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战争狂人：东条英机 > 第三章 不屈的人民
出使东北掀妖风 “清剿剔抉”留恶名
中华儿女多勇士 艰苦奋斗育英雄
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强化东北，把它建成侵华的前哨基地。于是，1935年9月，东京大本营特任命东条英机为关东军宪兵司令。上台伊始，这位司令官就面临着极力棘手的问题和异常严峻的国内外局势。
在国内，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大侵略的阴谋步步得逞和扩军备战的变本加厉，法西斯军阀的气焰更加嚣张。加之，自1935年以来，新的危机使整个反动统治阶级惶恐不安，法西斯军阀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梦寐以求的确立军部法西斯全面独裁和在亚洲发动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便很快提到行动日程上来。
但在30年代，日本法西斯军阀内部又分为两大派，即“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有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冈村宁次。侨本欣五郎、相泽三郎等人。统制派有字垣一成，杉山元、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两派的目标都是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但其所用手段则有所不同：皇道派主张用政变、暴动以至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统制派则主张用合法手段，由军部大臣把军部意见提交内阁，从事合法改革。统制派极力主张建立总体战体制。两派的对立还来自人事上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统制派主要是陆军中央机构内的军官，皇道派的人多为野战部队的少壮派军官。
1936年2月26日清晨，日本陆军中的一批“皇道派”的少壮派军官，率领部下官兵一千四五百人，在首都东京发难，企图通过军事政变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他们袭击了首相官邪，警视厅等重要政府机关，杀死了内阁大臣。前首相斋藤实及前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并使天皇的侍从铃木贯大郎身负重伤。当时的首相冈田启介幸免身死。经过上层两派势力激烈斗争后，暴乱终于在2月底全部被平定下去。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统制派借机通过“肃军”排斥和打击皇道派，掌握了军部内的主导权。法西斯军阀趁机要求实现国家的全面法西斯化，并且要挟政府说：“政治的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同年5月，在军部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恢复了1923年一度制定的陆海军大臣、次官由中将以上现役军人担任的制度。法西斯军阀还提出所谓改革政治制度的“计划”，以缩小议会权限，消除政党政治，使议会完全变成军部法西斯独裁的附属品。他们还提出建立由军人主持的统一政策机构的方案，要把国家一切大政方针和国家预算的决定权完全控制起来。
日本法西斯独裁确立后，对内加紧迫害**和进步人士，对外则加紧侵吞中国华北。继1936年1月发表的“广田三原则”之后，同年8月，日本政府通过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进一步重申要使华北五省政权实现“特殊化”，以达到“华北自治”的侵略目标。
“二二六”事件后，由于军部法西斯独裁的确立，日本整个国家体制完全纳入战争和法西斯轨道。所谓军部法西斯独裁，就是完全由军部掌握国家大权的天皇制法西斯专政。在日本，由于长期存在军国主义反动传统，军部又在天皇制统治机构中占有特殊地位，日本式的法西斯不同于德、意法西斯，不需要组织法西斯政党来夺权，而是紧紧依靠和利用现存的天皇制统治机构，以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式来推行国家的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独裁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东条就是在这佯的背景下出使东北的。这个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军官，满以为到东北后会旗开得胜，治安迅速平定，但他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极为棘手的问题。日本侵略军四处挨打，已处于中国人民武装反抗的汪洋大海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无比仇恨。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的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9月20日，中国**中央委员会就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发表宣言，**满洲省委并于9月21日发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和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号召人民群众和军队起来救国，组织民众抗日政府，自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9肩22日，**中央又作出决议，提出用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且派遣了许多优秀的**员到东北地区工作，杨靖字、罗登贤，魏拯民、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等人，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在党的号召与影响之下，自山黑水之间，遍地燃起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烽火；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各抗日武装如游击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辽、吉之后，原东北军洮辽镇守张海鹏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甘心作侵略者的走狗，接受日本的军人援助（仅新三八枪就有2万多枝），自恃装备精良，悍然北上帮助日寇袭取黑龙江省。
10月16日拂晓，张海鹏的前锋部队抵达嫩江桥南端时，黑龙江省守军愤于张海鹏的丧心病狂、认贼作父，广大士兵不听上级命令，自动将江桥炸毁，并以猛烈的炮火进行袭击，阻止其北上。张的3个团也趁机纷纷反正。
日本侵略者眼看侵占黑龙江省的计划破产，便继续以4列车军械，10万元日市援助张侮鹏，并亲自出马。
11月1日，日本驻吉林第六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率领步兵2个大队、野炮兵1个大队、工程兵1个中队，借口“匪患”而逼进嫩江桥。
11月3日晚，日本飞机突然向中国驻地大兴站投弹；4日，便明目张胆地向中**阵地扑来。中**队虽兵员单薄，军械缺乏，但士气高昂。激战10余小时，打退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接着，5日打了一场恶战，中**队几乎全歼了滨本步兵联队。日本又调集兵力，命令关东军第二师团主力前来支援。从16日早开始，一直激战到18日傍晚。其间，日军曾增派飞机12架、坦克12辆，大施空陆立体战之威力，对中**队进行上下前后夹击；战至最后，战壕全部被毁平，抗日战士只好持枪与敌人展开肉搏，直到夜幕降临，才撤出阵地。
嫩江桥的血战，揭开了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它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大煞了敌人的威风。继嫩江桥战斗之后，辽西义勇军又创造了全歼一个日军联队的光辉战例。
12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其第八师团骑兵联队长占贺中佐，又于1932年1月6日午后率200余骑兵进驻锦西。这支骑兵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称为“攻无不克”的骑兵队。1月8日晚，古贺准备就绪，要出发征剿辽西义勇军，井嘱咐赶制“凯旋”大旗，准备欢迎皇军“得胜”回来。
1月10日早8时，古贺亲率骑兵百余名向辽西出发，得意洋洋。不料在一狭路口，中了辽西义勇军的埋伏，日军骑兵不得施展，被打得人仰马翻；首先古贺被击毙，其余敌骑死伤狼藉，无一幸免。义勇军还获悉，古贺行前，曾派松尾小队骑兵27人前去锦州取弹药、给养。下午返回时，该小队也遭到义勇军伏击，枪响后各村报信，四面八方约百余人来会，不少没枪的人拿锹，镐，锄头参战，重重包围，一举消灭，至此全歼了古贺骑兵联队。
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4000多人，编成3个步兵团、1个大刀队、1个侦察队。12月，邓亲率大刀队500人主攻安奉线重镇凤凰城，缴步枪300余支，还有轻机枪与迫击炮等，以后又进驻庄河。大孤山，随着抗日情绪的高涨，邓的队伍不断扩大，至1932年初，已拥有3万人左右。这支队伍不仅打破了日军的“讨伐”，还成功地突袭了岫岩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1933年初，敌人再次“讨伐”时，邓铁梅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所属李海山部600余人，被围于沙金沟老平顶，同敌死拼，坚持六昼夜，全部壮烈牺牲。他们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和颂扬。邓铁梅本人也一再拒绝敌人的招抚和诱降，后被劫持谋害，死前曾题词：“七尺躯何足惜哉，四省土几时收复？”
战斗在吉东的王德林、吴义成的抗日救**，自1932年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与日军争夺长图路之咽喉地带，使敌死伤近400余人。接着又打额穆和蚊河，缴获敌人捷克式机枪21挺、三八式机枪7挺、大小枪支1600余支。3月，敌田野少将率号称万人大军追击救**，救**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四面夹击的办法，在南湖头墙缝大摆口袋阵，歼灭敌人3000多，缴三八式步枪上干支。随后又在杜乙沟展开了围歼逃敌的战斗，利用春天的干旱气候以及该地草高、路窄，风大的特点，进行火攻，使残敌无路可逃，大振了抗日的声威。接着，1932年3月方正一战，又打伤了日本侵华先锋多门师团长。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中，战斗力最强、最有组织的是中国**直接领导的几支抗日武装部队，后来又在斗争中发展成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布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广大游击地区。他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起可靠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们不避艰险，不畏强暴，在日伪不断进行残酷的“扫荡”、“讨伐”后仍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
1933年底和1934年初，在中国**领导和影响下的东北各抗日游击队，总计达23万人。仅据敌伪材料，只辽宁一省，1934年6月份，中国**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就作战709次，7月份增为759次，8月份、12月份再增为1700多次。抗日游击队，成百次地袭击伪奏天（沈阳）铁路局、长春铁路局、哈尔滨铁路局、洮南铁路局等所辖各线路。在抗日游击队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不少伪军和部分日军发生动摇以至哗变。日寇虽增乒30万，还利用并村屯、连坐法。保甲制和派遣大批奸细特务打入游击队内部等手段，企图瓦解破坏游击队，但均未得逞。
1936年至1937年，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抗日联军进行了整编，组成以杨靖字为指挥的第一路军，“七七”事变后，又组成周保中指挥的第二路军和李兆鳞指挥的第三路军，这三路游击部队在广大地区积极活动，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牵制了大量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他们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当时在辽、吉、黑三省民间，广泛流行着这样一支歌曲：
抗日联军十万人，
救国抗日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
铁骑纵横扫妖气。
但愿民族获解放，
白山黑水庆升平。
在抗联活动的游击区内，“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许多地方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在吉东、南满、北满一些县成立了人民政府，与日伪政权相对峙。特别是在松花江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下江地区的伪三江省，广大农村布满了抗联的“铁骑”，纵横不断地进攻和袭击敌军。尤其是在依兰、烨川、勃利一带，成了抗联第三、四、五、六、八、九、十一军的集合地区，各军上下左右驰骋，灵活机动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当地的农村城镇完全掌握在抗联与抗臼救国会的手中，敌人所能控制的只是比较大的城市和分散孤立的据点而已。
坐落在松花江北岸的汤原是伪三江省的中心，更是抗联第六军的故乡，他们是汤原的人民子弟兵，差不多家家都有人参军。抗联部队要打击日军，群众都自动报名前来参战，组织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农民自卫队。他们有的扛着土枪洋炮，有的拿着红缨枪，还有的人手里拿着汽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打仗时把炮放在桶里，响起来比重机枪还厉害，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是什么新式武器。妇女会，儿童团、救国会也都出动了，或在路旁摆上茶水劳军，或准备担架抢救伤员，或赶着大车去拉战利品。难怪日伪军无可奈何地叫喊：“汤原地皮红透了三尺！”此外，在第三军出没的滨绥路两侧的哈东游击区里，还有在党的领导下由农民选举产生的地方政权——农民委员会。广大农民亲切地称县农民委员长是“我们的县长”。由于建立了农民委员会，打击了汉好地主，实行了减租减息，当地农民既受不到日伪特务警察的欺压和逼索，土豪劣绅、土匪地痞的剥削掠夺也大为收敛。在吉东、东满一带，有些地方的妇女会、儿童团积极参加站岗放哨，救国会负责为抗联筹划给养、供给粮食与衣物，几乎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救国会。
1937年，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打击敌人，扩大抗联的声势，杨靖字在东满、南满游击区联成一片之后，开始组织第一军西征，准备与挺进到热河一带的八路军打通联系，建立热、辽、吉、黑游击区，从根本上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结束关内外相互隔绝的局面。两次西征虽未成功，但却显示了抗日武装力量的声威，钳制了敌人的兵力，使其不能入关南下，实际上已经起到了配合关内部队抗战的作用。在东北战场上，抗联第五军曾派独立旅远征南满，从依兰的大小罗勒密出发，到敦化、额穆、蚊河、桦甸、檬江、辑安各地，建立了南北满联合战线。1937年，他们又派兵沿牡丹江流域北上，一直扩张到穆棱、勃利、密山一带，与抗联第四军汇合。又向北过了依兰、桦川，与第三军汇合。以后向东发展，到宝清等地又与第七军联络到一起。这样，从南满到北满以至东满山地的抗日联军，全都联络汇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有力的铁拳。
素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东北工人阶级，在中国**领导下，采取多种斗争形式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抗联的武装斗争。以焚毁日军大量军用物资为目标的大连放火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工人们用一种香皂形的固体定时爆燃人药，在码头、军用仓库等重要设施放火。为躲过敌人的搜查，他们将这小块火药卷进大煎饼里，一边走，一边拿着吃，巧妙地混过日军的耳目，带进了日本陆军仓库。
1938年6月，在大连码头用这种办法烧了4个主要仓库，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日方损失极为严重。在这之前，甘井子石油工厂也被放了火，烧了6个小时.毁掉6万多桶石油。像这样的大火，当时在大连屡屡发生，据大连《日日新闻》统计，约有50余次，损失日市达2000多万元。
铁路，作为交通大动脉，在铁路工人与抗日武装配合下，经常被破坏，处于“梗塞”状态，使日军急需调运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吉海铁路500名养路工人，在党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扒铁路，毁桥梁，一个时期使日军的铁路运输瘫痪。他们还为抗联购买和运送武器以及其他军需品，甚至配合抗联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如1933年夏天，蛤蟆河子、老爷岭地区几十名铁路工人协助游击队，在老爷岭隧道阻击一列火车。经过激烈战斗，俘虏日军几十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武装了游击队。
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了日寇的“心腹之患”。因此，关东军为了巩固东北这块侵略基地，采取了增兵讨伐的办法，妄图全部消灭之。从1935年开始加强关东军的兵力，至1936年初，日军竟增至12个师团、4个混成旅和1个专驻间岛的“朝鲜派遣军”的师团，外加铁道守备队以及伪满军的兵力。敌酋东条对抗日游击区采取定期，定点、定线的“大讨伐”。他们集中兵力，纵横扫荡，来回拉网，采取所谓“蓖梳式”、“踩踏式”的办法，对付抗联及广大抗日群众。
进攻的重点由南满、东满、吉东后发展到松花江下游、三江平原一带。敌人实行所谓军事上、政治（招降）上、经济（断绝给养来源）上全面的大扫荡。
“七七”事变后，1938年，东条更以70万日军和30万伪军的兵力，在东北集中搞了一年多的“大讨伐”。与此同时，还拼命搜剿深山密林，摧毁抗联密营和地下粮食埋藏地，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更在全东北实行所谓“大检举”，破坏党的地下组织，许多**员、基层干部和抗日群众被逮捕，遭杀害。还组织大批武装特务深入山林，许多抗日营地遭到破坏。斗争进入一个极端艰难的时期。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衣少粮，又无落脚休整的地方。
露营生活正像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中所描绘的那样：“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这首歌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抗联战士们的艰苦生活。
但是，任何困难都吓不倒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献身的抗联战士们，他们对战胜日本侵略者充满必胜的信心和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兆麟的《露营之歌》就是抗联战士艰苦生活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真实写照。
请听：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升！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
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雾弥漫，
湿云低暗，足渍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兄弟们！镜泊瀑泉唤起舞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万里熄烽烟。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熊熊，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光。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橱，冷风侵入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
团结起来，夺回我河山。
抗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喋血苦斗，展开了一幅幅英勇牺牲的悲壮画卷，不仅写下了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光辉的一页，而且揭开了近代世界史上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最精彩的一幕。
有名的“八女投江”的故事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后，参加二路军西证的女教导员冷云，带着7个女战士，在阴历九月初的一天，越过几道封锁线，来到牡丹江衅，露宿在乌斯浑河尽头作木岗山下，准备过河去克上克密营第五军军部。敌人发现后，从三面包围上来，她们几次突围冲不出去。敌人看她们人少力单，又多是短枪，疯狂地叫喊：“投降！抓活的！”八女英雄姐妹，在给了敌人一定的杀伤之后，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保持革命气节，从容地架起负伤的战友，决然跳进乌斯浑河。
秋天河水泛涨，水流湍急，冰冷刺骨，她们昂头挺胸，用坚强不屈的身躯，推着汹涌的河水，壮烈牺牲了。
宝清十二烈士的苦战，与“八女投江”一样动人心魄。1938年初，抗联第五军七团一连连长李海山，带着13名战士到宝清尖山子警戒敌人，这里地势险要，为进入第五军营地的必经之路。一天夜里，这支小部队被敌人团团包围了。早上7时，战斗打响了。连长说：“我们被包围了，大家要节省子弹，剩下一人一弹也不叫敌人捉后的！”第一批有百余名敌人，分东西、南北两路骑马往上冲，不到20分钟，被打得人仰马翻。敌人放弃活捉的打算，开始用炮轰，组织几次大冲锋，都被抗联战士猛烈的火力打下去了。待敌人发动第五次冲锋时，天已经黑了，山上只剩下连长和5名战士，都是身负重伤，连长腿被打断了，战士们抬着他继续坚持战斗。子弹打光了，李连长手持空枪筒对敌人大喊：“你来，我就给你这一下子！”敌人慌忙扔了几颗手溜弹，连长和3名战士壮烈牺牲了。其余两名战士抱枪从山上就雪滑到山下，隐蔽起来。敌人半天不见山上有动静，才胆颤心惊地摸上山，只见遗体，不见武器。
在这次战斗中，抗联这支14人的小部队，同200多名全副武装的敌人激战了一整天；击毙日军25名，重伤10余名；击毙伪军70余人，伤15人；冻伤日伪军近50名，军马被打死90余匹。为永志不忘，抗联第五军党委决定，把小孤山改名为烈士山。
在抗联苦战恶斗、可歌可泣的壮举中，不仅有上述这样的集体英雄群像，而且有成千上万的英雄个人典型。他们有的深入虎穴为民除害、有的冲过于难万险为抗联送信、送粮，积极支援前线。愚蠢的敌人是永远也无法理解：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与东北人民抗日斗争遥相呼应的热察地区，在中国**的有力推动下，以冯玉祥为首的察哈尔同盟军勇敢崛起，与日军展开了如火如茶的斗争。
察哈尔是西北军旧部的活动地盘。西北军自蒋、阎、冯大战后，所剩残部，多退入晋南各县，暂归张学良节制。其中以宋哲元部保存实力较多。不久，国民党政府编宋部力第二十九军。1932年秋，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所部一部分留驻晋东，一部分开人察省，冯玉祥亦于此时移驻张家口。
当1933年春日军进犯察东时，宋哲元率部集中于长城一线，察省兵力空虚，只有一小部分晋军和自东北及热河退入察境之义勇军数部，情况十分危险。这时原西北军将领、**员吉鸿昌，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出而奔走联络，促成在晋南的方振武与冯玉洋的合作，当年2月间，方振武在晋南介休、孝义一带，联络西北军旧部及地方武装揭起抗日救国大旗，于5月下旬率部进抵察境，与冯玉洋、吉鸿昌共同发起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通电全国，主张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一致武装抗日，收复失地。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援。在中国**的领导下，张家口的工人救国运动发展起来了，平绥铁路工人也组织了交通团，积极支援同盟军。中国**并发动北平、天津、太原各地的学生，成批地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军队。北方各地零散的武装部队，也都集合到抗日的旗帜下，这些部队有察省的地方武装，有从辽西、黑龙江和热何各地区退到察省的义勇军，有原防守长城各口的部分爱**队以及原西北军将领佟麟阁率领的部队。中国**领导的蒙古人民抗日武装也参加了同盟军。因此，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发展到10余万人。
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同盟军的纲领以及抗日的具体方案。6月20日，同盟军兵分三路，迎击日伪军，连续克复康保、主昌、沽源等城市，伪军纷纷反正，同盟军声威大振。7月4日，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领同盟军分三路进攻多伦。10日将多伦包围，日军拼死坚守，经过五昼夜的艰苦奋战，终将多伦收复，并乘势追击，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这个胜利的消息振奋了全国人心，上海、北平、广州以及各省的工、商、教育界的救国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捐献财物，热烈支援前线。在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7月下旬，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
正当察热人民抗臼斗争炽烈开展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却采用各种毒辣手段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国民党政府利用汉好到处散布中伤抗日同盟军的谣言，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能打仗呢？”说多伦的收夏“非自日本之手，乃取自伪军之手”，并要求同盟军“交还政权”。何应钦在北平也散布同样的谣言。国民党又派遣蓝衣社特务和托派潜入察哈尔，进行挑拨离间，企图瓦解抗日同盟军。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委派庞炳勋为总指挥，向正在同日寇浴血奋战的同盟军进攻。7月8日，国民党政府又调遣大军向怀来、张家口进逼。7月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电告冯玉祥“勿擅立军政名义”。同时，何应钦和日本关东军柴山进行勾结，商订了协同进攻同盟军的计划。这时国民党调集进攻张家口的军队有16师之众，配以飞机、装甲车等新式武器，包围了张家口，切断了对外交通，日本关东军也回师进攻多伦。在日蒋夹击下，同盟军处境日益艰难。至8月14日，冯玉祥离开了张家口。
冯玉祥去职后，吉鸿昌、方振武通电宣布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奋战于热河、长城一带。9月8日，何应钦派殷同和日军再度进行勾结，联合围攻抗日讨贼军。方、吉两将军率同盟军从怀来转战退入滦东，至9月底，终以弹尽粮绝而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则被迫潜入地下，继续进行抗日工作，同年11月间，国民党特务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天津法租界将坚决抗日的民族英雄、中国**员吉鸿昌逮捕，并引渡到北平，交由何应钦亲自审问。吉鸿昌在法庭上正义凛然地痛斥了蒋介石、何应钦辈的卖国勾当，表现了**员忠贞的革命气节。在临难的一刻，吉鸿昌从容地向刽子手说：
“来！给我拿椅子来，让我坐下，为抗日而死，死的光明正大！
“来！你到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吉鸿昌将军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没有死在日寇的屠刀下，而是以“坚决抗日的罪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的死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蒋介石的愤慨，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无比仇恨。
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蒙古人民，当日寇的铁蹄踏进蒙古草原之后，那里的人民就在**领导下，掀起了英勇的抗日斗争。1932年，在内蒙西部地区出现了反帝大同盟的组织。接着，在归绥、包头、赤峰、围场、多伦等地，出现了蒙汉抗日同盟会的组织，随后又有牧民抗日会和农民抗日会的建立。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人民，直接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有着强烈的武装抗日的要求，中国**及时领导了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除直接组织和领导了有蒙族人民参加的东北抗日联军外，1933年党又在赤峰、乌丹一带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1933年2月间，在**的领导下，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组织蒙汉同盟军，开赴前线，武装抗日。蒙汉人民积极响应**的号召，纷纷组织蒙汉同盟军，并在热河前线的朝阳。阜新、开鲁等地，英勇地抗击敌人的进攻，蒙古人民军，还配合吉鸿昌的部队收夏了多伦、沽源、商都、张北等地，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这一时期，东部内蒙人民的自发性斗争也不断发生。较著名的如1934年7月间，日本侵略者兼并农民的土地，群众奋起反抗，自动组织了有500多人参加的抗日救**，攻下了日伪的警察署，占领了八仙洞，砸开监狱救出政治犯，并张贴布告号召武装抗日。
中国**在内蒙古地区发动和领导蒙汉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和锻炼了人民武装队伍，培养了许多革命干部；同时，也使内蒙古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只有中国**才是抗日的中坚，才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救星。**在内蒙古群众中的活动及其影响的扩大，为迎接更大规模的、更艰巨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
面对东北人民和察蒙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敌酋东条英机气急败坏，妄图摧毁抗日联军和人民游击队的营地。正是：革命火种扑不灭，英雄人民杀不绝。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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