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我的美国之路 > 第三部 华盛顿岁月 第十三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
对于担任第五军军长这件事，我是自信中又有一丝忧虑。从我在坎贝尔堡指挥一○一空降师第二旅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我以前在野战军中担任过的职务是杰克·赫达切克麾下的一名副师长，在那个职位上没有成为乔治·巴顿那样的人物。而且，直至现在我仍然对越过师长这一级直接升任军长感到不安。我决心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带兵将领，而不是五角大楼繁殖的政治将军。
我原希望4月份就去接任，但是我要替换的那位军官
——罗伯特·L·“萨姆”·韦策尔中将并不急于缩短他自己的任期，因为他卸任后就得退休了。因此，我就利用1986年6月去德国报到以前的这几个月赶快复习一些军事课程。阿尔玛和我还用3个星期的时间突击学习德语，每天学8个小时，每周学习5天。我比她有一丁点儿优势，那就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学德语时得过一个“C”和一个“D”，而且在上次驻德期间学过一些词汇，主要是啤酒和牛排之类的日常用语。德语中的不规则动词使阿尔玛很伤脑筋，所以我实际上得用枪口顶在她脑门上才能逼她学下去。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由于这段时间德国的恐怖主义猖獗，我们两个都得上一个称作“防身驾驶术”的课程，上课的地点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赛车道上。他们让我们围着车道高速行驶，在85英里的时速下急转弯，练习如何躲避恐怖分子，还教我们如何以极高的速度转圈，朝相反的方向驶去，就像一个逃避追捕的黑手党司机。最后一课是猛撞一辆挡路的汽车。你要撞得恰到好处，既要把它撞到路边去，又不能把自己的车撞坏或者把自己撞死。这门课阿尔玛未能毕业，不过她也不怎么在乎。
我一个人先去西德，不久，阿尔玛、琳达、安妮玛丽以及我们的猫麦克斯也去了。她们在莱茵—美茵机场受到迈克尔·鲍威尔少尉的迎接。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时，迈克像我当年一样受过跳伞和空中突击训练，可是他后来当了坦克兵而不是步兵。他现在在驻安贝格的第七军第二装甲机动团服役，任侦察排长。
1986年7月2日是交接指挥权的日子。第五军官兵集合在司令部的阅兵场上，检阅台上站着美国和德国的军政官员。韦策尔和他的妻子艾琳都来了，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韦策尔和我检阅部队，我接过第五军的军旗，至此指挥权就算正式交接完毕。君王永垂不朽！君王万寿无疆！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我上次驻在西德至今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形势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我于1958年12月首次到盖尔恩豪森时是个21岁的少尉，艾森豪威尔是美国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当时在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地区，面对美军5个师和我们盟国的军队，驻扎着20个师的苏联和共产党集团的军队。在此前两年，苏联镇压了匈牙利的自由战士。在我离开德国的一年之后，他们筑起了柏林墙，后来又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争取自由运动。那时东西方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当我于1986年接过第五军指挥权的时候，在一条布满杀伤性更大的武器的边界上仍有美国的4个师和苏联的19个师相对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已经用先进的M—1坦克取代了老式的M—60A3式坦克；用新型的布雷德利战斗车取代了过时的M—113装甲运兵车，并且用命中精度更高、破坏性更大的战术核武器代替了老型号。
然而实际上变化还是很大的。过去两年中，统治苏联的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是一位新型的苏联人，当时54岁，精力充沛、富有朝气，主张实行公开性和改革。不会轻易上当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说过，戈尔巴乔夫是我们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前一年的11月，里根总统在日内瓦同苏联人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晤。里根坚持要继续实施战略防御计划，这使戈尔巴乔夫很恼火。不过，他们还是谈了武器削减问题，设法减少发生核毁灭的可能性。
可是我是个军人，不是政客。我现在的使命是做好准备，苏联部队一旦越过构成富尔达谷地的那些纵横交错的河流，我就同他们开战。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作为一个少尉曾担负过与此完全相同的任务。
第五军司令部设在法兰克福，占据着欧洲最大的建筑物之一——艾布拉姆斯大厦。那座大厦是以已故陆军参谋长克赖顿·W·艾布拉姆斯的名字命名的，很久以前，我在越南的时候曾向这位将军作过汇报。该大厦原是20年代由德国著名建筑师汉斯·珀尔齐希设计的法本石油化工公司总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段时间，担任驻欧盟军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曾从这个办公室里指挥过千军万马，如今它将归我使用。那座楼的大堂是个装饰派艺术的杰作，可惜却被一个油乎乎的快餐店和另外一些商业摊位煞了风景。我到那里时，人们正要把很大的铅框玻璃窗卸下来，以便排放烤汉堡包的气味。
我的新办公室是个哥特式的洞穴。我搬进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一个人的照片摆在我的办公桌上。此人四十四五岁的年纪，脸上总挂着笑容，长着一头卷发，身穿陆军工作服。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钢铁工人，是那种你会愿意同他坐在匹兹堡的小酒馆里对饮几杯的人。我之所以要把他的照片放在我面前，是因为他是我的对手，驻扎在富尔达谷地对面的有8万人的红军第八近卫集团军司令，弗拉季斯拉夫·A·阿恰洛夫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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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下的师长们年龄都比我大，军龄也比我长。一个绰号叫“棉花”的奥伦·R·惠顿少将是第八步兵师师长。一年前那个师差一点成了我的。惠顿是得克萨斯人，长得又瘦又高，充满自信，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第三装甲师师长是汤姆·格里芬少将，多年以前他与我一道参加过在本宁堡举办的陆军军官高级训练班。配合我工作的副军长是我在国家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林克·琼斯少将。越战后作战原则的制订者之一——托马斯·怀特上校也是刚调到第五军来的，他是第十一装甲骑兵团团长。我还有一位出色的参谋长——罗斯·W·克罗斯利准将。我从美国带来了军士长威廉·诺埃尔，让他当司令部军士长，即军部职位最高的军士。我指望他充当我了解部队士气和需要的渠道。
指挥权交接仪式刚一结束，我就让克罗斯利把这批人全都召集到第五军军官俱乐部来。这个俱乐部以前是法本公司工人食堂。我知道，不管我今天讲些什么，在天黑之前都会在军部的电报上反映出来，而且人们对我这位新军长的第一印象是很难改变的。我对这些指挥官们说，我最重视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仗，二是管理部队。第五军是为在需要的时候打败阿恰洛夫的第八集团军而存在的。每一位前线侦察员和每一位后方的机械师，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到这里来的。至于当好管家，这个字眼对我来说几乎有一种神圣的意味。美国人民花了大量的钱财来使我们这个军做好战斗准备。我们得保证一个美元也不浪费。美国人民还把他们的子女托付给我们照管，如果哪位指挥官不关心官兵及其家属的福利，我断定他肯定会遇到麻烦。这天我所讲的话，同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在本宁堡听到的训话毫无二致：完成任务、照管好士兵。
记得当年在我儿子迈克出发来德国的前一天晚上他上床之后，我曾向他俯下身去，给了他一个父亲的吻，同时也叮嘱他既要保重自己，也要照顾好他的士兵。
我还想让这些指挥官们对我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有所了解。我说：“我这个人不喜欢死搬条文，但也不追求管理方面的最新时尚。”我是不使用“权力下放”和“集中管理还是分散管理”这类含混的词语的。我会给你们每个人做好工作所需要的任何帮助。有时我会对你们盯得很紧，有时我会长时间地让你们放任自流。没有哪种办法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哪种办法是绝对错误的。至于使用哪种办法对于完成这个班子的任务最有利，要视情况而定。
我说，指挥就是独立决断，这并不是一种离奇的陈词滥调。在本军中，同长官探讨问题不会被看成是无能或失败，而会被看成相互信任的表现。但是，你们也不能事无巨细，什么事都靠我来决定。我接着说道：“我是很放手的，我不管你们早上是5点半起床还是5点45起床。这类事不要让我来决定。”
我解释了我对忠诚的看法：“当我们辩论某个问题的时候，忠诚就意味着把你的真实意见告诉我，不管你认为我会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在这个阶段，有分歧对我是一种激励。但是，一旦做出了决定，辩论就结束了。从那时起，忠诚就意味着把我的决定要当作你自己的决定来执行。”
这位皇帝很特别，他希望在他光着身子时，人们能够告诉他要穿衣服。他不想因为不知道自己光着身子而冻死。“如果你认为什么事情不对头，那就讲出来，”我对他们说，“我宁愿早一些听到，而不愿晚听到。坏消息不是葡萄酒，不是越陈越好。”遇到难题，如果你们还能解决，我是不会过早插手的。但是我不愿你在我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把情况告诉我。我还告诫他们说：“如果你把事情办糟了，只要保证下次办好就行了。我不记仇，也不记旧账。”
“我会给你们明确的指导，使你们知道我希望怎样。”我接着说，“如果我说得还不明确，那就来问我。如果我解释再三你还是不得要领，那是我讲得不清楚，不是你听得不明白。我不会认为是你耳聋或愚蠢。”对下属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为了掩饰自己的困惑而不懂装懂，最后把事情办错。“无论何时，只要你在离开我的办公室时对我的要求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立即转身回来问个清楚。”我说。
我对他们说，只要是他们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东西，我都会尽力满足。“如果法兰克福没有，我就去找美国驻欧洲陆军总部。要是他们也没有，我就去华盛顿。反正我会始终支持你们的。”
我说，如果你们同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我多半会站在你们那一边，因为这些工作人员是为我服务的。“然而，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无缘无故地欺负我的工作人员，我是肯定要出来维护他们的。”
我说，我上任的头几周，将到驻有本军部队的所有10个西德社区视察。“我去时会提早通知你们，因为我想见见你们的高级军官、该市市长以及当地其他官员。我的妻子将访问诊所和幼儿园，结识你们的夫人。”然而，这第一次视察之后，我再去时就不再提前打招呼了。“我会只让你们来得及把咖啡桌上的尘土掸干净，把内裤收起来。我不是成心要你们好看。但这是我能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的惟一办法。”我这样做反映了我长期以来对于那种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年度大检查的不信任。我知道，有计划的视察总会浪费许多人力物力。
“新喷的油漆味和刚涂过白粉的人行道肯定说明一位指挥官缺乏信心。”我对他们说。
“我讲话会很坦率，”我说，“我会时常使你们气恼不已。”使人们感到气恼，这是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很久以前，当我同约翰·帕多和那个吃了败仗的训练队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一个人的感情受过刺伤，那会对工作大有裨益。
最后，我试图表达一下我对陆军的热爱。“在陆军中供职是开心的事，而不是苦差。希望你们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愉快地工作，不要太玩命。该休假就休假。要留出一些时间来与家人在一起。除非绝对需要，我周末从不打算加班。我也不希望你们加班。若发现有谁在考勤簿上为他自己或他的部下记了星期六或星期日加班，他最好能讲出理由来。请记住，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任指挥职务，大概也是我的最后一任，所以让我们干得开心一些吧。”
我来德国没两天，就像被磁铁吸引一样，到盖尔恩豪森旧地重游。我只带了我的助手布鲁斯·斯科特。到那里后，我们驱车去我所熟悉的科尔曼兵营，把车停到D连营房前面。该连连长迎接了我们，陪我们到连部办公室。这当儿他喋喋不休地汇报着连队当前的工作，我却几乎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陷入了沉思。一个如此这般穿上了将军制服的当年的少尉，被对往事的回忆和当年熟悉的面孔包围着，他们中有汤姆·米勒、“红脸”巴雷特、军士爱德华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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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不得不再度搬迁。琳达回威廉—玛丽学院读书去了，迈克在陆军中服役，现在只剩下我们3个人了。我们搬进军长宿舍，让安妮玛丽入读美军家属的法兰克福中学。我们的住房很像敌国边界线上的哨卡。它位于一个叫巴特维尔贝尔的郊区，距我的办公室8英里。那是一座狭小的两层楼，有一名勤务兵照应。一个洗手间被改造成装甲掩蔽部，如果发生恐怖分子袭击，我们就得躲在里面，直到有人来解救。我们的住房四周装有铁丝网，房子前面是一间警卫室，宪兵一天24小时从它那只能由里面往外看的玻璃窗注视着我们的住所。这就是我们温馨的家。
在我看来，整天盯着将军的房子，除了偶尔能看到安妮玛丽晒日光浴以外，这对不到20岁的士兵来说是再乏味不过的事了。为了调剂一下这种单调的工作，我带一名警卫乘直升机到格拉芬沃尔去了一趟。我问他，当兵营中的人知道他要随军长一道出门的时候，他们要他向我提什么问题。他欲言又止。“说吧，孩子，”我鼓励他，“不要怕。”
“嗯，长官，”他说，“是跑步的事。”我常常到野地里去跑步，而只要我一出发，就会有一两名身穿运动服的宪兵冲出警卫室，不声不响地跟在我后面跑。这位警卫继续说道：“他们想问您是否知道在我们的周末休息日宪兵主任总是要挑几个人穿好运动服等在警卫室内。万一您出去跑步，他们就跟上。”
我嘴上什么也没说，但这种做法正是我所痛恨的那种过分之举。某些可怜的士兵在本该休息的时候，却不得不整天守候在那个小屋子里，只是为了别放过军长可能出去跑20分钟步这种偶尔为之的事情。应当承认，安全是一个难题。我到任的前一个月，恐怖分子就在法兰克福军人商店放了炸弹。但是，我跑步的时间没有规律，路我也每次不同，而恐怖分子搞袭击，靠的是他们的袭击目标活动的规律性。我几天以后才提起此事，为的是不暴露我的消息来源。我要宪兵主任取消这种做法。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如果我遭到袭击，那不是他的责任。看他那表情，好像并没有被说服。
出于安全考虑，我用的是一辆白色“奔驰”380SE防弹车。参谋军士奥蒂斯·皮尔逊是我的司机。这位来自亚拉巴马州乡下的黑人士兵是个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不大爱说话。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是为了克服不幸的童年对他的影响而来到部队的。现在陆军就是他的家。不久，他也成了鲍威尔家的一员。奥蒂斯以前为我的前任萨姆·韦策尔开车。韦策尔酷爱运动，同德国上层人士交往很多，有时还是一些奢华的狩猎旅馆的宾客。因此，奥蒂斯花过很多时间为韦策尔从树林中捡拾猎物。无论是韦策尔交往的一帮人，还是他的消遣方式都不合我的口味。我更喜欢打壁球和修汽车。而这两样都正是奥蒂斯的所爱。我来德国后，买了一辆几乎全新的“宝马”728，我们两人就玩起它来了。我喜欢像蝙蝠似地冲出巴特维尔贝尔的车库，在我的警卫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使这辆“宝马”以105英里的时速在高速公路上奔跑起来。
虽说西德人很乐意享受驻扎在他们同苏联人之间的美第五军（有7．5万人）为他们带来的安全，但是他们会更乐意我们呆在兵营里，到爆发战争时再出来。坦克和运兵车破坏着公路不说，我们的装甲车队常常使西德人的“大众”汽车无容身之地。我们的直升机整天在头上发出可怕的轰鸣，而且还常常干扰民用机场上飞机的起降。德国的环境保护组织“绿色组织”尤其讨厌我们。在第五军驻扎的黑森和莱茵兰—
普法尔茨这两个州，“绿色组织”的势力很强大。
一天上午，我接到第三装甲师师长汤姆·格里芬少将的电话。头天夜里，“绿色组织”在坦克训练场中央种上了一百棵小树。“将军，我要把它们挖掉。”格里芬对我说。
“别忙，汤姆。”我说。在德国是不能随便把树毁掉的。我们把树挖了出来，移栽到住宅区。后来，格里芬又举办了一次类似“地球日”那样的庆祝活动。我们邀请了当地政要、报界和绿色组织人士参加，但“绿色组织”拒绝了我们的邀请。不过，我们感谢他们帮助我们美化了我们的环境。正如我从温伯格救狗事件中所学到的，只要动动脑筋，就可以把不利化为有利。
我还记得，1958年汤姆·米勒上尉派我去守卫那门280毫米原子炮时，我是多么自豪，直至我在执行这一任务时丢了我的9毫米手枪。那时，作为我那一级军官，我根本不会想到核武器在战场上的妙用。我只是一个空降别动队员！只知道简单地回答“是，长官！”28年之后，我已身居指挥岗位，与属下的高级军官在进行打退苏联第八近卫集团军进攻的演习。我的作训处长杰里·拉瑟福德上校，正在图板前用教鞭解释说，如果敌人越过豪纳河和富尔达河，向福格尔斯贝格山脉挺进，他们就会进入莱茵河流域。那里是一马平川，敌人可能长驱直入，直奔威斯巴登和莱茵河的几座大桥。这样，北约部队就会被拦腰截断，敌人就会转而北上，直指英吉利海峡。“所以说，我们可以防守的最后阵地就是福格尔斯贝格山，”拉瑟福德解释说，“如果敌人真的到这里，那可能就需要请求使用核武器了。”
“把你使用核武器的计划给我说说。”我说。
“我们将用‘长矛’导弹和火炮发射的核弹来打击他们，核炮弹的杀伤范围刚好够封锁道路，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部队行动。”
“那么老百姓呢？”
“那里不会有老百姓。”
“他们到哪里去了？”我想知道个究竟。
“计划让德国人呆在村子里，别妨碍我们发射导弹。我们只袭击森林地带。”
“让我考虑考虑，”我说，“假若你是一个德国老百姓，你刚从紧急广播里听到俄国人要来的消息，而别人让你呆在家里，别碍美国人的事。你说心里话，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一点，我想你应当很清楚：黑森州和莱茵—普法尔茨州的每一辆‘宝马’汽车和‘大众’汽车都会装得满满的，连他们家的狗也放到车上，然后朝西开去。”
我们所谈论的不是往十字路口发射几发炮弹。不论这种核弹的当量多么小，我们都是越过了核门槛。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核弹，将成为自广岛事件以来最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决定之一。俄国人肯定会报复，战争还有可能升级。到那时，世界心脏的跳动会有短暂的间歇。从那一天起，我开始重新考虑这种小型核武器的实用性了。数年之后，当我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时候，我对于应当如何处置战术核武器有了新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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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顿下来了，一切都很舒适。凡是我需要的东西，我的副官布鲁斯·斯科特和我的能干的秘书朱迪·雷奥姆都想到了。雷奥姆在我之前为第五军的好几位军长服务过，知道哪些地方容易发生问题。离我在二楼的办公室几英尺的一间舞厅改成了壁球室，我每天都要在那里同其他军官以及我的司机奥蒂斯打球健身。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艾布拉姆斯大厦，很想把我们以前损坏的地方修复起来。我让随军的工程师们找到了1928年的原设计图纸，从五角大楼请来了乔·皮萨尼，让他像我们在艾森豪威尔走廊里所做的那样重新设计一下。大堂恢复了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模样。我不许人们为了给汉堡包店装排气扇而把那些有着漂亮线条的铅皮玻璃窗搬走。这项恢复原貌的工程一直进行到我的接班人杰克·伍德曼西中将的上任才完工。
不过，我的另一个想法——找到一个以前曾给司令部后面的大院增光不少的裸女雕像，并把这尊很好看的雕像归回原位。那雕像是1947年在一位十分守旧的上校夫人的坚持下被搬走的——却是在伍德曼西之后又过了两任才实现的。
看到五角大楼取得的预算胜利使驻德部队的状况明显改善，使我深感欣慰。多亏有了里根—温伯格的强兵之策，我们第五军才能得到现代化装备，部队的生活环境才能变得比较舒适。到这时，全是志愿兵的陆军已经满额了，而且我们接收的新兵是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当我属下的指挥官抱怨他们的满员额已降至百分之九十八以下的时候，我只一笑置之。他们这么快就忘了仅在几年前还不得不接收四类兵（最低限度的新兵水平）的状况了，也忘了满员额常常在百分之七十以下的时候了。我并不热衷于带兵打仗。但是，一旦战争到来，阿恰洛夫同志和他的红军部队定将面对一个极强的对手。
玛丽贝尔·巴杰坚持给我寄晚一个星期的《华盛顿邮报》，但我不知为什么对于首都的那些风风雨雨已经不再那么焦虑不安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自打我离开华盛顿就没有再回头望它一眼。
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位杰出的军官——美国驻欧洲所有陆军部队的指挥官格伦·奥蒂斯将军。他也是北约组织的一位指挥官，统率中央集团军群。奥蒂斯辖下有美国的两个军：我的第五军和我儿子迈克所在的第七军。第七军军长是安迪·钱伯斯中将。我接任第五军军长一职后，这两个军都处在黑人三星将军的指挥之下。令人感到振奋的是，谁都没注意到这一点。这说明陆军对于种族区别已经是多么地不在意了，它也可以很好地纠正欧洲人对于美国的种族关系的误解。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点像要塞的地方，我家在法兰克福的生活却是其乐融融。除了在野外演习期间外，我通常都是下午5点钟下班，打一会儿壁球后回家吃晚饭。饭后处理一点公文，便可以休息了。午夜不再有值班主任报告国际突发事件的电话响个不停了。若是打个比方的活，可以说我是由热锅上跳进了安乐椅。在业余时间，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在奥蒂斯的帮助下修理我那辆1982年“宝马”牌车。
不过，社交活动的负担却相当重。我常常同某位市长一起坐在讲台上，或者到德美文化中心剪彩。阿尔玛至少是4个妇女组织的成员，那些组织的名字很难念，诸如斯托伊本舒尔茨协会，等等。但是，让别人来为你做你以前干过的事情，如当勤务兵和马夫之类，那还是很开心的。每逢有募捐活动，人们总是希望我率先作象征性的捐款。每逢军官俱乐部举行慈善拍卖，人们总是希望阿尔玛和我第一个出价。
在每年一度的献血活动开始时，军部的军医主任希望我先捐第一滴血。我随他去医院时，后面跟着一批军报的摄影记者。一位年轻的军医把血压计的绑带缠在我的胳膊上，给我量血压。他显出很疑惑的样子，又量了一次，然后再量一次。他去找来军医主任，主任又来给我量一次。最后，医生们取消了拍照和我在献血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在华盛顿期间多年被午夜的电话铃声所扰、每天要干14个小时的工作，这一切显然造成了恶果——我的血压偏高。我遵医嘱进行治疗，而且一直持续至今，使血压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我和迈克尽管同驻一个国家，但却很少见面。我们的联系主要是靠通信。来自迈克的消息总是使我回忆起自己还是年轻军官的那个时代。他在信中说，有天夜里，他们在边界哨所值班时，他的长官喝多了酒，醉成一摊烂泥。这时，电话铃声响了。由于那位军官已经失去了知觉，什么也听不见，迈克只好接了电话。电话那一头的中队主任参谋怀疑其中有些蹊跷，便追问为何那位长官不来接电话。迈克无奈，只好如实相告。第二天早上，这位指挥官就被解了职。对迈克来说，那真是个倒霉的电话。他那样做是对的，尽管有些同伴出于对长官的盲目忠诚，批评了他的做法。
当迈克对我们讲述他第一次见到死人的感觉时，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的第一次这种经历发生在格拉芬沃尔，当时有一枚流弹击中了一顶挤满年轻的美国士兵的帐篷。这次是在一次深夜演习时，一辆M—113装甲运兵车开到了软质路肩上，碾死了迈克的一位士兵。迈克在给我的一封长信中倾诉了他心中的极度悲痛。作为父亲，我渴望能前去帮助他。但我知道，一名军人必须基本上是独自地经历这种事情，从中汲取教训。没有哪个职业像军队这样，把生与死的责任放在年轻人的肩膀上。不过，迈克成长得很快。这次事件也提醒阿尔玛和我——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这种提醒——即便在和平时期，当兵也是件危险的工作。父母永远不能完全把心放宽。
从那些通过小道传到我这里来的消息来看，迈克干得非常出色，有可能在升为中尉之后担任部队的主任参谋。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也想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陆军。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个决定是他独自做出的。
1986年初秋，一个国会代表团来我们这里视察。对这类检查大员，我本来有一个很合标准的接待场所。这个视察团中有一位45岁的四任共和党众议员。他就是来自怀俄明州的理查德·B·切尼，当时是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我同切尼从未见过面，但我知道切尼年仅34岁就当上了福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我没有安排盛大的表演，而是把视察团领到我办公室，我从桌上拿起了阿恰洛夫的照片说：“此人就是第五军驻扎在这里的理由。”我使用了这样的开场白。我解释说，阿恰洛夫原来是个伞兵，几年前在一次跳伞时摔断了腿，改行来到机械化步兵部队。“他比我年轻，但比我受过的训练要多。”此人是位军事思想家，写过五六篇有关欧洲地面作战的文章。这些文章我全读过。他指挥着8万人的军队，比我指挥的多。他的部队的训练程度和装备水平不比我们差。他们呆在距我们只有66英里的地方。“不过，我指挥的军队可以挡住他们的进攻，”我说，“我们也许挡不住那些一层一层一直排到莫斯科的后续部队，但是我们可以挡住阿恰洛夫。”
切尼议员默默地听着，没提多少问题。不过，他所问的都是击中要害的问题。我意识到，我面前的这个人的头脑可不一般。当时我还无法知道，几年之后，我们两人会变得那么亲密，共同对付现实的、而不是潜在的敌人。
美国陆军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利品之一是一列体现一个已往时代的辉煌的私用火车。火车上有着设备齐全的厨房、一组服务人员、一间休息室和可供6个人睡觉的地方。它现在供驻德美军高级指挥官使用。阿尔玛和我成了罗纳德·劳德及其夫人乔·卡罗尔·罗恩的亲密朋友。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罗恩曾是国防部助理部长，现在——在有纳粹污点的库特·瓦尔德海姆已当选总统这段关系紧张的时期——任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那年夏天，我决定体验一下我在乘地铁的年轻时代不曾领略的气派。我邀请了劳德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简和艾琳一道乘那列火车去柏林一游。罗恩是很有钱的。他赞成这种旅游方式，但是在柏林，我对奶酪汉堡包的爱好以及我所要的装在旋盖瓶内的葡萄酒却令他很失望。在我们后来的友好交往中，我们做了分工：由他来选饭馆，我来享用。
正当我埋头工作于驻德国的第五军的时候，我在华盛顿期间要温伯格给予注意的那些严家保密局的电报终于真相大白，这就是伊朗—孔特拉事件。11月1日，全世界从贝鲁特《帆船》杂志上获悉，美国一直在秘密地卖武器给霍梅尼政权，尽管里根总统保证永远不同恐怖分子打交道。我曾参与把陆军的“陶”式导弹调给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而那些导弹后来转交给了伊朗。接着又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这消息是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于11月25日披露的。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这些人把卖给伊朗的武器提了价，然后偷偷地把获得的利润汇到一些私人银行账户上，以资助孔特拉集团。不仅我对这种资金转移毫不知情，连总统、内阁和国会也都不知情。波因德克斯特辞了职，总统也解除了奥利·诺思的职务。
总统现在得任命一位新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从阿米蒂奇—巴杰这条内线获悉，弗兰克·卡卢奇是首要人选。这是个明智的选择。然而，当朱迪·雷奥姆喊我去接卡卢奇的电话时，我立即感到不安起来。我对他表示祝贺，但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的心沉了下去。他说：“科林，你得回来。我接了一个烂摊子，我需要你来帮助我收拾。我希望你来当我的副手。”
“弗兰克，这个烂摊子可不是我造成的，”我说，“你能找到许多跟我干得同样好的人。”我向卡卢奇指出我是多么不够格担此重任。“你为什么不从你在外事部门的朋友中选一位？”我问，“乔恩·豪怎么样？”——乔恩·豪就是接替我担任卡卢奇的军事助理的那位精明的海军将军——“他现在是国务院的政策计划员。”我指出。
“我要找的不是对外政策专家，”卡卢奇说，“我要找的是懂得怎样开展工作的人。我需要的是你为卡普和我做过的那种工作，一个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整顿秩序、立下规矩的人。”
“弗兰克，我好不容易回到真正的陆军部队中来了。”我向他求情。我对他说，在我证明自己是一个能干的军长之前，我不想离开部队。我不想成为一个当了两个月连长，一年营长和旅长，没当过师长，当了5个月军长又突然溜掉的人。而且，在有了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这两个人的经验之后，我认为，再让一名军人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美国所无法承受的。
“我们需要你，科林，”弗兰克不为所动，“这是件大事。
请相信我，这关乎总统的职位。”
我打出了我的最后一张牌。“你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干系的。”我讲了我根据里根总统的《必要性的审查结果报告》安排调拨“陶”式导弹的事。
“我会让司法部和白宫的律师们去研究这个问题。”他说。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我对他说。
“我们下次再谈。”他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拼命要抓住救生圈那样，我给威克姆将军打了电话。他对我表示同情，但又搬出了他那套老话：“我早对你说过，科林，也许你命中注定不能当指挥官。这事由你来决定，但是我相信你应当去做他们要求你做的事情。”不过，他又说，如果我接受了这个职务，他可以争取在危机过去之后让我很快回到陆军中去。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威克姆很快要退休了。如果我接受了这个职务，恐怕那就标志着我的陆军生涯的完结。然而，压力在继续增大。不久，温伯格又打来电话，说：“科林，我相信在总统需要你的这个当口，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两天后，卡卢奇又打电话来。他查了一下，看看在
“陶”式导弹这件事上我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麻烦。结果我是清白的。看到这最后一条出路也被堵上了，我不再拐弯抹角了。“我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体面地离开这里，这是使我可以面对我的军官同事们的惟一办法，”我说，“而这一点是你所做不到的，弗兰克，得总司令亲自发话才行。这是我这个圈子的人惟一能理解的事情。”
“好的。”他说。
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我居然以为自己已经躲过这颗子弹了呢。
12月12日，阿尔玛和我参加了一个圣诞聚会刚回到家，正在厨房里坐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的是白宫接线员那威严的声音。是总统亲自打电话来。电话中的罗纳德·里根讲话很亲切，像老朋友似的，说他希望他不是在不方便的时间打电话来，说他不习惯给将军们下命令。接下去他便进入“正题”了（那是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肯·阿德尔曼为他准备的）。总统说，上次我们一起到格林纳达去，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他知道我在第五军干得多么好；他知道我多么喜欢指挥岗位；他知道阿尔玛和我在法兰克福过得多么开心；我此番去华盛顿只是在军事生涯中稍作迂回，但对美国来说却至关重要；他需要我来帮助弗兰克·卡卢奇整顿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烂摊子。
“是，总统先生。”我回答说，“我一定照办。”我已经没有选择了。
“上帝保佑你。”他说。
对我的任命是1986年12月18日宣布的，头衔是“总统的国家安全副助理”。我一个人先去华盛顿安排住房，购置汽车，为我的女儿安妮玛丽转学。她将回到她5个月前刚转出的那个学校。我还同卡卢奇谈了谈我们在群龙无首、飘乎不定、士气低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所面临的工作。我回到法兰克福正赶上过圣诞节。那个节过得乱糟糟的，搬家工人把我们家弄得一片狼藉。到了1986年的最后一天，我正式交出了第五军的指挥权。
我任第五军军长只有5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倘若我能干满4年任期，我本来会有机会升为四星将军，成为驻欧美国陆军部队总司令。我从萨姆·韦策尔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精锐的军，我的那一班人使它变得更加出色了。我付诸实施的两项新措施在我走后不久就见效了。在此后举行的两次北约组织竞赛中，第五军都赢得了胜利。一个是美国以前从未赢过的博斯莱格骑兵竞赛，一个是加拿大陆军杯坦克竞赛。这后一项竞赛我们也很久没赢过了，尽管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这些竞赛在门外汉看来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北约组织内，那就和在一个赛季同时赢得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和超级杯赛这两个比赛差不多。我的继任人杰克·伍德曼西好心地给我往白宫打了电话，与我分享这一荣誉。但是，我肯定更希望自己仍能身在德国，亲自参加颁奖典礼。
1987年1月2日，我又穿上了我以前穿过的一身便服坐在白宫西翼的一个小房间内，那房间的面积大概跟我的第五军办公室内的洗手间差不多。隔壁的办公室地处楼角，宽敞通风。在那间有名的办公室里坐着我的新上司——毋宁说是担任了新职务的老上司——弗兰克·卡卢奇。他现在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这时的白宫静得可怕，因为里根一家在加州度假尚未回来，总统和他手下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此时都不在。
弗兰克和我都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我们当时的处境就好像是接过一个其营长刚被撤职的士气低落的营；或者是一个因比赛输了球教练刚被解雇的球队；或者是一个高级职员不久前携款潜逃的一家公司。肯·阿德尔曼、玛丽贝尔·巴杰和卡卢奇的前军事助理格兰特·格林已经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帮助弗兰克处理接管事宜了。阿德尔曼的工作最难做：他要先把老的工作人员清理干净，然后才能回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去。卡卢奇和我要做的事情差不多是另起炉灶。
有一天，我正在琢磨我的电话是怎么装的，忽然听到一个略带鼻音的充满热情的声音。“他在里面吗？”突然，我的门口出现了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他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向前伸着手。“我是乔治·布什，”他说，“欢迎你来白宫。很高兴你和弗兰克都过来了。你们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班子。”这时的我，在思想上还把自己当做一名步兵将军，可是美国副总统却到我这里来祝贺我就任新职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受到俱乐部老板欢迎的得奖新手。我听说，副总统和我还要共用一个洗手间呢。今晚可得把这事对阿尔玛说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47年成立的。陆军部、海军部和另外两个军种也是在那一年合并成为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章程很简短，也不特别深奥：“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对内、对外和军事政策的协调方面为总统提供咨询。”讲得通俗一点儿，就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许多机构和个人都想让总统听从他们的意见，因此总统需要一个“裁判”，即一个不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机构，来客观全面地向他说明每个竞争者的观点和国家安全顾问自己的立场。一个好的顾问应当是一个诚实的掮客。亨利·基辛格使这个机构的权力达到了顶峰。那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比国务院的权力还大，直接从白宫西翼掌管对中国和苏联的政策。在他当上国务卿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还保留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以防止任何人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这个国务卿。
在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诺思这伙人的把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无法正常运转。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错。他们为总统工作，而他们的总统却不喜欢插足于他的那些权力很大的阁员之间，做出困难的抉择。他们为之工作的总统希望人质获释、孔特拉继续存在，但自己却不大操心具体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其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填补了一个权力真空，成了自己的进行小型战争的国防部、成了自己的实行自己的秘密外交的国务院、成了自己的从事隐蔽活动的中央情报局。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伊朗—孔特拉丑闻。
我上任头一天就打了我在这里的第一仗。卡卢奇向来讨厌与讲话稿打交道，于是便派我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参加一个高级助手会议，讨论为总统起草的一份有关防务预算的讲稿。推销这个讲稿的是总统的主要撰稿人——爱吵架的托尼·多兰。此人以前是专报调查性新闻的记者，获过普利策奖，现在是里根撰稿人中的极右派。我提出，这份讲稿是否过于尖刻了。多兰立即跳了起来，指着鼻子斥责我对文字上的事一窍不通，除了军人手册以外，对其他东西一概没有资格评论。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一个新来者进行的考验。我没有退让，但是这个地方的人比五角大楼总部的那些人还要难对付。
过了几天，在总统回来之后的一天，卡卢奇从我的门口探进头来说：“来吧，我们去向他汇报。”当时，约翰·托尔正领导一批人对伊朗—孔特拉事件进行调查。他在白宫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有关国家安全顾问或他手下的人向总统说了些什么、总统同意了些什么的任何记录。卡卢奇对我说，我的职责就是填补这个空白。他说：“你想说什么尽管说，但是你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对他说的话和他做的决定记下来。”
我们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正在听他的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汇报其他问题。我们来后，总统站起身来，亲切地笑着，向壁炉左边的安乐椅走去。他再次对于把我从德国调回来表示歉意。这时，副总统布什进来了，坐到了总统左边的安乐椅上。卡卢奇坐到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到该沙发的另一端。里根坐在我们对面的长沙发上。总统在开始讲话之前先说了一个笑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例行程序）。我的目光落在他的双脚，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穿皮鞋都会使鞋的面部出现一些皱褶，而他那双像镜子一样亮的鞋何以会一点儿皱褶都没有呢？不论是这一次，还是在其他场合，他的鞋看上去永远都像第一次上脚。
卡卢奇先把过去24小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回顾了一遍，接着便谈到眼下的难题，即我们打算怎样把已经彻底毁于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重建起来。“首先，总统先生，”卡卢奇说，“我们把奥利·诺思那一摊工作取消了。我们要使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此以后不再从事隐蔽活动。”他进一步解释说，我将对中央情报局目前正在从事的全部隐蔽活动进行审查。“我们已经拟定了4条检验标准，”弗兰克继续说。对每一项活动，我们都要提出以下问题：（1）它是否合法？（2）我们是否知道它应当达到什么目的？（3）它是否正在实现为它确定的目标？（4）如果这种行动突然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美国人民会怎么说？他们会说“我们真是些聪明的小鬼头”，还是会说“这帮人都是些蠢货”？卡卢奇说，如果一项计划通不过上述检验，我们就将建议把它取消。“而且，”他最后说，“我们雇了一位名叫保罗·史蒂文的律师，确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法的。”
在这第一次汇报会上，里根总统听得很认真，问了几个问题，但是没有做任何指示。后来这几乎成了我们每天上午向他汇报时的惯例。我们把各阁员及国会的不同观点摆出来，等待总统来对它们进行剖析，找出它们的根本动机。但他却不这样做。最令人气馁的是，在卡卢奇介绍各派意见的时候，总统几乎不说一句话，直至弗兰克提出建议来。此后，总统只是承认他听了他的汇报，但却不说“是”，也不说“否”，连个“可能”都不说。会后，当我和弗兰克顺着大厅往回走的时候，弗兰克小声嘀咕说：“这算是同意吗？”最后，我们就假定总统知道我们把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加以平衡后，做出了我们最好的判断。总统显然觉得，只要他知道我们以他的名义做的事情就行了，没有必要再说别的。至少，这是我们所做的乐观的解释。
总统消极的管理风格使我们负担很重。我们对于在没有明确决定的情况下实施各种建议感到很不坦然。后来才慢慢习惯了。如果某个决策以后遭到批评，这种决策还能实施得下去吗？总统还会记得这些事情吗？一天上午，在我们做出了不履行一项关键性军备控制项目的新决定之后，总统又未置可否。离开时，弗兰克抱怨说：“天哪！总统不表态，我们的使命可不是领导这个国家的！”
卡卢奇注意到，我们两个人从原班子中承接了5位秘书。我的主要秘书是一位能干而又和蔼的女士，名叫弗洛伦斯·甘特。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20多年了。我问过弗洛伦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秘书。她解释说，因为以前工作人员常常要一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周末还要加班。我把这种情况对卡卢奇讲了。他说：“把其中的两人调走。”我们用正常的时间工作，就能造成足够的“损害”。正是那些不分昼夜的工作狂们把政府推到倒台的边缘。我们是这样工作的：每天晚上7点钟离开办公室，有时星期六来一下，但星期日是决不加班的。卡卢奇总是能在星期五下午7点钟溜出去打网球，然后就不回来了。就是这样，他做的决定也比先前那些夜猫子更明智、管的事情也比他们更多。我们回家的时间也比他们早。但是，像我们干的这种工作毕竟不能按时上下班。我常把工作带回家去做。而且没过多久，就又像在温伯格手下时那样没早没晚的忙了。在法兰克福那些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忠实可信的约翰·威克姆在华盛顿地区的麦克奈尔堡为我们安排了一所具有乔治王朝时代风格的邸宅。那是我们住过的最漂亮的陆军房舍了。全家人第一次走近那栋房子的时候，安妮玛丽学着《飘》里郝思嘉的样子，伸出双臂说：“我发誓，我永远不再受穷了！”麦克奈尔堡什么都好，就是有些与外界隔绝。每当阿尔玛需要点针头线脑什么的，她得开车到14街大桥的对面去。这个地方非常僻静，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静园”。最糟糕的是，这里没有车库可供我装修汽车。上次，当威克姆在喧闹的迈尔堡为我们找到一所比较朴实的住宅时，我们也像这次一样高兴。这是我们不到一年内第三次搬家。
2月26日，托尔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有关伊朗—孔特拉事件的报告。报告把里根总统说成一个糊涂而不了解情况的人，而且认为他的甩手管理方式是他不知道在他自己总统任内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托尔的报告成了我们的“业务指南”。它建议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卡卢奇发布了一道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得卷入任何军事活动。我们是为总统提供咨询的；我们不管打仗的事，也不负责制定隐蔽活动战略。那些事情自有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去做。
托尔报告发表后，迫使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压力日益增大，但总统却一直顶着，不肯这样做。这时把老资格的撰稿人兰登·帕温请来了。根据卡卢奇的指示，我同帕温一道起草一篇应当对伊朗—孔特拉事件做最后交待的讲话。
托尔委员会严厉批评卡尊·温伯格和乔治·舒尔茨，说他们在查明波因德克斯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方面态度不积极。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我清楚地记得坐在温伯格办公室里听他斥责这些武器交易是愚蠢的。我曾帮助他在满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求和指示方面竭力缩小国防部的作用。而且，我知道温伯格和我们在国防部工作的其他人一样，对这一事件最违法的方面——即把向伊朗出售武器得到的利润转给孔特拉——毫不知情。
温伯格听说我在为总统起草讲话稿，就告诉我说，他希望我能把他起的作用澄清。鉴于他和舒尔茨当初是反对这项计划的，我就设法争取总统为这两个不情愿的参与者讲几句开脱的话。我们建议总统这样说：“然而，仅仅为了公正起见，我必须说，（托尔）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乔治·舒尔茨和卡斯珀·温伯格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们两人都曾大力反对向伊朗出售武器，也多次向我提出这样的劝告。委员会说这两位部长没有对总统给予支持也是错误的。尽管他们反对这项计划，他们确实是支持我的。我现在发现，这两位部长也被排斥在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些会议之外，排斥他们的正是不让我了解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情况的那些人，所用的办法也是他们用来对付我的办法。”在我参与起草的最后一次草稿中，这些为温伯格和舒尔茨开脱的话都写在里面了。
3月4日，里根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这大概是他所发表的最不愉快的一次讲话了。总统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几个月前，我曾对美国人民说，我们没有用武器去换人质。我的良心和我的意图告诉我，这至今仍是真话。但是，事实和证据却告诉我，这不是实情。正如托尔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一开始是要在战略上对伊朗作些松动，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出了偏差，变成了用武器交换人质。这是违背我自己的信念、违背政府的政策，也违背我们最初想要实施的战略的。这种事的发生有其原因，但是没有借口。这是一个错误。”
然而，为温伯格和舒尔茨开脱的那一段却被删掉了。它是被里根的政治顾问们枪毙的。他们认为这段话会冲淡讲话的主要思想——即总统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我对这种做法感到很不高兴。不过，10天后，总统在每周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至少说了舒尔茨国务卿和温伯格部长“曾竭力劝我不要实施这项建议”这样的话。
罗纳德·里根虽然承担了责任，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自认为是清白的。在他任期的余下时间内，我们学会了回避这个问题，就像躲避毒草一样。如果有谁无意中碰到了这个导火索，里根会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上20分钟，讲为什么这个交易本不是要用武器交换人质，讲我们怎么知道伊朗没有温和派？
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3个。第一个是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创造的东西方关系的新势头。其次是在伊朗—孔特拉事件披露后变得更加混乱的中美洲的混乱局面。最后是中东问题。在中东，伊朗和伊拉克仍然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人质仍被扣押在黎巴嫩的一些隐蔽地点，尽管已经把武器交给了伊朗。
为了履行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我们不得不在使普通百姓眼花缭乱的庞大官僚机构的名册上再增加一个单位。鉴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负责把各部门的立场汇总起来交给总统考虑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协调机构，于是便成立了政策研究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吸收的是一批比内阁部长低一级的出色高级官员。具体成员如下：来自国防部的是里奇·阿米蒂奇，有他在，就好像有我的亲兄弟或保镖在我身边。来自国务院的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迈克·阿马科斯特。阿马科斯特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也当过白宫研究员，我们已相识多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先是约翰·莫勒林中将，后来换成曾接替我担任卡卢奇军事助理的乔恩·豪海军中将。豪还当过国务院军政事务局局长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是该局第三号人物迪克·克尔。布什副总统的安全顾问唐·格雷格也参加了。视所研究的问题的需要，有时还请一些其他的人参加，但以上人员是这个机构的核心成员。我们大家彼此都很熟悉，也都深知在华盛顿“环内”工作的各种奥妙。
我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10天之后，1月12日那天，波斯湾局势就成了政策研究小组的主要议题。政府各部门都接到通知，从今以后，美国同伊朗之间只存在一条联系渠道，那就是国务院。军火掮客及背着糕饼和圣经（奥利·诺思一次秘访德黑兰时就这样干过）的詹姆斯·邦德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今后一律不得代表美国讲话。我们还明确宣布，在武器禁运仍然有效期间，美国连一个弹弓也不能向伊朗提供。而且，鉴于波斯湾石油的自由运输对于我们有如经过动脉输送的血液一样重要，对于伊拉克和伊朗对科威特油轮造成的威胁必须予以对付。我们已告知科威特政府，如果它要求为其油轮悬挂美国国旗，从而把这些船只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愿意作出响应。以前不曾有、而我们竭力要确立的是一项人人都理解并同意的政策。由于总统采取消极的态度，以前有少数人做了一些绕过他的权限的、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由于温伯格和舒尔茨总是有摩擦，我们常常是吵架多于合作。卡卢奇和我希望能有一些由内阁帮助制定、得到总统认可并且得到国会理解的明确的立场。
例如，几个月之后，当美国军舰“斯塔克”号在波斯湾偶然被伊拉克的一枚“飞鱼”式导弹击中的时候，由于我们有了一项既定政策，我们就不必向国会解释为什么那艘军舰会呆在那里了。那次袭击是个不幸事件，有37名美国水兵丧生。但是，这个不幸事件是发生在实现一个前后一致的总目标——使石油运输通道保持畅通——的过程中。当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在波斯湾撞到一枚水雷的时候，我们也把由此引起的危机对付过去了，因为这一事件也是在同样政策背景下——保证石油运输不中断——发生的。以前就没有这种前后一致性，因此才有了伊朗—孔特拉这场灾难。政策研究小组成了我们在政府内部形成一种得到广泛理解和同情的对外政策的手段。
下一个大问题是对仍然在同尼加拉瓜的马克思主义桑地诺政府斗争的孔特拉怎么办。奥利·诺思为孔特拉安排的那种避开国会的一项禁令的后门援助是造成伊朗—孔特拉事件最糟糕之处的根源。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抹煞孔特拉事业的正义性。然而，在应当如何同孔特拉打交道的问题上，政府内部、乃至在支持他们的人中间，形成了鲜明的两派。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认为孔特拉对于继续向桑地诺分子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旁是有用的。我们希望能在谈判桌上说服他们在国内实行民主，停止输出共产主义。卡普·温伯格则以一种罗曼蒂克的心态看待孔特拉，把他们看成像在阿富汗同苏联人作战的圣战者一样的组织。在他看来，这些尼加拉瓜人是自由战士，他们为解除马纳瓜的桎梏而做的认真努力值得我们给予全力支持。
我喜欢从基层了解事情的真相。在这个问题上，我最好的消息来源就是一个叫艾伦·菲尔斯的人。他是中央情报局中美洲特工组组长，负责向孔特拉供应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食品药物等等。在政策研究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我问菲尔斯：“孔特拉最终能把多少军队投入战场？”他说，充其量也许能有1．5万人。“这样一支部队有希望从山里出来，打败桑地诺军队吗？”菲尔斯说，根本没有可能。“尼加拉瓜人民有没有可能站起来支持孔特拉？”菲尔斯回答，可能性不大。对我来说，问题就解决了。孔特拉是一张用来施加压力、促成以谈判解决问题的牌，但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雇了一个名叫何塞·索尔萨诺的坚决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来做我们的拉丁美洲事务顾问。何塞管我叫“我的将军”，这使我想起，拉美人200多年来都是这样同将军打招呼的。
为了使我能更好地了解孔特拉，何塞安排我在迈阿密会见他们的一些得到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领导人。我见到的人可谓良莠不齐。孔特拉的军事司令恩里克·贝穆德斯上校作为一个时刻准备为自己的事业而献身的真正的自由战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桑地诺分子接管权力的时候，不收容的腐败的索摩查政权的遗老遗少而已。有人形容他们是“穿‘古奇’名牌的司令官”。但是在东西方两极分化的那个年代，我们是什么人都不嫌弃的。
我同何塞·索尔萨诺以及白宫的两位法律助手——戴夫·阿丁顿和艾伦·科拉诺维茨一道，成了政府中竭力争取国会给予足够的支持、使孔特拉能维持下去的主要吹鼓手。每隔几个月，国会就有一个资助孔特拉的提案要讨论。在非武器援助方面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赢得支持。在杀伤性武器援助方面，我们也可以指望像众议员鲍勃·米切尔、米基·爱德华兹和参议员戴维·博伦、沃伦·拉德曼及特德·史蒂文斯这样一些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的坚定支持。但是，要使大多数民主党人批准提供武器弹药，那真比登天还难。
一天晚上，正当一个议会委员会又在辩论一个法案的时候，我感到我无法说服民主党人不要立即切断对那些正在为民主而战的人的援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说，“我在丛林中呆过，我在孔特拉现在所呆的地方呆过，只不过那是1963年在越南的事。你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是多么急切地盼望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每隔两周给我们送补给品来。我们依靠那些东西活命，而不是用它来享受。孔特拉现在就处于这种境地。”我指出，我们现在不是在一个有空调的高级房间内举行一个对外政策研讨会。“我们现在谈的是让那些对美国寄予信任的人活下去还是任其死去的问题。”这时，房间内变得鸦雀无声。有些民主党人点起头来。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差不多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休息了一会儿，让双方都有时间商量一下。
当我们回到会议室的时候，我发现特德·史蒂文斯和沃伦·拉德曼落在后面，彼此耳语着什么。我们在会议室内坐好之后，我准备告诉民主党众议员戴夫·奥贝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这时，特德·史蒂文斯霍地站了起来，说除非民主党人也同意确定一个国会讨论追加对孔特拉援助问题的新的最后期限，否则他不赞成前面达成的协议。这个要求以前也提出过，被民主党拒绝了。拉德曼也高声说，他同意史蒂文斯的意见，说完，两个人就开始退场。到了这个时候，人人都想回家了，所以已经感到厌倦的民主党人就做了让步。会后，我同史蒂文斯和拉德曼两人一道从国会山抄近路回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大笑起来。原来，他们的退场只是一种表演，而它奏了效。他们说，我这个人“太不懂政治”，不能玩这种游戏。在五角大楼和白宫，我也许已经毕业了。但是在国会这所大学里，我还只是个新生。
凌驾于我们所关注的所有其他问题之上的是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的防务战略和预算几乎完全是我们认为苏联所具有的能力和意图的反映。苏军的规模和状况是我们扩充自己兵力的依据。在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我们几乎总是从东西方竞争的角度来决定站在哪一方。苏联新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把这种老的冷战公式完全颠倒过来了。看来，戈尔巴乔夫更重视解决苏联国内问题，而不愿再在安哥拉和阿富汗等地进行毫无结果的冒险。他也不想再为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巨额赤字付款了。只有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他才能减少苏联庞大的军费开支，把这个国家的财力用在迫切的民生需求上。因此，到1987年夏末，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通过谈判来销毁中程核导弹。这意味着要销毁苏联的SS—20导弹。对我们来说，则意味看销毁陆军的潘兴—Ⅱ导弹和空军的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当时，罗纳德·里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从这样的地位出发，他具有的远见和灵活性是那些只会做出机械反应的冷战斗士们所不具备的。他承认戈尔巴乔夫是新时代的新人，为和平带来了新的机会。双方可能达成一项关于中程核力量的协议，这个光明前景意味着整个一个级别的核武器将被全部销毁，这还是自原子时代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正当我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致力于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时候，美国人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国会两院关于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联合听证会上。5月5日开始的这种听证会吸引的听众像肥皂剧一样多。听证会期间，美国人看到了奥利·诺思的不寻常的表演。委员会为诺思派定的角色是无赖，但他却用高超的演技使自己至少在一半观众眼中变成了一位具有感召力的爱国者。我不属于这些观众之列。不管诺思的动机多么好，他总归是同波因德克斯特等人一起利用武器销售筹款来做了被美国人民选出的代表禁止做的事情。而且，他采用一种对总统和国会不负责任的做法干这种事。这是错误的。
国会的调查委员会没有传我去做证，但是我于6月19日那天主动地就我在帮助安排向中央情报局调拨“陶”式导弹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向委员会的律师们提供了证词。我是在白宫的情况室内同参议院的首席律师阿瑟·利曼和众议院律师约瑟夫·萨巴会面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国防部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些“陶”式导弹运给伊朗，而是先把它们调拨给中央情报局。我重申了温伯格部长的考虑。“他认为把武器运给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不是国防部该做的事情，此事既然一定要办，那就应当让政府中那些能够做也同意做这种事的人去做好了。”
利曼随口说了一句：“也许我应当知道这一点，部长有没有日记？”
“据我所知，部长是不记日记的，”我回答说，“他倒是有一些笔记，但我不知道他用这些笔记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把这些笔记怎么处理了。”我从未见他记过够得上通常意义上的日记的东西。但我提到“笔记”，因为我记得那些保存在他办公桌抽屉里的小白纸簿。我从未读过这些笔记，所以我不认为我应当把这些东西说成日记。我以为这些律师一定会接着再提问题来对我施压，但他们却转而谈起别的问题了。这些笔记不是什么秘密。《时代》周刊后来刊登了一张照片，拍的是温伯格在去职的前一周捆包这些笔记的情景。这些笔记后来被放到了国会图书馆，没有销毁，也没有转移。
我本希望这次谈话后，我同这件事再无干系了。然而，当独立律师劳伦斯·沃尔什把他对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调查无限期延长的时候，这些笔记本的事再度被提出来了。1991年，即在第一次约我谈话的4年之后，这位独立律师的助手们在国会图书馆查阅了这些笔记。他们得出结论（在我看来这种结论是错误的）认为卡普说他对于1985年秋，即在总统于1986年1月正式授权之前，向伊朗运送“霍克”导弹零部件的事毫不知情，这不是真话。沃尔什的这些助手就笔记上的条目仔细地盘问我，而我这是第一次获准阅读这些笔记的内容。后来，温伯格的律师鲍勃·巴尼特要我就这个问题做证。那次做证时，我在提到这些笔记本时有一次无意之中把它们说成了“日记”。
得！这下子可惹了麻烦。那位独立律师觉得抓住了我的自相矛盾之处。4年前，我说过据我所知温伯格没有日记，只提到有一些笔记。现在，在看了笔记并就这些笔记接受了检察官的工作人员询问之后，又把这些笔记称为“日记”了。对于沃尔什来说，抓住了我这个过失，就足以在他的最后报告中给我写上一条罪状。
在这份报告于1993年12月3日公布时，它是这样写的：鲍威尔在1985年也是“了解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详细情况的”。这真是大错特错了。当时我知道有些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建议，但是在1986年里根签署《必要性的审查结果报告》、授权同伊朗作交易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已经实际运送了武器。“鲍威尔最初提出的有关这一计划的说法是坦率而前后一致的。”报告得出结论说。它接下去又说：“……但是，他的有些说法则值得怀疑，看来基本上是为了保护温伯格才这样讲的。然而，由于独立律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鲍威尔故意发表虚假声明，这些问题无法追究下去。”我对这些话的言外之意感到非常愤怒。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来评断我是否真的发表了虚假声明。而沃尔什这份报告却在暗示我说了假话之后把这个问题撇开不谈了，只留下一个不公正的、没有根据的结论。被冤屈的不仅是我一个人，阿米蒂奇和另外一些人也受到了类似的不公平待遇。
不过，这份报告至少对我而言是给伊朗—孔特拉事件划上了一个句号。但是，独立律师对温伯格却很不留情。他遭到起诉，尽管布什总统在去职之前赦免了他。在此之前，我和许多人都去找过总统，建议赦免他。温伯格是个自尊而正直的人。遭到起诉对他而言就是奇耻大辱。正是这个人，从这个用武器换人质的计划出笼的第一天起，就把它斥为“荒唐的”想法。这个计划实施的每一步都受到他的反对，直至里根总统决定照办时他才停止斗争。如今，他不仅没有受到赞扬，反而受到一个不受任何约束、有的是时间和经费的独立律师的百般折磨。对卡普·温伯格的指控是对公理的嘲弄。
弗兰克·卡卢奇把政策研究小组会议几乎完全交给我来管。多年来，我吃够了那些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白费时间的事情的苦头，因而自己为举行会议立下了几条规矩。第一，事先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就议程问题提出建议，但是最后的议程由我来定，然后在会前散发给与会者。第二，一旦会议开始，任何人不得更改议程。第三，每个人都知道会议将进行正好一个小时，前5分钟和最后10分钟都是留给我的。我在前5分钟内说明为什么要开这次会，到会议结束之前应当就什么问题做出决定。此后的20分钟让与会者陈述他们的意见，其间不得打断他们的发言。接下去是自由发言，透过那些做姿态的部分来研究各种意见的实质，批驳那些站不住脚的理由，共同向那些极端可憎的观点开战，一般来说大家还是比较开心的。50分钟过后，我再度掌握控制权。我用5分钟根据我的理解对大家的观点加以归纳，与会者如有不同意见可以用1分钟的时间提出来。在最后的四五分钟内，我把作为会议一致意见提出的结论和决定拿出来，然后就散会。谁有意见回去向他们的头头抱怨去，他们的头头可以向卡卢奇申诉。这种办法看起来是行之有效的。
5月下旬，我们全家到威廉—玛丽学院参加琳达的毕业典礼。回家的路上，琳达对我们说她真的很想当演员。我们的几个孩子都是学校剧团的积极分子，但是，以此为职业？成功的机会比买彩票中奖的机会还少。琳达还鼓起勇气问我能不能供她到表演学校去上学。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我同意了。做父亲的不就天生是一个往外拿钱的人吗？琳达报名上了纽约曼哈顿广场戏剧学校开办的一个为期两年的表演班。有趣的是，将近30年前我欣然离开老家纽约，如今我的一个孩子却要回老家去了。
6月27日下午我回到办公室时，仍在德国任第七军军长的安迪·钱伯斯中将刚好打电话来。接到安迪的电话我当然高兴，但我心里在望，他找我有什么事呢，是不是要谈我儿子迈克的事？我猜对了，但却是坏消息。“迈克受了重伤，”安迪说，但他又赶紧补充了一句：“不过他没有生命危险。”他把大致情况向我做了介绍。当时迈克和另一位中尉乌尔里克·布雷希布尔乘坐着技术兵伯泽驾驶的一辆吉普车。这辆吉普车在高速公路上失去控制，翻了车。迈克被抛出车外，可是翻滚的吉普却压在了他身上。另两个人只受了轻伤。纽伦堡的陆军医院很快会打电话来详细告知迈克的伤情。一个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他的心情是很难描述的。当时，我的脑子有一半是在不停地旋转，另一半则在竭力理出头绪，看看应当怎么办。我对弗洛伦斯·甘特说，我要回家去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阿尔玛。弗洛伦斯马上开始安排我们去西德事宜。
我到家时，阿尔玛正在厨房从洗碗机内往外拿洗好的碗。她问我这么早回来有什么事。我对她讲了。起初她很平静，接着脸上就浮现出一种十分坚毅的神情。她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迈克。在这个考验的时刻，我有一个坚强的伙伴——大概比她的伙伴要更坚强——可以依靠。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秘书格兰特·格林已经把迈克发生车祸的事告诉了他的妻子金杰尔。格林夫妇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金杰尔听说后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到我们家，陪伴我们熬过接下来那令人心焦的几个小时。医院终于打电话来了。迈克的骨盆摔断了，内脏也受了重伤。他的伤势非常严重。那天晚上，幸亏有弗洛伦斯和空军帮忙，我们从一架C—5运输机中装的货物上爬过去，进入驾驶舱后面的一个小舱内，然后便向西德飞去。
我们见到迈克时，他躺在特护病房内。他的样子很可怕，但是由于注射了止痛的吗啡，他脸上还挂着微笑。骨盆上有血管，而迈克骨盆的血管破裂了。为迈克输了18个单位的血浆，相当于人体内正常血量的两倍。由于输血，他的身体内聚集了30磅液体，因而引起浮肿。陆军驻欧部队军医局局长弗兰克·莱德福已经从海德堡赶来。我们同迈克在一起呆了一会儿之后，他带我们到一个小房间去介绍了我们儿子的伤情。迈克需要做骨盆手术，这种手术目前还在试验阶段。他还受了其他一些重伤，其中包括尿道破裂。莱德福医生说，迈克的康复需要4至6个月的时间，而且现在还很难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直到好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从迈克的一位朋友那里听到翻车之后发生的事情。那辆吉普车上的3名美军先是被送到一家德国医院。在那里，懂德语的布雷希布尔中尉听见一位医生说“我们对这一个已经无能为力了”，他指的是迈克。听到这话，这位中尉立即从检查台上跳下来说：“不行，你们不能丢下他不管。请马上给美军医院打电话！”就这样，迈克来到了纽伦堡。伤情虽然严重，但却依然活着。
第二天我必须赶回华盛顿，阿尔玛留下来照顾迈克。几天后，那所医院又乱作一团。在一次野外实弹演习中，一发炮弹爆炸了，当场炸死两名士兵。装满伤员的救护车开到医院。阿尔玛看到一名战士被送进迈克的病房，那战士的双腿和大多数手指都被炸掉了。她看到医务人员实在忙不过来，便志愿上去帮忙。医院里的人让她坐在桌前接电话和为探视的人指路。奥蒂斯将军后来对她给予传令嘉奖，表彰她在紧急时刻所做的贡献。
车祸发生不到4天，迈克已经住进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了。布鲁斯·范达姆医生为他做了检查。范达姆医生大概是军队中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肯定也是全国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之一。他考虑问题很周到，专业水平也很高。他对迈克解释说，他和泌尿科主治医生将为他做一些以前很少有人尝试的处理。他离开时又补充了一句：“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军人生涯已经完结了？”迈克不知道，或者一直不愿去想。
当时阿尔玛在场，迈克一个劲儿地说：“我想同爸爸谈一谈。让我爸爸来一下。”我火速赶到医院。自从这次不幸发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儿子已经心灰意冷。“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迈克不停地这样说，“我一直期望把陆军变成我的生命。我现在能干什么呢？”
我出去后与范达姆医生谈起迈克的军人生涯被迫中断的事时说：“你若是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好了。”
他表示理解，但是态度却很坚决。“我很抱歉，但这是现实，”这位医生说，“这个现实是迟早要面对的。”
第一次手术后的那个夜晚真是太难熬了。最难熬的是迈克，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也同样难熬。医生告诉过我们，骨盆可以自动愈合，但是除非手术成功，否则将来会变畸形，成为跛子。必须将一块金属薄板固定在骨盆的背面，再用一个棍子似的东西钉住前面，可以说是把迈克这个人固定起来，不致散架。我们被告知说，患者将会疼得无法忍受。为止住这样剧烈的疼痛所需要的吗啡也会把患者置于死地。
手术后，我们获准去探视身上插满管子的迈克。他被允许使用的吗啡量刚够减轻他的痛苦。阿尔玛在屋子里忙来忙去。可我这个三星将军、这个肩负重任的协调者、这个为别人提供便利的人、这个行政长官，却觉得这一辈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没用。就在我感到自己无法再忍受亲眼看到爱子受罪的痛苦时，一个冒失护士突然闯了进来。“嘿！”她说，“怎么样？让我们来把吗啡量减少一些吧。不能再用那么多了。你会好的。”她走近从迈克体内突出来的支架干与螺栓，“让我们看看这套支架合不合适。”她边说边用一个“西尔斯工匠”牌扳手把那些螺丝帽一一拧紧。她的名字叫巴巴拉·西兰多。她做事麻利、充满朝气，这使我们大家都觉得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她使我想起了自己常常用来开导别人的一句话：“永远乐观会使力量倍增。”在陆军中，我们永远都在想办法增强自己的力量，而积极的态度就是增强力量的一个办法。这一次我是受到别人的乐观精神的感染，而且它的确起了作用。
迈克还要接受好几次手术。不过，我们非常感激像范达姆、斯蒂芬·西赫尔尼克和戴维·麦克劳德等高明的医生，是他们把我们这个已被宣判“死刑”的儿子送上了康复之路。我们也十分感激巴巴拉·西兰多护士，她成了迈克的仁慈天使。
有段时间我们觉得他们之间说不定还会萌发爱情。
此后的6个月，阿尔玛和我的生活都在围着医院转。我在处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种紧急事务之余，只要有时间就往医院跑。我们的儿子在康复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得益于极佳的医疗条件，但也同样是由于他自身具有某种坚不可摧的品格。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指导里根的对外政策，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帮助总统不只是感情用事，而且要凭理智来处理问题。到1987年秋，中东恐怖分子已经扣押了9名美国人。里根不顾对他的总统职位可能带来的风险，还想再搞一次解救人质的行动，这次是用发射一枚“霍克”导弹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既是出于对人质的同情，也是因为他知道一场人质危机对卡特的总统职位造成了何等损害。卡卢奇和我对总统做了很多工作，劝他不要在公开场合多谈这些绑架事件。这倒不是因为绑架不是残忍行为——这的确是残忍行为——而是因为对这种事情过于注意和过分宣传恰恰会使扣押人质的做法产生效果，促使我们的敌人去抓更多的人。为使这个问题得到正确的对待，我们指出，在华盛顿街头，每周都有这么多人落入城市恐怖分子之手。我们不能听任我们的对外政策被一小撮狂热分子的政治空手道牵着鼻子走。
同样，战俘和战斗失踪人员也是一个不时出现的问题。在这方面，总统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其中包括像安妮·米尔斯·格里菲思这样一些能干的领导人。安妮·格里菲思有一位弟弟在战斗中失踪，她是受尊敬的全国家庭联盟的负责人。但是，战斗失踪人员的家人也常受到一些欺骗老手的操纵。他们伪造证据，用虚假的口实筹款，中饱私囊。若能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斗失踪人员约有78，750人、朝鲜战争中有8，100人、越南战争中有2，230人，也许会有助于人们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知道，一个用炸弹做成的饵雷爆炸或一架战斗机爆炸所造成的战斗失踪人员我们也许永远找不到。尽管如此，我认为在得到有关所有战斗失踪人员下落的尽可能充分的说明以前，我们必须继续对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施加压力。
11月初，卡普·温伯格告知总统，他打算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珍妮·温伯格的骨质疏松症和其他疾病加剧了。部长干这项令人劳累不堪的工作已经长达7年。今年，在国会抵制温伯格关于增加预算的要求时，白宫却没有支持他，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总统本人对他依然没有二心，但是他同南希·里根的关系一直不大好，现在更加恶化了。这对本届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讲究实际的第一夫人认为温伯格对苏联那种始终不变的敌对态度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在温伯格和舒尔茨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和中，她越来越站在舒尔茨一边，这使温伯格很痛心。他是一个够格的演员，知道自己该在何时退场，于是他要求总统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
物色新部长没用多少时间。温伯格的能干的副手和亲密的知己威尔·塔夫脱是一个候选人。但是这项使命又一次落到弗兰克·卡卢奇的肩上。他在每一个国家安全部门中的表现都很出色，这使他成了最恰当的人选。塔夫脱则留任原职，当卡卢奇的副部长。
由于卡卢奇要去国防部，我觉得这是我争取重返陆军的一个机会。但是一天早上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华德·贝克在路上堵住我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后，这个机会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我们向总统提议让你来当国家安全顾问，”他说，“你愿意干吗？”
“霍华德，”我回答说，“在波因德克斯特下台之后，你不能再安排一位现役军官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头了。你会因此受到攻击的。”
“总统想任命谁就任命谁，”贝克说，“我现在问的是你愿不愿意干？”
拒绝总统的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事到如今，我再回陆军的希望反正也已经完全破灭了。我就说：“要是让我干，我会接受的。”
10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在白宫情况室开会。弗兰克和总统走进来，坐到我们中间。弗兰克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成了，他对你很满意。”总统本人从未对我谈起这项工作，从未提过任何希望，从未做过任何指示，事实上，他并没有亲自把这项职务交给我，也不曾就我担任这项工作对我表示祝贺。在白宫干了10个月之后，对此我也不觉得惊讶了。里根就是这么个人，他能信任我，我已经感到荣幸了。
1987年11月5日，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略带一丝秋天凉意的日子。我们排成一列走进玫瑰园。总统代表国民感谢卡普·温伯格使国家重新变得强大。他指出卡卢奇有足够的资格接替温伯格的职务。接着，他又宣布，科林·L·鲍威尔中将接替卡卢奇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阿尔玛和两个女儿都在场，但是令我热泪盈眶的是我儿子的出席。他从病床上爬起来，穿上套装，架着拐杖站在那里。这是他出事以来的第一次。
过去10个月来，我在担任副手期间，已经担负了大量的责任，所以我完全有信心做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把手的工作。我是里根任命的第六位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位被某些人称为政府中的“百慕大三角”。我决心做里根的最后一任国家安全顾问。我承认在感到骄傲的同时，还感受到一种压力，因为我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非洲裔美国人，必须努力工作证明自己是称职的。正如专栏作家卡尔·罗恩所说：“要想理解提升鲍威尔担任这项极其艰巨、要求极高的工作这件事的意义，人们必须记住，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以前，还有这样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在外交领域，黑人只能担任驻利比里亚大使和驻加那利群岛公使。”
在我被正式任命之前，还出了点麻烦。的确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反对让一名现役军官来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批评的人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海军上将，里根的首任国务卿、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把手的亚历山大·黑格以及以前在福特总统当政时期也当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本人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次采访时也说过，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应当由一位文职政界人士来担任。艾奥瓦州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哈金还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现役军人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法案若被通过，那对我可真是件头痛的事。
国家安全顾问一职本来无需参议院确认。但是，作为一名三星将军，不管出任任何职务都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才能保住我的军衔。假如我降为二星将军，那对我的任命就不必由参议院确认了。但是，我并不想为了在文职岗位上得到提升而甘愿降低军衔。这样一来，我的前途问题暂时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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