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冀中反“扫荡”过程中，聂荣臻始终密切注视着斗争进程。5月15日，他命令一、三、四军分区和军区教导团全力破击石家庄以北的平汉线，要各地区队深入敌占区，摧毁伪军伪组织，平毁封锁沟、墙，以支援冀中反“扫荡”斗争。6月2日，他致电吕正操等人，指出敌人在冀中中心区外围“扫荡”，用意是驱使我军返回中心区，然后用重兵合击，我军应该迅速分散活动，跳出合围圈。6月10日，他又以北方分局的名义致电冀中区党委：冀中是华北的主要产棉区，日军为了掠夺资源，确保华北，封锁北岳区，必将对冀中反复“扫荡”。但它兵力不足，我们只要改变领导方式与活动方式，使武装斗争与各种斗争相结合，安定群众情绪，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冀中是可以坚持游击战争的。6月28日，聂荣臻发布命令：“为保存主力，等待时机，特将七、九、十分区之主力转移北岳区。”命令规定：七分区的十七团、三十六区队及行唐、灵寿、慈峪地区的部队由郑维山、吴西统一指挥；九分区的十八、二十四团由黄永胜、王平、詹才芳统一指挥；十分区直属队由一分区首长指挥。这些临时措施，体现了聂荣臻依托山地坚持平原的军事思想，对冀中反封锁、反“蚕食”、坚持平原游击战起了积极作用。6月下旬，他向总部报告了冀中反“扫荡”的经过与经验教训。认为主要的教训是：对敌人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部队拥挤于中心区，没有适时分散；没有广泛地开展地道战。在卧忆录中，他补充的主要教训还有，主力部队撤出冀中后，没有作出再及时返回冀中坚持斗争的打算和部署，所以“扫荡”后敌人大部分撤走了，留下部分日军率伪军残酷迫害当地各种抗日力量，我们没有回去，延缓了冀中区的恢复时间。
冀中“五·一”反“扫荡”的曲折历程和所遭受的巨大损失，牵动着晋察冀边区广大军民的心。在军区司令部里，这种气氛就更为强烈，每当听到某地某部遭受了多大的损失，某位领导干部牺牲了，大家的心头都像铅一样的沉重。当参谋长唐延杰或作战参谋向聂荣臻汇报这方面的消息时，他和大家一样，感情总是受到强烈的震撼。特别是听到团以上干部牺牲的消息，其中包括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治委员王远音同时牺牲的消息时，以爱部下著称的聂荣臻，更是十分沉痛和悲愤。
※第四十章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二）
冀中区所受的重大损失，促使聂荣臻更加坚定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决心。1942年9月中旬，他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寨北会议）上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的进攻，日益严重。日寇已确定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具有确保华北的决心。所以日寇虽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但认为必须解决华北问题。九个月来……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反复长期的‘扫荡’、‘蚕食’与‘清剿’，都说明了敌人的企图。”
聂荣臻接着分析了“蚕食”、“分割”、封锁与“扫荡”的关系。他说：“我们不应该把反‘分割’、反封锁与反‘扫荡’割裂开来看。敌之封锁、‘分割’，把我们区域划成许多小块，即是为着便利于‘扫荡’、‘清剿’，在一定的区域内彻底摧毁我们的下层基础，以达到其所谓‘扫马粪驱苍蝇’的目的。”聂荣臻针对有些干部战士不重视反“蚕食”斗争问题，指出：“其实，反‘扫荡’虽苦，但时间不长，而‘蚕食’的危害性却更大。‘蚕食’易于使我们麻痹与疏忽，以致‘蚕食’到我们的要害。”①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而且着重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从而更明确地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他说：“今后对于干部配备，对军队组织等问题，都要把是否能真正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因素，深加考虑。对于新老干部都要重新具体的教育与指导。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12页。
不敢深入敌之侧后去活动的干部，应即撤换。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人后方去。到‘敌后之敌后’去，正规军要这样做，地方军更要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到敌后去开展斗争，还到哪里去开展呢？一切强调敌后据点、公路的稠密，堡垒、沟墙的封锁等等困难而不敢积极去活动，或不设法配备干部组织部队去活动，都是不对的。”①他在回忆录里说：“这个期间，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己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去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这是接受了内战时期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提出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曾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主张，把自己缩到了一个小圈子里，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我们不能一退再退，也不能固守一点，只有到敌后之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于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到‘敌后之敌后’不怕站不住，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站住脚，也不必担心没粮食吃。”②这段话，是对他这次讲话的重要脚注和他下定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决心的最好说明。聂荣臻在这次高干会议上的报告，成为晋察冀军区武装力量开展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动员令。会议以后，各地区都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13页。
②《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545、546页。
首先是在北岳区，各军分区都明确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派出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力量，组成身着便服有地方干部参加的多支武装工作队，分散穿越敌人封锁线，到指定地区活动。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已加宽到4至9米，深达5至6米，有的沟里引进了水或埋设了地雷，不少地方还砌了高达7至10米的封锁墙。堡垒的密度也有较大的增加，以北岳区周围为例，有些地方4平方公里之中即筑有20多座堡垒，有的一个村庄就有10几座堡垒。日伪军沿沟、墙日夜巡逻，一有情况立即报警，堡垒中的敌人彼此呼应，组织力量堵截或合击。
要到敌后去，首先要过封锁线这一关。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北岳区部队对日军的活动规律和封锁线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群众为部队引路，准备了各种越过沟、墙的工具，如梯子、绳索等，有时还制造一些假情况，把敌人引开。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有的伪军对八路军过封锁线睁只眼闭只眼，还有些起了协助作用。所以到9月底前后，各分区的敌后武工队都顺利越过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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