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第四十章

　　三十一

　　两天以后，他动身去多伦多，在那儿他在另一个盛大的集会上作了讲演。那是一个非常累人的横贯大陆的长途旅行的开端。

　　一连七个月，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城镇之间往返奔波，放映《西班牙的心脏》并作公开讲演，从东海岸开始，经过安大略省的南部和北部，横越大草原上的各省，等他到达西海岸的温哥华以后就绕道美国又往回走。

　　他的巡回讲演听得到的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响应超过了一切预料，但是一层乌云渐渐笼罩着他的使命。正当他从这个城市旅行到那个城市，反共集团又动手了——这次在中国。

　　日本早在1931年就入侵满洲。西方列强只在口头上喧嚷过一阵，蒋介石政府也无所作为。现在，1937年7月，日本又在北平公开发动了进攻，并且像在西班牙一样，反共集团在日本的伙伴也大声叫嚣要在亚洲扑灭“共产主义”。

　　白求恩阅读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正像他曾一度注意马德里发表的公报一样。现在旅行已经结束，他的未来计划也在他心中明确了。他宣布，他一直希望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回到西班牙去。但是一批新的美国医生刚刚启程去西班牙了，同时远东的事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战争上。他从此以后也不想挂出私人行医的招牌了。西班牙确实需要援助，但也得到了一些援助。而中国对医生的需要比西班牙更加迫切。

　　他继续说，在纽约已经成立了一个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着孙中山夫人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援华委员会的计划是对在中国北部和日军作战的游击队给予医药援助。他已经自动请求率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去和游击队一同工作。他觉得，他在西班牙的经验拿到中国去一定有极大的价值。

　　几天以后，他动身到纽约去和国际援华委员会一起完成各项安排。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外科医疗队的设备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启程去香港。

　　在准备启程的忙乱的几个星期里，他没有时间去推测未来可能带来什么。他在蒙特利尔会见了弗朗西丝，到汉密尔顿去看了家里人，向几个亲近的朋友辞了行。但是在船上，他觉得需要给弗朗西丝写一封告别的信，那信是他在香港寄出的：

　　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讲明白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祝你幸福……

　　白

　　三十二

　　1938年1月20日，白求恩到了香港。三天以后，他飞到汉口，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在汉口，他发觉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的奇异、落后、辽阔的国土。

　　在这个城市里，难以想象的穷困围绕着撩人眼花的奢华，官僚集团顽强地抗拒着现代思潮；他在这儿会见了政府的低级官员，参观了简陋的军医院，随后就作了到北方去的准备。

　　初次接触中国使他感到惊愕。在战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半封建的反动势力、共产主义这些汹涌的浪潮之中，许多震撼亚洲的重要事件正在这儿展开。它们的起源只有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现代欧洲的兴起、列强的竞争、中国人民惊人的奋起当中才可以找到。

　　2月22日白求恩坐火车离开汉口，到晋察冀地区去。他的路线要穿过许多山脉、河流、荒芜的原野、无路的山谷。他离开汉口十天以后，就有一些新闻记者拍电给美国报社，说他已在内地被日军俘获杀害了。

　　三十三

　　当纽约、汉口和延安之间函电交驰，打听他遇难的传闻的时候，白求恩正在和南下的日军捉迷藏。

　　离开汉口以后一天，他到了郑州，那是一个刚被轰炸过的铁路中心。他一路经过许多下行的列车，车上挤满了逃避日军的难民。在每趟南下的列车上，难民都把车厢挤得满满的，有的冒险坐在车厢顶上。

　　下午四点钟，第一批日本轰炸机出现了。那时白求恩正在车站上，在许多装着骡子、大米和军火的货车中间。他和好几百撤退的人们躲在沙地上的壕沟里，一直等到轰炸停止。他先把行李搬上了一节棚车，车上载着一包包的大米，几乎堆到了车顶，然后自己爬了进去，车一开他就睡着了。晚上三点钟他醒过来，才发觉他坐的那节车已经在离临汾二十五英里，名叫高显的地方被甩下来了，把他困在那儿，而日军却正从临汾沿着铁路向那儿推进。

　　在这居民撤退一空的小城里，他侥幸碰见了一位八路军军官，李少校。李少校把那节没有人管的棚车查看了一番，认为车上的大米太贵重了，不能留给日军。他组织了一队自告奋勇的农民，把这些大米运出这敌军逼近的城镇，随后就镇静地对白求恩说，他能用骡车把他送到延安。

　　三十四

　　卡车从疏落的小山中驶过，走上了一条急转直下的路。这时，在下面三个山谷会合处的薄饼似的平原上，白求恩看到了那座城市。

　　终于到了延安！

　　在城中心，一个代表团正在迎候他。为首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神情很快活的美国人，一见面就用力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他自我介绍是马海德大夫。白求恩曾听说，他是几年前到中国来的，换了姓名，跟一个中国人结了婚，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被聘为延安八路军的卫生顾问。

　　“自从我们得到报告，说你在离开香港以后就失踪了，我们急得什么似的，”马大夫对他说，“你想象不出大家多么盼望你来。一个有你这样的资历的外科医生！还有在西班牙的经验！我们到处打电报，打听你的下落。天晓得，我们多么需要你！”

　　和各方面初次会晤以后，白求恩就被送到他的住所——附近山里的一个窑洞，大小和加拿大人家的一间大房间一样，里面有一个暖炕和一张小桌子。

　　他在延安的第一天的见闻使他觉得非常兴奋。他那天的日记这样写着：

　　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的最好的一个城市。和中国其他的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的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医疗的制度！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晚上，白求恩就会见了制订共产党战略的主要人物——这一战略得到运用，结果是胜利地建立了这个专区和日军后方的晋察冀边区。

　　那天晚上十一点钟，他被邀请去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会谈。

　　白求恩一进去，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亲切地欢迎他。毛泽东的身材魁伟，漆黑的头发在巨狮般的头部中央分开。他紧紧地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亲切地笑着，他的平静的眼睛打量着他。他们握着手站了一会儿，在烛光下互相端详着。然后毛泽东伸手示意，他们两人就在这没有陈设的房间正中的桌子两边面对面坐下来了。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面，听着那柔和而低沉的声音以及那些尖锐的问题，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极其强烈的印象：这位共产党领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他是一个诗人，同时又能以锋利的政治言论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在他身上各个不同的方面浑然而成，因此他的思想和谈吐又极其平易近人。

　　毛泽东在谈话开始的时候，很谦和地问白求恩对于西班牙的看法。毛泽东从西班牙谈到中国，谈到前线在医疗方面的需要。从他征求白求恩的意见时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于提出的意见一定会极端重视。

　　白求恩说，他觉得他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

　　现在整个的谈话仿佛都围绕着这一件事。“那么毫无疑问，”他决断地说，“就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

　　“好！”白求恩满意地说，他很高兴他的计划这样快就被批准了。他接着说，他立刻就写信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通知他们这个决定，并请他们拨款来推进这项工作。在他离开美国以前，他们曾保证经常给他汇款。他现在要提议他们每月至少汇一千美元来。

　　他们商妥了白求恩在最近的将来的工作这个实际问题以后，话题就又转到西班牙，转到白求恩在那儿的工作，输血术最近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现状。

　　等到会谈结束，白求恩一看时间，想不到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了。他们没有间断地足足谈了三个小时，而毛泽东还是像谈话刚开始的时候一样，精神那么饱满，那么敏锐。

　　毛泽东把白求恩送到门口，保证他一定会得到军事指挥部方面的充分合作，并请白求恩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转致谢意。

　　白求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和毛泽东会见的情形，等他写完，天已经快亮了。他这样结束了他的日记：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三十五

　　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三个星期。在这期间，他的器械和药品从西安运来了，同时从汉口又来了一个加拿大人，名字叫做理查德·布朗。他和白求恩两人一见面就很投机。白求恩估计他至少需要十来个技术熟练的助手，才能完成他计划中的工作。现在感谢老天，他总算有了一位布朗大夫。

　　他们由十二个战士护送向北走，先坐了一段卡车，顺着一条很硬的土路行驶。

　　到了贺家川，这是一个有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这儿有一百七十五个伤员，分住在老百姓家里。这就是这儿的所谓“医院”。伤员躺在炕上，下面只铺着一点干草。一部分人没有被单，没有一个人有毯子。伤员们浑身都是虱子。他们只有身上穿的那套制服，而且由于九个月的战斗所留下来的积垢脏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绷带洗了又洗，已经成了肮脏的破布条。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因为冻疮变成了坏疽而失去双脚，什么衣服也没有，只有一条被单。他们的食物是小米粥，没别的。所有的人都贫血，营养不良。大多数都因为饥饿和脓毒病而在慢慢地死去。许多人有肺结核。

　　必须帮助这些人。他们是为拯救中国和解放亚洲而作战的战士。

　　6月初，他们又出发到兴县和岚城的医院。到了月底，他们的视察工作完成了。这时白求恩离开加拿大已经六个月了，可是他还没有收到国际援华委员会的任何信息。他拍了一封电报到纽约去打听，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他所巡视过的医院的总结报告，随后他就动身到晋察冀军区去。

　　三十六

　　白求恩是6月初到晋察冀的，在他寄出的但永远没有到达外界的许多信件当中，有一封这样写着：“现在我是在这个战争的中心的中心。现在我能真正体味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的奇异而崇高的精神了。”

　　但是这种在日军防线之内，而同时又在解放区的新奇感觉不久就消失了。今天在前线与敌人发生接触，明天突袭一下又退到山里，从后方进行狙击，在敌人补给线附近像马蜂似的困扰，控制离开敌人前哨只有几英里的地区——这就是华北抗日战争的特色。这个特色使白求恩感到非常兴奋。他现在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来不及刮脸，因此他索性不刮脸了，留起胡子来。

　　在医疗队到达五台县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他把他的时间分配在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的三个军区后方医院里。

　　他巡视了这几个后方医院，检查其中的工作人员、治疗方法、设备、药品器材。到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他又制作医学图表，研究他的笔记，给聂司令员和延安写详细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汇集的调查材料使他得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没有真正的医院设备。归根到底，能够用来照顾晋察冀的伤员的只有他所带来的药品，他自己的器械，他本人的技术，布朗大夫，五个本地训练出来的医生，以及那些服务热心但是没有什么训练的义务工作者。到了7月中，布朗的假期又满了，他不得不离开这里。

　　布朗走了以后，聂司令员派来了一个曾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中国县长，给白求恩当翻译。他的名字是董越千。他是一个矮胖的、好性情的年轻人，脸上常带笑容，天生有一个外交家的圆通。他的英语很别致，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知识非常渊博，不久他对于白求恩就非常钦佩了。还没到一个星期，白求恩就把他叫做“我的化身”。

　　白求恩通过延安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拍了一封求援的急电：

　　过去一个月在日军后方晋察冀军区和游击队一起工作。平均每天十次手术。迫切需要款项及药品器材。目前大城市中尚能买到医药器材。请即电汇毛泽东一千美元。

　　他写信给延安的马大夫——这是他现在与外界的主要联系，请他把他留在那里的爱克斯光设备送来，同时问他你想纽约方面收得到电报吗？你或许应该把这些电报转给孙夫人。她可能有点办法。我需要帮助。三个月来从没有读过什么报章杂志（不论美国的还是英国的）。不知到过什么没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西班牙战争有什么变化？你得到过什么消息？

　　我今天做了八次手术……我很累，可是心里非常痛快……看样子我必须在这儿开办一个卫生班，从最初的东西讲起。我必须在输血方面做点工作。为了把事情办好，我现在是哭、笑、嚷嚷一齐全来。

　　我需要一个助手！不多写了。我们是在一条血泪冲洗着道的路上前进。

　　几天以后，他到五台山里的蛟潭庄军区司令部去参加一个军区卫生工作会议。聂荣臻非常热烈地欢迎了白求恩。“其他的人，”他说，“处于你现在的情况，恐怕早就不干了。”

　　他接着说，他有一个建议提供给白求恩，希望他予以慎重的考虑。他提议，请白求恩为整个晋察冀地区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建立一个医务系统。白求恩的美国友人汇来的款项当然都用来推进他的工作。如果他肯答应，他就不仅是以加美医疗队队长的身份，同时还是以晋察冀八路军的卫生工作领导人，以及晋察冀政府卫生顾问的身份来进行工作了。

　　董还没有把话译完，白求恩就答应了下来。他后来写信给马大夫说：“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头衔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他就职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拟订计划把一个简陋的后方医院改建为一个模范医院。他认为军区所有的医院都不足以应付正规军和游击队的需要。他觉得以他带来的器材和眼前就有的一些简陋设备，建立一个有较好的病房、训练得较好的工作人员、照顾病人较为周到的医院，并不是不可能的。他进一步想，设立这样一个医院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以榜样来说明如何利用现有设备改善军队中的医务工作。

　　7月底，在聂司令员的热烈赞助之下，他召集了一个医务工作人员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河北村举行的，由军区卫生部长叶大夫主持。白求恩在会上概括地说明了他的计划，然后会议通过了他的计划并决定开展一个“五星期运动”，将这个模范医院建立起来。

　　三十七

　　安静的松岩口村里的后方医院。董说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但是在白求恩的图表和计划里，它却成为他梦想中的模范医院的所在地，而且在五星期之内，它就将成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家要记载在中国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传奇的名字。

　　“五星期运动”开始的时候，先开了一个工作人员会议，规定了一些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又为村里的人开了一个动员大会，说明这个运动的意义，同时又收到毛泽东拍来的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

　　毛泽东的电报是给聂司令员的，聂又把它转到了松岩口。董非常兴奋地给白求恩送了来。他拿着电报在大家面前一个劲地摇晃，最后才给白求恩翻译了出来，一面译一面还加上些兴高采烈的话。电报上说：

　　请每月付白求恩大夫一百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其计划执行。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和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毛泽东。

　　白求恩写了一封回信给毛泽东，在信里关于他的计划作了进一步的报告，并谢绝了给他的津贴。

　　陕西延安八路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

　　来电敬复如下：第一，我谢绝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如系由美国或加拿大汇给我个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置烟草及纸烟之用。我本人若需少许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第二，我批准给各后方医院的经费约计一千五百元，系改建此间医院为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工料费用……将来每月约需一千元。

　　第三，目前需要五千元的各类药品。这些药品可以在北平购得。

　　第四，请随时将加拿大和美国汇来的款项示知，以便明了经济状况。

　　第五，以上并不包括建立一个永久性医院的计划，该项工程规模较大，约需五万元。永久性医院计划不久即可送呈。目下工作系利用现有材料进行改建工程。

　　“五星期运动”以旋风般的速度进展着。白求恩指挥村里的群众盖起了一个手术室。他在医院外面选了一块地方，叫人把它整平，安放了一些舒服的椅子，使它成为休养员的娱乐场。一间附属于这座庙的屋子，本来是一个厨房，现在给改成了一个俱乐部——游乐、演讲、开会、看书、写信的地方。村里的妇女自告奋勇，试做了五十套病员穿的衣服、枕头、被子以及油布床单。松岩口的伤病员是晋察冀全区最先穿上病员服和睡上床单的人。

　　在“边干边学”的口号下，他开始给医务人员上起课来，讲授基本的医学知识，他站在一块黑板前讲授解剖学、创伤治疗法、生理学等等，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飞快地画着图。

　　他除了给医务人员上课以外，还开办了一个附属于这个医院的卫生学校来训练护士和医生。他拟订了全部课程，留给这个学校在他走后采用。因为晋察冀全区也找不出任何一本医学教科书，他就自己动手写，并用了许多图解来简化课文。他在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以极大的速度编写着。他一面写一面叫董译成中文。这本书写成以后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印行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游击战医疗手册。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他说这本手册将分发给全体的医务人员，并附带说：

　　如果这本手册成功，我要再写一套关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等的小册子，现已着手写一本两百页的更详细更基本的医学教科书，希望在两个月内完成。

　　在这一切当中——与时间的竞赛，万分艰巨的工作，从创造、帮助和领导别人而得来的愉快——他发现还有一些他得学习的东西。

　　作为医院经常性工作的一部分，他规定了工作人员周会，在每星期日下午举行。全体护士和医生都参加周会，共同讨论一周中的问题。最初几次的会议进行得很烦利，会上有坦率的批评和建议，还有使他很高兴的，是工作人员都认真地把会上的讨论记录下来。现在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工作人员一定会以正确的态度来迎接一次针对各人工作上的缺点的正式的检查，检查的结果一定会使工作获得改进。

　　会上大家立刻同意了他的提议，于是白求恩轮流批评了各人的工作。例如游大夫，他因为技术上有进步，受到了表扬，但是因为不能坚持正确的意见，受到了批评。林大夫，白求恩下面的主任外科医生，技术很好，训练方面一等，并且总是乐于动手术，但是他还得学习做平淡无奇的例行工作。刘指导员，精明强干，负责可靠，对他的政治工作有热情，肯想办法。

　　当白求恩一个一个往下说的时候，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对于他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没有人提出异议。随后就轮到大家来鉴定白求恩的工作了。

　　他们说话的态度非常自然，正像习惯于冷静地提出批评和接受批评的人一样。他们对于他的工作、他的领导、他的技术以及他不断督促大家提高工作的精神，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可是等到董把他们各人的话翻译完了以后，他却转过脸对白求恩，嗫嚅地说：“另外还有一点。他们对于你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意见，但是我却想不起来在英文里怎么说。”

　　“是批评吗？”

　　“是。”

　　“关于我的工作？”

　　“不，不是你的工作。”

　　“关于我个人？”

　　“对了。他们用了一个字眼……急性……可是在英文里我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字来表达他们的意思。”

　　白求恩一会儿就找着了。这就是：“脾气大。”

　　那天晚上，在给他准备的那间房间里，他把这件事记在了他的日记里：

　　这个字是“脾气大”。我的“化身”，董，没想到这个字，可是我一想就想出来了。每逢工作进行得不顺利，或者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他们做事没效率，他们说我总是脾气大。他们每人都说，以后我发觉他们做错了事的时候，请我讲话放和气一点。我答应了。难道我永远不会改过吗？我答应了——可是十五分钟以后，我就因为一个护士给伤员换药时粗心而对他摆出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三十八

　　有一次，当他正在做手术的时候，有一个伤员流血过多，他便问护士有没有愿意给他输血的。结果手术室里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

　　董从他身后拉拉他的袖子：“他们还不懂。你不妨先取我的血，以后再解释给他们听……”

　　白求恩一言不发地把输血器准备好，抽出了自己的血。因为他是O型，万能输血者，所以没有必要检查伤员的血型。当其他的人羞愧地在旁边看着的时候，白求恩替伤员输了血，接着做完了手术。

　　这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从那时候起，那伤员已经逐渐见好，白求恩也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思索那些护士不肯输血的原因。现在，他站在村里的人面前，脸上带着一副和蔼的笑容。等大家安静了下来，他对董说：“请你告诉他们我要表演一次输血，还要你在我们进行的时候翻译我所说的话。”

　　输血完成了。所有的人都向前欠着身子，仿佛都在无声地祈求一件事的发生。不久这个战士的嘴唇动了，他哼了一声，睁开眼睛，抬起头来，他有点莫名其妙地向周围看看，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

　　群众中间发出了一阵响亮的呼声——喜悦、宽慰、敬畏和胜利的呼声。

　　一个老太婆走到他的面前，她的脸上满是皱纹，她的背驼着，她的眼睛发亮。“我老了，没有什么用处，”她说，“我愿意输血。”

　　白求恩亲热地握住她的胳臂，转过身对群众说：“等再有伤员来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血。以后会有许多伤员从山那边送过来。你们愿意组织一个志愿输血队吗？你们肯给点血，让我们受伤的战士能够重上战场吗？”

　　村里的人们一齐涌到他的面前，嘴里喊着：“我们给！我们给！”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志愿输血队。以后，在白求恩所去过的乡村和城镇里，也都成立了同样的志愿队。

　　三十九

　　到了“五星期运动”的第四周，河北村会议所订下的目标就如期完成了。一星期内模范医院就要正式开幕了。这时白求恩出发到那个地区的各救护站巡视了一次，在所到的地方做手术，讲演，表演外科技术。

　　第五天在回松岩口的途中，医疗队在蛟潭庄停了一下，他在那儿得到通知，请他立刻去见聂司令员。他以为有什么要紧的事，不料到了以后发现聂司令员的房间里摆好了茶点，并且有位女主人在座。她是聂司令员的夫人，路过这儿去参加一个晋察冀妇女组织的会议。他们由董担任翻译作了半小时愉快的谈话。

　　等聂夫人走了以后，聂司令员就改变了态度。他陡然板起脸来开始对董说话，一面说一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话说得很快，董简直来不及翻译。

　　“首先要谈的，”聂说，“是白大夫完全忽视他本人的健康和安全。”

　　白求恩刚要开口来辩驳，就给聂司令员摆摆手止住了。“不对。不对。我们全都听说了，”聂坚决地说。“我从你所到过的每一个村子和每一个前线都接到同样的报告。你睡得不够。你吃得也不够。而且你好像以为日本人的枪弹炮弹决不可能打中你似的。”

　　白求恩插嘴说这些报告都太言过其实。“我吃得足够，睡得也足够。而且我从来不冒不必要的危险。”

　　董现在越出了他的翻译的职责，来表示赞同聂司令员的意见。“他吃得不够，睡得也不够，他一个人做着十个人的工作。”

　　“那样下去是绝对不成的！”聂坚决地说，他那副故意装着生气而又装不出来的样子，使得白求恩不禁笑了起来。

　　他一看见白求恩笑了，便改变了方法。“好吧。我们姑且不谈吃和睡的问题。军事委员会命令我每月付给你一百元钱，你却拒绝接受。为什么？你有你个人的需要。你一定得有钱来照顾你自己啊！”

　　“我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里已经把这一切都说清楚了，”白求恩回答说。

　　“但是你总得生活，”聂坚持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在部队里，你是生活在最低的水平上的。”

　　白求恩带着幽默的表情望着聂。“聂将军，”他问道，“你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每月多少钱？”他没等回答就接着说：“每月五元钱。一般的战士有多少呢？每月一元钱。如果我们拿你的钱做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是全军区的最高军事首长，而我不过是卫生顾问。再说，你得照顾你的家庭，而我却是个单身汉。按简单的算术来算，我应该减到一般战士每月所得的一元钱。事实上，连战士的需要都比我的大，因为他们往往是有家眷的。”

　　聂在他的椅子里移动了一下。“好吧，随你便。你这人有时候很难对付，白求恩同志。可是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笔钱无论如何是要付的。你的意思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以你的名义把它用作伤病员的特别费用吧。”

　　那天晚上，在他和董住的那所房子里，白求恩从炕上爬了起来，点了一支蜡烛，搬出了他的打字机。他写道：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

　　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四十

　　松岩口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这一天是这个军区和八路军的第一个模范医院正式开幕的日子，它标志着“五星期运动”的胜利结束。

　　当讲演人的讲桌还在布置着，来宾陆续在地上就座的时候，战士们唱起歌来。随后刘政治指导员宣布了开会。转过身对院子那儿做了一个手势。当会场上的人纷纷站起来欢呼的时候，有一队人，其中有护士、能行动的伤员以及村里的人，从院子那儿走了过来，手里高举着七面红旗。每面旗子上都有题词，是董用中英文写就，由村里的妇女用金线绣上去的。

　　这一队人唱着歌，先在会场上绕了一周，然后向着白求恩那儿走过去。每一个小组走到他跟前，一面高声念出红旗上的题词，一面把旗子献给他：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导师。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战友。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卫生顾问。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医生。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友人。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榜样。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同志。

　　这时，白求恩慢慢走到讲桌前面，眼睛由于激动的泪水而模糊了，董笑嘻嘻地站在他身边。村里的人、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来宾都高声欢呼起来。有好大一会儿工夫白求恩低着头，凝视面前讲桌上的讲演稿子。随后他抬起头来，脸上浮着亲切的微笑，做了个手势请大家坐下去，带上了他的白金镶边的眼镜，随即开始讲起来，每讲几段他就停顿一下，让董替他翻译。

　　在英国，医院里有句老话：“医生要有一颗狮子的心，一双妇女的手。”这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胆大、坚强、敏捷、果断，但是，同时也得和蔼、仁慈、对人体贴。这句话适用于每一个从事救治伤病员工作的人——医生、护士、护理员。因此，你要时时刻刻想着伤病员，时时刻刻问自己：“我还能多帮助他们么？”你要想方设法去改进你的工作，掌握你的技术。

　　同志们，我们不但需要技术，同时还需要领导人才来运用技术。我们需要领导人，尤其是小领导人，作为起萌芽作用的核心，去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并且向他们指出摆脱贫困、愚昧和苦难的道路。正因为缺乏这类小领导人，所以才有独裁者，才有那些自以为我们应该佩服、崇拜，并且像羔羊一般地服从的所谓“伟大人物”、“伟大英雄”。

　　今天我们完成了我们预定要做的工作，这就是实现五星期计划，使这个医院成为八路军的最好的医院。我要感谢所有为建造这个我们大家引以自豪的好医院出过力的人们。

　　在结束我的话以前，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钦佩。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我们一定牢记死者的牺牲。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他们为之牺牲的自由的中国。为着纪念他们，为着忠诚于我们的伟大事业。那样，我们就可以确信，即使我们不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那些后来人将有一天会聚集在这里，像我们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一个模范医院的成立，而是来庆祝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白求恩！”有人喊了起来。到会的群众立刻发出了响应的呼声：

　　“白求恩，我们的大夫！”

　　“白求恩，我们的导师！”

　　“白求恩，我们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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