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 第一部 走向中南海 十一、陈当家的之二：深刨与浅锄之争
1958年夏，又到了锄玉米的时节。这一年出奇地风调雨顺，满地的玉米长势喜人，草也长得疯狂。
这时候陈永贵又闹开新道道了。该锄草就锄草吧，上千年来就是用锄头锄，陈永贵偏偏叫劳力们扛上头下地，他要改锄草为刨草，而且要深刨，刨到七八寸深。
虽然那是一个争放卫星的年头，什么稀罕事都有，可是锄草用头也未免太出格了一点。社员们就七嘴八舌地嚷嚷，告诉陈永贵自古就是用锄头锄草的，从来没有听说用头刨草的。刨深了要伤根，秋后要喝西北风。陈永贵开头还讲道理，说深刨就是好，地力能提高，能抗旱，能抗涝，同时还能清杂草。他讲了一大堆深刨的优越性，社员们只是冷笑。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自古吃面条都用筷子，你非让人家用铲子？任凭你说出一朵大红花来人家也不服。于是陈永贵也就不再讲理。谁说了算？当家的说了算。陈永贵曾经明确地讲过：“家有十五口，七嘴八舌头，咱可不能让社员愿意怎样就怎样。必须有个一主一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社员们扛着头下地了。开头大伙还尽量地把头当锄头使，浅浅地刨个地皮，可是陈永贵不答应，他在后边督着，非让深刨七八寸。深刨七八寸还不伤了根啦？陈永贵说伤不了，不怕。一些社员动气了，说你非要拿头刨，那好吧，非把地搞坏不成。一伙人憋足了劲，像打夯一样喊开了号子：“深刨！深刨！深刨！”一镐下去就是一尺，豁出去了，冲着玉米苗的根部使劲招呼。
这下子陈永贵反倒心虚了。办互助时，陈永贵有半分大的一块地，种的是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用头深刨了一次，刨下七八寸深。没想到这一刨反而刨出名堂来了，半分地打下120斤。头一年他又试验了一次，和贾承让比，一个深刨一个浅锄，结果也是他赢了。可是那些地块毕竟小，深度也不及一尺。这会儿他眼巴巴地看着社员们赌气喊着号子，一镐下去就是一尺，有心制止吧，又不好开口。“叫深也是你，叫浅也是你，什么话都叫你陈永贵说了。”陈永贵预感到这些话在等着他，他干脆不再说话，自己刨自己的去了。
几天后下了一场急雨，这场雨居然没有下山，全蓄在刨得坑坑洼洼的玉米地里。玉米喝足了水也迅速长粗长黑，茂盛得如深刨技术一样罕见。这一年，大寨的亩产一跃而过黄河，达到543斤，比全县的平均水平高出370斤，一亩顶人家三亩的产量。虽然这个产量比那些胡乱放出的双千斤的卫星逊色多了，陈永贵也没有去成北京，在村里他可算不折不扣地放出了卫星。反对深刨的人谁也不吭气了，陈永贵则开始大会小会地总结经验，将深刨的好处总结到六条之多。
1能大量蓄水，增强抗旱防涝能力。2便于作物生长，不会伤害了主根。3通过深刨，把犁底的冷、寡、死土翻上来，表土翻下去，有利于土壤熟化。4深刨后，土壤空气流通，有利于微生物生长。5有利于斩草除根。6有利于秋耕。
到了七十年代，昔阳的农民们都被陈永贵逼着搞深刨。八十年代没人逼了，昔阳的农民们还在深刨。九十年代仍在深刨，不深刨反而觉得心里不安生了。农业耕作技术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代人积累起来的，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已经溶入历史，成为地少人多、精耕细作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深刨后来与深耕深种统称为“三深法”，并且成为培养大寨海绵田的基本手段之一。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发给大寨一张奖状，上面写道：“为表扬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者，特颁发此奖状，以资奖励。受奖者：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完成成果：大寨海绵田。合作完成成果：1大寨海绵田的研究(科技组)；2农田基本建设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经验；3粪便垃圾无害化处理及卫生学评价(科技组)。
陈永贵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
六十年代初，大寨种了几百棵苹果树。这些树是山西的另外一位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派人专程送给大寨的。大寨人种得精心，几年下来把苹果树侍候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煞是好看。可就是不怎么挂果。陈永贵着急，请来了一位后来当了山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的果树技术员。那位技术员在苹果园转了转，说这些树长疯了，得剪枝。于是就剪枝。
剪了几天，陈永贵上山去看。只见果园里遍地狼藉，大枝小杈散落了一地。陈永贵心里忽地一下，火气就开始往上冒。他找到那位技术员，正看见他拿着一把锯吱吱嚓嚓地在锯一枝大树杈呢。吱吱的锯声叫陈永贵听了心疼。
陈永贵说：“长了好几年才长成个这，你就给剪了？你这是把大寨人的心给剪了哩！”那位技术员看了陈永贵一眼，说不剪不结果，手底下仍然不停。
陈永贵火了，狠狠一摆手，说：“你别剪了！你走吧！你也别再来了！”
那人也拗，说：“好，我给你留几棵，做个对比，我明年还来哩！”
轰走了果树技术员，陈永贵拖了一枝锯下来的大树杈，气冲冲地回到场院开了个现场会，痛快淋漓地把那位被赶走的技术员大骂了一顿，解气解恨地扣了许多挺吓人的帽子。
次年春，未剪的果树花繁叶茂仍然挺好看，剪过的果树却枝叶疏朗透着一股力量。夏末，那位被赶走的技术员果然又回来了，只见过剪过枝的果树硕果累累，留下做对比的那些树只挂了些零零星星的小果子，劲全用在长枝叶上了。陈永贵叹了，说不信科学就是不沾。
陈永贵倒不隐瞒自己在这方面的丢脸事，他后来多次以此为例告诫自己的部下：“在技术上可不敢傲慢，可不敢翘尾巴哩！”
从1953年到1963年，大寨采用的新技术有整整一套：密植方面有“三不空”，套种方面有“四不专种”，良种方面上了金皇后，肥料方面推广氮肥磷肥和秸杆还田，栽培方面搞了大面积幼苗移栽和一季改两季的试验。与此同时，大寨的平均亩产与全县的水平也迅速拉大，1953年大寨一亩顶人家一亩三分八，1958年一亩顶人家三亩，到大灾的1961年和1963年，大寨的一亩竟比全县平均水平多产粮553斤和529斤，一亩地顶人家的三亩半。这在全国人民都饿肚子的年代自然是非常引人注目并且引人深思的。《人民日报》曾经很道理地发问：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是一颗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大寨做到的，你们为什么做不到？
对于这样尖锐的大问题，用陈永贵自幼如何如何的说法当然搪塞不了。只可惜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他是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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