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一个真实的邓丽君 > 第一章 天才歌女 二、芦洲岁月
童年时代四处迁移的生活，给邓丽君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她似乎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总是飘来荡去。世界的任何土地上，都可以留下她的踪迹。这也成了她生命的写照，无论哪里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这种四海为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生活，总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是那样的不安定，那样的疲倦。
在屏东住了五年后，邓枢再度随着军队的移防而迁移，举家又从台湾最南端搬到台湾北部的台北县芦洲乡，居住在中正路77巷的防炮部队“眷村”内。当时台北县芦洲、三重是一个乡镇，“眷村”不多，在芦洲只有两、三处。但是，芦洲这一带却是不少大明星的孕育地，如邓丽君在这里度过童年；琼瑶电影时代走红的影后林青霞就生长在三重的“眷村”；与林青霞并驾齐驱的琼瑶电影时代名影星林凤娇（成龙的妻子）则出身于芦洲地区的望族，母亲是芦洲的李姓家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知名的影视红星或多或少都和芦洲、三重有些关系。而正当红的新生代歌手周杰伦的父亲也住在芦洲。
邓家在芦洲落脚的地方，在日据时期是台湾柑橘株式会社芦洲储藏仓库用地。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幽暗的仓库便成为公用地，由政府出租给芦洲李姓家族经营芦洲剧院，当时是一种露天剧院，专门演新剧和电影，曾经轰动一时。国民党政府来台后，大量军人与退伍军人家眷涌入台北地区，部分土地便成为了“眷村”。橘子仓库也被隔成一个个小单位，分配给军眷居住，邓丽君家就是其中一户。“眷村”内一间间狭小的宿舍，聚集了大江南北的众多人士，拥挤不堪，生活条件比较差。
邓丽君一家七口也只好继续挤在一起，住在大约30平方米的窄小空间中，旁边再用木头加盖一个小厨房。另外因为芦洲淹水还设有阁楼以避水患。邓家所居住的“眷村”范围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彼此热诚相待相互扶持。“眷村”四周则多为本地人的农田菜园。他们和本地人也互有来往，相处也比较融洽。尽管这样，生活还是相当艰难的。因此，为了能减轻家里负担，小丽君和哥哥们便一同信了天主教，这样可以多领一些物资。
宗教信仰对于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来说，实在是过于严肃。由于当时台湾的经济落后，台湾的支柱事业大都来自于国外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教会的资助。而这些教会为争取信徒，通常会定期给民众发放些白米、面粉等，但条件是必须皈依宗教。仅仅为了换取一袋面粉，邓丽君兄妹就不得已加入了教会。直到邓丽君到海外闯天下时，她才改信自己心仪的佛教和其支系密宗。
居住在“眷村”内的邓枢把北方人的绝活——大饼、馒头、面条做为谋生的工具，沿街叫卖，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赵素桂则以深沉、温柔的爱抚育和教育着孩子们，尤其是自己钟爱的小女儿。尽管家境贫寒、生活拮据，这个单纯的退伍军人家庭并未放弃享受天伦之乐的任何机会，他们为有四个儿子而骄傲，更为有一个百灵鸟般的女儿自豪。这种全家人相濡以沫、共同奋斗的经历，让成名后的邓丽君格外珍惜。
悠悠芦洲岁月是邓丽君生命史上的重要一页。在这里，邓丽君开始了她学业、歌艺的启蒙，奠定了她歌唱事业的稳固基础。在这段时期，同时也是这名贫困少女蜕变为巨星的关键时期。
邓丽君随家人迁入芦洲后，便开始了芦洲国小的求学生涯。而小小年纪即步入歌坛的邓丽君学历并不高，她惟一拿到的毕业证书就是具有百年历史的芦洲小学的毕业证。如今，这所老旧的校舍中已经特设一间老教室作为校史室。校史室几乎是邓丽君的文物室，其中陈列了大量的邓丽君的老照片、中外唱片、画册、书刊等。虽然陈列方式简陋，却是许多邓丽君迷追忆邓丽君的地方。每逢邓丽君逝世周年前后，世界各地媒体、丽君歌迷总要不远千里齐集这里，默悼追思他们深爱的一代偶像。更有日本、美国、大陆等各地的歌迷朋友前往参观，寻找邓丽君的踪迹。芦洲小学和邓丽君故居成了芦洲一项重要的文化资产，也成了除“金山筠园”（邓丽君安葬地）之外，台湾最具有邓丽君历史回忆的地方。
刚进入芦洲国小，邓丽君就显示出非凡的才艺。
在小学一、二年级，邓丽君就开始参加各类的演出，也在学校的晚会表演歌曲。只要班上有才艺表演的机会，邓丽君都会大方地唱歌跳舞，毫不怯场。在最早一次参加过芦洲小学的晚会演出之后，各类晚会活动上就都可以看见她上台高歌。邓丽君虽然年纪小，但无论在哪个场合唱歌，每每都让台下的老师与同学惊叹，她的记忆力、领悟力、诠释力，那样的与众不同，她的歌唱实力显然超越了她的实际年龄。邓丽君由此成为了学校晚会、游园会的常客，并被视为歌唱的天才。邓丽君当时的同班同学、担任班长的陈辉龙回忆说：“邓丽君人缘很好，也很有表演天赋，一上台就是个天生演员，时常在班内或校内的才艺表演、游艺会担纲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但从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国际红星，我们这一届同学都感到与有荣焉。” 看着邓丽君成长的台湾导演李行表示，邓丽君从小即展现表演才华，并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尤其邓丽君那一张圆圆的脸蛋、灵巧的双眼、字正腔圆的歌声、有板有眼的表演，都让这位小小的明星备受欢迎。而每当春节团拜或是节庆，邓丽君都会受邀表演歌舞。和李行一样的圈中人都看出这位小女孩将来在要步上演艺道路。
芦洲小学的小明星的名声越传越远，邓家出了个小歌星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有一次，邓丽君到她家旁边的一家脚踏车行租车，而租车行的老板只要邓丽君唱一首歌给他听，就可以免费把脚踏车借给她，而且时间不限。邓丽君清亮的歌声让车行老板听得很是满意，从而借给邓丽君车子骑。这恐怕也是小小的邓丽君第一次的“商业演出”。还有一次，设在芦洲的侨大先修班学行同乐会因久闻芦洲小学有一位天才小女明星，便特地邀请邓丽君去参加表演，结果果然“名不虚传”。当时在场观看演出的台湾“教育部长”黄季陆特地把她拉到身边大加赞赏。
对当时在大众面前表演时的情景，多年后的邓丽君是这样描述的：“刚开始时是参加国小才艺表演，后来还参加当时广播节目办的歌唱比赛，所以唱得非常卖力，而且当时的我非常可爱。”当问及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唱歌的情形时，邓丽君微笑着说：“很有趣，虽然还小，但我相当兴奋。”有人问她这是不是因为参加比赛能得到奖金和鼓励的缘故时，她说“不尽然。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只是为自己在唱而已。即使没有奖金，只要能唱歌，我就非常高兴了。” 邓丽君这种单纯的心境、这种为歌唱而歌唱的状态伴随着她走南闯北，使她在成功时不骄不躁、挫折时毫不气馁。因之她也就有了一种坚强和温柔兼具的品性，一种无论什么境遇都能泰然处之的洒脱。
“我6岁就开始唱歌，从小是听美空云雀的《苹果追想曲》、《爱你入骨》与其他歌曲中长大的呢！”邓丽君说。直到邓丽君到日本发展，并在日本取得辉煌成功时，她对与她同在歌坛的美空云雀仍然是深怀无比崇敬之心。
昭和歌姬美空云雀（1937～1989）是日本文艺巨星，享有“歌坛女王”之誉。9岁登台献艺，11岁起用艺名“美空云雀”，立即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歌星。她多才多艺，在影、视、歌、剧的地位都非同凡响。从12岁灌制唱片开始，她一生共唱了1400首歌曲。先后拍过165部电影，是深受日本国民欢迎的传奇性人物。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电影和广播主宰着日本国民生活的时代。美空主演的《伊豆舞女》和《猜拳姑娘》曾轰动日本，卖座率创下了最高纪录。她的巨大成就一度使得同行希望抵消她的影响，争取自身生存，而发生了6家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对抗美空的惊人事件。权威的日本广播协会举办的“红白歌会”一年举行一次。这是日本歌坛盛会，届时明星荟萃，争相亮场。年仅16岁的美空从1954年进入角逐，年年名列前茅，而且经久不衰，创下了一大奇迹。她赢得过“日本唱片大奖赛歌唱奖”、“日本唱片大奖”、“日本唱片15周年大奖”、“日本唱片蓝绶带大众奖”等奖赏，还在“最受欢迎的歌手”评比中连续12年夺冠。而她仅仅以一个民族歌手的身份，却获得日本国最高的奖项国民荣誉奖。
邓丽君成长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台湾经济快速发展、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的时期。日本统治台湾﹐長達半世紀之久。期间極力推動日化教育﹐并推行日本語教育﹐改造臺灣人為日本人。40年代初期艮谷川清繼任臺灣總督後，推行文化壓制運動， 台湾的歌仔戏等地方戏曲和民谣被禁唱。1941年，「臺灣演劇協會」設立，鼓吹新臺灣音樂，主張採用臺灣的音律來唱日本歌的歌詞。日語歌詞改填台語翻唱日语歌曲由此比较盛行。从1949年开始，北平话被定为国语，自小学开始彻底实施严格的北平话教育。据当时的人追忆，在教室如果不小心说台语或日语，就会被罚钱或者就会被在脖子上挂上一个像犯人一样的牌子。虽然如此，但在公众生活中还残留着浓厚的日本色彩，日本歌曲在战后的台湾被一般民众传诵着，依然很受欢迎。年幼的邓丽君由此才会高声唱着美空云雀的歌曲。但是刚进入五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为扫除日据时期的影响，积极控制台湾，曾经下令民众烧毁日语书籍、丢弃日式木屐。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部分日本电影依然在各地上映，美空云雀等人的电影在当时非常卖座，而且部分日本动作片和时代剧也经常上演。收音机里则播放着日语歌曲或日本歌曲填上国语歌词的翻唱歌曲以及美国的爵士音乐、流行音乐。五六十年代时，从欧美的流行歌曲到日本的演歌，各式各样的外国歌曲已经飘满大街小巷。
周璇等人的歌曲，也是邓丽君的最爱。国民党当时全面推行國語運動，致力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教育工作，以使民众传承中华文明。小孩子必须学习历史、背诵论语、汉诗、欣赏古典音乐，学习悠久的中华文化。这些文化政策无疑促进了国语歌曲的流行。电视和电台播放的国语歌曲开始大幅度增加，演唱国语歌曲的歌手也陆续出道。其中尤以年龄层次较低的少女歌星居多，而他们几乎都是军方人士的子弟。因为较之本省人，他们的国语讲得比较标准、比较好听。另外一个较大的原因则是他们的家境比较贫寒，需要他们走出家门，出外抛头露面。邓丽君就是这些少女歌星中的一个。
相对于受到日本影响的台语歌曲，国语歌曲则与大陆的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它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歌曲、传统地方戏曲尤其是黄梅调以及大陆各地的民谣。在30年代旧上海，百代等唱片公司纷纷成立，掀起音乐界的巨变。唱片公司最初仅是以制作戏剧唱片为主，但随着十里洋场的繁荣，周璇、胡蝶、吴莺音、李香兰（山口淑子）、白光等早期国语流行歌手便应运而生。《四季歌》、“花好月圆”、 “春天里”、“明月千里寄相思”等歌曲一夜间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国语音乐也因此倍受世人瞩目。40年代末，随着国民党政府辗转播迁，这些在中国大陆大都会萌芽茁壮的城市歌曲也跟着由上海移向香港，再由香港迁徙至台湾。这些国语老歌在1949年以后即流行于台湾，成为官方允许的主要娱乐。以后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语言的因素，国语歌曲的需求增加，许多创作歌曲陆续产生，成为不可忽视的城市心声。六十年代初，岛内出现了姚苏蓉、 谢雷、蔡咪咪等流行歌手，他们明快的曲风，吸引了许多人对于国语歌曲的关注，逐渐开始扭转国语歌曲在台湾乐坛的地位。
“金嗓子”周璇（1920～1957）就是那个年代唱红上海滩的歌坛、舞坛和影坛三栖明星。14岁参加上海各电台联合举办的歌星比赛，成为十大歌星之一；媒体称誉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金嗓子”由此便成了她的雅号。1937年，担纲主演 “软性歌舞片”《三星伴月》，并演唱了该片的主题歌《何日君再来》。此曲随着影片的上映以及唱片的播放不胫而走，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1941年，日本歌星李香兰也将此曲灌制成唱片。同一时期，她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演唱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迅速走红，并成为不朽的经典名曲。周璇一生演唱过200多首歌曲，其中有114首是电影插曲；拍摄过40多部影片。她几乎是每片必歌，甜润柔和的歌喉深入观众之心。电影和歌曲的互动，使周璇声名远播，深深地烙印在上海、台北、香港及吉隆玻男女老少们的心上，成为了永不褪色的岁月记忆。邓丽君和一代歌后周璇一样，有“金嗓子”的美誉。当邓丽君出道之初那甜甜的歌声，曾让无数人忆起上海滩的红星周璇。
芦洲早期只有两处“眷村”，一处是位于中正路，即邓丽君家所居住的“眷村”，另一处是在信义路的空军“眷村”，当时空军防炮部队的劳军乐团康乐队——“九三康乐队”也驻扎在“眷村”内。邓枢昔日的袍友（同事）李成清恰好在“康乐队”内当是二胡手。当他知道邓家出了个小歌唱家时，他便征得老友的同意，让邓丽君跟随康乐队前往各地劳军演出。邓丽君也就得到了到处表演的小经验。虽然每次公演只有五块、十块的微薄演出费，但这些零星的表演机会与收入，对清寒的邓家可是不无小补。李成清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邓丽君的启蒙老师，他常拉二胡指导邓丽君唱歌，也教给她一些歌唱技巧。可以说，邓丽君的第一次登台表演，便是在“九三康乐队”。邓丽君就在这种清贫和磨难一点一滴积累歌唱的硕果。而幼时的艰辛，也让她在长大成名后长存感恩之心，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即使在半隐退之后，惟一不缺席的就是参加义演。而且，她从出道起，就总是坚持慈善活动绝不缺席。并且邓丽君所办的慰问晚会总能打破传统慰问活动沉闷枯燥，使她成为了台湾人心中的“义演皇后”，享有极高的声望。
不到10岁的邓丽君不仅已经有了跟随乐队各地演出的经历，而且她得到了一次上电台的机会。那是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邓丽君和一群小朋友参加了“中国广播公司”慎芝主持的广播节目《与你共度周末》，而且还客串了一首歌。当时许多已经注意到邓丽君的媒体或音乐人包括慎芝，都称邓丽君是“神童”，而且断定她前途不可限量。慎芝是台視“群星會”的製作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最知名的歌唱制作人、台湾的大作詞家，一位坚强的事业女性。她一生创作无数，《群星頌》、《意難忘》、《榕树下》、《還君明珠》、《玫瑰人生》、《最后一夜》、《我只在乎你》、《情字这条路》等风靡全岛、流传八方，更不知捧红了多少人，为台湾歌坛培育了多少优秀人才。日后邓丽君的大红大紫，正是参加了以慎芝等人为主力的“群星会”。
外地人融入台湾的趋势、本省文化与外省文化的交会使邓丽君迅速崛起于歌坛。由于邓丽君的父母都是来自大陆的第一代移民，邓家全家就被称为“外省人”。邓丽君虽然土生土长于台湾，但也被称为“外省第二代”。外省文化构成邓丽君成长的背景，时时影响着她，她心中也就有了一种遥远的期盼和深切的外省情结。她不停不停地在寻找情系何方。邓丽君时刻不忘“我的家在山那一边”，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伴随着她的一生。与台湾本地人以及第三、四代外省人相比，邓丽君以及她那一代人的外省意识比较浓烈。他们处在一种文化、意识的冲撞和融会中艰难而执著地生存。邓丽君虽然不被看作是道地的台湾人，但她成长的地方如云林、屏东、芦洲却都是以台湾本省人为主的区域，虽然附近有部队与“眷村”，但外省人所占的比例都非常小。成长具体环境的影响、耳濡目染台湾本土文化，邓丽君就和普通台湾人一样生活，有一样的生活习俗和风俗习惯。因此她从小就会说流利的台语，她许多儿时玩伴也是台湾人，对台湾小吃和名胜也是如数家珍。学校教育和外省背景塑造了她国语素养；台湾本土文化的陶冶，又让熟悉闽南话等方言和各地民谣，因此她演唱台语歌曲时也得心应手、别有风味。邓丽君所代表的在父母的“外省文化”与台湾本地的“闽南文化”熏陶下成长的道路正是台湾许多“眷村”第二代子弟的共同成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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