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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汉继秦必须"更化"才可善治

  在董仲舒的天道观和历史观中我们都曾谈到,他所提出的"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从自然观和历史观上为他的汉继秦必须"更化",即实行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然仅此还不能成为汉必须改革的直接理由,所以在《天人策》篇中,就在他提出这一理论的同时,又从历史和汉朝以来的现实两个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证。

  首先,董仲舒提出汉继秦必须更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董仲舒认为,古代圣王之继乱世,都要"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即要全部扫除掉旧社会的腐朽和乱国之政,然后"复修教化而崇起之"。这样,教化己明,习俗已成,子孙循此而行之,延续五六百岁,亦不会衰败。历史上的殷继夏、周继殷都是如此。然而秦之继周却不然。周之末世,由于大为亡道,所以失了天下。而继周之秦"独不能改",即未能变道,反而"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频为自恣苟简之治","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以贪狼为俗,非以文德教训于下,"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因此,百官皆饰虚词而不顾实,造伪怖诈,趋利无耻。而朝廷又好用残酷之吏,加之赋敛无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而不能从事耕织之业,群盗亦乘机而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好不息"。因此,董仲舒以为,"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正是有鉴于此,秦"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①。这样,董仲舒就从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说明了继乱世改与不改,即"更化"与否,将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更化",就会行五、六百年而不衰败;"独不能改",就会自食恶果。何以会如此呢?董仲舒援引了孔子的一句话,说明了其中的道理:"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制度,如朽木、粪墙一样,不予扫除,而继续沿用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更化。

  其次,董仲舒还以汉代以来的历史,说明了"更化"的必要。他认为,自汉朝建立以来,秦朝的"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再没有比这腐烂之甚的了,如上面所说,朽木粪墙,不可雕污。汉继秦就是这样的政治,而未能"更化",所以自汉以来虽欲善治,亦无可奈何,以至"法出而好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加无益。他把这种状况比之不调的琴瑟,必解而更张才可弹奏。他说:窃比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汉得天下以来的历史亦说明,汉继秦乃继大乱之后,如不调之琴瑟,不更张琴弦,有好的琴师,也弹不出好的乐曲来;为政应改革而不改革,就是有大贤在世,也治理不好。汉朝以来,虽一直欲治而不得善治,就失之于当改革而未改革。

  正是基于历史和汉朝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继乱世者道变的理论,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退而更化"的主张: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蛛)[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① 以上均见《汉书·董仲舒传》。

  ① 《汉书·董仲舒传》。

  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①汉继秦之后刘氏临政以来,虽愿治已七十余岁,但由于未行更化,所以秦之遗毒余烈未灭,始终未能善治。正是因此他给汉武帝开出了欲善治必须"退而更化"的处方。"更化"也就是改革,就是要汉武帝一改汉代以来所实行的与秦没有多大区别的大政方针,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由此也表明,以往把董仲舒所提出的改革,只限于所谓改正朔、易服色、徙居处等无关紧要的"改制",而否定其改革包含政治、大纲、人伦方面的内容,是不符合董仲舒的"继乱世者其道变"及继乱世必须"更化"的思想的。这从下面改革的具体内容看得就更清楚了。

  ① 《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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