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上旬，国民党政府才与我党达成协议。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同志任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任副总指挥，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左权同志任副参谋长，任弼时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每个师下属两个旅。一一五师由原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七十四师（留陕北）组成，林彪为师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的编制，我被任命为副师长，对内仍为师政治委员，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同志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为副主任，下属三四三旅和三四四旅。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同志，政委周建屏同志；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同志，政委黄克诚同志。另编有独立团和骑兵营，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同志，骑兵营营长刘云彪同志。一一五师全师总人数一万五千五百人。
根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开赴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作战。当时，整个华北战场，是一片失败景象，形势异常危急。日军轻取平津，气焰更为嚣张，以三十万兵力，由北向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就在这种战局十分混乱的形势下，八路军出师抗战了。出征之后究竟怎么办，需要认真商量一下。洛川会议就是为此召开的。
洛川，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相交接的地方，北距延安城九十公里，南距国民党统治区十多公里。会址所以选在洛川，主要是为便于军队的负责同志参加。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外，扩大到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当时，我们和兄弟部队大多驻在西安附近。洛川是延安与西安间比较适中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从延安往这边来，我们部队的同志则往北赶，从两边集合到洛川。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同志是八月上旬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同志刚刚从南京飞回延安，就赶来参加会议。
出席洛川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张闻天、凯丰、博古、关向应、刘伯承、肖劲光、徐向前、罗瑞卿、贺龙、李富春、徐海东、张浩、周建屏等同志和我，张国焘和林彪也参加了会议，一共二十几个人。李富春同志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担任会议记录。这份记录至今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解放后编写《晋察冀抗日战争史》的时候，邓拓同志曾去查过这个记录。他对我讲，富春同志的字，比较难认，加上存放的年代久了，字迹退了色，看上去模模糊糊，不过仔细看，还能辨认出来。
洛川会议是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同志就形势和任务问题作了报告，紧接着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时间比较长、议论比较多的，是八路军出征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拚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由于蒋介石奉行错误的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暂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准备坚持持久抗战。毛泽东同志还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当时的情况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一年多的时间，部队还没有大的发展，后勤供应方面，武器弹药、粮秣、被服都非常缺乏。这样一个现状，到前方同日本帝国主义硬拚，能拚出什么名堂来，非吃大亏不可！另外，我们开赴抗日前线，根据我军当时的能力和特长，只能是发展游击战争，箝制敌人，拖住敌人，使敌人进攻时有所顾虑，阻止它长驱直入，以支持正面作战，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进而抑制一下弥漫于国民党上层的失败主义情绪，如果只想到前方同日本侵略军拚几下，不重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壮大人民的力量，怎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洛川会议从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一共开了四天，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统一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上来了。不过，毛泽东同志也考虑到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把关于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使之更全面、更科学了。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当然只提山地游击战，似乎也窄了一点。所以，我们出师华北之后不久，又改成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实际情况，是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提出的正确方针。
我在洛川会议上讲得不多，作了两次比较短的发言，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我所以笼统地提游击战争，是因为考虑到华北那个地方，还有不少的平原地带。我还讲到，出征之后，我们要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争取得到群众的密切配合，壮大人民的力量。因为秋季即将来临，出征的部队还穿着单衣、草鞋，过冬的服装尚无着落，我想到了部队的供应问题。我发言说，我军到抗日前线作战，士气是高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在经费和武器弹药等物资供应方面问题很大，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所以我提出，要尽量多筹一些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正在同国民党方面谈判，但他们一味拖延，鉴于当前的条件和出征的紧迫，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靠我们自己，一切靠我们自己。
经过洛川会议的讨论，对出征以后究竟怎么办的问题，思想上更为明确了。所以，在部队匆匆出征的时候，尽管前方战局混乱，我们对胜利还是很有信心的。
§冒雨出征
我们在洛川参加会议的时候，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改编，并且举行了庄严的抗日誓师大会。从八月三十一日起，一一五师、一二〇师部队和八路军总部先后从韩城和芝川镇两个地方渡过了黄河，开往山西前线。一二九师出发得稍晚一些。一一五师分为两个梯队，经过夜行军，从韩城渡过黄河，进入了山西省的万荣县。
洛川会议结束，由于部队已经开往前线，我和林彪急忙往西安赶，准备从那里乘火车追赶出征的部队。林彪是从延安来洛川参加会议的，他那时还在抗大工作，这次宣布了改编后的新任命，就同我一起赶往部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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