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坚韧不拔：戴高乐 > 第三十章 再度出山
政局不稳思良臣，人民怀念老将军；
殖民政策开新路，顺应潮流得人心。
自从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遭到修败后，接着又爆发了阿尔及利亚之战。这使法国统治集团忧心忡忡，戴派人物乘机活动，使其他各派接受了将军上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至于戴高乐本人，他不久便将表明，他在野的12年并没有白白虚度。结束隐居生活再度出山的不仅仅是个又老了几岁的人，而是一个更为精明机智的政治家。
当时促使戴高乐重新上台的戴派领导人主要是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和沙邦一戴尔马。参议员德勃雷与另外两人不同，他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里曾担任过共和国的委员。他从未向第四共和国让过步。他是犹大人的后裔，一个拥护宪法的著名律师。他在内阁历次危机中，都要求将军出来执政。在他写的《统治我们的王子王孙》的书中，对政客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又创办了一个人气十足的期刊《愤怒的来鸿》，其目的在于宣传只有戴高乐上台才能保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后来，他的一片赤忱终于得到了报偿，在第五共和国里担任戴高乐的第一任总理。
苏斯戴尔与德勃雷不同，在第四共和国任职期间，他曾向旧体制做过妥协，尽管在最后阶段他在国民议会里为推翻政府出力最多，从而获得了新的名声。他是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虽然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热情保卫者”，但他的职责并不在于保护白人移民的特权，而在于寻求理想的“一体化”的解决办法，即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包括在法国议会中实行比例代表制。4月15日，苏斯戴尔发表了措词严厉但又充满激情的演讲，导致了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的倒台，从而造成了第四共和国又一次的内阁危机。
沙邦一戴尔马是加亚尔政府的国防部长。他在阿尔及尔有一个亲信，名叫莱昂？德尔贝克，德尔贝克富于组织才能，他很快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并开展了为戴高乐重新上台作准备的宣传工作。不久，总司令萨朗将军就成为受其影响的人。从1957年12 月到1958 年5 月，德尔贝克往返于巴黎与阿尔及尔之间达27次。他利用一次去巴黎的机会，拜访了戴高乐将军，并向他保证无论在阿尔及利亚还是在法国本土，无论在穆斯林、移民还是在军队中，公众普遍赞成将军再度出山。
法国的极右分子也在加紧活动，企图浑水摸鱼。他们虽然不如戴派人物那么有实力，但是他们已使巴黎的政客们精神惶恐不安、行动日益受阻。他们的领袖有两人：一个是曾经当过蒙面党、贝当派的60多岁的马丁博士；一个是年轻的罗贝尔·马泰尔，此人是阿尔及利亚米蒂贾地区的一个殖民者。还有两人是军官：一个是离职不久的前阿尔及利亚陆军司令谢里埃将军，一个是曾任印度支那空军司令、被誉为儒将的空军将领利奥尔—马克斯？夏森。不切实际而又爱搞阴谋的右翼团体，在维希分子暗中支持下，主张建立一个基督教和劳资协会主义的国家。在这些人看来，戴高东重新上台将给法国带来灾难。他们一厢情愿地确信，戴高乐无论如何是不想出山的，即使别人要他干，他也不会干。他们认为用阴谋手段推翻第四共和国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十拿九稳的事儿。谢里埃将军深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当上国家首脑。至于法国的军人集团，他们手中虽握有军权，但人心不齐，对政府处于既视又习惯于服从的矛盾之中。
在这种风云变幻、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戴高乐稳坐钓鱼台，不轻易表态。在1947年至1953年期间，他曾多次试图动摇第四共和国的基础，但都未能成功。他打算等着瞧，直到有朝一日人们把权力送到他手上来。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他的历史悲观论将使他的失望情绪得到补偿，几个星期过去了，危机在进一步深化，但戴高乐仍然不出来讲话。这种情况本身就成为正在发展的危机的不祥之兆。一二年前，大众包括政客们对于戴高乐不愿出头露面并不关切，现在他们渴望戴高乐出来说点什么：有的人希望听到他宣称自己并无政治要求，好把心放下来；另一些人则希望他宣布准备接管政权，从而给第四共和国致命一击。
戴高乐不公开表态，更给人们留下了“莫测高深”的印象。1958年3月，戴高乐怀着忧郁的心情对莫里斯·舒曼说：“我决不出来重新执政！决不出来！事情到此为止，”舒曼难过地把这番话转告给米歇尔？德勃雷。德勃雷很有把握地反驳他说：“要是戴高乐告诉你决不重新执政，那意思就是：他希望听你说出相反的话来。这就是他的想法！”
1958年4 月15日，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倒台。戴高乐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科蒂总统不具备一个总统应有的权威，第四共和国实际上已经管不了事了。科蒂总统手下只剩下两名政客可以利用。一名是过去属于戴派的、议会协商老手勒内·普利文；一名是人民共和党的领导人、爱国人士、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弗林姆兰，为了填补空缺，5月8日，科蒂指令普利文组阁，结果由于激进党人的反对而告失败。总统把最后指望系于弗林姆兰身上，为了礼节周到，他先召见了激进党三位领导人。之后，在爱丽舍宫华丽的办公室里，科蒂盯着弗林姆兰说：“你是我最后的一张牌。要是你也搞不成，那么唯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出来。”
但是，为时已晚。皮埃尔·弗林姆兰深信他的地位具有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确是宪法承认的。5月13 日选举结果，弗林姆兰以274 票赞成、120票反对和137 票弃权而当选总理。半个小时后，在阿尔及尔，马絮将军宣布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5月14日，在巴黎，右翼分子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来到爱丽舍宫广场，高呼“让马絮掌权”。同时，左翼分子聚集在共和国广场，高呼“绞死马絮”，局势进一步混乱。
就在这一天，戴高乐结束了每周一次的巴黎之行，回到了科龙贝，晚上，他直到深更半夜还在听广播和接电话，电话大都要求他采取行动，或至少讲点什么。5月15 日，戴高乐决定发表简短的声明，下午，300 名新闻记者摩肩接踵，挤满了不够宽敞的戴派总部。下午5时，他们开始把消息迅速传播到全世界。戴高乐声明如下：
“国家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戴高乐的声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政客们、将军门以及普通公民都已深信，戴高乐准备出山。除了政客们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采取相应的行动，搞掉第四共和国，这种愿望越来越迫切。为了便于各界了解他对时局的态度，戴高乐宣布5月19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有人说，这是一张王牌，因为它使危机自然而然地延长三天以上，看来政府未必能恢复它的威信，果真如此，戴高乐就可以把危机都归咎于当局软弱无能，甚至可以预言会出现更严重的混乱，也不用担心预言错了。这种僵待局面很可能继续下去，阿尔及尔的反叛力量将会进一步加强，而戴高乐则会被普遍地认为是唯一能主持大局，把法国救出内乱火坑的人。
5月19 日，在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之前，旅馆门前被大约1200 名新闻记者挤满了。大约30 名摄影师和100名新闻图片记者用他们的闪光灯把将军和听众弄得眼花缭乱。在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没有说冗长的开场白，他只是谦虚他说，他认为自己可能有用，因为政党制度已经失灵了，而他子然一身，不属于任何派，但属于民众。接着，他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人间道：“你所说的共和国的权力是指什么？”
戴高乐模棱两可地答道：“这些权力只能是共和国授予的权力。”接着他追忆了他曾经如何拯救了共和国，并列举了他曾建议进行的种种改革。
一个记者问他，对于社会党领袖居伊？摩勒在议会提出的“组阁必须依宪法程序”有何看法？
戴高乐敏锐地感到他需要社会党的支持，于是他说：“我首先告诉你，我非常尊重居伊？摩勒。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已回答是：如果戴高乐在非常时期被授予非常的权力，以执行一项非常任务，那么显然不能按照老一套规矩办事，那一套现在大家都受够了。”
有记者谈到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你有没有想到，就在你发出呼吁的时刻，阿尔及利亚的暴乱正面临失败？你一直在给煽动分子打气。你的记者招待会将会使他们增添力量。”
戴高乐故意含糊其词地答道：“责任问题可以到以后再追究。眼下有这么一个事实：对于被称为‘煽动分子’的一些领导人，政府当局并没有进行任何制裁，反而授予他们全权，而我，目前并不代表政府当局，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我称他们为煽动分子呢？”
记者又问：“如果你重新上台的话，你是否会侵犯公众的自由？”
戴高乐反问道：“我做过这样的事吗？恰恰相反，当公众丧失自由时，是我使他们恢复了自由，我今年67岁了，到了这样年纪才开始独裁者的生涯，这话可信吗？”
记者招待会过后，接着又是一个令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星期。谣言到处流传。部长们不敢住在家里，都跑到朋友家里去过夜。弗林姆兰的假日别墅已被塑料炸弹炸坏，他一连好几天都呆在办公室里，靠服用大量药片使自己不至于躺倒。戴高乐仍然在科龙贝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喜优参半。他对合法性和正统观念的矛盾看法仍然妨碍他去掌权。政客们不甘心被人吓跑，他们仍然抓住权力不放。戴高乐决定迫使他们摊牌。
国内的动乱仍在发展。5月26 日内政部已向内阁提出报告：“科西嘉岛的叛乱行动有可能干5 月27 日至28日的夜间在法国本土重演，首先在各省，然后在巴黎会发生叛乱。”戴高乐得到了这个消息，决定采取他一生中最策略、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他于27 日中午12时半发表声明。我已于昨天开始采取必要的正常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政府。
我决定今后继续采取这种步骤，并相信国家将以它的平静和尊严来表示它希望这种步骤取得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来自哪一方面危及公共秩序的行动，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使我理解人们采取这种行动时的处境，我也不能表示赞同。
我希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三军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听从他们的司令官萨朗将军、奥布瓦诺海军上将和儒奥将军的指挥。我向这些领导人保证，我信任他们，并愿与他们取得联系。
弗林姆兰看到声明的全文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还没有回过味时，他的政府已经垮台了。在科蒂总统的要求下，戴高乐于5月28日晚上在圣云街会见了国民议会主席安德烈·勒特罗克埃和共和国议会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勒特罗克埃也是社会党领导人，他怀着强烈的敌意，坚决反对戴高乐当总统侯选人，然而，莫内维尔支持戴高乐，并尽力向戴高乐说明他合法地重新上台的起码条件。6月1日，戴高乐按照莫内维尔的建议，向议会宣读了总统候选人的例行声明。他用简短的几句话描绘了国家的衰微和危机。他请求议会给予信任并批准他为修改宪法所提出的建议，这个修改将提交全民表决。他声称，一旦议会投了票，就将休会，一直到规定的下一次一般性会议为止。投票结果，329票赞成，224 票反对，32 票弃权。戴高乐取得了胜利。第二天，他又没费多少口舌就使议会投票通过了三项议案：重新授于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权；授予新政府6个月的特权，授予新政府修
改宪法和对宪法进行全民表决的权力。
1958 年6月，戴高乐再度执政，但是，人们对于他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上台的合法性还存在着争论，因此，他的权力是不稳固的，在随后的三四年中，他的主要心思放在巩固他的权力上面，一是制服反对派，一是尽力解决第四共和国对付不了的、并最终导致它倒台的、可怕的殖民地问题。在殖民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法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在法国本土和北非、实际上也在全世界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
面对这些问题，戴高乐采取行动的依据就是新共和国的宪法了。戴高乐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有一套强硬的政策，所以他谋求一个强有力的根本**。尽管宪法很重要，但是光靠它还不够。还要有斗争的毅力和智谋，在这方面戴高乐可比他的政敌胜过一筹。
戴高乐在重新执政的四年中，在德勃雷总理的协助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戴高乐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四大问题进行的。这就是：组织、巩固和充实新宪法下的政治制度；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并圆满“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对外奉行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政策；在社会、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些活动全面充分地体现了戴高乐一贯的思想：加强总统的权威，甚至使其凌驾于法律之上；对党派、政客和他们的活动舞台——第四共和国不断作为敌人进行指责：越过中间机构，直接向至高无上的民众呼吁，借以实现自己的统治。
在第五共和国期间，阿尔及利亚战争延续的时间，比在上届政府期间还长。戴高乐力图循序渐进地引导法国民众舆论支持“自决权”，转而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进而支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最后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与此同时，戴高乐通过三次连续的公民投票和与阿方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停火和撤军协议。戴高乐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一周街垒”事件中的“黑脚”们（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暴动，以及“将军暴动”事件中造反军官的反抗和秘密军组织中亡命之徒的破坏。
戴高乐决心要使法国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死胡同中脱出身来。他认为，这条死胡同妨碍了法国的经济和外交的恢复以及军事技术的现代化。他知道阻力是相当大的，无论在政界和军界都有强大的反对势力，他们顽固地坚持和维护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最终意图可能会使他丧失不久前才取得的权力。因此，他决心把他的最终意图秘而不宣。
为了有助于解决殖民地问题，1958年9 月4 日，戴高乐在共和国广场的讲演中，抛出了宪法草案，井呼吁批准它。9 月28日，全民表决日到了，结果新宪法在法国本上以80％、在海外属地以95％的多数票获得通过。接着议会又选举戴高乐为法国新总统。这是戴高乐自赢得公民投票以后，所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然而，阿尔及利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它随时都可能危及戴高乐精心制定的一切计划。他知道，除了采取渐进主义策略外，别无他法。
只有这样，才能拔掉这个定时炸弹的雷管。
戴高乐在1958年底和1959 年初仍然希望通过调停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戴高乐的战略是朝着全体阿尔及利亚人自决的方向前进。1962 年7 月1日，通过全民投票，终于使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戴高乐还亲自规定，每一个领地都可以自行决定，或是保持现状，作为部分自治的国家加入共同体，或是与法国合并。作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份，甚至完全退出法国共同体自行独立。作为先例，在1958年6月，戴高乐与摩洛哥和突尼斯签订了法国从这两个领地上撤军的协议。
戴高乐对待殖民地的政策，引起了国内军、政界殖民势力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眼中，戴高乐是恶魔，是反基督的，是卖国贼。从1961年9 月至1962年8月，曾发生了多起叛乱和谋杀戴高乐的事件。仅谋杀事件就发生了四起。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实际上阴谋者已动了手，但都失败了。第一次因为出了技术故障，最后一次是由于出现了奇迹，戴高乐才摆脱了厄运，另外两次在布置就绪前就败露了。第一次，阴谋者把装有90磅可塑性炸药的煤气桶及装有丁烷和一个储有汽油、肥皂片的罐头盒子埋在从巴黎通往科龙贝路旁的沙滩里。1961 年9 月8日晚上，当总统的汽车经过那里时，突然被一片火网包围了，但炸药没有爆炸。
1962 年8 月22日，在总统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一伙人从路旁的一辆黄色旅行汽车里向戴高乐的汽车开火。司机加速前进，但前行了100码，另一伙人从一条横街的一部蓝色汽车里向戴高乐的汽车开枪，总共射出了约150 发子弹，其中14发击中了戴高乐那辆特制的、坚固的雪铁龙牌汽车。有一颗子弹击破了后窗，在离戴高乐头部几英寸的地方掠过。另外两颗击中了防弹车轮胎，但没有打穿。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侥幸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谁也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戴高乐重新当政时已67岁。他感到自己老了。他向他的私人医生利普什维兹博士吐露过他的心事：“我回来晚了十年，太迟了。”他还对普利文等解放功勋团的伙伴们说：“我是1940年的人物。事实上我已老了20 年，不能勇对命运的挑战了，”然而，西德总理阿登纳的访问，却使他恢复了信心。1958 年9月，他们两人第一次在科龙贝会面时，阿登纳指出，他比戴高乐大14岁，并告诉戴高乐，他认为，一个人可以跨越某一“年龄障碍”，就如飞行员能够突破声障一样。这位总理说，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就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戴高乐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已经越过了年龄的障碍，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了。”
戴高乐不顾年迈和一直存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危机，不失时机地提出法国要分享世界领导权的要求。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地位。这个目的构成了1958年9 月17日他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那份著名的、却是失败的备忘录的基础。他在备忘录中提议，在联盟中建立一个三大国理事会。这个备忘录表露了戴高乐的如意算盘：如果它被接纳的话，他就可以一举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遭到拒绝，他将不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
在美国人看来，接受戴高乐将军的要求，就等于给予一个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超级大国的地位。戴高乐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他曾透露法国很愿意购买这类武器，但有一个条件，即这类武器一旦为法国所拥有，就必须置于法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否则，不管得到得不到援助和指导，法国都有权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核大国。
戴高乐已经十分明白，他的建议很难被接受，因此他认为，他可以在北大西洋公约的问题上自由行事了。戴高乐于1959年3 月6 日，决定迈出标志着法国不受北约限制、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的第一步。他宣布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3 月25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法国目前已经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约束下解脱出来，因为北约的约束使法国不可能保护它在中东、北非、黑非洲和红海等地的利益。
11个月后，法国成了核国家。1960 年2 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从而提高了法国的大国地位。
有人说，戴高乐反美、抗英，愿与俄国打交道的对外政策，可以追溯到他对雅尔塔会议的一肚子牢骚，以及他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交往中的积怨。戴高乐一生立志使法国重新具有伟大的形象。像有些伟大的人物一样，夏尔？戴高乐既是幻想家又是现实主义者，而这两者又在他身上斗争不已。早在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后，戴高乐就立下了这样的宏愿：
我认为，新的时代也许能允许我开始实行我为我的国家所制定的宏大计划。
我们要确保法国在西欧的安全，办法是防止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再度造成威胁，我们要与西方和东方取得合作，必要时将与这一方或那一方结成必要的联盟，而不接受对别国的任何形式的依赖。我们要防止仍在增长的，瓦解法兰西联邦的危险，使之逐步变为松散的联合。我们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战略上的观点出发，促使邻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国家组织起来。我们要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一旦需要的话，就使其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仲裁人。
为了探索成立一个欧洲政治组织，1961年7 月18 日至 19日，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的一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共同的欧洲政策，甚至连戴高乐本人对这个最后声明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但过了不久，戴高乐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在巴黎建立一个委员会，其主席是当时法国驻丹麦的大使，忠诚的戴派人物克里斯蒂昂？富歇。委员会开始就建立“国家联盟”问题起草条约。戴高乐的目的是反对建立一个联邦的欧洲，他需要的是英国
人被排斥在外的国家联盟，戴高乐对其心腹们说，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德国已经够难了；他不能指望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英国。麦克米伦错误地认为，他的欧洲概念与戴高乐的欧洲概念差不多，这会有利于彼此达成协议。但是，戴高乐把英国看作是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麦克米伦唯一能够糊弄法国的就是断绝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或者无论如何，声明准备执行一项“欧洲的”防务政策，即戴高乐式的不受美国支配的政策。但他不能这样做，即使他能够这样做，戴高乐还会找到其他借口来排斥英国。
出于广泛联合的考虑，1963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做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富尔对新中国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次访问的真正目的是探索中国是否同意与法国互派大使。1964年1 月27 日，法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1 月30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与中国建交的理由。他说：“法国不得不考虑现实，特别是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同中国建交，再次表明了戴高乐做视美国的指挥棒。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于1963年3 月15日前往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在这个美国的后院，他发表了几次演说，号召法国和墨西哥进一步加强联系。当他接到邀请他在归国途中顺便拜会约翰逊总统的信件时，他却提议在法国马提尼克岛会见，这使得白宫大为恼火。会见的事就此告吹，戴高乐按照预定计划，在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作了暂短逗留后，于3月23 日回到了巴黎。
4 月16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挑战性的演说，公然拒绝依靠美国的威慑力量，并声称法国有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挥作用。他以从未有过的最为惊人的言词表明他倾向于中立主义，他指出“两霸”正力图瓜分世界。他摆出十分好斗的态度。同年4月，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会议上，法国代表团主张同意南越中立，赞扬柬埔寨拒绝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4 月27日，法国撤回在盟国法军司令部的法国海军军官。谈到越南问题时，戴高乐谴责美国人企图在印度支那取代法国，并主张这个半岛的所有前法国殖民地实行中立。1965 年2月8 日，他还写信给越南胡志明主席，谴责外国（美国）的干涉和扩大战争，并于同年5月，主动从东南亚条约组织撤回了本国的工作人员。
总之，戴高乐在重新当政的11年间，使法国民众的生活深深地印上了他的烙印。他的外交政策旗帜鲜明，充满了对霸权的藐视，并始终强调尊严和独立。甚至不赞成这一外交路线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始终如一的新路线。它的总方针就是重新选择盟国，寻求法国与盟国间的新平衡。法国在保持与西方盟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开始寻求同苏联缓和紧张的局势，进而达成谅解，最后进行合作，同西方盟国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了本国的核“打击力量”，并拒绝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要求。该共同体经历了多次艰难时刻，曾按法国总统一人的意愿进行了改组，共同体屏弃大联合和逐渐成立跨国政权的方针，希望组成“多国的欧洲”。在该组织内，六个参加国都保持各自的全部主权。法国与德国签订了一项协议使两国言归于好。反对美国在越南执行的政策，反对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反对国际货币制度等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外交路线表达了戴高乐在争夺势力范围的微妙角逐中顽强地促进法国强大的愿望，同时又表明了戴高乐是掌握力量与和解之间分寸的巨匠。
与争取大国地位的外交成就相比，戴高乐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取得惊人的进步。1958年底，法郎贬值，法国经济生活的基础受到全面的考验。共同市场首先发挥了作用，使法国经济有了起色，负债累累的局面得到了改善。然而，通货膨胀悄悄地来临了，逐渐地侵蚀已取得的经济成果。与此同时，社会局势一年比一年紧张，导致了1968年5月的学生造反和随之而来的总罢工。为了克服危机，重新恢复经济活力，戴高乐决心在教育，劳资关系、经济结构、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一场“深刻革命”，并着手制订计划，准备交给议会和各政党进行讨论。
到了1969年春，随着年月的推移，戴高乐身体越来越不支了，人们对他已经不再抱有多大的希望。不希望他1972年任期满后继续执政，但是这位倔强的老人还有惊人的一手，他宣布，他是否继续任职要取决于全民对他改革计划表决的结果，如果失败了，他就退休，就像他己说过的那样，4月27 日.投票结果，赞成票占47.58％，反对票占52.41％，晚上11点.特里科给戴高乐打电话。问公告可否发表？将军回答说可以。午夜，全世界都确切地知道了这件预料中的事。戴高乐将军的最后正式声明如下：
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4月28 日上午11时。
从此，夏尔·戴高乐又回到了科龙贝忖的拉布瓦瑟里。他不再干预国家的事务，专心致志地撰写他的回忆录，欲知退休后的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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