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毛泽东同志讲了自己初到根据地的感受。我说，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毛泽东同志诙谐地用手比划说：“还是象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
我到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刚开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分别正式成立。再加上十二月发生的宁都起义，红军一下子增加了一万七千多人。这时中央根据地的形势真是一片兴旺景象。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时，我在上海就和伯承同志议论过，象第二次反“围剿”那样，红军横扫敌军七百里，这在战争史上都是很少有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更大，引起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震动和分化，因此才有宁都起义。特别是我们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和国民党全国性政权对峙的局面。可以说，这时的中央根据地正处在威严赫赫的大发展时期。到瑞金不几天，组织上又不叫我到湘鄂赣根据地去了，确定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代表军委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去帮助工作。这个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新组编成的，当时肖劲光同志已经到五军团任政委，刘伯坚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左权同志任十五军的政治委员。我们和赵博生同志等互相配合，作团结安定这个新起义部队的工作。我每天找些上层军官谈话，说明形势，讲清政策，晓以大义，使他们提高认识，安下心来当红军。这个部队在日后的作战中一直表现很好，是中央红军主力之一。我由五军团回来，一九三二年一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同志。他与任弼时同志都是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中央根据地的。
我到总政不久，即受领任务，参加二月初打赣州，到前线帮助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同志也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中央一月九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赞成打的占了多数。我因为刚进根据地，对情况不清楚，会上没有发言。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既然决定打，我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当然是极力动员大家打好。
赣州是粤赣交通要道，是赣南经济政治军事中心，素有“铜赣州铁上杭”之说。敌人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座城市的。而且赣州三面环水，地形对敌人防守有利。但是我们打得很英勇，边打边挖坑道。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是彭德怀同志。指挥所离火线很近。我一直跟着三军团司令部行动。当时，我看了看赣州地形，四面都比较开阔，水陆交通比较方便，而我们则屯兵于坚城之下，为兵家所忌。我建议我们要多掌握一点预备队，少了不行。
当时三军团后边有五军团的十五军和十四军作预备队，随后，林彪任军长、罗荣桓同志任政委的第四军也赶到了赣州以西以南的南康、新城、杨眉寺地区。我军利用坑道用黑色炸药炸城，虽然两次爆炸都炸塌了一段城墙，特别是第二次在东门炸开了一个二十余丈的缺口，但因为敌人预有准备，把缺口用火力封死，我军仍未能攻入城内。敌人罗卓英带了三个师由吉安等地分进合击，驰援赣州。罗敌两个团利用我们侦察警戒不严密的弱点，偷渡赣江成功，钻进了赣州城。敌人大部队一出击，我红一师大部分插到西门河川与城墙之间挖坑道的部队被敌人截断了，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幸亏五军团十五军手持大刀及时冲上前去打退了敌人，三军团在南门与东门的攻城部队才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从二月四日开始围城到三月七日被迫撤围，共打了一个月零三天，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给了我们一次很大的教训。
§到红一军团工作，参加打漳州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赣州战役刚结束，中央决定调我到一军团工作。从此以后，我就一直以一军团为家，在一军团任政治委员七年之久，开始了我长期的野战军旅生活。在中央根据地，我们带领一军团，时而江西，时而福建，时而广东，真是马不停蹄，以后长征北上，走遍了半个中国，打遍了半个中国，那更可以说是戎马倥偬了。
本来，中央根据地早就有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建制，是由第一方面军的首长兼着一军团的首长，也就是由朱德同志兼一军团军团长，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一军团政委。到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撤销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同志原一方面军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实际上也撤销了。朱德同志的兼一军团军团长，毛泽东同志的兼一军团政委，也随着一方面军总部的撤销而撤销了。到了一九三二年三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重新成立一军团。三月十二日军委命令，提升四军军长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我任第一军团政委；三月十五日又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团参谋长，罗荣桓同志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当时一军团下辖第四军和原属五军团的十五军。四军军长为王良同志，政治委员为罗瑞卿同志，十五军军长为黄中岳同志，政治委员为左权同志。两个军下面各有三个师，全军团总人数为九千四百九十八人。原属一军团的第三军则拨归了五军团。三月中旬在南康县唐江镇的一个祠堂里开了全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一军团领导的新任命。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讲了话，鼓舞大家执行新编制，迎接新任务。
为了确定新任务，中央局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三月中旬，中央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开会，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攻打赣州的错误，极力主张红军的主力应向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苏南、皖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区发展。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同志则仍坚持争取一省数省胜利的方针。据此，军委十八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兵分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城市。一军团和五军团受领了中路的任务。走到半路，毛泽东同志向我和林彪阐明了他的主张，我们觉得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正确，建议中央军委将我们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
三月十七、十八两天中央局开会，批准一、五军团改称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同志在长汀向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大意是：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他指出：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同时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决定趁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敌人暂时无力组织新的进攻的空隙，乘红军大胜利的余威，由他亲自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与东路军向闽南进军的同时，彭德怀同志也带领三军团作为西路军向湘赣边去了。
在中央根据地那个时期，一次战役下来，只能短期整训，不能蹲在根据地腹地吃老米。得主动出击，开辟新地区，打土豪筹款，解决吃饭问题和扩充红军。广大红军指战员懂得这个道理，很愿意到新地区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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