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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庄严的召唤

  国家危亡岂彷徨,匹夫有责勇承当。

  庄严召唤如火炬,光复法国举刀枪。

  1940 年的6 月,是一个熬人的6月。就在法国内阁就战降问题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戴高乐找到一个机会问雷诺是否真要求和。雷诺答道:“当然不是!但是,我们必须让英国人震动一下,以便取得他们更广泛的合作。”之后,戴高乐闷闷不乐地返回自己的住地。这时雷诺向罗斯福总统发去电报,呼吁美国出面斡旋,以免法国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在这段时间里,戴高乐焦急如焚,吃睡不宁,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愤慨之下,他打算脱离这个失败的政府。他起草了一份辞呈,但还没有来得及递交,就接到内务部长乔治·芒代尔的一封信。芒代尔是仍然主张打下去的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他获悉戴高尔打算辞职,便十分严肃地加以劝阻。他说,戴高乐如果辞职,就将失去为法国服务的最后机会,这是投降派们所乐意看到的。现在采取行动或许还为时不太晚,政府还可以作出迁往阿尔及尔的决定。戴高乐被打动了,同意再等等看。他后来承认芒代尔的劝告是非常宝贵的。

  6月12日,戴高乐参加了法英两国领导人的紧急会晤。在举行会谈的时候,法国众议院议长爱德华·埃里奥和参议院议长让纳内在隔壁休息室等候消息。会谈后,雷诺陪同丘吉尔和他的随行人员穿过休息室。这两位议长慷慨陈词,力主法国血战到底。通往庭院的过道挤满了人,但戴高乐身材高大,特别引人注目。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和他打招呼,称他是“应运而生的人”。

  到了6月14日,局势进一步恶化。法国领导人开始了又一次长途跋涉,目的地是波尔多。这一次比前一次更令人沮丧,道路也更加拥挤不堪,败兵、难民络绎不绝,秩序十分混乱。雷诺剩下的那点权力正在迅速瓦解。在他的高级阁僚中,全力支持他的只有芒代尔一人。贝当这个庞然大物给斗志涣散的内阁罩上一层优郁的阴影,魏刚唯一的愿望就是停战,而失败主义影响则几乎无孔不入。当时这伙民族败类,正像蛀虫一样腐蚀着这个非常虚弱的法兰西领导集体。与此同时,雷诺的情妇德波尔特夫人也闯进了法国的历史。她一直闹着要雷诺停战,在她看来,那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事情。斯皮尔斯将军写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哪个女人的双眼射出过像她那样憎恨的目光,她扫视我们时,目光就像镰刀挥过。我心思,这个女人一无动人之处,唯有她在英国人面前摆出的那副丑相还惹人注目。”就是这个风骚的女人,在关键的时刻,也充当了希特勒的“第五纵队”,起了瓦解军心的作用。

  面对着丑恶的群体,戴高乐十分憎恨,到了波尔多后,还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想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有利于在海外继续战斗的行政措施。他对总理说:“我曾竭尽绵薄协助你,但那都是为了战斗。我决不同意求和。你要是呆在这里,就会遭到失败而葬送你的一切。我们必须尽快迁往阿尔及尔。”雷诺答应坚持抗战,并同意把政府迁到非洲去。戴高乐对此十分高兴,他说:“那么我得马上亲自到伦敦走一趟,作为你的特使,设法请英国人协助解决运输问题。要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坚持就是胜利!”

  谁知当6月16 日晚9 时30分,戴高乐乘机返回波尔多时,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了。他的助手告诉他,雷诺已经辞职,勒布伦总统已召请贝当元帅组织政府。这只能意味着投降。戴高乐怒火中烧,他毅然决定第二天早晨离开法国。他恨贝当,恨魏刚,同时也恨雷诺的软弱!他想,天塌下来,有地顶着,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战斗下去!

  为了预防局势突变,他已经采取了一个稍越出常规的行政措施,这就表明了他继续战斗的决心已经下定。还是在伦敦的时候,这位国防与陆军部副部长就超出职权范围,电令预定驶向波尔多的法国轮船“巴士德号”改变航向,驶往英国港口。这条船上装有从美国运来的1000门75毫米大炮、数千挺机枪和大量炸药。这样,这批军火没有落到德国人手里,而重新装备了从敦刻尔克撤回的英国远征军。

  戴高乐在飞离法国的前夜,还去看望他那位失败了的总理,雷诺由于绝望和失眠,显得萎靡不振。这位富有才智的总理大臣,当初相当坚决,但此时已毫无斗志。最近一连串事变的巨大压力,加上那些怯懦成性的同僚对他的背弃,使他的意志丧失殆尽。现在再也不能对他寄予任何希望了。不过,雷诺最后还是帮了戴高乐一次忙。他听说戴高乐决定去英国,就从秘密款项下支了十万法郎给戴高乐。第二天,6月17 日上午9时,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和德库塞尔中尉的陪同下飞往英国,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戴高乐初来伦敦,感到自己非常孤单,一切都被剥光了,就像面对着一片茫茫的大海,后退已经不可能了。在他面前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继续战斗。戴高乐已经破釜沉舟了,但是,如何战斗呢?在什么范围进行呢?要走到什么目的地呢?许多人认为,在那些日子里渡过海峡的一小群法国人,想的只是组成一支辅助部队,来帮助正在战斗的不列颠帝国。但戴高乐却怀有崇高的目的,法兰西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精忠报国,救亡图存。大国之中如果只有法国放下武器径自退出世界大战,这对他说来是无法接受的。一想到战败的法国最后竟要靠外**队来拯救,他就感到痛心疾首。因此,只有一些法国人继续战斗是不够的,应该使法国作为国家重新投入战斗,并最终要取得胜利。

  对戴高乐来说,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虽然信心十足,目光远大,富有胆略,但也意识到任重而道远。他要攀登一座座的险峰,要涉过一道道激流。他知道,敌人势盛力强,而且很快就可以利用业已沦陷的法国的官方机构,使它俯首听命,为之效劳。法国已经四分五裂,许多人毫无斗志。戴高乐此时还是无名之辈,实际上子然一身,既无部属又无组织,毫无威望可言。说实在的,除了他本人的意志和品格而外,他唯一的便利条件,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愿给他所代表的法国提供继续战斗的机会。

  经过反复考虑,戴高乐认为当时首要的工作是升起国旗,宣布奋斗目标,号召人民起来战斗。6月17 日下午,戴高乐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讲话。丘吉尔慨然允诺。两人商定等贝当向德国人求和之后进行广播。当晚传来消息说,贝当已经要求停火。第二天,6月18 日下午6时,戴高乐来到布什大厦的播音室,坐在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事实上,从那时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国的战斗旗手,成了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他的讲话震撼人心,激励着法国人民进行战斗。广播全文如下: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政府。这一政府断定我**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文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天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迫使我**队撤退的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提供了突袭的因素,才使我国的领袖们落到现在这种不幸的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决不!

  我是根据对于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你们要记住,法国不是孤单的。它没有被孤立。在它的后面是一个广大的帝国,并且它还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大英帝国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和英国一样,法国还能够毫无保留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斗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错误是犯过的,曾经有过迟延和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事实仍旧是,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需要的每一件东西依然在世界上存在着。今天我们被机械化实力的无情力量击败了,但是我们还能瞩望未来,更加强大的机械化实力将给我们带来胜利。世界的命运还有待决定。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上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同一天,英国首相丘吉尔本人也发表了一个十分出名的讲演。他回顾了法兰西战役,预见不列颠战役即将开始,并且大声疾呼:“让我们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英勇奋战。这样,如果不列颠帝国和英联邦存在1000年,人们仍然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戴高乐和丘吉尔两人的讲演曾使过去一代的听众和读者热血沸腾,情绪激昂。戴高乐广播完这篇讲话,他内心感到,他和波尔多政府和军队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他已经年近半百,又开始了冒险生涯,就像一个人被命运抛出来,失掉了一切依靠一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开始进行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业以后,我有责任首先确定,没有比我更有资格使法国和法兰西帝国回到斗争中去,当时停战协定还没有生效;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我们还是渴望波尔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会选择战斗的道路,我们必须加以鼓励和争取。这就是为什么我在17日下午刚一到伦敦,马上就打电报给彼尔多,表明我愿意继续效劳,在伦敦进行前一天开始的关于从美国运来战争物资问题、德国俘虏问题以及迁往北非的问题的谈判。”

  波尔多对戴高乐的回答是一个命他马上回去的电文。为了争取魏刚,劝他继续抗战,6月20日戴高乐还给这位总司令发了一封信,请他来领导抵抗运动,希望这位将军离开法国本土,到海外继续战斗。后来得知,魏刚在投降过程中,已给自己安上了“国防部长”的头衔。戴高乐这封信几个星期之后又给退回来了。6月30日,所谓“法国大使馆”又转来了一项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交战争委员会审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戴高乐一个月徒刑,后来由于魏刚的坚持,把戴高乐缺席判决了“死刑”。

  戴高乐虽然发表了广播讲话,但他所处的地位却非常虚弱。虽然他的讲话充满着激情,但听的人并不那么信服。他们怀疑一个不知名的新提拔的年轻准将能领导法国人民进行抗战,更怀疑他在国外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反法西斯武装。不过。他总算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现在他要作出最后一次尝试,看看被他留在海峡彼岸的那些人心中是否尚存抵抗的星星之火,并试探一下海外的法国头面人物的态度,6月19日,他曾打电报给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如果他拒绝投降,他戴高乐愿意在诺盖的麾下效劳。那天晚上,戴高乐又一次代表法国在广播中发出呼吁:“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撤离军事阵地,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一片领土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6月24日,戴高乐又一次向诺盖将军发出呼吁,同时向地中海东部地区总司令密特奥塞将军和高级专员皮奥先主以及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发出了类似的电报。电文内容是一样的,即戴高乐正在筹建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以协调所有抗战组织的行动,要求收电人参加这个委员会。过了三天,戴高乐发现法国驻突尼斯总督佩卢东的一次讲话,有抗命拒绝投降的迹象,便也给他发出了邀请参加拟议中的这个委员会的电报。但是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对戴高乐的呼吁作出反响。这些殖民地的总督们,认为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他在官场中“唯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部次长而已”。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那些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只有少数人与戴高乐观点相同,认为政府一旦投降就丧失了一切权利,而大多数人对贝当政府的合法性并没有认真地提出过疑问。这些高级的旧官僚基于陈腐的等级观念和法统思想,确实感到自己有充分理由保持沉默。但是过了不久,这些人都服从了贝当和魏刚的号召,同意停战协定。唯有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和索马里兰海岸军队的指挥官勒让蒂约姆将军坚持抵抗。但他们都被撤换了,他们的部下也没有怎么支持他们。

  这时,英国人也为振作法国的抵抗精神而努力,但与戴高乐一样毫无成效。6月25日,丘吉尔派遣新闻大臣达夫·库珀到拉巴特去,想和出走的前内阁大臣芒代尔取得联系,或许还想影响诺盖将军,使他能与在伦敦的法国人共命运,但是,诺盖不让他们和芒代尔接触,并且拒绝接见他们。英国驻北非的军事联络团团长狄龙将军也被要求离开阿尔及尔。如果说英国人曾经希望动员一个更有名气或更有代表性的法国人士来领导法国抗德事业的话,这种希望正在消逝。6月23日,英国政府宣布,他们不能再把波尔多政府看作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因为它已完全屈从于希特勒,丧失了代表自由法国公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同时声明:“英王陛下政府注意到组织临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提议,该委员会将充分代表决心进行战争以履行法国的国际义务的独立的法国人民,英王陛下政府宣布,它将承认这一临时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并且只要该委员会继续代表一切决心与共同敌人战斗的法国人,它将就一切与进行战争有关的事项和该委员会来往。”

  法国的崩溃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都惊心怵目地看着这个伟大明星的殒落。作家查理。摩根的诗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文章也曾使许多人流出热泪,但各国还是很快就承认了既成的事实。无疑,所有与轴心国家作战的政府,都从法国召回自己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坚持抗战的戴高乐的一种支持,没有宝剑就没有法国。面对着接二连三的挫败,戴高乐加紧为自己建立一支战斗队而努力。这时,大约有十万吨法国船舶到英国港口避难,船上至少有一万名水手。此外还有几千名在比利时负伤的士兵正在英国医院里逐渐康复。这些士兵和水手中的大多数人一心想回家,因为在他们看来,战争已经结束了。贝当政府的命令就是这样说的,绝大多数人都乐于从命。英国当局把白城体育馆借给戴高乐,作为志愿人员集合的地方。但在6月18日的召唤广播后的一个星期,才只有几百人集合到自由法国的旗帜之下。在英国方面,除了丘吉尔本人和斯皮尔斯将军外,与戴高乐打交道的大多数人,始终对他持怀疑态度,不愿与他合作。

  但是,在困难面前,戴高乐并没有低头,更没有灰心丧气,他坚信正义的事业一定能胜利。6月29 日,他去利物浦附近的特伦特姆公园活动,那里驻扎着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他经该师指挥官同意,招募了外籍军团第十三旅两个营的大部分,200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三分之二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几天之后,两艘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拥护戴高乐。驻在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后来成了自由法国空军的核心。

  这时,每天都有志愿者到英国来。他们大都来自法国,有些是乘最后的班船离开的,有些是弄到一只小船之后逃出来的,还有些则是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西班牙逃来的。他们如果被警察抓住,就会被关进米朗达集中营。有些飞行人员掌握着飞机,没有让它沦入维希政府的控制,并且设法飞离北非而到达直布罗陀。有些商船的海员抓住出航的机会就会开出法国港口,或者甲小船逃出来,如“卡博·奥尔摩号”就是这样。他们都要求为法国的独立和解放而战斗。6月末,有一个渔船队到了康威尔,把塞翁岛上所有能行动的人都带到戴高乐将军的营地来了。这些青年志愿战士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戴高乐反法西斯战士们的信心。与此同时,他们与海外的联系也加强了,每天都收到成千上万封的信件,大大提高了戴高乐在海外的声誉。

  正当戴高乐的抗战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忽然有一件令人悲愤的事情阻遏了这一潮流。7月3日,英国舰队突袭了停泊在米尔斯克比克的法国舰队,给英法关系和反法西斯事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法国沦陷以后,丘吉尔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法国舰队的命运。法德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法国舰队应在德国或意大利的监督下退役并解除武装。诚然,在同一条款中,德方宣称,他们无意在战争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舰只。但是,从希特勒的以往作为来看,这一诺言既不可信,也毫无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毅然决定必须摧毁或夺取法国舰队,或者使之失去战斗力。当时,这支强大的作战力量正散泊在英国、地中海、非洲和马提尼克等地的港湾内。7月3 日清晨,英国以占压倒优势的兵力突然袭击停泊在茨茅斯和普利茅斯的法国舰艇,俘获战列舰两艘、轻巡洋舰4 艘、驱逐舰8艘、潜艇若干,以及大约200艘小型舰只。唯有大型潜艇“苏尔古夫号”进行了抵抗,双方各死一人,三名英军受伤。当天,在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基地附近的奥兰,法国海军上将让苏尔拒绝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从“皇家方舟号”上起飞的飞机炸毁了战列舰“布列塔尼号”,“敦刻尔克号”搁浅了,战列舰“普罗旺斯号”冲上了沙滩。“斯特拉斯堡号”被击伤,但同从阿尔及尔开来的几艘巡洋舰逃到了土伦。

  7月4日,丘吉尔向下院报告了米尔斯克比尔行动的经过,议员全体起立,朝野党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丘吉尔显然对这种显示其无情打击力量的行动感到自豪;然而,戴高乐从报纸和广播中获悉这一消息时,好像突然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他觉得这并不完全是出于正当的保障安全的动机,而且还由于“多年海上竞争的积怨、法西斯战役开始后日益加深的不满以及因维希政权缔结停战协定而爆发出来的愤恨”。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赞扬了英国新闻大臣达夫?库珀,说库珀“极为明智地”让他在1940年7 月8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在演说中谴责了这个“可悲的,可恶的”行动,同时又吁请人们谅解英国人。他说,有朝一日德国人无疑会用法**舰来打击英国和法兰西帝国。因此,“把它们毁掉还是上策”。不管怎么说,这个事件,对于战斗的法国刚刚萌芽的希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军人和平民,本来打算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这时都跑掉了。此外,北非法兰西帝国各行政当局以及保卫帝国的海军与陆军的态度,大部分都由犹疑变成反对了。维希政府当然不会不尽量利用这一事件。其后果对于戴高乐争取团结非洲肯定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戴高乐还是以顽强的毅力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7月13 日,他宣布说:“法国同胞们!请认清这一点,你们还有一个战斗的队伍存在。”7月14 日在齐集白厅的深为感动的群众中,戴高乐检阅了这支拥有7000多人的队伍,并率领他们在福煦元帅的像前献了三色花圈,7 月21 日,有几千飞行员参加了鲁尔区的轰炸。戴高乐宣布自由法国重新投入战斗了。8 月24日,英王乔治六世,前来检阅了这支队伍。人们看到这支队伍,就看到了法国的未来和希望,并相信它会在战斗中日益发展壮大!

  战斗的法国在苦难中挣扎,在战斗中成长。热情的言论从法国大量涌来。许多诚挚的人们用极巧妙的方法,有时就是通过检查者本身,把信件和其他邮件寄给戴高乐他们。其中有一件是7月14 日在星形广场拍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那一天德国人到了那里以后,有一群男女在无名将士碑周围沉浸在悲哀里。7 月19日,他们把这张照片寄来,并且写了这样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待你!”另外一张是路过的人献满了鲜花的坟墓。这就是戴高乐母亲的坟墓。她在7月16日向上帝奉献了她的苦难,祈求挽救法国和庇佑她的儿子的使命以后,就在班朋死去了。

  戴高乐他们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他们肩负着祖国的期望,坚韧不拔,英勇向前!正是:精忠报国,救亡图存;任重道远,绝无反悔。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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