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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传世之作《考工记图注》

  戴震二十四岁著《考工记图注》,《后序》云:“柔兆摄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间,东原氏书于游艺塾。”太岁纪年中太岁在丙曰柔兆,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故为丙寅年(1746 年)。“游艺塾”为戴震自题的故居读书处名。可见该书乾隆十一年(1746 年)著于故居。书稿初成后,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十三年(1748 年)间,同郡宿儒程恂(官至翰林院编修)示以当时的大学士齐召南,齐一见而叹曰:“诚奇书也。”乾隆二十年(1755 年)夏,戴震初次获交纪购将此书付刻时,又将全书改了一遍,“删取先后郑(郑司农、郑玄)注,而自定其说,以为补注。”④同年冬,纪为之刻成,纪序云:“戴君语予曰??今再遇子奇之,是书可以不憾矣。”①该书是戴震早年的一部成名传世之作,后被收入《皇清经解》(见卷五六三至五六四)。继戴震之后,有阮元的《车制图考》、王宗谏《考工记考辨》、郑珍《轮舆私笺》,但都不能与戴著相比。

  《考工记》一书,据后人考证,是春秋末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因而是先秦古籍中重要的科学技术著作②。后来,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因《周官》缺少《冬官》篇,便以此书补入。刘歆校书时又改书名《周官》为《周礼》,故亦称《周礼·考工记》。戴震将《考工记》从《周礼》中移出作专门研究,著《考工记图注》,犹胡渭将《禹贡》从《尚书》中移出著《禹贡锥指》。《图注》的体例是,逐段注释,概其大要,对各段中难懂的名物词,尤其注重,引《尔雅》等著作详加诠释,凡注文以“注”出现者为引郑司农注和郑玄注,以“补注”字样出现者为戴震自注,以小字直接注于原文之下亦为戴震注,对原文中重要难解的名物,绘图并详加说明,使数千年前的古物古器的尽寸大小、形状构制一目了然,全书列图五十八幅。戴震著《考工记图注》的本意是为治经服务,他说:“立度辨方之文,图与传注相表里者也。自“小学”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据。凡《六经》中制度礼仪,核之传注,既多违误,而为图者,又往往自成诘诎,异其本经。古制所以日即荒谬不闻也。??同学治古文词有苦《考工记》难读者,余语以诸工之事,非精究少广、旁要①,固不能推其制,以尽文之奥曲。”②戴震认为,没有古代技术科学知识是不能治经、治学的。他的工作是要通过研治自然科学使治经提到一个新高度,同时,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也想方设法使读者一目了然,使用灵便。他说:“因一卷书,当知古‘六书’、‘九数’等,儒者结发从事,今或皓首未之闻,何也?”③又说:“郑氏注善矣。兹为图翼赞郑学,择其正论,补其未逮,图④ 纪昀《考工记图序》,见《安徽丛书》第六期《考工记图注》纪昀序。① 纪昀《考工记图序》,见《安徽丛书》第六期《考工记图注》纪昀序。② 郭沫若认为“《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见《金文丛考》卷三第七八至八○页。杨向奎把《周礼》看作战国中叶齐国的书,见《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载《山东大学学报》1954 年4 期。

  ① 少(shǎo)广、旁要:均《九章》算法之一种,少广是开方法的一种,即方田法的还原,截取纵的多余,增补广的不足,故名。旁要即勾股法,用勾股弦定理处理各种数学问题,均可统称“旁要”。② 见《考工记图序》,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7 页。③ 同上。

  傅某工之下,俾学士显白观之。”④读者所读到的,正是一部说解古代科学技术著作的图文并茂的详解书。

  《考工记》一书的宗旨,是要提高古代百工的社会地位,国家“六职”

  中,百工艺匠居其三,除王公、士大夫之外就是百工了,这与儒家传统中“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腐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考工记》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按:通“办”)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谓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⑤上古奴隶社会中,贵族专政,王公大人居其首,庶民是没有地位的,而《考工记》要使百工之人居第三位,先于商人和立国之本的农业,这是个创见。全书主旨如此,戴震对这一涉及全书的主旨是完全同意的,对汉代郑玄原注并没有异议,完全从自然科学角度引郑玄注所作的唯物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上述宗旨。综贯全书,戴震作出的有关名物、技术的考释中,较突出的贡献有以下二十四条:

  一、车轴端“轵”(zhǐ)当作“斩”。《考工记》:“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按:车箱底部后面或四周的横木)与(按:bú舆下方木,伏于轴上两旁以承舆,亦名伏兔)焉,四尺也。”戴震补注(以下简称戴注):“毂末之轵,故书本作(从车声)读如簪之。

  毂末出轮外,似出发外也。、轵、、轨四字,经传中往往讹混,先儒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于是经书字书,不复有字矣。”

  二、解释车轮辐条的粗细和车轴的“辊(按gùn 车毂均匀整齐)形”。

  《考工记·轮人》:“望其辐,欲其掣尔纤也。”又说:“望其毂,欲其眼也,进而眡(按:同视)之,欲其帱(按:dào 覆盖)之廉也。”戴注:“辐有鸿有杀(按:细小貌),似人之臂腕,故欲其揱(按:xiāo 尖细形)尔而纤,不臃肿也。‘眼’当作辊。《说文》:辊,齐等貌,齐等者,不桡(按:náo 削)减也。毂欲其辊,则干木圆甚,不宜又有廉隅(按:方角)。以革帱毂欲廉,‘廉’之言敛也,负干敛约也。”

  三、解释车轮和车轴装配中的绠(按:gěng)和“蚤正”问题。《考工记·轮人》:“既(按:同视)其绠,欲其蚤之正也。”戴注:“辐上端入毂中用正枘,下端入牙中用偏枘,令牙外出,不与辐股(按:粗大)眡(按:qiáo 细小)参值,是为绠,绠之言偏算(按:bì外偏)也。蚤正谓众幅齐平,虽有绠之减,蚤皆均正也。”

  四、精确计算出车轴所穿之孔的直径。《轮人》:“五分,其毅之长,去一以为贤(按:车毂所穿之大孔),去三以为轵。”戴注:“以密率(按:圆周率密率355113)计之,大穿径六寸十分寸之一强(按:6110寸稍多),小穿径四寸十分才之三弱,轴径四寸五分寸之一强,大穿穿内径不得过四寸,轴之两端入毂中者稍杀削之,其当大穿处锯截周遭少许,则毂止不内侵。”

  五、解释了《考工记》有关支撑车盖弓形木架上的孔穴的说法。《轮人》:“凿(按:孔穴)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凿端一枚。”戴注:“二枚一枚,④ 同上。

  皆凿端。弓(按:支撑车盖的弓形木架)杪(按:miǎo 末梢)所至,欲见凿空下正,故曰下直二枚。凿端一枚,便文协句尔。弓凿外大内小,外纵横皆四分,内纵二分(下直二枚是也)横一分(凿端一枚是也)。下直者,对上迤(按:斜延)为言,凿下外内同四分,凿上外二分内四分,加部尊(按:车盖斗上隆高部分)焉。”

  六、正确解释了车轸的含义。《舆人》:“六分其广,以一为之轸围。”郑玄注:“轸,舆后横者也。兵车之轸围尺一寸。”戴注:“舆下四面材合而收,舆谓之轸,亦谓之收,独以为舆后横者,失其传也。《辀人》言‘轸间’,则左右名轸之证也。如轸与辀,弓长庇轸,轸方象地,则前后左右通名轸之证也。”

  七、解释了车件构造、、任木、任正、衡任等名称,归纳了“舆人”

  和“辀人”的不同之处。《辀人》:“轴有三理,一者以为美也,二者以为久也,三者以为利也, 前十尺而策半之。”郑玄注:“策,御者之策也。”《辀人》:“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斩之长,以其一为之围,衡任者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围,小于度谓之无任。”郑玄注:“任正谓舆下三面材,持车正者也。”《辀人》:“五分其轸间,以其一为之轴围。”戴注:“车旁曰(yǐ),式(按:通“轼”)前曰(fàn),皆掩舆版也。,以掩式前,故汉人亦呼曰掩。辀、衡、轴皆任木。任正者,辀也。衡任者,轴也,衡也。此先发其意,下文乃举其制,《记》中文体若是多矣。舆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轸,故曰:轸之方也,以象地也。郑注专以舆后横木为轸,以、式之所树三面材为,又以为任正者,如其说,宜记于《舆人》,今《辀人》为之,殆非也。《舆人》为式、较(按:jué车箱两旁横木,跨于骑之上)、轵(按:zhǐ车轴端)、(按:zhuì车轼下横直交接的栏木)、轸、(按:车前掩版,在轼之前,车轸前后相对)。《辀人》为辀(按:辕木)、衡(按:辀前端的横木)、轴(按:置辀、伏兔等用的车轴)、伏兔(按:即,见前》。《记》不言、、衡、伏兔之度。、,舆掩版尔。衡围准乎轴,伏兔取节于辀当兔(按:辀上入于车底所开方孔与左右两伏兔齐平的凸起部件,因与伏兔相当,故名),省文互见。”

  “舆人”为造车的工匠,“辀人”为造兵车、田车、乘车上用的辕木(即辀)的工匠。《考工记》将轸归于《辀人》不归于《舆人》,戴震发现,这颇可看出上古车制中“轸”的性质当指车箱底部四周横木。戴震的考释是完全正确的。在考释的基础上画出了古代车制辀、伏兔、衡、轴、车的图象,标明了有关尺寸。需说及的是,《考工记》所述为战国时期的一般车舆形制,与《诗经》中叙述的西周及春秋早期戎车,及秦代帝王乘舆①不同,戴震绘制的图,为战国车舆图,至为珍贵。至今尚无实物可证。据《考工记》和戴震所引郑注、戴震补注对郑注的纠正及戴震绘制的图象,是可以将战国车舆复制出来的。

  八、《考工记图注》中绘图之后,还设有《释车》专章,将原书中许多名物词的句子摘录出来详加诠释考核,这一做法,为后世解释三礼名物提供了完整体例。戴震的诠释,大都统观先秦两汉的文献,并重视实物考察,从而说明原物形制,间或订正汉儒。例如戴震《图注·释车》“有辐谓之轮,无辐谓之辁”注云:“《说文》有辐曰轮,无辐曰辁。按《杂记》‘ (按:① 1980 年冬,在秦始皇陵中出土两乘铜车马,见《文物》1983 年7 期。chuán 柩 车)车’郑注引《说文》解之谓: 读为辁。又引《周礼》‘蜃车’,谓蜃辁声相近,其制同,辁崇(按:高)半乘车之轮。又于《丧大记》:君、大夫葬用(按:chūn 柩车),士用国车,谓与国,皆为辁。今考大夫庙中有载柩以之礼,用用国车,皆谓朝庙载柩之车。国车即轴(按:gǒng, 轴:支棺工具)也。既朝庙,然后用车载枢以行。郑氏不以为葬之朝庙,故误尔。惟《周礼》之‘蜃车’即车。蜃乃假借字, 其本字也。车四轮而迫地,其轮无辐,然郑氏以为即辁,亦非也。者车之名,辁者轮之名,不宜混而一之。”

  载震的上述考释极有价值,它说明了载柩车的同名物词“ ”、“国”,辨明《周礼》“蜃车”即“ 车”,正确区分了“ ”和“辁”。 1983 年《辞源》“ 车”条下的解释云:“载柩车。四轮迫地而行,其轮无辐。

  者车之名,辁者轮之名。”明白地取用了戴震之说。

  九、《图注》研究了战国兵器戈、戟的构制尺寸,绘制了图象,并详加说明,明确了各部分的组成、功能和确切部位,纠正了汉代郑玄对战国兵器的误释,《图注》是我国兵器史上的重要文献。

  十、纠正了郑玄对战国度量衡制锾,锊为同一制的误释,认为两制异量。《考工记·冶氏》:“重三锊。”郑玄注:“许叔重《说文解字》云:锊,锾也。”戴注:“锾锊篆体易讹,说者合为一,恐未然也。锾读如丸,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按:意即1 锾=111325铢),垸,其假借字也。锊,读如刷,六两大半两(按:意即1 锊=623两)。《吕刑》之‘锾’当为锊,故《史记》作‘率’,《汉书》作‘选’,伏生《大传》作‘馔’。《弓人》‘胶三锊’当为‘锾’。一弓之胶,三十四铢二十五分铢之十四。贾逵说:俗儒以锾重六两。此俗儒相传讹失,不能核实,脱去‘太半两’言之,《说文》云:北方以二十两为锊。正合三锊,盖脱去三字。”

  戴震的意思是,锾和锊各自的比值悬殊,不可合而为一。可是,戴震的这一研究除为孔广森接受外,并没有引起重视,清末吴大(1832—1902)在校验古币轻重时仍然认为锾与锊是一回事①,受吴的影响,此后对锾和锊也一直没有作出深入研究。

  十一、正确解释《考工记·桃氏》“中其茎设其后”,郑玄训“设”为大,谓从中以后稍大之。戴注:“‘后’,谓剑环,即镡也。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后’,与人所握之上名‘首’相对称也。‘中其茎设其后’者,镡大于茎,令茎在中而设之,不偏左右也,‘设其后,犹之曰:设其旋,设其羽尔。”茎,剑把。设,置。旋,羽,饰物。

  十二、绘制了战国乐器钟图,已属奇迹,且对钟之怔间圆径详加考释。

  《考工记·凫氏》云:“以其钲之长为之甬长,以其甬长为之围,参(按:同“叁”)分其围,去一以为衡围;参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按:悬环)。”戴注:“钲之长即怔间,钟体上半也。《记》不言钲间之度者,以十分其铣(按:钟口两角)去二以为钲,又去二以为舞(按:钟体顶部)脩(按:径长),敛杀以二,铣间八,钲间亦八可知(此勾股之法)。(按:铣径:钲径:舞径=10:8: 6=5:4:3,合勾股定理:52=42+32)①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吏》,上海书店1984 年影印本36 页。

  犹之言舞脩、舞广,而钲与铣之羡(按:直径)可不言也,省文之法,若此甚众。衡者,甬顶平处,钟体钟柄皆下大渐敛而上,甬之为言如花甬之耸长,蚕化甬,甬化蛾,形亦相类,如甬长与钲等。”

  戴震发现古钟合于勾股,是对古乐器史研究的重要贡献,绘制的古钟图,一直是研究古乐器的重要依据。《考工记图注》著成后,乾隆年间江西发现一口大钟,正与戴说合。

  十三、绘制了战国时代三种鼓的图形,以明原书和注的叙述。《考工记、人》中讲了战国的三种鼓,郑玄注云:以晋鼓鼓金奏(先击编钟奏乐),以(fén)鼓鼓军事,以皋鼓鼓役事。戴震据原书和郑注提供的有关资料绘成图象,明白易懂。

  十四、详细说明了土圭之法。土圭是古代用以测日影、长度的器具。土圭又叫圭表。《考工记·玉人》有“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按:测夏至冬至影),以上(按:度)地”的说法,戴震所作的补注和今本《戴震集》中《原象·土圭》的提法基本一致。补注说明的问题有:一是术语及其古今对应:用土圭测南北日影,犹古书中(《尚书·尧典》)“度南交、度朔方”。测东西日影,犹“度蜗夷”、“度西”。二是使用土圭“测土深(按:大地南北距离),正日影,以求地中”的方法。做法是:分五处测试,近日之南影短,远日之北影长,取中而得影长一尺五寸,即为南北之中土。东西实测投影到表杆上的“东影夕,西影朝”,时刻有差移,可据时间的变化取其平均值,求得东西之中。三是说明天地恒相应,说明为什么测日影能知大地南北距离。戴震说:“表影短长,即南北远近,必测之而得,故曰测土深。正日影以东西言,自东至西,环地面各有子午卯西,东方日中影正,西方尚在午前而为影朝,西方日中影正,东方已过午夜而为影夕,《周髀》称昼夜异处,加四时相及,据其方戴天距四分天周之一为言(地周与天周等),以率率之,去一次(周天十二次),则差一时(一日之十二时),地与天恒相应也”。四是说明了由测日影而知大地距离的概算方法,戴震说:“东西相差若干时,半之则为地中与东西所差之时,是则地中影正,而东方影夕,西方影朝也。凡差一时,于地面绳直计之,大致得六千里(道路回曲之数则过乎此矣)。必正其日中之影以审时之相差,故曰正日影,合是二者,一为南北里差,一为东西里差。”五是说明了土圭测量与《尧典》、《周礼》的文献记载相一致,说明前人也是用土圭测得,古书中“所云寒暑阴风之偏,及四时天地交合,阴阳风雨和会,盖实验而知,先验其偏,后求之而得其中也。”六是简述用土圭测夏至日,戴震说:“夏至日中影最短,以最短为度,及其渐长,皆用是度之,古人用土圭测黄赤二道,犹今之测北极高下也,寒暑进退,昼夜永(按:长)短,悉因之而随地不同。”七是说古代普遍使用土圭法。应该说,土圭测影有两个作用,一是测定夏至、冬至、春分、秋分的时刻,二是测地距远近。戴震的补注主要讲了后者,前者讲得较少。关于测地距,至唐代僧一行才定中晷之法,在全国设十三个测侯点,测得大地之中与子午线一度的距离。土圭除了测一年的时间长度外,还可当日晷用测量时刻,一年中夏至表影最短,一天内正午表影最短,据一天内表影的变化大致知道时刻。

  十五、考证出古代承枣、栗的玉案有四周,下有曲脚。《考工记·玉人》:“案十有二寸,枣栗十有二列??夫人以劳诸侯。”郑司农注:“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郑玄注:“案,玉饰案也。枣栗实于器,乃加于案。”戴说完全纠正了郑玄。戴注曰:“案者,棜禁(按:古代礼器名,无足者曰棜,有足者名禁)之属。《仪礼》注曰,棜之制,上有四周,下无足(盖如今承盘)。《礼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长(按:隋通椭。隋长谓狭长),局足(按:曲脚),高三寸。此以案承枣栗,上宜有四周,汉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为了说明问题,戴震还绘制了玉案图。此外,戴震还绘制了圭、璋、壁、琮、四圭、大圭、裸圭、琬圭、琰圭、壁羡的图象,有的还详加说明,这些图连同补注在一起,是系统说明上古玉器时代种种玉器的宝贵文献资料。

  十六、绘制了古代容甗(yǎn)鬲、簋(guǐ)、豆、勺、爵、觯(zhì),并说:“古铜甗有存者,大势类此。”后来的研究及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戴震《图注》的正确性①。

  十七、关于古代祭祀的时间、含义、参加对象的考证。《考工记·梓人》:“张皮侯而栖鹄,则春以功。”郑注:“皮侯以皮所饰之侯??天子将祭,必与诸侯群臣射。”戴震补注大大丰富并补正了郑说,并绘制了犹后世射靶用的“侯”、“正”之图。他说:“四时之祭,始于春,故举春以该焉。功,事也,谓祭曰事,尊祭祀也。祭祀事之大也,王将有郊庙之事以射,择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贡之士可以与祭者。”

  十八、正确解释《考工记·庐人》:“凡兵,勾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一句。这本是一句韵文,但这个“弹”字很费解。戴注曰:“弹,读如夗蟺(按:yuān shàn 卧曲盘旋)之壇,转掉也,蜎,摇掉也。”句中“勾兵”指矛戟之类的兵器,“刺兵”指矛之类的武器。戴震分释为“回转”和“摇转”,是语言解释上的析言。原文全句是说不论戈戟或长矛都要精良好使。

  十九,详细叙述了古代天文观测中的“为规识(按:通‘志’,标记)

  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的方法,和测量北极星的方法,纠正了时人测量中的错误做法,成为保存,重现古代天文观测方法的完整的珍贵资料。戴震的补注和图象起到提高“为规识影”和测北极高下的精确度的作用。

  二十、考释了先秦都城的建制,包括宗庙、宫廷共建等情形。后者在今本《戴震集》中有《三朝三门考》一文同此。前者见于《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按:国都),方九里,旁三门”补注。戴震说:“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里三百步,此记天子城方九里。其等差:公盖七里,侯伯盖五里,子男盖三里。”这一考释对研究上古度制也是有意义的。

  二十一、认为殷人世室、重屋建制皆如周代明堂。有关周人明堂,补注同今本《戴震集》中《明堂考》一文。戴震还绘制了世室、明堂、宗庙、王城四幅构制图,这对研究古代房屋、庙寝、城建的构制有重要价值。

  二十二、对《考工记·匠人》中有关古代井田制的记述详为考释,补注文同今本《戴震集》中《匠人沟洫之法考》。此外,补注还绘制了古代井田制的三幅构制图,是具体研究古代井田制的珍贵资料。在指导思想上,戴震研究井田制有类于孟子,并非要恢复远古奴隶社会的旧田制,而是为新田制的设计提供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井田制的同时,还研究了古代农田水利。例如《匠人》说:“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傅众力。”郑司农注云:“淫谓水淤泥土留著,助之为厚。”戴震曰:“预为布算,以① 可参见钱玄《三礼名物通释》,江苏古籍出版社90 页图。

  定其规模,而后从事。”可见戴震年轻时在家乡设计珠塘坝,设计兴修水利的方案,完全是有其基础的。

  二十三、在考释上古车制的基础上,指出上古车同轨,这一考释对研究战国车制和秦代车制有重要意义,战国车制是秦代车制的前阶。《考工记·车人》:“凡为辕??彻(按:通辙)广六尺”戴注:“六尺之箱,旁加一尺,两旁共二尺,彻广八尺明矣。古者途度以轨,轨皆宜八尺,田车之轮,卑于兵车,乘车三寸,牛车之制,粗于四马,车轨八尺则同也。故曰车同轨,轨不同为不合辙,不可行于途。《车人》‘彻广六尺’,字之误欤?”

  由此可见,上古尽管有车轮的不同,但车箱加车旁的宽度一致,由此而定的行车途辙一致,远在战国就有车同轨。戴震还认为,《考工记·车人》中的大车、羊车、柏车,“观今日之车即可知”,“惟兵车、乘车、田车制不复存”。

  二十四、在《弓人》图注中,绘制了战国的弓图,标明了各部位的名称。在补注文字中,解释了弓的取材、制法、使用、部件名称和构造尺寸大小、装配等。是复制战国弓的可靠依据。

  戴震在《考工记图注》的后序中总结了全书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上述二十四项已概函其中。这本书的作用,戴震归纳了三条:可补《考工记》原书的不足,可纠郑注的失误,可验遗器原物。戴震说:“然则《记》所不言者,皆可互见,若据郑说,有难为图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后人失其形似,式崇式深,后人疏于考论,郑氏注固不爽也。车舆官室,今古殊异。钟县剑削之属,古器犹有存者。执吾图以考之群经,暨古人遗器,其必有合焉尔。”①这部对上古技术著作的详解书确实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技术详解,客观上不正是在宣扬技术重要吗?戴著是可以当游离于经书之外的技术书来阅读的,虽然它包有申述解经时使用的外衣②。

  ① 《考工记图后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8 页。② 本书仅概述了戴震《考工记图注》的主要成就及其价值,至于戴说和诸家之说的比较,可参见〔清〕孙治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57 年版十三、十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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