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你没有完全放手给你的儿子去做，这是不是出于什么考虑？”
“现在不是不接班，但要讲一定阶段。……做生意，没有任何模式，但一定要稳扎稳打。香港的历史，表面看来好似造就很多成功人士，但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不容易对付。我只希望子女们慢慢趋于平淡，而不是接班问题。”
“但你家族生意这么庞大，要有人继承下来，要发扬光大。南沙虽然是以基金会的名义开发，但其实也是家族的生意。”
霍英东还是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我始终只希望子女们读书叻（好）些，受好的教育，做一个专业人士，做一个平凡的人。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做生意不容易的，要有很多方法才行，比如十几年前搞信德中心时，李嘉诚他们……”
“这又关李嘉诚他们什么事？”
霍英东吞吞吐吐地说：“信德中心的地皮是我们（信德集团）买的，后来找李嘉诚、郭得胜、郑裕彤他们一起发展，大家合伙5亿港元。但信德中心起好之后，正是地产低潮时期，市道不好……李嘉诚他们就建议把信德中心卖掉，之后大家计数……这件事，我很难解释清楚。但我那时对他们讲，我不反对他们卖信德中心，但我那部分一定要保留。结果，他们卖掉他们那部分，我那份就不卖……”
“这件事跟你的子女接班问题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我很难讲清楚，不好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说的是，香港社会很复杂，做生意风险很大。历史上，总是说‘富不过三代’，‘永安’正逐渐衰退。你的子女，他们怎样接班是另一回事，但关键是要对国家、社会、香港问心无愧……”
对家族内部的事，霍英东向来总是不愿多谈，甚至是讳莫如深；所以一谈到子女们的接班问题，霍英东含糊其辞、欲言又止，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事实上，自霍英东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现自己身患癌症之后，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培养震霆、震寰、震宇三兄弟执掌家族生意。这三兄弟的分工是，震霆主理对外公关事务，时常随父亲霍英东奔走于内地和世界各地；震寰负责公司的行政、财务管理，实际上是行使霍氏集团行政总裁、董事总经理这类角色和职权；而震宇则重点负责南沙开发区的事务。
另外，霍氏三兄弟还在社会事务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中，震霆是香港多个体育团体的负责人，还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震寰曾任香港培华基金会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香港青联主席等公职，现在还任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位。
很明显，霍英东除了培养震字派的三兄弟逐渐掌管霍氏集团的生意外，还有意让他们多一些参与社会事务。霍英东这样的安排，不知道是否希望这三个儿子都像他一样，不要让世人认为他们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结语〗
不需我再多讲，读者已经从以上几十万字的文字中，了解到霍英东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人。说他是香港20世纪罕有的商业奇才、一代超人，相信读者也深有同感。
霍英东无疑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其成功过程，可能比任何一个商人的发迹经历都要艰难，更富传奇色彩，这当然是由于他低微的出身、凄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但更主要的，是在他发迹之后，他所要面对的政治歧视，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困扰……
而这种困扰竟如斯悠深和沉重，于是悲剧般成了霍英东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挣脱不了的樊笼。
在香港，有哪一个超级富豪，当他发迹之后，会像霍英东那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商界，霍英东以稳健著称，于是有霍英东做生意如“钢索吊灯笼”的说法；而在人生道路上，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他的处境也仿如走在吊于半空的钢丝上，险象环生。
霍英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人，战战兢兢地处世。在香港，他总是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宽容别人，有时别人有负于他，他也是默然处之。
但是，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也变成霍英东的优点：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处事低调，不爱张扬，不爱抛头露面，不爱自我宣传，绝没有那种自高自大的陋习和自我表演的“骚味”（表演味）。
其结果是，这么多年在商界、体坛和政治事务方面，他的地位都很超然，既超脱圈内的各种纷争，也广为各派势力所接受和尊重；有不少像何贤、利铭泽、胡汉辉、李嘉诚这样的好朋友；几乎没有树敌——而且，最主要的是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保护了自己，保存了实力。
“能伸能屈”其实就是贯穿霍英东一生的主要特点，也是他最成功、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广东方言称：“能伸不能屈是一块木，能屈不能伸是一只虫，而能伸能屈者则是一条龙。”
可以说，霍英东就是这样的一条龙。
因为港英当局的歧视，霍英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得不逐渐淡出香港地产行业，但之后他在香港体坛和国际体坛的出色表现，却又使得他比同辈的大商家们多了一份成就和荣誉，也比他们更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无可置疑，霍英东肯定是20世纪最出色的华人体育社会活动家。1992年，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学府——美国春田大学授予霍英东人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国际奥委会授予霍英东荣誉奖章，也可视为霍英东在体育活动方面成就卓越的佐证。
霍英东从来没有蹉跎岁月，但港府的歧视，却使他眼巴巴地望着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机会擦肩而过，而他本人，也不能继续与别人分享香港经济繁荣的硕果。虽然霍英东从来没有对此流露过半句怨言，但不少人还是为此深感遗憾，因为若有霍英东的参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工商界（尤其是地产界）可能会更加异彩纷呈，更加活跃繁荣。
但是，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这两件世纪大事，却又不期然地给霍英东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的香港商人，他也可能是改革开放后10多年间，在内地投资最成功的香港资本家。
1995年1月，港府辖下的香港大学，把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应该不是偶然的。港大把博士头衔授给一个人，本是一件平常小事，而霍英东也未必在乎这个头衔，但对于长期以来从未得到任何与港英政府有关之名誉的霍英东，此事却有另外一层象征意义，那就是：香港社会已经调整对霍英东的态度，霍英东将更为香港社会所广泛接受。
霍英东自己在两次欧华学会研究会上演讲时，也在言辞之间，表露了这种心境和意识。第一次，他讲：“中国已不是150年前的大清帝国的时代了，英国也不是维多利亚盛世皇朝。”第二次，他说：“相信大家都会明白，今天的中国确实不再是第一位港督钵甸乍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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