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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战术

  当时,还有好多朋友出于好心,说:“你跟着她。爱情就是近者胜,只要你老跟她在一起,她还能跟姜某联系吗?”

  这是一个很不高明的主意,但我当时居然相信朋友的这一忠告是正确的。

  从广州回来是六月二十二日左右,离刘晓庆八月初的出走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那段日子里,我确实糊里糊涂地采取了这种战术。

  因为刘晓庆在印尼的一位富商朋友通过香港的郑小姐赠给刘晓庆一栋别墅,一直空在那里,这回,妈妈说要去看一看。于是,照例是我把妈妈送上下飞机。

  可是。在飞机场安全检查的时候,却出了麻烦。原来,妈妈随身携带了巨额现金,被机场的安全检查人员拦住了。自然又是我上前解释一番,然后把这笔钱拿回了家里。我回家把这钱交给刘晓庆的时候,她竟然没说什么。

  我在家里是不管钱的,一直是刘晓庆的母亲在管。可是,这次母亲带了那么多的钱走,却一句招呼也没和我打,显然,她们并不想让我知道,她们在背着我转移财产。

  其实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她们的举动了,但我想,只要法律上没作出最后的判决,这里依然是我的家,她们依然是我的亲人,那么,我就应该照样信任她们。

  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做得非常漂亮,不管是到哪里演出的收入,我都一分不差地交给母亲。我还清楚地记得她母亲在最后一次接钱的时候,眼睛里曾经闪出异样的目光,她一定在心里想,我为什么还是这么傻乎乎地把钱交给她呢?一点也没有察觉吗?其实,我完全察觉到了,不光是母亲这次的行为,包括从最近刘晓庆的大表哥的频繁造访以及大表嫂慌乱的神色中,我也察觉到他们在转移财产。

  我什么也没有说。还是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钱都上交,记得有一次她访日回来。我在收拾衣物的时候,在刘晓庆的口袋里发现了两万美元的现钞,也当着刘晓庆的面交给了她母亲,这不是我们共同的家吗?我不应该这样做吗?我怎么能做那些见利忘义的事情?太小看人了,我是一个大男人,钱是什么东西?只要我有能力,千金散尽还复来…

  那个阶段,家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刘晓庆的战友小姚,她是应刘晓庆的邀请到北京和巴经理一起筹划“刘晓庆美的世界”的;还有一个人,是一个话剧团的胡某某。

  刘晓庆安排了一些演出。为了不让她有机会和姜某再来往,我真的遵照那个好心朋友的不很高明的建议,紧随刘晓庆左右。可能,也是黔驴技穷了吧。这样,由于演出中我们同进同出,或多或少使刘晓庆和姜某接触的机会少了一些。可是,总会有一些朋友帮忙,刘晓庆他们通过这些朋友进行联系。

  这里面,刘晓庆最高明的地方、还是通过胡某某换取了我的信任。我却丝毫没有提防,因为胡某某在年龄上可以做我的母亲了,而我一向对她是很尊重的。可是如果是做母亲,也应该问一间她是谁的母亲,在我和刘晓庆之间,无疑她更希望成为刘晓庆的母亲,那么,她就是刘晓庆安插在我身边的情报员,而我,也许是因为长期的压力,使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使我疲惫得拿不起劲来。

  我们一起在天津、湖南、秦皇岛演出,一起在北戴河游泳,又一起到了杭州、上海,最后回到了北京。

  因为那时我已不是穴头,所以演出时常常能有机会在舞台下观看,体察观众的反应,刘晓庆也常常会问到我观众的反应如何。

  有一次,在首都体育馆演出,下面的观众有许多骂刘晓庆,而且骂得很难听,当我把这些话告诉刘晓庆的时候,她怒火万丈,认为我故意谎报军情、无中生有,使她产生错误的分析。好在那次刘晓庆的母亲和巴经理也在,我不得不过去请他们来作证。当母亲和巴经理也证明观众中有人骂她的时候,她才哑口无言了。这回还是有证人,而其他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这种坦白相告就会使她感到很恼火,那时的刘晓庆,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了。

  然而那个阶段,刘晓庆表现得很好,也可能是因为她酝酿的计划在一步步实施吧;或许她知道离开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这时也总有那么千分之一的舍不得吧。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

  其实说来可笑,我们匆匆忙忙地从上海回到北京,就是为了她和律师谈话。在西单的豆花庄,我和巴经理坐在这边,刘晓庆和她的律师朋友就坐在隔壁。刘晓庆当时是借口谈一些别的事情,可是,那两个人却是后来在我们离婚法庭上出现的律师及其丈夫。

  对这许许多多的蛛丝马迹,我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察觉,其实,我当时所要求的已不再是和刘晓庆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而是在她和姜某分手之后,再谈我们的婚姻问题。我的要求只有这么一点点。

  我们又要去大连演出了。离家的时候,父亲母亲还像以往那样叮嘱我要对刘晓庆好,我也连声答应。不知怎么的,刘晓庆突然看到了最初我们相爱时写的那个剧本,她对我说:“将来不管我们是不是在一起,都要把这个剧本排出来,因为那是写给我的。”

  在车上,我和那位慈祥可亲的胡老师谈了许多许多。她是那样亲切地开导我、安慰我,使我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跟她讲了许多心里话,包括我必须要在胡老师面前表现出来的男人的自尊。跟她谈话的时候,我一丝毫没有顾及我的面子。可是,我想这些活都毫无保留地传到了刘晓庆的耳朵里,如果没有添油加醋,已经是胡老师的慈悲了。

  其实在当时的一行人中,只有我还蒙在鼓里。后来小姚告诉我,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刘晓庆已经给了小姚一份手令,让刘晓庆所有的朋友都按照小姚的意见来办。实际上,去大连的演出不过是借口把我支开罢了。

  我依然沉浸在那种回光返照的情感旋涡中,就像一个久别烟枪的大烟鬼一样。在如饥似渴地感受着爱的温暖……我还暗暗地告诉自己:这次从大连回来以后,我要完全换个样。既然我说原谅她了。就一定要做到宽宏大量,相信她的善良远比监视她、引起她反感更重要。我还要再作一次努力,和当年一样,死马当做活马医。在这惨淡的人生旅途上,保住我们那爱的小巢,保住我们的家。

  八月一日。大连。

  晚上的节目已经开演很长时间了,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刘晓庆的身影。就在我焦急急万分的时候,胡老师陪刘晓庆走了进来,刘晓庆在路过我身边的时候,还看了我一眼,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可是人家来催场了。刘晓庆忙不迭地上了台。

  她想跟我说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里有点狐疑。

  台上演着《原野》中的片段,我一个人走到后台,在门卫那要了一个北京的长途。家里的电话响了很久,也没有人接。我又把电话打到巴经理那里,他在那边支支吾吾的不知在说些什么。

  我问他:“家里人是不是都走了?”

  “你怎么知道呢?”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诧异。

  “我给家里打过电话,一直没有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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