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著作简况
研究和评价董仲舒最重要的依据和资料，就是他的著作。
《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著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汉书·艺文志》则载董仲舒的著录有两种："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和"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再则即是《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天人三策》，以及散见于《汉书·食货志》中的两项上书，《五行志》中的"庙殿火灾对"及论灾异七十七事两项，《匈奴传》赞中的论御匈奴等资料和言论、著作。此外《后汉书·应勘传》还讲：董致仕家居，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间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以上就是在汉代的史籍中所提到的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概括起来为以下八项：<一>"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百二十二篇；<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著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十余万言；<三>《汉书·董仲舒传》所含《天人三策》；〈四〉《五行志》所载"庙殿火灾对"及论灾异七十六事；〈五〉《食货志》乞种麦、限田章；〈六〉《匈奴传》赞御匈奴；〈七〉"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八〉《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
在汉朝之后的《隋书·经籍志》中，上面所述董仲舒的著录均未单列，而是仅仅开列了以下两种。
〈一〉"《春秋繁露》十六卷"；〈二〉"《春秋决事》十卷"。
这里所列两种著录与上述汉代所列著目有何关系？是将汉代所列著目全部包括无遗，抑是仅包括了部分篇目，或是另外两部独立的书目？从现有的《春秋繁露》来看，显然是仅包括了"说春秋事得失"数十篇中的大部，至于"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的百二十三篇，则大部亡佚，可能只有少数几篇被收入其中。不过，因其书早已不存，其确切篇目和内容也就很难断定了。关于《春秋决事》，据宋王尧臣等所撰《崇文总目》云，似指因朝廷政议、张汤数问所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不过王尧臣所见已"颇残逸"，"止有七十八事"了，其中是否包含《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则不得而知，当时又称《春秋决事比》。一般认为此书多为以《春秋》义断狱之判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隋书《经籍志》中《春秋繁露》一书的来源。据与其同时的《西京杂记》说："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词。"这显系神秘主义的解释，纯属荒唐，而其书董仲舒"乃作??"，也属臆测，从《汉书》所列董仲舒的著作来看并无此书，因此对其所说完全不可信。我们只能推测其为后人辑录董仲舒的著作而成，并冠以《春秋繁露》的名称。而且据历史文献可知，《春秋繁露》作为经书正式列入《隋书》"经籍志"虽属首见，但这一书名在此之前已见于其他史籍。据《魏书》说隋志之将《春秋繁露》和《春秋决事》收入经部，乃因于梁阮孝绪之《七录》，即是说，最先著录此书者，至少可追溯至阮孝绪。同时另据梁刘昭之《〈后汉书·礼仪志〉注补》，也曾著录有《春秋繁露》之书名。由此足证该书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流行。至于再往前，何人、何时辑录而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此后，唐人所藏辑录有自东周迄于南齐的诗、赋、杂文二百六十首之《古文苑》，其中辑录了董仲舒的四篇著作：〈一〉《士不遇赋》〈二〉《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三〉《郊祀对》〈四〉《雨雹对》《四库全书》"提要"云："《古文苑》二十一卷，不著编辑者名氏，书录解题称孙诛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之唐人所藏"。因此，其最初为何人、何时所辑以及所辑著作来源亦属未知之域。现在所见到的董仲舒著作，基本上即来源于上述篇章。其中最为切实可靠者，乃《汉书》所载董仲舒的著作和言论。后来这些著作为后人辑录到了一起。如明朝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中就辑录有《汉董仲舒集》，将上述《汉书》及《古文苑》中有关董仲舒的著作、言论总为一集；汪士贤的《汉魏六朝诸家文集》，其中亦辑有《董仲舒传》；到了清朝，王灏所辑《畿辅丛书》，其中亦录有《董子文集》，与张溥所集基本一致；后人所辑较全者，则为清嘉庆年间浙江乌程严可均校辑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辑董仲舒的篇章；另外，马国输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则辑录了董仲舒的《春秋决事》；而黄爽则将《董仲舒公羊治狱》辑入了其《汉学堂丛书》。
关于董仲舒的另一重要著作，即《春秋繁露》，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它的出世，其流行于南北朝时，人们还从未对它发生过怀疑。只是到了宋，主要是南宋，便发生了疑问。开始是王尧臣在其《崇文总目》中首先提出了怀疑，他说："案其书尽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间篇第亡饵，无以是正义，即用玉杯、竹林题篇，疑后人取而附著云。"但在他之后，南宋程大昌为所疑最力者。他提出了以下几条理由：第一，董某所进"繁露"十六卷，"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论比"，"固疑非董氏本书"；第二，"班固记其说《春秋》凡数十篇，《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而今"通以《繁露》冠书"，因而"愈益可疑"；第三，"他日读《太平衰字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今书皆无之"；第四，"且其体致全不相似"，"繁露"者如冕之旒似露而垂，以此假以书名，乃以物发意，有垂旒凝露之象，而玉杯、竹林亦为说物，但不合"繁露"之称。正是有鉴于此，故而断言"今书之非本真也"。但这些怀疑为后来的新发现所破。先是编修胡仲方于宁宗开禧三年，得罗氏兰堂本，"考证颇备，凡程公所引三书之言，皆在书中。"但非常可惜的是，此本仅有三十六篇，不合"崇文总目"及欧阳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数。继而又得潘氏本，果有八十二篇，正好合于"崇文总目"所说篇数，而且有《说文解字》之王字下所引"王道通三"所说的话；还有《传》中所引"越有三仁"的问对、张汤就其家而问之的关于"求雨"、"止雨"以及"对策"中"任德不任刑"的话。由此表明，"其为仲舒所著无疑"。而以《春秋繁露》名冠其书，与文体及班固所记不合问题，则只要考虑到该书本为后人拾掇其怯丈辑之而成，也就都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特别是出现错舛及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四库全书》的总目提要说："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于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托也。"正是有鉴于此，经楼大防与胡仲方相与校雠，于嘉定三年经胡榘刻印，此即嘉定四年江右汁台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这是我国保存的最早版本了。后来明、清的黑口本及武英殿聚珍版本，都是以此本为蓝本翻印的，此外，在清代还有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 年）董天工的笺注本，嘉庆乙亥（公元1815 年）凌曙注本，宣统二年（公元1910 年）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此外还有谭献的手抄本《董子定本》、张宗祥手抄本《董子改编》，分别藏于浙江图书馆和杭州图书馆。
这就是董仲舒著作的大体情况。可以看到，董仲舒的著作亡件了很多，甚至大部，特别是有关他的历史活动的资料保存下来的更少；但是，从上述史籍中保存下来的著作的部分有关其活动的资料来看，亦可大致反映出董仲舒所建构的封建王朝的理论大厦以及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梗概。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剖析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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