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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藏胞联欢

  北京的朋友——我们制片主任的妻子四处奔波,我们终于有幸请到了北影优秀的摄影师李月斌,又在当年电影学院的毕业生里挑选了我们的男主演——张康儿。

  乍到高原,人们还不适应,每天脑子都疼得非常厉害。这是一种发自脑髓的疼痛,就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炸出来一样:其实,就是一个压力的问题,女同志在这方面适应得要快一些,因为女性的腹腔和外界是相通的,而男性的腹腔却是封闭的,腹压很难随着外界气压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男同志的高原反应要相对强烈一些。

  一来。组里遇到了两件不顺利的事情;二来,有剧烈的高原反应:再加上那永远也煮不熟的饭,那永远也热不到温度的水。这一切,都使整个摄制组被一种低沉的调子笼罩着。

  士气可鼓不可泄,不能这样!我们还要在这里工作很长时间,以这样的精神状态,不要说拍戏,就是一直坐着等到拍摄完成都不可能。

  怎么想办法把大家情绪提起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好朋友,阿坝县的副县长噶尔泽给大家出了一个好主意。因为正好赶上“五·一”节,按照藏族的习惯,这一天,人们要高高兴兴地支起帐篷,到草地上去欢度节日。

  于是,我们也决定在这一大和当地的藏族同胞们一起联欢,以此来提高一下大家的兴致。自从离开成都,一路上的艰辛困苦,接踵而至的高原反应再加上又遇上了这样两件令人心烦的事情,这一切使刘晓庆焦虑万分。

  因为这时她已经不单纯是一名演员了,作为一个实质上的独立制片人,她对组里的一切都要负责任,可以说,这种生活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当名演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别人围着她转。

  这回,她要主动地提起兴致,处理组里的每一个问题。她梳着满头的小辫,因为剧中的女主角娜梅琴措是一个藏族姑娘,刘晓庆自然也要一副藏民的打扮。她就是带着这样满头的小辫一趟趟地跑县委,一趟趟地和北京联系,组里所有的事情吃穿住行,没有她不过问的,她就这样辛苦地操劳着,调解着组内各个部门的人际关系。

  那个时候,刘晓庆确实很辛苦。我知道,她并没有当独立制片人的瘾,她的这一切辛苦都是为了我,她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好导演,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今后的导演之路铲除障碍。即使她以后做了那么多令我无法原谅的事情,可是,每当我想到当时在阿坝的情景,心头就不由得产生由衷的感激。

  真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仅仅说是工作条件艰苦还不够准确,那是没有任何休息的操劳,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她都在为第二天的事情担心。

  而我,相对来说要轻松得多,我只要把戏拍好就成了。在“五·一”节那天,拉了一天肚子的她,为了使表演的气氛更加活跃,依然在台上为大家表演着她的拿手好戏——美国的爵士舞。

  藏族同胞非常喜欢跳舞,他们似乎在骨干里就有跳舞的天分,他们的踢踏舞跳得很是样子,而且动作还特别潇洒。刘晓庆的舞蹈一上来,就非常受欢迎,不少人还围来和刘晓庆一块纵情地舞着。

  我们的身披着藏族同胞送的哈达,虽然依旧是有些气喘吁吁,但是欢快的心情还是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

  刘晓庆跳完了舞,一屁股坐在我的身边,把身子靠在我的腿上。我能够感觉到从腿上传来的她的心跳,就像在哈尔滨的那个夜晚。看着她喘不过气来,我真是心疼。除了歌舞,我们还进行了射击比赛,我们从摄制组里挑出二名选手:照明师老赵,他曾经在《原野》里担任照明工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他是北影最棒的照明师了。

  他自诩是一九四九年的机枪手,因为是部队下来的,据说枪打得很准,因此我们第一个就选上了他。

  又有一个一九六八年的老兵,是我们组里的道具师老杨。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了。当时我心想,我们这几个当过兵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枪法自然不会败在藏胞手下了,于是,我们提着枪,雄赳赳地上了靶场。

  老赵摆出一副老军人的样子,熟练地把子弹推上膛,接着,啪、啪、啪……帅气十足地打了五枪,那风采决不亚于奥运会冠军。可是,当他兴冲冲地跑到靶前找弹孔的时候,却慢慢转过步,很腼腆地像个姑娘似的笑了。原来,这个一九四九年的机枪手的射击成绩竟然是——零!接下来是我们一九六八年的杨老兵。啪啪啪……五枪,只有两发子弹上了靶。

  这时候,县委的噶书记也举枪打了五发子弹,弹弹中靶,而且环数还很高,一共打了四十五环。轮到我上场了,刘晓庆瞅着我,我自然也很想表现一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侦察兵出身。前面两位老兵败下阵来,我自然也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地打了五枪,还好,两个十环,三个九环。一共是四十六环。五四式手枪是很难打的,当过兵或者打枪的人自然都知道我这个成绩还算不错。

  为了照顾女同志,也让刘晓庆扫了五枪,可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五枪连二十环都不到。但是,我还是挺高兴的,因为在短枪射击中,我拿了冠军。紧接着是长枪射击。藏族同胞有一种独特的打法:他们把瓶子在不远处摆成令儿,打瓶子。这对于我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

  虽然在部队时长枪射击是我的特长,我的有依托射击成绩从来没有出现过九环,都是八枪八个十环。可是。这种射击和正规的射击不同,首先,它的距离不是在整一百米上,弹道高不好计算;第二,射击时,阳光正好照在瓶于上,会产生眩光,但是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打吧!

  结果,我的成绩是十枪中九,而噶书记是十枪十中,一举夺得冠军。摄制组和藏胞平分秋色,这是最好的比赛结果了。

  那一天,组里的所有人和藏族同胞们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五·一”节。大家的脸上又绽开了那少见的笑容,晚上,摄制组的剧务搞到了一个录音机,请大家去跳舞,为了让大家高兴,我们带头去玩了一会儿,随后,就扶着刘晓庆回到了我们的房间。看着躺在床上的她,我真是心疼,这一天下来真够她受的。她拉肚子的毛病还没有好,我帮她脱了鞋,把她扶上了床,给她盖好被子。躺在床上的她,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丝毫力气,当我倒水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心里暗暗地想:我明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我一定要把这个戏拍好,一定要对得起你对我的爱和付出。

  阿坝的夜是很静的,汽车的声音想听也听不到。虽然没有任们声音可以把你从梦中惊醒,可是每天晚上,你仍然会不时地坐起来。因为高原缺氧,连梦中的你都会感到呼吸不畅,而突然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然后再躺倒人睡。这种现象可能所有去过西藏的人都经历过,而且也渐渐地习惯了。

  在阿坝的那些夜晚,每当我晚上坐起来喘气的时候,总会回洗头,看着她,替她掖好被子。即使没有光,我仍然知道她那苍白的脸上也散出了高原红,高原的风已经使她的皮肤变得粗糙起来,那满头的小辫使她不能经常洗头,而且在阿坝,洗澡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每当注视着我心爱的女人的时候,一种感激之情就会在我心头油然而生。这个女人和我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还为我做了那么多艰难困苦的事情,我这一辈子要做得多好,才能回报她对我的憎感呢?我要做出多么出色的成就,才能够不辜负她那颗热爱我的心呢?

  这样的念头又把我的思绪从身边的爱人拽到了我的日常工作中来,我会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我每天要拍的戏,思考着那些对我杂说还十分生疏的镜头。我要把这个动人的故事搬到银幕上,得到所有电影界同仁的认可、得到观众的好评。

  我想,只有观众的掌声,才是对刘晓庆最好的感谢,我要为此而付出我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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