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曹操全传 > 第五篇 亦正亦邪——曹操成就霸业的双重性格 第四章 自强不息：逆流而上勇于拼搏
努力进取 打黄巾一举两得
再可靠的朋友，也不如自己可靠。自己不努力进取，光想着依靠别人起家，日日做着发财梦，其结果必然是令人失望的。即使有所成就，也会因受制于人而时刻处于危机之中。
在事业起步的时候，曹操也有着同样的毛病。但当关东诸将不听自己的建议，最后讨伐董卓失败后，曹操深刻认识到，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发展自己的势力，不能依仗任何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形势，进退由己，好牌还是要自己来打。
迅速发展的时势给曹操创造了契机。当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双方在荥阳和河内一带胶着，无暇顾及劳苦人民的反抗斗争时，青州、翼州一带本来就已发展到百万之众的青州黄巾军和河北黑山军，便以燎原之势发展起来。
黑山军是与黄巾军同时起义的一支农民军，以今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区为根据地，黑山即在今河南浚县西北的太行山脉中。领导人原为张牛角，张牛角战死后，褚燕继任，改姓张，因其轻勇剽悍，捷速过人，军中称为飞燕。张燕很有组织能力，可以很好地团结部众，争取人心。很快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秋，数十万黑山军进攻冀州的心脏邺城。接着南渡黄河，进攻与魏郡毗邻的东郡，东郡太守王肱无法抵御。这时，青州的百万黄巾因受到袁绍委派的青州刺史臧洪的威逼，也正分两路向河北移动，有与黑山军会合的趋势。两支大军如果会师，或者黑山军的势力从河北扩展到河南，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力量对比将会产生巨大变化。关东诸将尽管充满了矛盾，却都不愿看到这一局面出现。身为冀州牧的袁绍，尤其害怕农民军会师后会威胁到他在冀州的统治。
时机来了，曹操岂会放过？他迅速打出一张好牌，既可以镇压黄巾军，博得朝廷的好感，又可以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图今后的发展。于是，他将部队从酸枣开进东郡，并在东郡的首府濮阳打败了黑山军的白绕部，取得首战的胜利。袁绍还以为曹操为了帮助自己这个盟主才出的兵，对曹操的举动满心欢喜。
他没有看清曹操此举隐藏着的目的，反而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借助曹操守住冀州的南大门，而且还可以用东郡作跳板，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南，使冀、青、兖三州连成一片，这样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可以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了。
曹操自然是不会轻易被袁绍所利用的，不管袁绍打着怎样的如意算盘，他自有自己的打算。总之，曹操反而想对袁绍加以利用。
鉴于当时袁绍力量强大，最好能够与之相安无事，曹操不能随便违抗袁绍的旨意，加之自己正无立足之地，便顺水推舟，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袁绍的任命，做起了东郡太守。曹操将东郡的治所从濮阳迁到了东武阳，并推荐鲍信做了济北相，作为自己的帮手。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青州的百万黄巾军向河北进攻受阻，于是转而向兖州推进。进入兖州后，首先攻下任城，杀死任城相郑遂，接着向东平进军。兖州刺史刘岱不听鲍信劝告，带领兖州主力匆忙截击，结果被黄巾军打得大败，刘岱自己在阵上被杀。
刘岱既死，兖州无主。正是黄巾军为曹操提供了壮大自己的机会。此时，曹操正在注视着局势的变化，加紧操练兵马，以谋新的进展。曹操部属东郡人陈宫看准了曹操的心思，因而向曹操献计说：“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指各郡国），明府（指曹操）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
曹操看到陈宫说到自己心里去了，当然很高兴。于是，陈宫对兖州别驾（州牧副手）、治中（州牧助理）们说：“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济北相鲍信本来就看重曹操，见陈宫也有此意，因而“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
东汉末期，刺史（后称州牧）已是地方上最高的一级军政长官，掌握实权，是地方的实际控制者。所以说，曹操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终于今非昔比了。他不再仰人鼻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方之主。
任何荣誉不可能白白降落到你头上，只知道依靠别人最终必将一事无成，依靠自己的实力去拼才是唯一的出路。
自强者强 勤于学习不自辍
中国古人的谋略是中华民族的一座智慧宝库。从古至今，出现了一个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的杰出智慧直至今天，还被人们广泛运用于生活实践中。
曹操是一位成熟的军事家，他对于前人的军事智慧十分推崇，加以研习后，从中吸取了很多有益的知识，这使得他在军事对决中屡屡占尽先机。
磨刀不误砍柴工。曹操早在青年时代就“博览群书，喜兵法”，仔细阅读过能搜集到的各种兵书。他结合史籍，从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等的关系出发，全面地研究了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官兵的素质、军队的训练、军令的制定等内容，认真地比较分析了许多著名的战例，在吸收先人运用韬略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撰写了《续孙子兵法》二卷、《兵书略要》九卷、《太公阴谋解》三卷等，连同《兵法接要》《〈孙子兵法〉注》及部分军令等，辑成一册，取名为《新书》。他还命人将《新书》誊写，发给每个带兵将帅，要求他们熟读牢记、融会贯通，征战之中加以灵活运用。
曹操对古代军事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整理和注释了孙武撰写的《孙子》。《孙子》亦称《孙子兵法》，是中国军事史上一部举足轻重的奇书，问世后即引起人们的很大关注。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经当场演练考核，孙武遂被任命为将，为春秋末期吴国的强盛立下卓著的功勋。到了战国，人们普遍重视《孙子》，“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至秦汉，兵家用它，著书的仿它，甚至不少非兵书著作里多有其引文。甚至一些人牵强附会，把不是孙武的著作也冠上他的名，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曹操觉得这种鱼目混珠的混乱状况，显然对《孙子》的传播、研究和运用是很不利的，便决心加以纠正。
这时，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有头脑的用兵人渴望从兵法中寻求取胜的妙方，整理和研究《孙子》的人便越来越多。可是，对此要作出显著的成绩，对研究者的文化素养和军事知识有着很高的要求。显然，身为文学家、军事家的曹操，最有能力承担这一历史重任。
曹操在为《孙子兵法》作注时写了一篇序言，其大意为：
我听说在远古时期，弓箭刚发明就用于战争了。《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治理国家的政事最重要的就是储备足够的粮食和拥有强大的军队。《尚书·洪范》所列的八个方面的政务就有掌管军事。《周易》断言：“军队为正义而战，主冲就吉利。”《诗经·大雅·皇矣》云：当周文王得知密国侵犯阮国之时，赫然震怒，于是率军出征密国。轩辕黄帝、商汤和周武王都是凭借战争的手段来拯救社会的。《司马攘苴兵法》主张，谁若故意杀害无辜者，人们就可以杀死他。仗恃武力横行者必定身亡，只讲仁义者将会国灭，吴王夫差和徐偃王就是如此。圣人使用武力要等待时机，不得已才出动军队。
我读过许多兵书和战争史，其中孙武所著兵法极为深刻。孙武是齐国人，为吴王阖闾撰写兵法十三篇，最初用来宫女进行训练，效果很好。后被任命为将军，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进入郢都，向北威慑齐国、晋国。百余年后诞生的军事家孙膑，是孙武的后裔，著有《孙膑兵法》。
孙武的兵法，在论述如何周密地制订作战计划和慎重地采取军事行动方面很明确、很透彻，不容曲解。然而，人们尚未对该书做过清晰的训释，加上其文字繁多，在世间流行的已失去了原书的旨意，特地予以删定和注释。
这段话中涉及的知识不可谓不广泛，由此可见，曹操读书之多、涉猎之广。
曹操认为，战争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拯救被战争蹂躏的社会，就必须消灭战争，这就是“以战止战”。正因为曹操的战争观是着眼于用战争去换取和平，所以他说：“圣人之用兵，戢时而动，不得已而用之。”
孙武提到：“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我们可以怒而转喜，可以愁而转乐，但国家灭亡就不能恢复，人死不能复生。所以，“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明君良将都会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国家和军队安全的关键所在。因此，不可凭感情用事而轻率地决定战争行动。
曹操还认为，既然有“不得已而用兵”的情况存在，那么在思想上就不放松。孙武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而要依靠自己随时严阵以待；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让敌人无懈可击的能力。曹操对此作注说：“不要幻想战争打不起来而麻痹大意，天下太平时要看到战争的危机，要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做好充分的准备。”此即“重战”的思想。
曹操很多的军事理论，都是从前人的军事著作中得来的。孙武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曹操对此作注说：“统兵打仗之事，要沉着镇静而幽深莫测，严肃公正而治理有方。”
曹操对前人军事理论的细心研究，既充实了自己，吸收了前人丰富的军事经验，也很好地指导了他的军事行动，对他一生的戎马生涯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理论的深造，才有了后来纵横天下，屡破强敌的曹操。
不信天命 实事求是成大事
曹操曾说，“天地间，人为贵”，表明了他不信天命，以人为本的思想。也许充满英雄气概的人都不相信天命，曹操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一个不信天命，只重人事的人物。
虽然曹操之成就多少有些运气，甚至天意的功劳，如渡黄河那次诸葛亮说曹操是“殆死潼关”，意思是说曹操差点儿就没命了。虽然如此，曹操却是不信天命的。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公开宣称自己“性不信天命之事”。他认为天就是“阴阳四时”，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他的《董逃歌》中提到：
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郑玄是东汉的经学大师，在当时一般人看来他是德惠天下、没有什么“亏缺”的。郭景图生平不详，既与郑玄相提并论，看来也是一个“德行不亏缺”的人物。可是，“有德”的郑玄却在酒席上劝酒时倒地气绝，郭景图也在园桑中突然命尽，这是为什么呢？曹操的这首诗说明了人的寿命同德行无关，德行好也无法给你任何保护，这充分表达了曹操“不信天命”的观点。
曹操的《秋胡行》中还提到：“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否？”这也是“天地间，人为贵”的意思。曹操不信天命，因而自己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却并不以皇帝自居，不刻意神化自己。相反，有很多史料提到他尊重事实，勇于自我批评，消除大家的疑虑。如他西征马超、韩遂时，曹操与韩遂在战场上约见，对敌方围观的士兵说：“你们都要看看我曹操长什么样，其实我也没有长四只眼，两张嘴，是个正常人，只不过智谋多罢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派毋丘兴任安定太守，临行前嘱咐毋丘兴不要主动派人到羌人中去。毋丘兴却没有照办，果然出了差错。事后，曹操在总结时说：“我只是比常人智慧多一些，经历的事比别人多罢了。”但他这智慧却是从摸爬滚打中一点一滴获得的，说明曹操是务实的人。
曹操不仅不信天命，也不信神。如他的《善哉行》就对世人被神仙欺骗感到痛心和无奈。《秋胡行》中则说：“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对赤松、王乔得道成仙的说法提出了疑问，认为他们不是真的得道成仙了，或许只是寿命比较长而已。曹操大量招聚方术之士，其目的也并不是要从他们那里获取长生不老术，只在于拯救他们，甚至只是为一种调笑罢了。这从曹植的诗中得到印证。
世有方士，吾王（曹操）悉所招致……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弃文骥而求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
另外，在治军的过程中，曹操对装神弄鬼的做法也深恶痛绝，予以严厉打击。
曹操在征讨河内、获嘉时，从俘虏口中得知，有一个叫宋金生的人，自称神仙，告诉守军鹿角无须把守，他派狗替大家防守。如若不然，就会在夜里听到军队行动和兵器撞击的声音，天明后会看见地上有老虎的脚印。曹操觉得这会扰乱军心，立即派人将宋金生捉住杀死，表明了他对装神弄鬼行为的断然态度。曹操还在《孙子·九地篇》注中说：“禁妖邪之言，去疑惑之计。”《用间篇》注说：“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也。”这也都表明了同样的态度。
曹操不信方术，但对方士的延长寿命的养生术还是比较推崇的。
人生的时光有限，曹操非常清楚这一点。《精列》说：“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他的《秋胡行》中说：“存亡有命，虑之为蚩。”而那首著名的《龟虽寿》中有：“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曹操认为，人虽不能成为神仙，不能长生不老，但通过自身的保养，是可以延长寿命的。所以《龟虽寿》中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曹操是个实事求是的人，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磨炼，使他明白了办事必须从实际出发才能有所收获的道理。
中国向来注重礼节，更有尊重贤士的优良传统。对祖先的祭祀，为有德行的先辈立庙堂，曹操也并不反对。他在《褒赏令》云：别部司马请立齐桓公神堂，使记室阮瑀议之。较之保守、不知变通的人来说，曹操又是开明的。如在《春祠令》中，曹操主张改革祭祀宗庙的仪式：人们认为祭庙上殿脱鞋，他接受皇命，可带剑穿鞋上殿，如果祭告宗庙上殿脱掉鞋子，那就是尊重先人而违背王命，尊敬父祖而轻视君王，所以他不敢脱掉鞋子。又临祭时到水盆旁要做洗手的样子，他认为，浇水洗手是为了表示对神的敬意，因而要亲自浇水洗手。由此可见，他并不根本反对祭神和敬神。
曹操不信“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人格魅力的体现，也是形势的需要。身为汉相，同时也想开创一代江山。既有此心，当然不能相信天命。因为通常所谓“天命”的最主要含义是“受命于天”。所以，如言天命，首先面对的就是汉朝的延续问题。
别人可以大谈汉将废，魏将兴，但曹操不能。因为这样一来，他的篡汉野心就暴露无遗了，天下的形势将对他极为不利。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看，曹操不信天命，也不谈天命之事，部分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因为“天命”与“政权”紧紧相连，反对者们由曹操的“性不信天命”，已经猜出他“有不逊之志”。政敌对他的攻击，多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总之，曹操说他“性不信天命之事”，这一原则是贯穿其一生的。因为不谈天命，便没了束缚，更利于大展拳脚，驰骋天下。这正是曹操作为一名杰出政治家，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的真实体现。
以身垂范 事必躬亲倡节俭
曹操戎马一生，叱咤疆场。虽然官至丞相并受封魏王，朝廷内外没有不顺从其权威者，可谓功成名就。但他依然严格要求自己，甚至影响到身边的人。这也许应该归因于他起于微末，从小没有奢华的生活习惯，所以造就了凡事以节俭为重的行事风格的原因吧。
曹操一生俭朴节约，对吃穿不甚讲究，而且还要求家人也这么做。魏明帝曹睿时，尚书卫觊在上表中说：“武皇帝（曹操）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曹操也曾在《内诫令》中说：“我的那些衣被都已经使用十年了，只要每年把它拆洗缝补一下还可以用。”曹操使用的被子、床褥之类的东西，只要暖和舒适，并没有什么刺绣等花饰。他所用的器物也大都讲究实用，不追求奢华。他用的帷帐屏风，坏了也是缝补之后再使用，从不轻易更换。
他在《内诫令》中还告诫官吏和家人说：
官吏和百姓多制作刺绣衣服，穿丝织的鞋子不得用朱红、紫、金黄等颜色。以前，我在江陵得到的各种花色的丝鞋，把它给了家人，和他们约定，穿完了不准再仿作。
朱红、紫、金黄几种颜色代表尊贵，所以曹操才下令不能随便使用。关于家人穿各种花色的丝鞋是在特殊情况下允许的，平常是不可以的。这些细节体现了曹操的节俭精神。
不仅如此，曹操的节俭作风还影响到他的夫人和后世子孙。到曹丕称帝时，曹操的夫人卞氏仍然坚持这种习惯，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外亲也遵照执行，并告诫他们说：“居处当务节俭，不应当奢望赏赐。外人或许会说我对你们太刻薄，其实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我侍奉武帝四五十年，已经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不能随便改变的。”
在使用器具方面，曹操向来怀旧，“不好鲜饰严具”。“严具”就是箱子，主要用于盛放日常生活用品。曹操明确表示不喜欢装饰鲜艳的箱子，原先所用的是新旧皮混合而制作的皮箱，中间用黄皮镶嵌。后来，因为兵荒马乱，这件皮箱也丢失了。于是，改用方形竹箱，用黑皮罩在外面，里面用粗布衬托，同时加上漆，他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
曹操对一些琐碎小事也十分注意，例如他不准家里熏香。平定河北之后，曹操下令不准家中薰香。后因三个女儿嫁给献帝，要为她们薰香，才破了例。之后，曹操再次禁止烧香，即使是把香放在衣内或带在身上也不允许。规定如果房内不清洁，可以烧枫树脂和蕙草。可见曹操为了俭朴，考虑得是非常周到的。
曹操提倡节俭，先从自己和家人做起。有些行为甚至让人感觉太过分、太苛刻了，但也可看出曹操提倡节俭的坚决。他的三个女儿嫁给汉献帝，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但曹操对嫁娶的奢侈之风深为不满，女儿出嫁时，用的帷帐都是黑色的，随从的婢女不过十人。
曹操从不贪财恋物、积聚私产。打了胜仗所缴获的财物，都用来赏赐给有功的将士，笼络人心；各地贡献的财物，也大都赏赐给有功劳的部下。他甚至还把是否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条件，作为衡量一个官吏品质好坏的标准。上行下效，一时间朝野形成了俭朴节约、廉正的好风气。
曹操进而将节俭作为立国之本来加以考虑。他的《度关山》说：“舜漆食器，畔者十国。”可见他将奢侈放到了会导致亡国的高度加以批判。正是有了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曹操才对奢靡豪华的浪费行为极力反对，并以身作则，努力营造廉洁奉公的官场氛围。
曹操对家庭内部的约束是非常严格的，以至卞后“每见外戚，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家教之严，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雄霸天下的英雄，一个不是皇帝却比皇帝还牛的人，肯定影响力非常广泛，他能够躬身亲行，提倡节俭，这对国家的财力物力是一种很好的节约，对社会稳定也有积极意义。尤其在北方初定之际，对整肃朝廷奢华之风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这无疑是曹操人格魅力的又一可贵之处。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