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霍英东又为中国政府辩护，说：“未来香港特区政府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中央政府是北京，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跨越‘九七’的大事，无论好好坏坏，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有责任的，我们应该使他们了解，要他们支持，北京过问是公道的。”
这些在欧华学会上的讲话，可能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所以，当这些讲话内容传回香港，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4年之后，霍英东再次赴欧洲，出席欧华学会举行的研究会，并发表演讲。这次，他又提到香港问题，并大力抨击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措辞和语气比上次更为严厉。霍英东指出，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间，港英政府“好像是在努力制造大变乱的局面”。对于彭定康在香港加速推行“民主的政策”，霍英东批评说：“香港什么时候有过民主？近年忽然借民主的口号，生出种种奇怪的事端：政制大变，立法局要揽权，新界传统的村庄又忽然发起女权运动。”
对于港府近年推行的高地价政策，他也不以为然：“政府的高地价政策，使房地产10年间升值10倍最成大害。现在，较好的商业铺每英尺上百元的租金，即使普通的商铺，1英尺也要几十元的租金，所得的利润几乎尽付于租项，生意还如何做？结果是通胀高企，成本飚升，失业猛增，7家酒店改营别业，几家大百货公司关闭，永安、瑞兴要亏本，南联搬入鹤山，不少大集团在迁册或变相迁册。香港的竞争力迅速减弱，香港市民的信心大受打击，百业呆滞，购物天堂渐失去其优异地位。借款供楼的小业主，更是苦不堪言。”
对港府的政治、经济政策抨击一番后，霍英东转而批评港府破坏香港的环境：“环境问题亦如此。机场问题、公路问题、码头问题、港口问题，维多利亚港已经变成维多利亚渠，非理性的，甚至是非道德的污水排放计划。总之，破坏性的‘发展’到处可见。而这一切，观察家说，还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处于这种情景下，我真不明白港英政府在此管治最后的日子里究竟想做什么？”
但是，霍英东并不是“一边倒”，把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说得一无是处，他在演讲中也称赞港英在实施市场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贸易等“无为而治”、“积极不干预”，因而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他说：“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放手私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经济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励大家去发财，政府掌握好税收的关口。”
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后来被内地《参考消息》报、香港《大公报》、香港《信报》节录刊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人们争相传阅，连一些港府高官也去函向霍英东索取原稿全文。
霍英东的直言，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许。
〖第四十六章 注入巨资 重组东方航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大萧条时，霍英东竟然逆流而上，注入巨资于濒临清盘的“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建的“东方海外”。此举引致众多猜测，有人认为具有政治背景。
而霍英东后来也承认他只是代理人而已。
【董氏航运王国濒临清盘】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最初几年，霍英东可以算是投资内地战意最勇的香港商人；至于在香港的生意，他基本上是只守不攻，业绩乏陈，与在内地的进取表现形成强烈对比。
客观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霍英东虽然在内地大举投资，且利润率很高，但实际上所赚到的钱极之有限；反观香港，这段期间地产和股市曾几度大起大落，不少人抓住机会，钱财一动，就赚得钵满盘满。
对于霍英东错失了多次香港地产和股市大升浪的机会，霍震霆曾为父亲辩护说：“做生意不要企望太多，可能好多人在升市时赚的多，一个波浪又没有了。这些年我们只守不攻，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太大压力，另外我爸爸早年开始做生意，当时风潮上落好大，形成他做生意作风稳健，所以在多个风潮中都能保持下去。”
但是，素以作风稳健而著称于港澳工商界的霍英东，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走向萧条之时，竟然逆流而上，斥巨资注入一间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其一反常规和出人意表的行为，一时间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
这家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就是“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办的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
董浩云是浙江宁波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从事海运业。30年代中期，他力主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将当时全国各大小民营轮船公司合并，以期与外资航运公司和专营海运业的公营招商局抗衡。几经筹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在1941年3月于香港注册成立。此后，该公司将全国各大大小小的民营航船统一调配，加强经营定期航线。而董浩云在中国民营航运业的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1946年8月，董浩云又在中国内地成立中国航运公司，开始欧洲远洋货运业务。1947年8月，他又创办复兴航业公司。1949年底，董浩云把中国航运公司和复兴航业公司迁往台北。60年代，世界航运业出现空前繁荣，董浩云的船队迅速扩充，形成一个庞大的航业王国，而董浩云也因此名扬四海，被誉为“香港船王”，与他的浙江老乡包玉刚，同时称雄于世界海运业。1973年，董浩云创办的另一间公司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趁势在香港挂牌上市。
但是，好景不长。1979年，董浩云退休，其子董建华出任“东方海外”主席；1981年，董浩云病逝，“东方海外”的营业溢利也大幅度下挫。此时正值世界航运业大衰退，除了包玉刚非常成功地“登陆”之外，世界绝大多数的航运公司都逃避不了世界航运业大衰退、大萧条的冲击。
“东方海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两项错误决策，也加速了它的困境来临。1980年4月，“东方海外”动用26亿港元，收购英国一家大型的轮船公司，以致日后形势转坏时，本身的负担和责任加重；1982年，“东方海外”增资，用以收购董氏私人机构的公司，并且发行大量累积优先股，该行动估计给“东方海外”带来约16亿港元以上的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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