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治安强化”

　　东条南进固后方　　妄图消灭**

　　治安强化施毒伎　　清剿掠夺大扫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妄图把华北变成他的“大东亚兵站基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动员了大量兵力，对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清剿扫荡，疯狂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但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东条英机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随着日寇占领区的扩大和占领时间的延长，日本帝国主义发觉，仅仅依靠屠杀政策，并不能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因此，从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日寇在其占领区便逐步推行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即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政策。一般说来，日寇在其新占领区，特别是不能长期占领的地区，仍以屠杀为主；而在其已经占领的地区，则以“怀柔”为主。

　　1938年底，日寇首先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扩大成为更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

　　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3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

　　在“治安区”内，日本帝国主义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来禁绝抗日活动。与此同时，敌人还着重怀柔政策的实施，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并建立和发展各种伪组织，企图以此巩固其统治。

　　在“准治安区”内，敌人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并用。所谓怀柔政策，即加紧欺骗宣传，企图使游击区群众奴化；在恐怖政策方面，则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

　　1942年春，日寇在我冀、热、辽区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350多公里长、30多公里宽的无人区。他们把这一带村庄的人民都集中在一个山沟里，四周筑起3米多高的围墙，这种集中起来的村落，名曰“人圈”。在“人圈”内，敌人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用严刑逼供，分别判以“思想犯”。“政治犯”和“运输犯”等，任意加以杀害。”人圈”内的壮丁都编入“自卫团”，夜晚值勤巡逻，白日罚做苦役，“人圈”附近5公里以内的土地，禁止种植，以利其防守。同时，敌人在此地区内，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在山上山下反复进行搜索，名之曰“剔抉”。敌人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如热河南部的马尾沟，曾被反复地烧杀过14次。这个例子，只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所犯下的无数罪证之一。

　　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的两年中，日寇在华北共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从1941年3月至6月，其主要活动是加强占领区的基层组织，强化“自卫团”，调查和肃清“不稳分子”，并扩大日伪统治下的“群众团体”，以达“掌握”民心之目的。第二次从1941年7月至10月，其主要活动是实行县与县之间、村与材之间的联防制，并在其省、道，具各级伪组织中建立“治安强化运动”的执行机构。第三次从1941年11月至12月。

　　这期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东条为在华北建立其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的扫荡、烧杀和劫夺，第四次从1942年4月至6月，其中心口号是所谓“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第五次从1942年10月至12月，敌人大肆喧嚷所谓“建设华北”、“肃正思想”，并配合武装镇压和军事围剿，妄图彻底灭绝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对沦陷区的人民肆行经济并吞和掠夺。在金融方面，日寇在华北设立了20余家银行。这些银行滥发没有准备金的伪钞，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日寇对农产品的掠夺是极其残暴的。掠夺方式，一种是低价收购，例如优种棉花，在天津市场上，每担价格为65元，而日伪统一收购的价格为38元。华北各地粮食收购价格一般只抵市场价格的一半。这种收购实际上和抢劫差不多，而这种收购又是由敌伪机关统一强制进行的，因此广大农民都逃不出敌伪贪婪的魔手。日寇掠夺的另一种方式是无代价的征发，例如当日军给养困难时。便“就地取粮”，肆意向人民掠夺或横征暴敛。

　　沦陷区的壮丁也成为敌人掠夺的对象之一。到1942年6月以前，华北被动走的壮丁约为600万人，再加以敌人残酷的屠杀和奴役，遂使农村的劳动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结果造成土地荒芜，农业减产，广大农民无以为生。

　　在工矿业方面，开始日寇通过“军管”和“委托经营”（即由被委任的“会社”经营）两种方式，几乎夺取了沦陷区的全部工矿企业。但是，敌人这种“管理”，“经营”的办法很快就失败了。由于机器厂房遭到破坏，工人离散，人民不满，加之敌人资本的缺乏，结果使大部分生产和商运陷于停顿状态。因此，敌人也感到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政策，而不得不有所改变。

　　随着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提出，日寇对沦陷区工矿企业的掠夺，改用了所谓“中日合作”的方式。根据日本政府关于“中日合作”政策的规定，“华北开发会社”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45％，日本投资55％。敌人企图以此诱使中国资本家与之“合作”，并诱使国民党投降。但是，这种所谓“中日合作”，实际上不但所有企业的经营权全部归敌人掌握，而且绝大部分利润也归敌人所有，中国资本家得到的只是一些日寇的残羹剩饭而已。

　　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中国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配合其军事政治攻势，宣扬“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完成大东亚圣战”等反动谬论。与此同时，敌伪还把一切封建落后的会道门都利用起来，宣扬迷信，欺骗群众；大量散布黄色毒素，在敌伪的报刊、小说、电影、戏剧里，充满色情，恐怖等荒诞离奇的情节，海淫海盗，企图以此来腐蚀沦陷区人民，磨灭他们的反抗意志。

　　在日寇的双役下，沦陷区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殆尽；在经济生活上，沦陷区人民更是痛苦不堪，每日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由于日寇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和对粮食的掠夺，沦陷区的粮食奇缺，粮价飞涨，以北平为例，1939年1月份，一斤玉米面**分钱；到1943年1月，就涨到一元七八角；1944年的端午节，更涨到五元多。日寇为掠夺更多的粮食，于1942年先后在某些大城市实行了粮禽“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仅能吃豆饼，麸子。豆腐渣等牲口饲料。日寇在北平，最初还配给些粮食，到1943年，配给人民的就只有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所谓“混合面”。

　　就是这种“混合面”，配给的也很少。因而饥饿现象是普遍的，死亡现象也是经常的。仅据敌伪报纸透露的不完全的材料，在北平1943年内，每天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平均达300人之多。

　　农民的生活更为痛苦。由于敌人的毁坏和掠夺，农民的生产收获本已大力减少，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更将农民所得剥夺殆尽，此外，沦陷区的农民还须负担沉重的苦役。敌人为了修筑公路、铁路、炮楼、碉堡、战壕、封锁沟墙及运输军用品等，常年累月地征发大量劳动力。河北、山西等地，许多农村的壮丁往往每月要服无代价的劳役在半个月甚至20天以上。在临近矿区的村庄，许多壮丁还被强迫派到矿坑中去做苦工。井陉青石岭等12个村庄，经常出伕1000余名，轮班到矿坑挖煤，每班要服役两个月至三四个月不等。在上述情况下，不仅农村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广大农民的健康和生命也都受到无情的摧残。农民因而饿死、累死及被屠杀者，不计其数。

　　但是，中国人民是英勇不屈的，沦陷区人民的心永远向着祖国，他们在中国**的领导下，和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除城市经常举行罢工、罢课和破坏敌人的重要设施外，沦陷区农村里的斗争也到处开展着。1942年3月，河北省内丘县的农民，不堪敌伪压迫而举行武装起义，杀死敌伪特务人员数名；6月，唐县农民千余人到伪县府门前示威，高呼“不给敌人当奴隶”的口号。同年11月，山西洪洞、赵城、和顺、辽县四县农民，力反对“配给制度”而举行起义，4个伪县长及敌军60余名被农民杀死。1943年2月，山西阳泉17万农民冲入城里索粮，包围了敌军司令部3天，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回一部分掠夺的粮食；春节前夕，山东博山2000余饥民，以大刀、长矛攻人敌人据点，附近矿工起而支援，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3月，青岛近郊饥民冲进敌人仓库，把敌人劫走的600多包大米运走；4月，泰安饥民截获了敌人一汽车面粉和200包大米；11月，江苏如皋县农民为反对伪常备团征粮而举行了5000余人的大示威，并取得了胜利。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沦陷区人民不甘屈服于日寇淫威之下，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反抗虽然只是此起彼伏地发展着，但它对打击和动摇敌伪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和1942两年，是敌后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根据东条英机的指令，日寇以华北为重点，大举向中国解放区进犯.实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早在1939和1940年，日寇即以主要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不断对敌后解放区进行“扫荡”。但是，那时敌人在大城市和交通线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汉奸组织还不健全，伪军人数也不多，因此在那两年中敌人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后，绝大部分撤回点线，不能控制更多的地区，而且扫荡的间隔也比较长，到1941年，情况就不同了，敌占区的伪政权和汉奸组织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伪军也增加了；敌人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要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因此他们集中了64％的侵华日军于解放区战场。

　　东条为了摧毁解放区，强令推行所谓“囚宠政策”。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在1942年10月间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封锁沟壕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1/4。”以冀南区为例，1939年该区有敌据点50余处，1942年增至800多处，最高时达1100多处，全区平均每14个村庄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最严重的是宁南县，该县平均每3个村即有一个敌人碉堡。敌人在冀南修复和新筑的公路，1940年底计长2000公里，1941年春增至2500多公里。1942年又增至4500余公里。与此同时，敌人在冀南所建的封锁沟墙也增加到1600多公里。

　　日本法西斯强盗，在扫荡中使用了各种毒辣的伎俩和战术。他们一面实行所谓“囚笼政策”，一面在扫荡时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时，敌人的屠杀比以前更有组织、更有计划，因而也更加残酷和无人性了。据一个被俘日兵的供述，1940年秋冬之际，日本军事指挥机关曾向其参加山西作战的军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乃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间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根秣，其不能运走的也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填平或放人毒药……”

　　就这样，敌人对解放区的大扫荡，不仅次数增多，而且规模也加大。仅据1941—1942两年的统计，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1000人以上的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达83万多人，较前两年增加1倍；扫荡的时间也延长了，而且较前更加野蛮凶狠。比如，日寇在华北冀中的一次大扫荡中，竟残杀、伤害群众10万多人，仅在定县北町一地，敌人就用毒气杀死我军民上千人，弄得“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国民党不但不对解放区军民进行协助、支援，反而一方面暗地里指使其10万军队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日寇，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则公开派遣儿十万大军，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在日、伪、蒋对解放区夹击的形势下，加以自然灾害的侵袭，解放区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1941和N42两年中，解放区缩小了，人口由1亿下降到30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

　　面对东条英机发动的疯狂进攻，中国各解放区军民在**主席和**的英明领导下，同残暴的敌人展开空前激烈的大搏斗，不仅粉碎了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而且也在严峻的残酷环境中受到锻炼。1941年8月，日寇集中10万人以上的兵力，在敌酋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对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扫荡。敌人分13路出动，企图将我主力消灭于长城的两侧，其扫荡计划准备在4个月内完成。日军采取所谓“铁壁台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

　　等战术，并使用了伞兵和毒气。我军指挥部当时估计到，在一开始就和敌人决战是不利的，所以当敌人历时半个月到达我中心地区时，我主力己转移到敌后，我后方机关也早己疏散隐蔽，而游击队和民兵则到处袭扰敌人。日寇的合击扑空后，就开始分股“清剿”。从9月起，敌人的小股部队到处搜捕壮丁，烧杀抢掠，我外线部队就在这时反戈一击，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到9月下旬，各路日军屡次失利，造成困顿混乱，我军又适时地集中了相当兵力，对敌人予以沉重打击，井收复了阜平等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为了配合晋察冀的反扫荡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了协同作战。从胶东到晋西北，从晋冀鲁豫边区到大青山根据地，各部队同时出击，收复了许多城市和占领了300多个敌伪据点，平汉、同蒲、沧石，德石等于线不时为我切断。

　　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日军主力被迫自9月中旬开始从北岳区撤退，到10月中旬全部撤走。敌人撤退时，我军沿途设伏，予以重大创伤。在这次反扫荡中，总计我作战800多次，毙俘敌伪军8000多名，破路400多公里，击毁火车3列。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认失败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

　　并以“狮于捕鼠，效力不大”来解嘲，此次敌人共烧毁我房屋15万多间，掠夺我粮食2900多万公斤，抢走我牲畜1万多头，残杀我人民4500余人，抓去1.7万多人。

　　在这两个月的反扫荡战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的韦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9月25日，敌人企图以2500余人的优势乓力围歼我一个团于易水河畔的狼牙山。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当日军到达狼牙山时，我即以一个班的兵力据守险要，掩护全团安全转移。敌人对这个班施以数千发炮弹猛轰，并以优势兵力数度猛扑。但我战士英勇顽强，全班战士仅剩5人，仍坚持抵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最后在无法突围时，5位勇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并将枪摔坏，在高呼：

　　“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不当俘虏的！”之后，纵身跳崖，结果3名壮士落到崖底壮烈牺牲，两名壮士被挂在崖中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

　　1942年，是解放区军民斗争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达75次之多，其中最残酷的一次是“五一大扫荡”。当时日寇集中了3个师团、2个旅团，总计5万以上的兵力，从5月1日起，以两个月为期，对冀中解放区进行全面扫荡。在8000个村庄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了1500多个据点。5000公里网状的公路上，经常有700辆汽车巡逻。敌酋冈村亲自乘飞机往返指挥，用所谓“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或用故留空隙“张网捕鱼”的毒计，企图歼灭我主力。在敌人合击时，我冀中部队已跳到敌人的腹地铁路线和大城市附近去，突然袭击敌后方，使敌人不得不将一部分兵力仓皇后撤援救。战役后期，敌人进入全面“扫荡”时，我主力实行战略大转移；留在当地坚持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成排连活动，配合地方游击队、武工队，依靠民兵，创造了“迎击、侧击、尾击”和“速战、速决、速撤”的急袭战术，积极歼灭敌人。在两个多月的激烈斗争中，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我军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5月13日，八路军两个连埋伏在无极城外4公里地的小吕，日军加道大队长带领四五百步骑兵，保卫着伪正定道尹及所属8个伪县长组成的视察团到“治安区”去视察，落入我军伏击圈，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打死伪道尹、骑兵中队长以下官兵180多人，并击毙敌人军马60匹。日军大队长腿部中弹，带残兵狼狈逃窜。整个战斗只用了45分钟，八路军指战员无一伤亡。又如6月9日的深泽宋庄之战，我军两个多连击破敌人2500多人的进攻，打死敌人板本旅团长少将以下官兵600余名，伤300余，毙伤伪军官兵200余名，而我军伤亡仅73人。

　　在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中，我解放区军民创造性地运用**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对敌斗争中，我地方民兵和游击队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有许多很好的创造和发明。其中地雷战和地道战就是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两个法宝。

　　华北解放区广大民兵大摆地雷阵，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惊魂丧胆。群众就地取村，利用废铁、玻璃瓶以及石头等制造地雷。这种武器省工价廉，杀伤力较强，又不易为敌人发现。当日军深入我根据地扫荡时，群众把各种各样的地雷随处埋设，大道、田野、山脚、村边、室内、室外都是地雷。这样，使敌人到处触雷被轰，寸步难行。

　　在对敌斗争中涌现了许多爆炸英雄。晋察冀边区的李勇就是很出色的一个。李勇是阜平县五丈湾的民兵队长，他领导着民兵队在斗争中学会了使枪使雷。

　　1943年5月12日，他领导的民兵在五丈湾附近，布置了一个地雷阵，并使用了“大枪和地雷相结合”的战术，结果使进攻的日寇死伤惨重。从此，李勇的名字传遍了全边区。以后李勇的地雷战术更加发展，不仅做到了“敌到雷到”、“敌未到雷先到”、“敌不到叫敌到”，而且能使游击组和爆炸组密切配合，边打边埋，随机应变，使敌人心惊胆战，草木皆兵。李勇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无数的功绩，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的爆炸英雄，并参加了边区的群英大会。像李勇这样的事迹，在各个根据地都曾广泛地出现，正如群众所唱的。

　　李勇变成千百万，千百万的民兵要像李勇，敌人要碰上千百万李勇的地雷阵，管教他一个一个都送终。

　　地道战是平原地区群众的创造。平原的自然条件不如山区便于隐蔽，为了改造这种自然条件，群众便创造了地道战。开始时，村干部和民兵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各自在家中挖了地洞进行隐蔽。以后，这些地洞打通了并逐渐延伸到村外，使村与村之间的地洞都连接起来，便形成了地道。地道不仅起保卫自己的隐蔽作用，而且是积极打击敌人的坚固阵地，民兵可以利用地道出其不意地扫击敌人。敌人经常在付出很大的伤亡后进入材内，但却找不到一个人；而民兵却可以利用地道的枪眼射击敌人，或者从地下转入材外，袭击敌后。敌人在发现地道后，曾经用烟熏、水灌及放毒等办法来进行破坏和杀害群众。但是，群众又在斗争中创造出许多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地道的构造一天天在改进，有防毒。防水、通风的设备，也有引诱敌人的陷饼，有的地区还在地道中没有医院。地道成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地下长城。

　　除地雷战，地道战外，交通战也更为普遍地展开了。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几乎把全部道路都挖成宽约8尺、深约丈许的道沟。道沟使敌人的快速部队不能行进，但可掩护抗日军民的转移，因此解放区的群众把它称为“抗日道沟”。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割电线、毁围墙、烧桥梁等斗争也普遍展开。

　　1942年，仅冀南的民兵就收割了电线0000多公斤，毁围墙40多道，烧桥梁20多座。

　　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和青纱帐，充分反映了人民战争的特点。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要进行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领导下，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不仅青壮年参加了民兵，而且连妇女和儿童也积极投入这一斗争中来，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筑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正如**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同志的预见是千真万确的，东条英机和他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就像野牛冲入火阵一样，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下场。正是：“治安强化”施淫威，日本鬼于挨铁锤；人民战争威力大，定把野牛烧成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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