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可以无限靠近，无法彻底到达
董桥诗意地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其实没那么浪漫，青春一去不返，死亡的影子依稀就在前方。
幸福像鞋，舒不舒服自己知道；又像“百分百”的黄金，可以无限靠近，无法彻底到达。
有一点紧张，不是因为人多，也不像中学刚毕业，要见各位应考官了，而是因为要面对一个不太懂的问题：幸福是什么？
不能因为之前出了一本书，书名里有“幸福”两个字，我就成了幸福专家。但不幸的是，在过去的时间里，不断有人跟我探讨与幸福有关的问题，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交流一下。
不是“懂”才可以交流吧？如果只有“懂”才可以交流，这个世界上99%的交流都消失了。正是因为不懂才交流，交流是懂的开始。
肚子不饿了，欲望更多了
为什么开始关注幸福？这问题挺难回答的。首先是因为我现在不饿了，在座的各位现在也不太饿了，下午两点，各位也刚吃过午餐，困劲儿上来了。
其实困劲儿上来也不错，啥都不用想了。麻烦的是有很多人吃饱了，还不困，就要想很多问题。就像范伟说的：“什么叫幸福啊？饿急了的时候，看谁手里有俩包子那就叫幸福；要是能给我吃，那就幸福死了。”
过去我们饿的时候，都是这么理解幸福的，然后就一路奔着饱去。终于有一天绝大多数人饱了，或者说不那么饿了，但是发现你的欲望更强了，想要拥有的东西更多了。所以不饿这事挺麻烦。
第二是我们向前走得太远了，把自己走蒙了：我到底要去哪儿啊？很多很多年前，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是要奔着幸福而去，走着走着感觉跟迷宫似的，到处都是岔路。曾经有一句话，我在书里也写过，是我的一个已经离世的老大哥说的：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我们很多人都是走得太远，已经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了。为名忙，为利忙，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忙。原本为了这些事情忙，是因为觉得它们跟幸福很近，可是后来把幸福都忘了。每天焦虑、烦躁、难过、憔悴，玩命地挣钱，却从来没有花钱的时间。
我们为什么不幸福？
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我们不得不关注幸福。
为什么现在的日子，物质层面上好过了，却感觉不幸福了？这样问的人非常非常多，我也曾经很有感触。
1997年底，我买了这辈子的第一辆车。我们《东方之子》栏目组在门头沟一带开会，我抽不开身，请组里一个老大哥去帮我把车提回来。车开回来后我很兴奋，吃完晚饭，荒郊野岭连路灯都没有，我开车带大家出去兜风。那么小的富康，里面居然装下七个人。除了我开车以外，副驾驶坐俩，后座挤了四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晚上感受到的幸福，不仅我，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今天看来超员违章了，但荒郊野岭中，幸福感更是“严重超载”。
后来我换过几辆车，价钱也越来越贵，但是非常抱歉，我再也找不到当初那个夜晚的幸福。
这是怎么了呢？后来我也看了一些书，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幸福需要三个层面的因素，物质、情感和精神。我又将它引申了一下：物质是基础，情感是依靠，精神是支柱。
如果没有物质基础，情感和精神也是脆弱的。为什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毫无疑问，吃饱了，穿暖了，对一个人的幸福来说太重要了。
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拥有了物质基础就会幸福，忽略了情感和精神的作用。后来发现它只是个基础，如果情感和精神上有所欠缺，依然不会幸福。
花钱买得来房子，买不来家吧？花钱买得来男人和女人，买不来爱情吧？花钱买得来书，买不来文化吧？
昨天我走了一回好多年没有走过的隆福寺大街，钻进那里的中国书店，看到一本很老的旧书，叫《筒子楼纪事》，是写当初北大那些住在筒子楼里的人。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很温暖，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筒子楼里有情感，有精神。
现今的我们，物质大踏步地向前走，在情感和精神方面，是否失去了很多呢？
男人的中年危机
第三个问题常被问到：幸福跟年龄有关系吗？我得说有。
如果我不到四十岁，不会费这么大劲去思考幸福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国外做过一个调查，人生的幸福指数在中年最低；更不幸的是，我今年四十三，还不到最低点，最低点是四十五左右。
调查结果呈U型曲线，过了中年的谷底，幸福指数在老年时又会回升，最幸福的就是童年和老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说“老小孩”，老人和小孩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就让我更加不惧怕年老，渴望年老。
但我现在仍然处在不幸的中年。中国的男人很惨，没有宗教作依托，又没有一个外在的所谓“更年期”，只有独自悄悄地“中年危机”了。
我没见过几个中国的中年男人，会沟通关于中年危机的问题，但谁都经历过吧。中年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董桥可以诗意地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其实没这么浪漫。
过去从来不会去想人生终点的问题，到了中年就不得不思考了，青春一去不返，前方依稀看得到死亡的影子。我今年四十三，我不太相信自己能活到八十六，估计八十五吧，那也就是说，我的前半辈子已经比后半辈子长了。
中国人忌讳谈论生死，但人生是一条单行线，谁都无法阻拦，不思考死亡的问题便不会活得好。外国先人很聪明，早就说过“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真把它参透了，道破了，你活得才好呢。
我在书里引用过梁漱溟老先生的话，人一辈子总要思考三个问题，按顺序，不能错。
先要考虑人和物之间的关系，所谓三十而立。然后要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到中年错综复杂，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友，为人上级，为人下级，等等。接下来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活着有什么意义？
中年危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你会怀疑你曾经信奉的价值，不知道意义在哪里，所以要去思考，要去纠缠。也正是在这种思考和纠缠当中，聪明的人能够看明白一些事情，然后突破那层窗户纸，获得一种更大的自由和解放，离幸福更近一点。
幸福和别人有关吗？
接下来一个常问的问题：幸福是自己的事，还是跟别人有关系？
如果我今天在这儿讲话，在座各位有的玩手机，有的聊天，一会儿走了一半，你觉得我会幸福吗？你们也一样，如果今天下午怀着去动物园看猴儿的心情，来这里看我，见到了活的，又觉得某些话讲得还有点道理，算是额外收获，还不收门票，你也能找到一点幸福感。
也有可能，你出家门的时候很幸福，很开心。可是随后，买早点排队有人加塞儿；过马路周围的人都闯红灯，让你进退两难；去银行取钱，营业员耷拉着脸，给你不少冷遇……你觉得你会幸福吗？
也有可能，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使你拥有了某种幸福的感觉，哪怕你是“受害”的一方。公共汽车上被人家踩了一下脚，本来很恼怒，没想到对方非常诚恳地向你道歉，那一瞬间你很温暖。你的东西掉地上了，旁边的人捡起来递到你手上，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有爱。
幸福当然跟别人有关系，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我们当下经常不幸福的由来。物质是基础，可以依靠自己去创造，情感却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和父母家人有关，和身边每个人有关。
幸福和国家有关吗？
幸福是个人的事还是国家的事？
有些调查数据显得很个人化，比如财富、物质、情感等，也有很多跟周围的大环境有关系。比如一个廉洁、高效的行政系统，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环境，都会让我们感觉很幸福。所以，幸福怎么能跟国家没有关系呢？
那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出现了“尊严”二字，当晚我在《新闻1+1》的直播里说：“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字眼，这是一个比让中国成为GDP世界第一还要难以实现的目标，但它毕竟已经出发了。”
“尊严”是我看到的最富有诗意的政治语言。国家既然确立了这样的目标，接下来就还会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如果只有奥运、亚运、世博才算大事，老百姓的事都是小事，那就麻烦了。
北京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该到了把每一件小事当大事的时候，也该到了把每一个中国人的福祉当成最大目标的时候。”
不能因为奥运会来到北京、世博会来到上海、亚运会来到广州，我们就要牺牲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甚至批评的权利和不满意的权利。
广州亚运已经体现出很大的进步，一路都是“骂骂咧咧”过来的：老百姓抱怨亚运扰民，官员也会出面道歉。我甚至认为将来，如果中国哪个城市再要申办奥运会，支持率只有70%，不意味着退步，反而意味着进步。
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全国人民支持率是97%。倒也不意味着咱们装假，而是那时我们还把幸福寄托在某种成就感和荣誉感上。我们还把个人的幸福跟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百年未圆的梦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瘾一定得过。
就好像中国人非得过足了开车的瘾，才会重新回归骑车和步行；非得把乱七八糟的情感都体验一遍，才重新体会到家庭的可爱。
幸福和信仰有关吗？
我的上一本书前言叫《幸福在哪里》，后记叫《明天，开始信仰》，我想幸福应该跟信仰有关吧。但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声明，我所谓的信仰，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宗教—宗教也并不简单，但怕大家理解得简单。
中国人的宗教观是什么呢？人跟佛之间互惠互利。大家都有很强的功利心，进到寺庙里，啥事？想生孩子，找观音。啥事？身体不太好，药王殿。啥事？缺钱，财神爷。
有信仰的最大好处是什么？有敬，有畏。当你的内心里上有天、下有地的时候，你很踏实，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事。
有人问，白岩松你信什么？我说，我信一些大的词汇，比如忠诚、友情、勤奋、家庭……就职业而言，我相信新闻有助于这个社会一天比一天好，如果哪一天我不信了，也就不再做新闻了。
全世界没信仰的人只有十一二亿，大部分都在中国。中国人里有信仰的，一亿多人信着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亿多信共产主义，剩下的就只信人民币了。如果大家都用一种方法信人民币还好，那叫人民币教，没有，各有各的信法。于是就乱了，乱的不止是方寸。
爱国是爱牛肉面
接着还有人问，怎么才能幸福啊？对不起，我也没招儿。
我一直认为，幸福像鞋，舒不舒服您自己知道。甭管多大的名牌，您穿着不合适，该硌脚一样硌脚。你妈做的面条，就是比饭店里一百多块钱的面条好吃。
一次我采访香港特首曾荫权，他讲起自己很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有夫人陪读，其实很幸福了。突然半夜爬起来，莫名其妙地对夫人说，此时此刻，愿意用一百美金换一碗咱们街口卖的那种云吞面。
我有一个《东方时空》的同事，在一篇文章里也写到类似的感受。出差很长时间从国外回来，下了飞机居然没先回家，而是直奔他最喜欢的那家牛肉拉面店，一大碗连汤带水吃下去，出了一身汗，这才觉得到家了。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慨：“所谓爱国，原来是爱我家门口的那碗牛肉面。”
以茶代酒，淡中得味
幸福在你心里，不需要外在标准的衡量。
曾经在飞机上看过一篇康洪雷的专访，被一个细节戳中泪点。康洪雷是我的内蒙老乡，当初当助理导演的时候，每天都要面对乱七八糟各种事。早上起床，总会有一番挣扎，然后对自己说，你康洪雷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你打算怎么过？说完之后冲出屋子干活去。
看到这儿我热泪盈眶，把杂志合上了，到现在也没看到后半段写的什么。
人生中得意和失意都只占5%，剩下的90%是平淡。你能不能把那90%的平淡过得不那么平淡？不太容易，尤其年轻的时候更不容易。
我观察我的儿子，他不太爱喝白开水，也不太喝茶，爱喝各种饮料，甜的，刺激的。因为人生淡，年轻的时候味道少，他需要用更强烈的味道，去给自己一种触碰。
而我现在爱喝的都是淡的东西，白开水、绿茶、普洱茶。过去愿意喝肉汤，现在愿意喝好的青菜炖了很久之后的汤。小时候觉得这个没味，现在才知道真叫鲜，淡中得味。这是岁月给的。
无限靠近但无法抵达
很多人说，听说你出了一本书，叫《你幸福了吗？》，我说没有“你”。为什么没有“你”呢？因为我首先是在问自己。
此外，问号不意味着答案，但提问是回答的开始。通过这个问号，我起码在一步一步靠近答案。
有一天我们会到达幸福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百米比赛会有一条固定的终点线，即使你跑得慢，十几秒、二十几秒也到了，总能撞线。
但幸福没有终点线。有的人刚跑不久就到了，有的人跑很久也没到。我曾在一本大学校刊的封面上看到一句话：“也许我们喜欢的不是成熟，而是走向成熟的过程。”同样，也许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追求幸福的过程。
你听说过百分之百的黄金吗？没有，99%，99.9%，99.99%，99.999%……
幸福就像“百分之百”的黄金，没有绝对的抵达，但可以无限靠近。
2011年 北京时尚廊书店
作者说明
本书正文，均来自作者近年在不同场合的讲座。为读者阅读方便，作者对内容进行了更符合文章规范的删改处理，并尽量去除不同讲座中的相似内容，以免雷同。
在成书过程中，作者为每篇文章都撰写了“自己的读后感”，以求补充更多新的想法并提供更好的阅读节奏。
特此说明。
自己的读后感
我有个“东西联大”，每届学生都带两年，最后一堂课是在我的家里上。
这一天的课主要是讲趣味，但先从“静”开始。
我为他们泡功夫茶喝，可有一个条件：三十分钟，谁也不许说话。
安静中，茶的滋味慢慢浮现出来。安静中，远处的鸟叫与屋里钟表的嘀嗒声慢慢清晰起来。我相信，这些声响与滋味，在年轻的岁月中，常常是被忽略的。
三十分钟到了，最初反而没谁想立即说话。也许，他们感受到了“静”的滋味。我相信，无论谁，不平静，都不会幸福。
接下来，讲“趣味”。其中一个重点，是讲古典音乐。也许不会立即进入，但人生总有一个时刻，那些旋律会安静地等待他们，或抚慰或激励。其实，人生只要拥有很多趣味，听音乐、喝茶、美食、收藏、阅读、喝酒、有好朋友聊天……前路平坦或坎坷，就都没太大关系。可人生如果干巴巴地没有趣味，将来的路让人担心。
学生毕业时，我会每人送他们一套《传家》，那里，有中国人的日子与趣味。在扉页，我写两行字：人生如茶须慢品，岁月似歌要静听。
做点无用的事儿
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能够带来的好处。就算中国人有那闲工夫，像牛顿一样躺在苹果树下并被苹果砸中，第一反应也肯定是：把它吃了。
普京送的手机与法国人的度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在2014年11月的APEC会议上，普京送给总书记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我看过细节之后发现，只有俄罗斯能做，中国做不了。是因为高科技吗？不是。这个手机是两面屏幕，一面跟咱们的普通手机一样，另一面跟Kindle一样，电子墨屏幕。
我为什么说中国做不了？俄罗斯的人均阅读量在全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脑海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个手机的创意。而我们如果设计两个屏幕的手机，一定只是为了让它更加便利，更加色彩斑斓。
去年8月，我去法国巴黎，发现巴黎人民非常可爱，他们都去度假了，把整个城市留给了来旅游的中国人民。大家知道，法国人一直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这一个月的度假时间。
关于法国人对度假的态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中方高级官员说了一番话，给我的触动非常深。他说，中国人往往会觉得法国人太“懒”，一到夏天钱都不挣全跑了，都去度假。但是法国人是怎么去面对、思考、解读这一个月呢？
在全世界，如果论创造力，法国是最好之一。有多少法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法国的电影—我自己就是法国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在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当中，就有一部是法国的，它们很少让我失望。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跟夏天的休假紧密相关。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月，去到一个能保证安静的地方，给自己发呆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内心，让自己了解生命。一定要休息，宁可少挣点钱，背后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
生命不只是使用，还需要奖励。而我们对生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口号是“活到老，学到老”，其实往往是“活到老，挣到老”，赚钱永远没够。中国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忙”，“忙”就是“心亡”。法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度，跟他们经常要停下来面对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与自己对话、与时空对话紧密相关。
于是我总结，创造力需要三个条件：有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闲人，还有一定的闲时间。没有这三点，想有创造力，不可能的。
2013年是《东方时空》创办二十周年。它在1993年创办，为什么几年内就能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专题节目？那种创造力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就从这三个“有闲”来的：
首先，由于进行了改革，合适的人可以进来，不合适的人可以走，每一个栏目的人都会有一点富余。这种人力资源上的“有闲”就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同时每个人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要更有创造力、干得更好。
第二，也是由于搞改革，制片人可以支配经费，干得好的人多给，干得不好的人少给。这是有一点闲钱。
第三，由于不是满员，同时还可以吸纳社会上的“大脑”，优秀的人云集在这里，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和智慧。那几年，永远是前面有人在播节目，后面有人在研发新节目。所以，很多新节目都不是领导指定的，而是我们自发推动的。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领导没让做，可是大家做出来了，一看还不错。一个新的热点栏目就诞生了。
人们常说，四个苹果创造世界。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与人类有关；第二个是牛顿的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第三个是乔布斯的苹果；第四个就是中国的“小苹果”，帮着消耗了大妈们多余的精力，也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关于牛顿的苹果，我相信在此时此刻的中国，这样的传奇不会诞生。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有几个人愿意有那个闲工夫躺到苹果树下去？好，即便有人躺到了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完之后的反应也一定很“中国”。
第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抱怨。此时此刻的中国最大的特质是抱怨，我们可以到任何一家餐馆去听，小三在抱怨正房，领导在抱怨下属，下属在抱怨老板，老板在抱怨体制，体制内在抱怨体制外……反正所有人都在抱怨，因为大家都觉得责任是别人的，与自己无关。每个人都在抱怨中把自己给择出去了。其实，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你进步了中国就进步了，但是中国人不会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因此被苹果砸到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骂骂咧咧的抱怨。
接下来的可能就是立即给吃了，这是非常“中国”的处理方式。人家说假如一个外星人掉入地球—掉到其他国家命运可能相同，掉入中国会有不同的命运—要看掉入哪个省。如果掉到陕西，就会把它埋上，一百年后再挖出来；如果掉到浙江义乌，就制造一批模型；如果掉到东北，训练训练上二人转舞台；如果掉到北京，“赶紧问下是什么级别，要不不好接待”；如果掉到广东，一般都是做汤喝了。这是外星人，换成苹果，掉到哪个省都是给吃了。
要么抱怨，要么吃了，好不容易有个替代牛顿的机会，就这么被现代中国人舍弃了。只有钱才有吸引力，哪有与人类有关的万有引力？所以我们会有我们此时的特征。
无人处的好风景与无聊时的创造力
1999年国庆，我在厦门，带着老婆孩子，孩子还很小。我们喝茶喝到晚上十点半，被临时通知“全走，所有的茶室要改成宾馆让人睡觉”。因为这是全中国第一个“黄金周”，厦门没想到游客如此地“海量”。等我们回到宾馆，也看到大堂里全是人，在等床位。
第二天去鼓浪屿，噩梦一般的旅程，但是，到了鼓浪屿之后没几分钟，我就成了最幸福的人。一艘艘船在鼓浪屿停泊，游客下船，99.5%的人直奔日光岩。还有人问：鼓浪屿哪儿最有名？有人答：日光岩哪！我也带着家人跟着人流到了日光岩，一看人山人海，都快看不到日光岩了。大家排队照相，没人仔细看景。一来这儿最有名，二来接着还得赶下一个景点呢！而我们就势拐到了二百米之外的一条巷子里，却发现几乎一个人都没有。
那天从上午到下午，我们把鼓浪屿都逛了一遍，甚至还钻到一个什么洞里。最美的鼓浪屿在最火爆的黄金周是没人的，几乎只属于我们这一家人。但是，大量的游客仍然不断涌向日光岩。从此我到任何一个景点都不一定照相，因为生命很短，有照相的时间，不如用眼睛把风景留在记忆当中去感受，而不是当时不看，回家后再看照片。
所有传说中鼓浪屿最美的地方，比如钢琴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野猫从身边跑过，张三疯的奶茶……我全都听到了，看到了。这个时候要反过来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哪些问题？
我们总认为“闲逛”是没用的，我们讲究“直达”，工作、生活，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标，过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又有了智能手机，不要说闲逛，连无聊的机会都消失了。一闲下来，就拿起手机，看个微信，胡乱搜索点儿什么。
我前不久在杂志上看到一句话：“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能够带来的好处。”这句话很绕，但是当我想明白，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无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造的重要母体。没有了无聊，无聊之中所诞生的某些千奇百怪的、天马行空的创意也就都消失了，甚至“无聊”本身也消失了。
无用的事与看似无用的文字
中国人不做无用的事。然而什么是无用的事？什么是有用的事？
与升官有关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都算“有用”的。比如在高等学府里，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跟过去不一样，都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功利性极强：“我该怎么办？”“应该怎么选择？”“你直接告诉我一个答案？”
我每次都回答，我不是卖大力丸的，治不了“急”病，只能说一些“慢道理”。但是现在的人觉得慢道理不叫道理，你必须给我开一剂药，吞下去立马要见效的。我估计只有一种药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是剧毒的毒药。你只要吃下去，保证两分钟后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吃吗？所以，有用的药恐怕都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人很有意思，见面递名片、收名片。回到家一看，这哥们儿没用，撕了；这哥们儿有用，留着。就在你把“没用”的名片一张张撕掉的过程中，你可能也就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人，留下的全是“有用”的。
我们该怎么重新去理解无用之大用？
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跟我聊，说他自己特倒霉，本来报了某学院某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文系，学它有啥用啊？我给他四条出路：第一，复读，但现在已经12月了，时间上可能有点来不及，自己考虑清楚；第二，学校内部可以转系，试试；第三，大学本科更多是思维方式的培养，先学着，将来考研时再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第四，有时候“先结婚后恋爱”也未尝不可，而且非常重要，试着让自己爱上它……
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汉字的喜爱是在增长的。好多人说，这年头谁还读诗啊，我就要告诉他们，诗歌里浓缩了最精华的中文。要知道，中文是可以一再被重新“发明”的。怎么讲？常用汉字只有几千个，但是每当你要落笔成文时，总会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可能。
厦门的诗人舒婷，很多年前路过神女峰，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个字你不认识吗？没有。但是她把我们都很熟悉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就诞生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诗歌里就存在着这些看似无用、但每天都在重新生长的中文的无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凝练的情感。当一个民族持续二十多年都不读诗，甚至厌恶诗，把诗歌边缘化，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昂贵的东西，往往是“无用”的，比如戒指。戒指有什么用？没用，但它非常贵。顶针有用，跟戒指长得差不多，却廉价得多。又比如服装，服装有什么用？保暖和遮羞。如果仅仅为了保暖和遮羞，随便去个小商品市场，一百元一身拿下。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服饰，一万元都拿不下，另外那九千九百元花在哪儿了？花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用途上：牌子、感觉、样式。
所以，你去研究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看看是有用的贵还是无用的贵？
曾经有一次讲起这个事情，陈丹青很认同我的看法。陈丹青他们干的这活儿有什么用？画家有什么用？诗人有什么用？没用啊。前些年我去了浙江富阳，也就是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的富春，在那儿详细了解了黄公望的故事。老爷子在迟暮之年，用了六七年的时间画完这幅画，送给一位名叫“无用”的僧人。一个寂寞文人感叹自己无用，恰恰遇到一个叫“无用”的僧人，俩人还挺投缘。几百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有用”的达官贵人不知哪里去了，而这幅无用之人画的无用之画可是真有用，成了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最大名片，甚至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谈到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它有用吗？没用。可是它真没用吗？
有很多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影响最大”的一定最有用。但我觉得，除了新华字典，所有读过的书都像是不断汇入江河的涓涓细流，帮助你慢慢地成长，变得壮阔、深远。你怎么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流让黄河成为黄河，让长江成为长江？同样，我这一路上从书中汲取了这么多营养，无法界定到底是哪本书塑造了我。
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读书的想法，提出很多类似“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多同学都爱看美剧，我是不是需要坚持”这样的问题。其实炫耀读过多少书和炫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你开始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描述读书时，已经坏了。
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
现在国内的书店，最显著的位置一定是这样几类书：与考试有关的，与养生有关的，以及所谓的“畅销书”。这反映出当下人们最关心的内容，要过关，要长寿，要有谈资，怕被时代抛弃，其实全都具有某种功利性。
当然，这些都无可厚非。但也有很多好书与功利无关，选择去读它，只因为阅读的过程会带给你不同寻常的体验。
我来这里的路上，在看张曼菱写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这种热泪盈眶我觉得很好，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还会被什么所感动。
这本书中写到，邓稼先的爸爸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在抗战爆发之际，他的儿子即将去昆明读西南联大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学科学吧，科学有用。”这句“有用”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心声，但是如果没有哲学，没有情怀与境界，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抛离这一家子？最后，邓稼先成为了我们的两弹元勋啊！
书中还有一处细节。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底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发表讲话：“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蒋介石就是在南开被炸之后的第二天，做出全面抗日的决定，他讲了一句话：“中国在，南开在。”而张伯苓的儿子从军学习飞行，最后驾驶那种简陋的飞机，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阵亡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公子。我读到这些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都是一些“无用”的叙事，但又深藏着乐趣与回味。你的人格就是在这种无用的事情的熏陶中，慢慢地健全独立起来。
现在应该提倡人们都去做些看似无用的事。
我每周必须跑五天步，非常无用的事儿，但是跑的过程慢慢成为一种享受，自己跟自己对话，把自己放空。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跑步，跑完以后，累的是腿和脚，但心和脑子都缓过来了。这也是一种辩证法。
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我认为一所好的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引领永无止境地探索。创新需要具备的素质：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人格，人心的自由。通常对“自由”的理解是狭隘的，真正的自由在内心。可以探究而且能得出一定结论的就不算辽阔，比如宇宙；无法掌握的才是最辽阔的，比如人心。创造就是对固有牢笼的挣破。所谓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就不会有创新，一所好的大学是将“有用”和“无用”相结合，创造一种真正的辽阔。
所以未来中国的创造力，一定是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发呆、开始思想、开始与众不同、开始另辟蹊径、开始被鼓励并乐于做无用的事情开始的。
我期待那一天更早地到来！
2014年 厦门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其实，我很想给这篇文章起另外一个标题：让生命中总有一点儿闲。
有更多的闲，是一个人与一个社会进步与健康的标志。
二十多年前，我们一周只休息一天，后来一周休息两天，再到现在，全社会探讨一周休两天半的可能。毫无疑问，人类正奔着一周休息三天的目标大踏步前进。我能感受到，将来最大的产业当然不再是房地产，而是健康医疗产业与休闲文化产业。
可惦记这个美好目标的同时，我们得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有闲的时候，我们都在干什么？
打麻将、看电视、跳广场舞、喝酒吃饭、看手机……估计没落下什么吧？
我们很难指望这些休闲活动演变为创造力，也很难让心灵腾飞。因为我们既不习惯与自己对话，也不习惯仰望星空。我们想闲却又怕闲也不会闲。
没钱，是穷人；有钱没闲，也只是打工者，不管你有多少钱都是。有一些钱又有一些闲，才有可能让生命多些有质量的色彩。但有闲不会闲，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也依然离成为生命的贵族太远。
把有闲，当成对生命的奖励与激励，我们还需要时间！
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
人在胜利的时候是不必做决定的，但在失败的时候要做决定。
怀着好奇心看待每一次失败，试着弄明白，这是不是老天爷在提醒自己，要开启某种更好的人生？
成败与否，不在当下，往往需要历史的追认。
各位同学，你们应该都是高考当中的佼佼者，因此走进了这所大学，也算是这个阶段的成功人士。接下来，你的期望值将不断被调高，因为进了好大学就应该有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应该有更好的未来，好的朋友、好的家庭，以及所有好的期待……你的人生将不断被这种更高的期望值，推向“不成功就会很麻烦”的境地，这似乎更像一个无底洞。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话题，叫“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
输得体面，并且有尊严
当下是一个成功学泛滥的时代。中国的很多扭曲和乱象，都与追求面上的成功有关。我们只是追求现实的结果，往往不追求真理；我们把结果看得非常重，因此我们从不享受过程；我们为了实现某种期待，往往不择手段。
2012年，我参与过整个伦敦奥运报道，伦敦奥运会最重要的那句话，叫“影响一代人”。有记者提问：“体育如何影响一代人？”伦敦奥组委的一位官员回答：“体育教会孩子们如何去赢。”这句话很正常，在中国，很多事都能教孩子们如何去赢，但是他的下一句话让我格外感动：“同时，教会孩子们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这是中国人很缺乏的一种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孩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学习过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我记住了这句话。一方面，它让我更加明白，体育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此时的中国。有时，离故土越遥远，感受就越清晰。
仔细想想，在我们的人生中，谁躲得开失败？谁躲得开挫折？可是如果从小到大，我们都没有接受过挫折与失败的教育，不能够体面且有尊严地面对失败，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其实老祖宗早已明白这个道理，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既然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教“十有八九”时的心态和应对能力？十之一二的成功，被看得极其重要；十之八九的挫折，也被放大到无以复加。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输了一场球，一帮人居然痛哭了一夜，集体喝大酒。很多年之后，突然一回望，才知道和后来所要经历的一切相比，那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失败，而且是多么美好和难忘的失败。可是当时，我们以为世界末日来了。
近年来，在各个高校，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年轻学子在如此美好的年华结束自己生命的不幸事件。我们的分数很高，心脏却不够强，很小的挫折都会被我们放大。更何况，在太多“成功学”的概念笼罩下，稍微有一些不如意，便陷在负面情绪中难以自拔。这样的悲剧值得探讨，社会应该教会我们的孩子什么？
因失败而伟大
其实，回头看中国历史，包括世界历史，想想看，失败很可怕吗？中国有无数的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失败，而不是因为成功。
岳飞是因为成功才伟大吗？如果从我们现在的“成功学”角度来看，岳飞很失败。不管你仗打得怎么样，被人家N道金字令牌召回，最后还给办了，在当时的社会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当时的成功者是谁？是秦桧。可是后来呢？秦桧在西湖边上已经跪了多少年，但岳飞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对吗？
项羽是成功者吗？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将领，项羽已经失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吧？都霸王别姬了。但是他仍然以英雄的形象，存留于中国的戏剧故事和百姓谈论当中。反倒是“成功者”刘邦，会让我们在内心里，产生某种不屑或者不那么喜欢的感觉。
林则徐的人生成功吗？大家只记住了他成功那一点—虎门销烟，但却不知道在很多“妥协派”的压力之下，一年之后林则徐被去职。从当时的官场角度来说，他成功吗？一点儿也不。
好了，我们不说具体的人了。为什么要补上失败这一课？不仅仅是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更因为人生不是一次注定成功的旅程。人从出生开始，就是一条单行线，直奔死亡而去。就算你赢了全世界，也赢不了这个结果。死亡，是一个最大的“失败”，你应该怎么去面对它？
所以这一系列的举例，都是为了说明，补上“失败”这一课，对此时的中国和每一个中国人，是多么重要的事。
失败，其实有很多意义，这些意义比成功大，或者说有一种成功必须是以失败作为助推力的。南唐李后主，要论失败的话也登峰造极了，我们想要经历那样的失败都很难。但我们至今仍在谈论他，为什么？因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创作者，留在了中国的文学史当中。如果不是彻底的国破家亡，他会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种感怀吗？不会。这个失败对于李后主固然惨痛，但对于后人，对于中文的传承，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在他的文字中，失败，竟然成为了一种美妙的意境。
莫扎特，我不止一次去过他的故乡萨尔茨堡。他生前在家乡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屡受排挤，命运多舛。但他又是一个天才，天才到什么地步？他一生中创造的音乐作品，交给普通人抄谱，都未必抄得完。但是现实中，他的人生很失败，不成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莫扎特传》这部电影。他的对手，一个宫廷乐师，处处给他阻碍和折磨，但是今天，你是否还能记得他的对手的作品？没有。然而莫扎特到今天始终是一个天才的形象，活在全世界的人心目当中，而且在他的音乐中，你听不到失败，听不到挫折，听不到身世的飘零和所有的难言之隐。他的音乐，永远是人世间原本美好的那种存在，这是一个太奇妙的事情。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去探讨贝多芬的耳聋，探讨马勒家庭的不和睦—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下《亡儿之歌》，连他的妻子都觉得，这将是一种预言，后来他的孩子真的夭折了……但是到前年，马勒的交响乐在全世界上演的频率已经超过了贝多芬，成为第一。他曾经说，自己的音乐是写给五十年后的人们，他说对了。
另外还有多少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人生中的不幸、挫折和难过，才创作出那些伟大的作品。我们都知道苏轼的作品太好了，但苏轼的官宦生涯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屡屡被排挤，被贬谪，但即便这样，他仍然留下了传世的佳作，连生活中的负面情绪也找到了别出心裁的出口，否则“东坡肉”是哪儿来的？所以，以史为鉴，回归到个人去看，我们应该知道，失败有时是需要的，而且是伟大创作的重要动因。
失败是一门必修课
人如果一直处于“成功”的状态，慢慢也就麻了，所谓温水中的青蛙，你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反倒是时常降临的失败与挫折，是上帝对你的一个提醒，让你从“失败”这门课里，接受某些教育。
我采访过一位企业家，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司机，他说我喜欢出过车祸的司机。为什么？出过车祸的司机比其他人更懂得安全驾驶的重要性。这是二十年前我听到的回答，当时还不是太理解，越往后越觉得有道理。司机都是新的猛，越老越谨慎，因为刚开车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没经历过失败，觉得一切尽在掌握。当你自己剐了，撞了，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过糟糕的事故，才会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小心，越来越知道安全驾驶的重要性。挫折与失败就是这样成为一种教育。
在一个人的成长当中，智商很重要，但是到我这个岁数就会明白，比智商更重要的是情商。智商决定你有资格与谁竞争，而情商决定最终谁能赢。想想看，在座各位经过大浪淘沙，从天南海北考到同一所大学，你们的智商是相差无几的。但是接下来，走出校门之后，谁更有可能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恐怕更多要靠情商了。与人的合作，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心理调控，经得起失败，经得起表扬，让自己走得稳，走得远，内心强大而不失趣味，永远对前方充满好奇……
我自己弄了一个“东西联大”。清华、北大、人大、传媒大学，每所学校都会给我提供五六份研究生简历，我会从中选择两个。二期学员中有一个学生，始终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被录取。我没跟她深说，其实就是因为在别的简历里，我看到的全是成功，得过什么奖，有什么优秀作品，如何年轻有为……唯独在这个姑娘的简历里，我看到了她的失败和她对挫折的态度。她写了她考研受挫之后，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和自我调整，终于又考上这样的心路历程。
那么，经历过这样的打磨，有些东西我不用再教她了。对于年轻人，我并不很关心你们得过多少表扬，有过多少成就，我只担心你们几乎没经历过像样的挫折。我觉得每一所优秀的高校，都应该在毕业证上列出一门课程的得分，证明这个学生是否接受了挫折教育，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只有既得到过很多表扬，也经历过很多挫折的人，才能作为一名合格的毕业生，去面对前程未卜、风险未知的人生旅途。
败局催生变局
此外，我们还应该明白，挫折与失败原本就是变革的机会。刚才我说过，任何失败都有可能是上帝对你的一种提醒，让你静下来思考，改变原来的路径。要知道，人在胜利的时候是不必做决定的，但在失败的时候要做决定。
体育场上一直有一个准则—胜者不变败者变，对吗？在刚刚结束的“勇士”和“骑士”的NBA总决赛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四场时“勇士”的变阵？为什么？他在1：0领先的情况下，被“骑士”连扳两局，大局1：2落后。“勇士”变阵，而且刚一开始还不一定成功，上来就被打成7：0，但他坚持了下去，那一场完胜对手，最后“勇士”彻底击败“骑士”，奠定了大局。最关键的一场比赛，就是1：2落后之后的变阵。
问题就在这儿。体育赛场上永远是“胜者不变败者变”，生活中，往往也是这样，被挑战者以不变应万变，挑战者才要出奇制胜。失败逼迫人们不得不变革。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拉开中国改革的大幕，请问这是胜利的结果还是失败的结果？如果我们一直都还不错，好没好到哪儿去，坏没坏到哪儿去，恐怕也不会做出如此之大的变革决定。但是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几乎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恢复高考，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然后结束过去的错误路线，改革、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拉开改革大幕的邓小平，何尝不是在挫折与失败当中才真正想明白的领导人。谁能说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已经高瞻远瞩，看到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正是他在所谓“三落三起”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第二落”和“第三落”，在江西走出了“邓小平思想”这条路。一定是巨大的挫折促使他真正冷静下来，清醒意识到问题所在，并且做出新的决定。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现在的GDP成为世界第二，从购买力角度来说应是第一。回头去看，恐怕应该“感谢”当初的大失败，逼迫我们走向变革。
再回到体育圈。今年巴萨得到了“三冠王”，但如果回到1月份的时候，这是几乎所有的体育迷都想不到的。因为当时巴萨已经近乎完蛋了，输给皇马，输给塞尔塔，尤其是在新年伊始，输给了皇家社会。
失败就像是一个挤破毒瘤的过程。一次失败好像还无所谓，两次失败似乎也还能扛，但是输给皇家社会之后，整个队的矛盾全面爆发出来：梅西和主教练之间的问题、足球风格的问题等等。这个时候球员们意识到惨了，如果不认真面对它，做出一个新的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快离队的哈维要跟梅西谈，难道你就准备继续看C罗得金球奖吗？然后去斡旋他跟恩里克之间的关系……
球队从那次失败开始，真正走上了正轨，创造了足球史上又一个“三冠王”的奇迹。如果没有此前接二连三的失败，尤其是输给皇家社会的这次惨败，如果当时稀里糊涂赢了，所有的问题，恐怕仍会稀里糊涂地存在着。隔几场输一场，隔几场再输一场，最后或许能拿到“三冠王”的一冠，但不会达到如此伟大的高度。
做出决定，往往意味着一种变革，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每当失败与挫折来临，你应该怀着好奇心去看待它，试图弄明白它的目的：难道这是一次提醒？难道我应该做出一个更有利的决定？
失败意味着更好的开始
接下来还有一点，失败往往是更好的人生的开始。人的一生很短，仔细一想也很长，要经历多少关口。在这些关口所做出的抉择，往往会影响命运的走向。
我1989年大学毕业，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月15日我去报到，发现台里人事处的人都认识我，还用一种特别不好意思的眼神看着我。我去广电总局人事司，人家好像也对我的名字很熟悉，“你就是白岩松？”奇怪，那时候我可不是什么名人，只有一个人名。我问，怎么啦？人家说，对不起，你的关系已经被退回广播学院了，我们不要你了。
那一刻，五雷轰顶般的感觉，不亲身经历的话很难用语言描述。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完全有可能在一瞬间的情绪冲动下，采取某种方式去发泄。但是让我后来每每想到就深感庆幸的是，我决定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下来。我去了圆明园，划了一下午船。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二十一岁这个年龄，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之后，会选择冷静一段时间再做决定。那个独自划船的下午改变了我，我想明白了，不要愤怒、不要恨、不要报复，先要拯救。拯救别人，也拯救自己。
一年以后，仍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我去乡下锻炼了一年，工作证也比别人晚发了一年。回来后，让我猜自己被分到哪个部门，我猜了十五个都没有猜对，正确答案是《中国广播报》。当时觉得很沮丧。作为一个学新闻的人，当然希望战斗在新闻一线，而广播报当时在我心目中就是排节目表，同事几乎都是中老年人。
第一天上班的那个上午，始终打不起精神。但是到了中午，我做出一个决定：怀着万分沮丧的心情，到电台对面一家小书店里，买了一本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报纸编辑》，然后用一个下午把它看完。
我至今感谢自己的这个决定。再沮丧，再难过，也要走上这条道路了，而且一定要走好。想要改变未来，就从做好眼前的事情开始吧。当年的老同事们，是真心对年轻人好，也正是因为我到了这样一个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来的地方，才拥有更多的机会。
很快，我就成了独当一面的版面编辑、业务骨干，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刊发出去，然后被别人看到，觉得这小子文章写得不错。所以后来，才会被推荐到正在创办中的《东方时空》。如果没有当初意想不到的挫折，如果我如愿被分配到梦寐以求的部门，会有今天吗？很难说。
有时候，也许老天爷很着急，本想给你一个更美好、更有趣的人生，可是你在消沉抱怨当中，让机会一一错过。等你终于想到那是命运的垂青之手在敲门时，再开门已经晚了，于是那些天天都在怀才不遇的人，最后可能真就一辈子怀才不遇。
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企业家褚时健，1999年，因为所谓的“挪用公款”被判无期徒刑，女儿跳楼自杀了，请问还能比他当时的人生更失败吗？他作为八九十年代的明星企业家，接手玉溪卷烟厂之后，迅速使“红塔山”成为中国最牛的香烟品牌，使玉溪卷烟厂成为中国卷烟业的老大。他那时随便批个条，就可以使任何一个人致富，无数的人对他趋之若鹜。但是由于机制的问题，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在2000年出的那本书《痛并快乐着》里，写过一节《褚时健》，为他打抱不平，那时他刚被判刑一年。我认为这是机制的问题，不变革不行。其实我与他至今也从未谋面，只是出于一种理智与情感，觉得应该帮助他。但如果老爷子在这种巨大的挫折与失败中消沉下去，一切就结束了，我也不会崇拜他。
老爷子后来保外就医，跟老伴相依为命。没有时间去委屈，去流泪，开始种植橙子，打造了“褚橙”这个中国最知名的橙子品牌。八十七岁的老人，每天奔波在果园中，仍有无数的企业家排着队想要见他。
我们当然不忍心说，如果没有当年的惨败和挫折，他的故事好像显得不那么圆满。毕竟这惨败和挫折是如此地不该和残忍，社会也应反思他所经历和承受过的一切。可也正因如此，他自己的人生经受住了炼狱般的考验，得到了升华。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大家都知道电影导演李安伟大的成就，奥斯卡奖都得烦了，当初呢？多年闲极无聊，无事可做，主要任务就是给老婆做饭。要不是有这么个优秀的老婆，他简直无饭可吃了。对一个男人来说，这几年的时光是怎么过来的？没有机会，没有电影可拍，在美国闯荡了很长时间，到处是可以撞的南墙，于是回台湾找机会。就是那次回台湾，看到了《卧虎藏龙》的剧本，为他未来的成功做好了铺垫。
六小龄童的父亲六龄童，自幼学戏，打小专攻武生，唱花脸。到了青春期，开始“倒嗓”，嗓子废了，没戏可唱了。那就看戏吧，聊以宽慰。看到盖叫天的京剧《西游记》，从此开始琢磨打造这个猴戏，开创了绍剧猴戏，自立天下，独具一格。
所以，这样的故事看多了，每当我自己遇到挫折或者失败的时候，总会很好奇地想：老天爷又打算给我什么新的机会？
成败不在当下，而在历史
当然，接下来还要考虑，并不是所有的失败都能立即转化为成功，有很多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但是需要时光的追认。
比如在疯狂年代里，马寅初是失败的，梁漱溟是失败的，张志新是失败的，遇罗克是失败的……不仅观点或作品被批得体无完肤，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不太认同“公道自在人心”这句话，为什么？当初，批马寅初的不也是人吗？批梁漱溟的不也是人吗？夺去遇罗克和张志新生命的不也是人吗？有时公道并不在人心，但时间，却可以将失去的公道追讨回来。
明末义将袁崇焕，镇守辽宁兴城这个关口。清兵已从东北起兵入关，直逼京城。袁崇焕赶回来救援，驻军城外，几度鏖战，击退清兵。但是最后却因为被人离间，反被崇祯皇帝治罪，凌迟而死。死后老百姓甚至分食他的肉，以解心头愤恨。公道总在人心吗？不一定。
然而后来，悄然为他守墓的也是老百姓，一守几百年，直到乾隆称帝的时期，才正式为他平反。说起来，他作为明末重臣，是清朝的敌人，因此这样的平反，显示出一种大义。并不是所有的伟大，都能在当世被认可，往往需要时间的追认。
所以，在一个大时代里，如果你受到很多委屈或者不平的待遇，别着急，把它交给时间。不能简单地以当下的得失论成败，很多所谓失败，只不过是此时的一个世俗观念，或者某种立场下的判断而已。
做人，要有一种心理准备：历史上见，时间上见，不能总是当下见。当你一门心思，只想成为现实中的成功者，也许就会失去历史和时间，甚至成为历史的阶下囚。
如果老舍先生能有一颗更强大的心脏，相信公道总会降临，也许就可以熬过最黑暗的日子。如果傅雷先生多活二十年，又能为世人多翻译多少伟大的作品。一方面，我们感慨他们的情怀和刚烈，另一方面又会有些难过，如果他们相信历史与时间呢？
2012年在伦敦报道奥运会时，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纪念品上都写着“Keep calm and carry on”。后来有个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的朋友，给我讲了一段故事。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空袭英国。英国政府秘密印制了三百万张海报，上面写着“Keep calm and carry on”，翻译成中文就是“保持冷静，继续前行”，印有英国皇家的标志。一旦城市沦陷，政府会将这些海报悄悄散布民间。因为它知道，如果领土被占，无法使用更激昂的措辞。这是冷静的英国文化。
在这句话的提示下，英国人会形成一种默契的共识，哪怕亡国，有共同的信念支撑着，也不会倒下。
当然这个结局并没有出现。二战结束后，英国悄悄将这三百万张海报全部毁掉，其中有一些存留下来。
有一个人整理亲属的遗物时，发现了这份海报，经过考证搜寻，终于知道了这个故事，令整个英国震惊和感动。也因此，“Keep calm and carry on”成为传遍世界的、属于英国的标志。
伦敦奥运会结束的时候，我也穿着一件写有“Keep calm and carry on”的红色T恤做了收尾报道。这是双重含义。
第一，中国本届奥运会成绩非常优秀，但要保持冷静，继续前行。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中国正面临着无数的挑战和烦恼，只要守住“保持冷静，继续前行”这条底线，中国就是安全的。相反，如果这不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共识，就会极其危险。
每一个个体又何尝不是如此？希望、危险与沮丧并存。你必须拥有足够的动力，在失败与挫折中迎接挑战。成功与失败都不那么重要，“保持冷静，继续前行”，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回到体育中，很多人问我，哪个项目和人生最为相似。我说是跳高。即便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手，即便你已获得最终的掌声，也仍然要把横杆再升高一厘米，进行又一次的冲刺。跳高就是一种这样的运动：你一定要以最后一次的失败，来宣告你的成功！
我希望我的人生如此！
2015年 江苏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柴静出的书里，让我多年前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复活：“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我的确说过这句很心灵鸡汤的话。一是为了安慰当时很有些挫败感的柴静，也是我自己回望过去道路时真实的感受。
帮柴静走出困境的，不是我这句话，而是她自己。她有自己的标准与目标，别人的眼光打扰不了她，她信自己。
很多人的失败感，不是来自自己的感受，而是别人的眼光与当下世俗的标准。
然后方寸大乱，然后就真觉得自己失败了。
如果你不为别人的眼光与标准活着，失败的感受会在我们生活中消失大半。
建立并信奉自己的标准，你已成功一半。
有一个我尊敬但从未见过面的音乐人，没按照大家香车美女的想象过日子，而是被看到胡子拉碴地坐地铁，于是，照片在网上热传，下面没写出的文字似乎是：一个落魄的失败者……
这种展览与围观，正是一个时代很失败的真正标志。
你确定比他开心吗？更重要的是：你确定比他更自由吗？
更何况，他开不开心自不自由富不富有，与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你让自己变得更好了吗？
致青春：做一个和自己赛跑的人
学会接受“平淡”这一生活现实，然后把平淡向幸福那儿靠。你的收入与你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
有了感触不必立即表达，中间该有一段“追寻”的时间。
不挣扎不绝望不算青春
今天讲一个与青春有关的关键词吧，就是“焦虑”。
焦虑几乎是当下每所高校共同的情绪，从校长到老师，从大一到大四。象牙塔的教育传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该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在内心里又该如何去舒缓这种焦虑？
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大学校园也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内部讨论，团中央书记陆昊和青联主席王晓都在，我说，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非常值得关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年轻人心理冲突加剧，和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疏导，会演变为巨大的社会冲突。
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都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回忆有什么意义？
中国能满足所有的年轻人在三十岁之前买房的梦想吗？我要告诉大家，门儿都没有。房改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在十几年前，给了全体国民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预期—每人都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抱歉，美国没有实现，日本没有实现，新加坡、香港都没有实现。请问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如何实现呢？
为什么当时政府没有想明白，你该解决的是从廉租房到保障房这样的住宅问题，商品房的问题交给市场经济去解决。结果，上来就搞商品房，等到房价几乎失控的时候，想把它摁下去，再来做廉租房和保障房，已经晚了十年。这话可能有点讽刺，但却是事实。
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时，才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靠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
我三十二岁的时候，才拥有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一点钱，但不是很多。
在那之前我搬了八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让我每每回忆起来都觉得特别……骄傲又有一点悲惨。
当时，老房东不肯续租了，新找的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而且和老房子一样，也在六层。我傻呵呵地给搬家公司打电话，问能不能便宜点，两栋楼相距不到一百米。人家说，不仅不便宜，还得加钱，我们不看距离，只看楼层。
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就是书，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八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是不完整的。
有很多年轻人抱怨，现在社会上都是拼爹、拼外貌，我会告诉他们：我也曾经拥有一个成为富二代的机会，但是我爸没有珍惜。
拼爹，起码得有爹吧？我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哥俩带大。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也从没为了工作给谁送过礼，不也走到了今天吗？人生如果没有一些落差做比较，也就没那么多趣味了。
北漂一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可以去纽约、伦敦；没有机会，死守大城市也没意义。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三十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
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学校离城区太远，为了不挤公共汽车，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出门，蹭老师的班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班车莫名其妙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了，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得多，但是都过来了。
青春是一生中最迷茫、最焦虑、交织着绝望、希望和挑战的时期。但为什么所有人都说青春美好呢？那是他们在回忆时下的定义。悲伤的时候，即使有太阳也觉得天昏地暗；开心的时候，即使下着大雨也恨不得出去裸奔。这种自在随意，到了中年就不可以了，但或许到了老年又可以了，我还没经历过。
史铁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2010年12月31号，离他的六十岁生日还有几天，他走了。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四肢健全的时候，抱怨周围环境如何糟糕，突然瘫痪了。坐在轮椅上，怀念当初可以行走、可以奔跑的日子，才知道那时候多么阳光灿烂。又过几年，坐也坐不踏实了，出现褥疮和其他问题，怀念前两年可以安稳坐着的时光，风清日朗。又过几年，得了尿毒症，这时觉得褥疮也还算好的。开始不断地透析了，一天当中没有痛苦的时间越来越少，才知道尿毒症初期也不是那么糟糕。
所以他说，生命中永远有一个“更”，为什么不去珍惜现在呢？
我做制片人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来实习，还是托了关系的。一问，才上大一。他觉得早实习可以早点儿熟悉行业，将来找工作更有把握。我说对不起，从明天开始你还是回学校做个大一学生吧。
如果总在为未来忧虑，而不能享受此时此刻的时光，你可以把整个余生都搭进去，但你真的打算这么过一辈子吗？要知道，你所担心的事情，只有不超过10%会变成现实，其余的都是自己吓自己。而且生命中有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如果你真的过好今天，明天也还不错。
能面对平淡，就是不平淡
2009年我度过了大学毕业二十周年纪念。对我来说，大学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四年，很多事情后来再也难以复制。
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
舒婷曾经有一句话：“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日渐凋零。”但是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
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
大学期间，还要锤炼出强大的心理素养。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素质教育，但忽略了素质教育的核心之一，应该是面对挫折时仍然保有乐观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心，这是这个年龄阶段必修的一门功课。
千万不要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社会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里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到来的那天，你已经被挫折打垮了。
在工作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中我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另外，我不仅要看他的“抗打击能力”，也要看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
大学期间另一件重要的事，是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差异却很大。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
首先是专业的设置。不同的专业与其说教给你们不同领域的知识，不如说是让你们学会用各自专业的角度去观察世界。比如我自己，在大学学业结束后，开始用新闻人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法律系的同学有法律人的视角，理工科的同学有理工科的思维。
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的独立思考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的前进速度和能够到达的高度。
为什么有的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收入还很低，比尔·盖茨整天飞来飞去、看起来优哉游哉，却那么富有呢？因为前者的工作随时可以被取代，任何人经过短期培训都能做到，而世界上只有一个比尔·盖茨。
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方面，是否具有足够的竞争力。
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当然，永远别忘了安静地做好眼前的事。
我知道现在有相当多的大学校园里，学生念书念得心猿意马，总觉得越早开始实践，未来的工作就越牢靠。还有，很多学校管理不严格，毕业实习和论文答辩形同虚设。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毕业实习是学校统一安排的，单位开出的实习鉴定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成绩。现在呢，不少学生从大四起就处于“放羊”的状态，所谓实习也是蒙混过关。如果大学无法为社会提供合格的毕业生，社会又怎么能放心地接纳你们呢？
好的工作，和好的恋爱、好的婚姻类似，可遇不可求，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很浮躁，带着功利心去赌，成功的概率很低，你确定你一定有好运气吗？不如踏踏实实做好眼前事，把四年后的事交给四年后去解决，好过程必有好结果。
你们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年轻人。
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并非“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还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
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什么数据可参照，只能凭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就是做人。
而当你真正离开校园之后，做好“接受平淡”的准备。我在你们这个年龄，也对未来充满了浪漫憧憬：恋爱就是每天送花、甜言蜜语；工作就是宏图大业、精彩纷呈。
但其实，现实不是这样。我描述一个生活中常见的景象：老公在看电视，夫人在织毛衣，孩子在写作业，一晚上没多少话，到点儿热水泡脚，洗洗睡了。你们觉得，这种日子怎么样？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说，快离了吧？但我告诉你们，对于相当多的四五十岁的人，这就是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状态。真实的人生不会天天都在放礼花，也不会天天都送玫瑰花。
工作岗位也一样，大多数时候是在默默做一些平淡的小事。我所说的接受平淡，就是接受生活的真相。
在你的想象中，梅西过着什么样的日子？C罗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们之所以有今天的江湖地位，是因为每天都在忍受极其枯燥的生活。不停训练，不抽烟，不喝酒，早睡早起……
我过去采访中山大学校长，他向我诉苦说，午休时间，竟然会有老教授一脚把他的门踹开，投诉有学生在门口唱歌，睡不着觉，“你做校长的管不管？”说完转身走了。校长得赶紧打电话把学生劝走，表示对老教授的尊重。你们恐怕很难想象，一个大学校长，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是在开各种会，或处理这类琐事。
另外，你们也看到《新闻1+1》里的我，在直播，在谈论天下，显得很不平淡。但这半小时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在这之前的很多很多个小时，我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准备到什么程度才让自己满意？冰山藏在海面下的十分之九，就是我的日子，非常平淡。
反过来说，只有接受平淡，才有可能不平淡。如果总是试图对抗平淡，你注定平庸，相信吗？因为生活不会给你那么多的机会，所有的不平淡，都是在忍耐了足够多的平淡之后诞生的。
活得认真才好玩儿
刚才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激情和力量，到底是为什么。
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和“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
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干吗那么较真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其实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都是务实的，尽管他们心里也有梦有理想，但是你指望所有的人都怀揣理想去跟领导吵架，挺难的。
然而不可否认，过去可能有20%的人敢吵，现在连5%都不到了。那时我们为什么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目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
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不投入，最后大家都觉得很无趣。牌上的输赢那不是真的输赢，但是打牌这件事，好玩儿就好玩儿在你真的会投入，输了真较劲，赢了真得意，互相拌嘴。
生活中也是，每天我们做的事，真有多大意义吗？不一定。但是总得投入吧？投入才有趣啊。跟领导吵架，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同时我能对结果不在乎，开个玩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后果。
我在电视台干了十几年的时候，换过两任台长。他们的办公室我一次也没进去过。为什么要进去呢？我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也曾经有过忐忑不安，不知台长会怎么想。后来看到杨伟光台长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非常尊重那些从来不进我办公室的人。”所以，不一定不跟领导吵架、一味顺从、整天往办公室跑，领导就会喜欢你。说不定领导经常苦闷的是连个吵架的人都找不着。
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相比之下，过去的环境更民主、更宽松。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解放，大家都就事论事，吵完很快和解。
在座各位同学毕业以后，也不排除陆续有人会当上领导。当个什么样的领导，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们吵架的领导。
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时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得我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别错位。
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承认错了，还给人鞠个躬。我们那个栏目组到现在为止，出了太多官与名人，比如张泉灵、柴静两位主持人。显然，没有民主和平等，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罗大佑的歌中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世界吧。活得认真才好玩儿，对吧？
“感触”与“表达”之间，还有“追寻”
前两年台湾出了一个很棒的文学电影系列，叫《他们在岛屿写作》，其中一部的主人公是杨牧，他是我非常欣赏的诗人。他笔下的文字，保留了汉语最棒的味道和无限的可能。而我们现在熟悉的中文，是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文。我建议搞文字工作的人，要多看看香港、台湾同行的创作。
我想说的不仅仅是这个。在这部电影的花絮里，有一位学者的话让我触动很深。她说，创作往往包含着三个步骤：始于“感触”—比如你被一件事或一个人打动，想要创作一首诗；终于“表达”—这首诗最终完成了；但中间这个词是最重要的，有了“感触”不能立即“表达”，而是要去“追寻”—经历了足够漫长的“追寻”，等到一切成熟了，才会有完美的“表达”。
我在一个文化论坛上，也曾听过一位著名建筑师谈到这一点，虽然没用这三个词，但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所有文学创作、艺术创造几乎都应是这样一个过程。而我的感慨来自当下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是感触完了就表达，谁还会追寻啊？
平时经常遇到一些人要加我微信，我说我不用微信，也不上微博。他们就问，那你怎么了解微信上的内容？我说，如果真有足够的价值，我一定不会错过，哪怕绕过八百道弯儿它也会来到我面前，让我看到。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需要心灵鸡汤了。朋友圈里的很多东西都是感触完了立即表达，没什么价值，寿命很短。
在我喜欢的电影当中有一部叫《辛德勒名单》。斯皮尔伯格买下剧本之后，曾经放了十年，这就是追寻的十年。各种各样的创意、文稿、文件，再加上探讨、挣扎、否定、激动、消沉等，都会出现在这个过程中。
电影完成之后，他轻描淡写用一个“十年”就把一切都带过去了，其实会这么简单吗？于是我们才在十年之后看到一部如此伟大的电影。
所以，我现在经常用这三个词衡量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不是一有了感触就急于表达？有没有经历追寻的过程？尤其在当下，如何在“感触”和“表达”之间加入“追寻”，我觉得是这个时代必须思考的。
寻找“第二个”答案
我说过，一个人的工资和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要从年轻的时候就确立一个概念：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
这要感谢我的舅舅，他是一个很棒的数学老师。我上初二的时候，他每天给我留一道平面几何题，先把最容易的辅助线给我画出来，然后让我画其他辅助线，玩了整整一个学期。
很多年之后，当别人说起白岩松的思维方式好像不太一样，总在已有答案之外，去寻找另一个答案，我突然想起舅舅的数学游戏，都忘了对他说谢谢了。
正是在这样的游戏中，我已经适应了什么事情都不止一个答案。最明显的答案往往最简单，寻找第二个、第三个答案的过程更难，但是找到了你会更有成就感。
我做节目的特点是，别人的工作结束时，我们的工作才刚开始—要在别人提供的资讯基础上做出评论。但我从来不会为此焦虑，因为已经习惯了逼迫自己去寻找第二个、第三个答案的过程。
非常感谢我的同行，经过那么长时间，还给我们留了可以吃的饭。因为相当多的人只迈出第一步就停下了，没有去另外的角度寻找新的方向。
第一个答案往往是具有欺骗性的。因此我在采访时，对方的第一个答案之后，我会观察他，当他眼神闪烁时，我不再提问，而是把身体往后一靠，准备继续倾听。此时他接着说的才是真知灼见。
因为很多人回答问题时，习惯于先说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很安全很平衡的“标准答案”。其后接着说的，往往才是他的个人想法。所以对于采访者，也要寻找第二个答案。
衷心希望大学生们，当你们将来走向社会的时候，面对一切变动和未知，请用“好奇”而不是“恐惧”去面对。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就是好奇。我看到所有伟大的创造者，眼神中都写着一种巨大的好奇。而那些习惯于抱怨的人，早已失去了等待的耐心。
老天爷的确不会永远给你好的。你能做的就是磨练好自己，做好准备。是不是都准备好了，机会就一定来敲门？不一定。但是请放心，它迟早会来，而且不止一次。千万不要等到“准备好”才去开门，那时候好运可能已和你的邻居相谈甚欢了。
要学会等待，但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怀着一种好奇心去等待。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面对变革时，往往很恐惧，很担心，觉得不变最好。如果不变，你是利益的获得者吗？不一定。
从我1993年走进中央电视台到现在，很多栏目的第一期都是我做的，虽然后来跟我无关了，但我愿意做，而且充满巨大的好奇。当初《新闻调查》的第一期节目，就是我帮他们做的样片，现在我自己的节目也在不断进行改版。别人会问，现在挺成熟的，为什么要变呢？我却觉得变动才可能带来不变。要跟上时代，就不要怕变动。
我还要说，“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有点绝对了。相当多的时候，“坚持就是失败”，因为坚持往往意味着你不好奇了，不从中享受乐趣了。为了坚持而坚持，怎么可能带来胜利呢？
中国队经常被解说员喊“坚持坚持”，坚持之后，黑色三分钟又进俩。
我现在练长跑，很多人也说要坚持，我说我不需要坚持，因为我享受长跑的乐趣。过程中的某几个关键点一旦突破，其后就是非常愉快的过程。什么事业一旦需要“坚持”，也就离进博物馆不远了。
2010～2014年 重庆大学、广西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自己的读后感
这些文字都是和年轻人沟通交流时的内容，用时髦的话说：像心灵鸡汤。然而如果说人生的哪个阶段最需要心灵鸡汤，那正是青春时节，正长身体，正需要营养。而如果成年人的朋友圈里，还是心灵鸡汤一碗一碗地上，有点儿晚也有点儿好笑。
我承认现在去高校同大学生们沟通也是一件有些风险的事儿。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流行，哪句话少了前言后语就被人发出去，引起误读是常事儿。于是，你做该做的事儿可还给自己惹了事儿。不过，再有风险，如果没人愿意与大学生坦诚并真心地交流，大学是不是变小了？
其实，青春不易，我不健忘，我依然记得清自己在校园时，那些迷茫、挣扎甚至突如其来的绝望，心中有无数个为什么变成问号等着解答。除去课堂，我永远感谢八十年代学校里的各种讲座，各种名人纷纷前来，没架子真交流，甚至常有“过头”的话，然而也帮助我们学会思考，打开一扇又一扇通往世界与人生的门。
不过有一点与现在不同，那个时候我们不追星，合影签名都少。我们往往带着问题与质疑去，而这是一种真正的尊重，也让我们成为了更独立的自己。
没关系，下一次，我等着你的问题！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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