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石友三、朱怀冰被日军截留于敌后的时候，他们托庇于八路军，才得以相安无事，有了立足之地。如今，他们自以为羽毛丰满了，可以同八路军较量一番了，就气势汹汹地朝敌后根据地杀过来。他们一边唱着“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行抗日”的滥调，一边四处袭击八路军部队，杀害抗日政府人员及其家属。这些家伙为了各争地盘，争相委任县长、区长，甚至一个县内同时有五个县长。一个好端端的根据地，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人民群众对于他们犯下的种种罪行，纷纷控诉到抗日民主政府。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则为他们拍手叫好，北平的敌伪方面曾开会庆祝他们的胜利。
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磨擦活动，我们从团结对敌、坚持华北抗战的愿望出发，采取了克制态度。八路军总部曾几度派人向鹿钟麟交涉。我们的这种克制态度，苦心说服，反被他们视为软弱可欺。张荫梧公开说：“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反共磨擦越来越肆无忌惮，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更加急迫。
国民党的磨擦，同日本侵略军的行动，是勾结一起，互相配合的。日军停止正面战场的作战后，源源不断地向华北敌后转移重兵。到一九三八年底，华北敌人由十三个半师团，增加到二十二个师团，人数由三十万骤增至四十四万。一九三九年春，华北敌人颁布了所谓《治安肃正计划》，强调进行“总力战”，“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实施“以华制华”的政策。九月，敌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易人，杉山元离任，多田骏上台，更提出了“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多田骏的所谓“牛刀子战术”，是取中国俗语“杀鸡焉用牛刀”，反其意而用之，表示八路军力量虽小，但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来对付。
再有一层意思，就是瞅准目标，“远道奔袭”，对我部队进行突然袭击。这里，我引用一个数字，来说明当时华北战局紧张的程度。一九三八年秋到一九三九年秋，日本侵略军对华北进行千人以上的“书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动用兵力累计达五十万。其中，一万人到两万人的大“扫荡”有七次，三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两次，还有一次五万人以上的最大“扫荡”。配合这些“扫荡”，敌人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据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两年间的统计，日本侵略军在华北修复铁路一千八百七十公里，公路一方五千六百公里，新建碉堡据点二千七百四十多个。
我们处于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两方面的夹击中，被迫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九三九年，我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阴谋发动的反共高潮，提出了挽救中国抗战危局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兰大政治口号，制定了”人不犯我、我不脱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晋察冀军民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磨擦，早就恨透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在全边区展开了。
我们被迫还击，是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始的。张荫梧在抗战前就是独霸博野一带的反动地方势力。抗战开始，他随国民党军队逃跑了。他丢下的一部分“民军”，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人民抗日热情的推动下，推举张仲瀚到冀中军区会见了吕正操司令员，表示愿同我们共同抗日，要求给以委任。我们为了团结抗日，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在博野一带活动，并且抽出力量帮助他们巩固和发展，使这支武装在三个月里就扩展成三个团，还组成了“民军”司令部。一九三八年，我们调民军到路西整训了一个时期。这次整训，使民军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的民族觉悟和抗日情绪大大提高。
但是，民军三个团的团长，都是张荫梧的旧日亲信，依旧进行破坏活动，打击进步分子。一九三八年三月，张荫梧到冀南，不久被蒋介石委任为河北省保安司令，他秉承蒋的旨意，在博野一带不断向我们挑衅，积极进行磨擦。他密令这三个团长，把队伍拉走，并袭击了冀中军区特务营，还将民军中进步较快的警卫营包围缴械。接着，又把主张抗日的张仲瀚司令员排挤出了民军。张仲瀚同志以后参加了八路军，成了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
此后，张荫梧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委派了他的老乡、旧友张存实为民军司令员。殊不知张存实同志这时已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他就任民军司令员后，不但没有按照张荫梧的计划把这支武装拉过去，反而为我们创造了争取和改造这支部队的条件。加上我们增派了一部分政治干部到民军工作，民军内部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我们的影响和耐心教育下，许多官兵开始觉悟，表示要同八路军一起抗日。也有一些顽固分子拒不接受改造，偷偷地率领部队投靠了张荫梧。
我们为了坚持抗战，维护统一战线，对张荫梧一手策划的分裂团结、破坏抗战的罪恶行为，一再忍让，进行说服教育，以便争取在他蒙蔽欺骗下的一部分官兵，继续抗日。但是，张荫梧是个死不回头的反共顽固派。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指派他的副司令率三千余人，来抢占安国、博野、蠡县等县份。结果，被我们消灭了。他派来的三个大队的士兵，全部被我军俘获。一九三九年六月，张荫梧乘日军“扫荡”之机，亲自带领三千余人，偷袭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正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只剩一些留守机关和后勤部队驻在深县。张荫梧连夜将这些机关和后勤人员包围，惨杀八路军官兵四百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深县事件”。张荫梧还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洋洋得意地说：“日军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在此之前，张荫梧还命令他的部队，“抗日军（指八路军）为敌驱逐时,应不迟疑地予以夹击，或通过我防地时，毅然决然以武力解决之。”
“深县事件”发生后，边区军民无不义愤填膺。冀中军区和正在冀中的一二〇师，火速调来部队，对张荫梧及时进行了反击。除张率几名亲信侥幸突围外，其部队二千五百多人全被我们解决。同年八月，在冀南元氏、赞皇地区，张的余部两千多人被我一二九师部队歼灭，至此，以反共起家的张荫梧彻底失败了，这个一贯搞磨擦的老手在解放战争中被我们捕获了，解放后，病死在监狱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张荫梧的磨擦被粉碎以后，阎锡山不顾全国人民停止磨擦的强烈呼吁，配合他暗中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在山西制造了一系列磨擦事件。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对晋西地区的八路军，和坚持抗日的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发动进攻。在此之前，一九三九年八月，阎锡山同时派出白志沂带一个师到雁北，杨澄源、金宪章带两个支队共一个多师到晋东北，进行反对抗日军民的罪恶活动。他们扬言“要向共产党八路军收复失地”，破坏北岳区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
白志沂进入灵丘、广灵后，疯狂地捕捉抗日政府干部，抢掠群众的财物，反对实行减租减息和征收救国公粮，大肆叫嚷要“赶走八路军”、“收复雁北十三县”，并到处张贴告示：“拿到共产党县府科长以上干部，每名赏洋一千元，拿到共产党区级干部，每名赏洋五百元。”将捕捉的抗日政府干部和抗日群众，惨无人道地削鼻、割耳、活埋。白志沂在雁北制造的这许多罪行，激起了当地军民的极大愤慨，在浑源县召开的一次“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上，群众举着大刀、长矛，要求眼八路军一起消灭白志沂。此时,恰逢一二〇师三五九旅转战到雁北，由王震同志指挥，在察绥支队的配合下，一举歼灭了白志沂保安师的主力，残余的顽匪连夜逃跑了。
进攻晋东北的杨澄源、金宪章，一到晋东北，就与日军接上了头，秘密订立了所谓“互不侵犯协定”，企图相互配合，夹击晋东北根据地。在顽匪闯入盂县、偷袭二分区四团团部的时候，二分区部队被迫起而自卫，在柏兰镇以南展开反击，歼灭其八百六十余名，其余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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