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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两员干将。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周年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25条”。

  “25条”除了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25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25条”。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25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在1960年初他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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