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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掀起反工作组浪潮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

  ※   ※   ※

  陈伯达和江青“点火于基层”,在1966年7月下旬,以“小学生”的姿态活跃于北京许多大学。向来不擅长于演讲的陈伯达,这时总是要把王力拉在身边,让王力充当他的翻译。相对而言,王力的苏北话还算好懂一些。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江青、王力来到北京广播学院。陈伯达在那里所发表的一段话,曾通过大字报、传单传遍全国各地。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此后,吹捧江青的传单满天飞,“理论家”带了一个头。

  以下是当时的陈伯达讲话记录原文: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递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陈伯达确实擅长投机,他借那么一张条子大大发挥了一通,把江青着着实实地捧了一通。他并非不知江青的底细,况且多年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深知江青的为人。他如此美言江青一番,说穿了,是为了巩固自己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地位———倘若他得不到“第一副组长”江青的支持,他就寸步难行。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其实深知江青的为人。今日,他如此回忆道: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夺中央的领导大权的。

  ……江青对毛主席并不忠实,有三次对我谈过,她要离开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枣园……第二次在西柏坡……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

  ……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她想的就是经过冒充,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

  陈伯达的这一段话,表明他对江青的底细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当他需要取悦江青的时候,他也“经过冒充,不择手段”了!

  江青正需要“理论家”的捧场。不过,这么一捧,江青一得意,“唱”得走调了!

  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明确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7月26日晚,“中央文革”以“强大”的阵营,出现在北京大学。“组长”陈伯达来了,“顾问”康生来了,“第一副组长”江青来了,“副组长”张春桥来了,“组员”戚本禹来了……

  北京大学万名师生云集大操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一批“中央首长”。

  江青很得意,因为“中央文革”已经决定,在这次大会上猛轰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给刘少奇以沉重的一击。

  声称自己是“小学生”的江青,越说越激动,竟然说了一大通令人愕然的话: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这番“走调”的话,使全场万名听众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张少华,亦即邵华,1959年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怎么不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江青所说“我们根本不承认”,这“我们”除了包括江青外,还有谁呢?

  江青又给张文秋泼了一通污水。张文秋是毛泽东的“双重亲家”,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张文秋名国兰,又名姗飞,文秋是她的号。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青树岭谢家湾。

  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恽代英介绍,她与中共党员刘谦初(1930年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相识、相爱。张文秋很早便认识毛泽东,也与杨开慧相熟。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后,生下女儿刘思齐,又名刘松林。在刘谦初不幸牺牲后,张文秋来到延安,与红军长征干部陈振亚结婚,生下女儿张少华。陈振亚后来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1939年春,陈振亚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害死。张文秋把刘松林和张少华这对异父同母的姐妹抚养长大。后来,刘松林与毛岸英结婚,成为毛泽东的长媳,张少华则成为毛泽东的二媳。自命“第一夫人”的江青,在家中容不得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儿子,也容不得儿媳和张文秋。这些原本是家事,江青一“走调”,居然在万人大会上捅出来,边说边哭,非常激动。

  江青骂了张少华,骂了张文秋,忽然又说起自己的女儿李讷来:

  “另外还有一个叫郝斌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他也算是一个积极分子。本来在广西搞四清,后来不知怎么到顺义来了。他坚决执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

  李讷不同意,跟他作斗争,他们就围攻李讷和另一位同志。李讷态度不太好,后来我叫李讷找郝斌去作自我批评。我说你态度不好,你检查自己。关于郝斌的,你一点也不要说。可是李讷去作自我批评时,他不见。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这是阶级斗争,有人要腐蚀我们的子弟,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

  “这几年,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子,西来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斗争,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江青的这番话,实在大煞风景。台下议论纷纷,不知江青所云。这时,江青大抵也意识到自己“走调”,赶紧说了一句:“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

  陈伯达言归正题,点名批判了北京大学的工作组,这才使“走调”的大会拨正了“大方向”。

  就这样,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组曾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六·一八”事件,发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九号)》,在当时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写下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当时曾赞同过刘少奇批示的陈伯达,这时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个多月前说的话,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在重重压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翌日,“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出现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发表讲话道: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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