、约克和坎伯兰居民书（10）
致兰卡斯特、约克和坎伯兰居民书（10）
即使是海上航行这样简单的驾驶操作，我也常常看到，海面情况大体相同，不同驾驶员有不同的做法，往往差别很大。帆篷的转动调节也由此或快或慢、或平或陡，因人而异，似乎并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但是，我想其中应该能够设计出一套最为有效的操作规程。首先，确定最适合于航行的船身形状；其次，确定船的大小和桅杆最合适的位置；接下来确定帆篷的式样、数量，以及在一定风向下的位置；最后，规定出货物的放置位置。在我看来，现在是一个实验的时代，进行这样一系列设计精确的实验，并将各种实验结果加以综合利用，一定会产生很大的效益。我相信，用不了很久，一些目光敏锐的科学家就会从事这项研究，我预祝他们取得成功！
在这次海上航行途中，我们多次被其他船只追赶，但是我们的邮船总是跑在最前面。３０天后，开始探测水的深度，因为我们估计可能驶到了浅水区。船长根据他的判断认为已经靠近法尔默思港。这样，如果我们在夜里全速航行，第二天早晨我们就能够离开这个港湾的入口处，并且夜间航行可以避免敌方船的注意，因为它们常在海峡口附近巡逻。于是，我们把船上所有的帆都扯了起来，正好风力强劲，邮船乘风破浪向前驶去。为了能够避开锡利群岛，船长进行了一番观测，重新确定了航向。但是，在圣乔治海峡遇到一股强烈的海流，正是这股海流经常使海员迷失航向。１７０７年，克劳斯莱·萧佛尔爵士的舰队因之葬身海底。我们的船只也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遇到事故。
船的头部安置有一个观察哨，不时有人冲着值班员叫喊“注意看前面！”上面那个人也不时地回答：“知道，知道，”可是，也许这时候他正眯缝着眼睛，处于一种半睡眠状态呢，如同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出于本能的反应在回答。因为他连我们前面的灯光都没有看见，也可能是被副帆遮住了视线。所以，当后来突然发现船已经偏离了航线时，船上一片惊慌，我们离前面的灯光已经很近，灯光闪闪烁烁，看去如同要跳到甲板上来。船长发现了这个危险，大惊失色，立即命令掉转船头。此时船上所有风篷都扯起，这一动作对桅杆船是非常危险的，只是由于船身陡然一偏，才使我们安然度过难关，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因为当时我们正向着灯塔下的礁石驶去，而且离这个灯塔已经很近了。这次经历使我对航标灯塔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决心促使在美洲也修建几座这样的灯塔，只要我还能够活着回去。
第二天早晨，经光深锤测定，发现我们已经驶近的港口了。但是由于大雾弥漫，见不到陆地。９时左右，雾渐渐散去，大雾由水面逐渐上升，眼前慢慢地展露出景物，这个过程就像剧场开幕一般。于是，我们看到了法尔马斯的城镇、停泊于港口的船只、城镇四周的田野。啊！对于我们这些几个月来除了空旷的茫茫大海以外别无所见的人，这是何等赏心悦目的景观。加之不必再位敌方追击而担忧，这一切使人们的心情格外舒畅。
我和我的儿子立即向伦敦出发，我们于１７５７年７月２７日抵达伦敦。我们途中曾经稍做停留，前往参观索尔斯堡平原上的史前巨石柱、潘泼罗克勋爵的宫邸、花园以及他在威尔顿的建筑遗迹。
查尔斯先生已经为我安排了寓所，安顿下来以后，我立即前往拜访福瑟吉尔博士。因为有人向他大力推荐我，同时我在美洲的朋友提醒我说，在采取行动前应该先请教一下这位博士。博士很友好地接待了我，他不赞成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主张先跟业主们进行私下接触，这些人在朋友们的调停和劝导之下，可能会改变立场，从而友好解决此事。随后，我又拜访了一位老朋友、新闻记者彼得·科林森先生，他告诉我一位名叫约翰·汉伯里的弗吉尼亚商人曾经来打听我达到的时间，并要求我一到马上就通知他，他将带我去见葛兰费勋爵，这位勋爵当时正担任议院议长，他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我。我约定第二天上午随他前往。
第二天一早，汉伯里先生就来见我，并用他的马车送我去见那位贵人。葛兰费勋爵接待了我，而且颇为谦恭有礼，在询问了一些美洲现状，并对此进行了一番谈论之后，他对我说：“你们美洲人在看待自己的政体性质上有一些偏差。在你们看来，国王下达给总督的命令不是法律，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和需翼示支持或者不予理睬。你们应该清楚，国王给他的总督的命令不同于那些在总督们赴任前所带去的那种指令，那种指令只是一种礼节上的需要。而国王下达的正式命令首先经熟谙法律的法官们草拟，然后经过反复地辩论、修改，最后由国王签署发布。所以，这些命令就是你们的国法，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就此番言论，我回答葛兰费勋爵说，对我而言，可谓前所未闻。我一向认为，根据宪章规定的美洲殖民地特许权，我们的法律应该是由我们的议会来制订。虽然还需要呈请国王批准，但是一经批准，国王也应无权加以废除或更改。在就如同英国的法律一样，议会得不到国王的批准不能制订永久性的法律，但是，国王不经议会的同意也不能擅自立法。勋爵觉得我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但是我不这么看。葛兰费勋爵的谈话使我对英王政府对待我们的意图感到担心，所以我一回到寓所，立即把这次谈话记录下来。我记得大约在２０年以前，在内阁向议会提交某个议案中曾经有这么一条，提议国王的意志应该作为殖民地的法律。但是，该提议被下议院所否决。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英国议会视为朋友，自由权利的友人。到了１７６５年，我们才逐渐看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以前拒绝给国王这一权利，只是为了替他们自己保留这一权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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