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个大规模的战役，事后看也是有教训的。这些年来，对这个战役的评价，曾出现过不同的意见。我的看法是，战果是巨大的，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胜利之中也有比较大的欠缺和问题。首先是在宣传上出了毛病。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四大战”。毛泽东同志对“百四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我们到延安参加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件事。有种传说，说这个战役事先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查对，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作战计划，那个报告上讲，要两面破袭正太路。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说成是“百四大战”，这就是战略问题了。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一百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四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还有，在战役的第二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作法，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
由于宣传“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军把主要的进攻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和八路军。这次战役之后，敌人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一方面，是“百团大战”的宣传，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另一方面，敌人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要肃清后方的抗日力量。于是，敌人大量增兵华北，实行更为残酷和恶毒的“治安强化运动”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人的扫荡，一九四〇年对晋东南，一九四一年对北岳区，一九四二年对冀中区和太行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轮番进行，使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和摧残。左权同志就是在一九四二年太行区的反“扫荡”中牺牲的，这是抗战期间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
晋东南的地形与晋察冀还有些不同，铁路线紧靠着山边边。晋察冀这里，距铁路线都还有一段距离。他们在山里搞了不少工厂，造出一些东西，敌人分几路来“扫荡”，等敌人逼近了，才安排撤退。那一次，左权同志亲自在后边督队，掩护总部撤退，不幸牺牲。左权同志是我军卓越的高级指挥员，为他的牺牲，全军许多领导同志都流了泪。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我与左权同志长期相处，结下了同甘苦共患难的手足之情。对他的牺牲，我是非常悲痛的。听到这个噩耗，我淌着泪水，写了一篇《祭左权将军》的文章，登在《晋察冀日报》上，寄托我对这位可敬战友的哀思。
震惊中外的这场大规模战役，距今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今天，从它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估量，我认为，这次大战是不应该否定的。当然，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有教训。辉煌的胜利和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都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大战中的插曲
战时的生活，并不都是炮火轰鸣、刀光剑影的场面，也常常遇到一些曲折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留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一想起来，好象并不遥远。百四大战中，我们部队拯救“日本小姑娘”的故事，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这是激烈的战火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插曲”。
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里，我们的部队——三团一营的战士们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她们的父亲——井陉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受了重伤，经抢救无效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部队从战火里救起她们的时候，那个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很重，经过我们的医务人员及时抢救和治疗，使她脱离了危险。前线部队不能带着两个孩子参加战斗，他们请示我如何处理，我答复他们：立刻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
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样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总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
半天工夫，部队就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我的指挥所。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吃。小孩子还挺有意思，开始不肯吃，我用水把梨冲洗了以后，她才接了过去。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我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把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孩子就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子，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我听这个名字差不多，象日本女孩子的名字，日本的女子很多都叫什么子什么子的。其实，这个小姑娘叫美穗子。她一九八〇年来我国探望的时候，对我说，在日本话中，“兴子”的发音和“死了”的发音相近，当时她很小，问她叫什么名子，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说“妈妈死了”，翻译就由此认为她叫“兴子”了。
两个小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这个大一点的孩子一直跟着我，常常用小手拽着我的马裤腿，我走到那里，她跟到那里。《人民日报》在一九八〇年发表的那几幅照片，就是当时的情景。后来，我安排往石家庄送她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那时候，挑子要算太行山区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不怕颠簸。我和指挥所的几个同志，担心孩子在路上哭，在筐里堆了许多梨子。我还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文是：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徬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为什么写这样一封信？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这中间不只是打仗的问题，还要注意不失时机地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军心的问题。就是将来不论同任何侵略军作战，都不能忽视这项工作。在战争中间，如果你拿着枪同我们打，那我们绝不客气但是，一旦解除了你的武装，我们就坚决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