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使党组织成为人民抗日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晋察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胜利，归根结底，是党的领导、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面对复杂的形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是我们赖以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斗争的需要，晋察冀根据地坚持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全区和每一地区逐步设立了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全区是晋察冀分局，各地区是区党委（个别是特委）、地委，作为该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包括党政军方面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有机地把根据地各个战线的斗争统一组织起来，协调起来，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使边区党组织真正成为边区人民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
边区各级党，一直把巩固与严密党的组织，作为党组织工作的中心。在根据地初创时期，边区党组织就遵循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方针，吸收了大批的优秀分子入党，恢复与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随后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在全边区范围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党整风运动，使边区的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党的组织进一步纯洁了，巩固了。
边区党的干部状况一直是比较好的。高级领导干部一般都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抗战后大批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干部，大多在县以下的基层工作，少数在地委。他们工作积极，进步很快，经受了艰苦斗争的考验。不论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外来干部还是本地干部，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相互间都是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这个团结是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保证，是我们夺取抗战胜利的保证。这样一支经过艰苦环境和残酷斗争考验的党的干部队伍，自然受到根据地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同时，华北敌占区地下党的斗争与工作，同根据地的斗争与工作是密切地相互配合的。党的领导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晋察冀根据地。这就是我们在八年抗战中，所经历的事实和所得出的结论。
※第十七章 解放战争前夕飞回晋察冀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九月上旬末我就回到了晋察冀。
起程前，正好有几架美国飞机来到延安。他们是来接美国飞行员的。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在对日作战中，一些飞机被日军击落，幸存的美军飞行员散落在敌后各个地区。其中有一批飞行员也降落在晋察冀各地，被我们营救了。美国飞机就是接他们来的。接待他们的同志告诉我，有一架飞机要飞往晋察冀，我们就决定搭乘这架飞机。
同一天从延安起飞的有两架美国飞机，一架飞往晋察冀，另一架飞往太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搭乘另一架飞机回太行，陈毅同志也取道太行回去，他们同机结伴而行。
多少年来，我们这些战略区的负责人，都过着“行行重行行”的军旅生活，难得相聚在一起。这次回延安，两年左右朝夕相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一旦又要分手了，难免有依依惜别之情。但日军投降，前方有多少紧急的军情需要去处理，我们又将驰骋疆场，想到这些，大家又豪情满怀，互致祝愿，各奔前程。
我们回到晋察冀的人数居多，除了刘澜涛、肖克、罗瑞卿等同志外，还有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当时名冈野进）也和我们一起离开延安，他是取道晋察冀回日本的。
在延安，我一直住在杨家岭一排依山的窑洞里。临行那天，我们从杨家岭出发，经过王家坪，绕过清凉山脚，到了延安城东的飞机场。
我们搭乘的是一架美国C－46型飞机。飞机起飞以后，我回首向延安默默告别。渐渐地延河变得模糊不清了，只有巍峨的宝塔山依稀可辨。在飞机上，我俯视着机翼下的大地，沉浸在回到晋察冀后如何工作的万千思绪之中。
“七大”前后，不断传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喜讯。面对这种形势，大家议论得很热烈，心情非常高兴，都想很快回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但在这种欢欣之中，又不免怀着一重忧虑。因为在抗战八年中，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始终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狂妄野心，现在抗战胜利了，又有美国的大量援助，他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我们不做好准备，怎么能够完成党中央交代的任务呢？严峻的斗争考验正在等待着我们。在我离开晋察冀的日子里，留下的同志打了不少胜仗，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在敌人的残酷“扫荡”和堡垒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有些同志感到军民吃粮困难，就将部队分散缩小了。对此，我当时是有不同看法的。
我认为，对于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完全有能力冲破，不能把部队分散缩小了。如果说活动困难，冀东、热河地区更困难，但是都在活动。就是被敌人严重摧残的冀中地区，在敌人“扫荡”过去之后，地方武装也并没有停止活动。在平汉路西侧，敌人的堡垒推进，无非是到了陈庄以东、党城和灵山一带，那有什么了不得！如果说部队吃粮困难，兵力过多，负担不起，大不过吃些黑豆、树叶子，难道这就真的不能克服了吗？在困难面前，如果我们一面坚持地区队的斗争，不让敌人站住脚，同时“向敌后之敌后”挺进，恢复和开辟一些地区，地区扩大了，人口增多了，粮食困难也就会减少。
一九四三年，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冀中地区和其它游击区，有比较大的恢复，就是很好的证明。我看，某些同志把形势看得太严重了。在延安的时候，我和伯承、小平、陈毅等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在同样的情况下，已经把部队主力集结起来了，准备迎接战局的重大变化，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当我得知晋察冀部队正在分散缩小的情况时，确实是深感不安的，因为这与形势的发展大相径庭。这种作法造成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日本投降后，中央给晋察冀的任务，首先是集中主力部队，尽力争取向日伪军受降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承德、山海关等地，并尽可能多占领一些地方。我深知回去后的任务是不轻的。但也有许多有利条件，晋察冀解放区已经发展到八十万乎方公里，拥有二千五百万人口，我们有多年积累的很好的群众基础，武装部队也已经发展到了约一百个团，坚持敌后的同志已经收复了不少地方，对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央又有明确指示。因此，我对迎接胜利还是满怀信心的。
九月九日，我们搭乘的飞机在灵丘机场降落了。军区来接我们的汽车，正在那里等候我们。一群被我们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也在灵丘机场等候，我还和他们一起照了相。
我们从灵丘换乘汽车到了张家口。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宣化大道附近，有一处院落，原来是日本蒙疆派遣军根本博的司令部，我们解放张家口以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我和司令部一起办公，这是多年的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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