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期间，国家体委的负责人王猛、徐寅生等人，都曾和霍英东会面，畅谈甚欢。当霍英东率队回港途经广州时，广东省体委的负责人也在广州泮溪酒楼设宴招待霍英东一行。
8月2日，霍英东率队回港。一下火车，队伍就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火车站一片欢呼声，场面甚为热闹。霍英东双手高擎起两个奖杯，一个是友谊杯，一个是亚军奖杯，频频向前来迎接的市民致意。
霍英东曾多次率香港足球队到外地参赛，也曾多次到外地参加有关的体育活动，但这次北上之行，却是霍英东最为愉快、最为难忘的一次。
【相邀何贤回乡寻根问祖】
霍英东密切留意内地政策的变化。
1977年8月，中共召开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初提出的在本世纪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口号；1978年2月，中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了建设“四化”（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是中国的根本任务。
眼见内地形势好转，历经磨难的内地同胞可以休养生息，霍英东甚为欣慰。他知道到内地投资办企业、效力祖国建设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一天，霍英东与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在一起，谈到内地的新形势，谈起家乡的建设。言谈间，霍英东说起自己很想寻根问祖。
何贤一听，说：“霍生，你已经是几十岁的人啦，但连自己的乡下都没回过，是该回去看看了！”
虽然何贤早年已经到港澳谋生，并在港澳开枝散叶，但他生于番禺，青少年时期在番禺生活过，故对番禺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与中共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自那时起，何贤就时常慷慨捐赠钱物给番禺，长期支持家乡的建设，并不时回乡寻亲访友。
可霍英东的情况有些不同，他祖父辈已到香港谋生，并在香港生根。直到他向何贤提出想寻根问祖时，他尚不确定自己祖籍何方。可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恋乡、思归的情结——即使他不曾在那里出生和生活；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愫会变得强烈起来。
霍英东就是这样。那时，“回乡”走走、看看的念头，已十分迫切。
“我可以先和内地有关部门打个招呼……”何贤说。
“那就多谢贤哥费心劳神了！”
当即，两个好朋友约定时间，一起回广东。在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部门的通力协助下，经过一番考证，最后确定霍英东祖籍是广州市番禺县。
【第一次踏上故土】
1978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霍英东带领全家大小，由何贤当向导，第一次回去故乡——番禺县。
内地有关部门很重视霍英东这次回乡观光，出动了代表中国最高礼遇的红旗牌轿车迎送他。回到番禺，有不少人夹道欢迎，令霍英东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热。
有关人士向霍英东讲解番禺县显赫的历史：几千年来，番禺一直是岭南首邑；民族英雄邓世昌，爱国诗人屈大钧，民主革命家史坚如、朱执信，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岭南画派奠基人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为番禺人。以往，霍英东对番禺的情况了解不多，如今听到这么多关于番禺的历史，霍英东第一次以自己也是番禺人感到自豪。
家乡的历史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家乡的风光也无疑是迷人的：一望无涯的稻海蔗林，星罗棋布的桑基鱼塘，明丽清亮的珠江水……但是，霍英东在称赞家乡美丽景致之余，心里也掠过一丝丝惆怅和伤感——因为，当他极目望去的时候，几乎望不到一幢像样的楼房，映入他眼中的全是那破旧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
“家乡还很落后！”霍英东对自己说。
在番禺县城市桥镇，霍英东一家人还碰上一件这样的事：儿媳朱玲玲问负责接待他们的一位番禺姑娘：“哪里有洗手间？”这位姑娘二话不说，旋即端来一盆热水，热情地说：“喏，你可以洗手啦！”
此事惹得霍家大小笑了老半天。但霍英东并没有笑，他心里很辛酸，很难受。
霍英东原想在番禺住上一晚，但那里连个像样的住宿地方都没有。番禺县委请他们在当地最好的招待所歇憩，他们一推开洗手间，一股尿臊味扑鼻而来；抽水瓷缸积了一层厚厚的黄色污垢，浴缸没有活塞，只用一个木质的热水瓶塞代替。
吃了顿饭，一家人就去广州，从市桥至广州，路程不到20公里，但车过大石和洛溪渡口时，遇上车辆排队等候过渡，结果用了4个多小时才到广州。
从番禺返港后，霍英东的心情很沉重。他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一定要为故乡做点事！
不久，港商张耀宗提议在番禺县建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级宾馆。张耀宗祖籍也是番禺，他的提议随即得到何贤、何添兄弟的支持。霍英东听到此事，非常赞成，主动要求出资参与兴建。
霍英东不但捐了钱，还亲自审看规划图纸，并且深入工棚，现场参与工程建设，了解宾馆建设进度……不到一年时间，一座园林式的豪华宾馆——番禺宾馆便落成开业。该宾馆占地6万平方米，环境清幽，富有江南园林特色。
捐款，固然是为了振兴家乡经济，是支持家乡建设的一种善举。但霍英东是一个实业家，不是慈善家；慈善家惟施为乐，而实业家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做没完没了的捐赠，而是通过兴办实业，既能赚到钱，又能造福于社会，以此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霍英东看来，光靠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面貌。他始终认为：“送一条肥鱼，不如送一张网。”他只想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回内地投资，兴办实业，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勃兴。
“华侨和海外资本家回内地投资，向来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一天，霍英东突然间对我谈起一段往事，“以前，港澳同胞和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入股投资，把钱放在那里，可领取定息，这本来是支持祖国建设的义举；其实我们把钱存进去，从来没想过要领回来。我在内地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于是经何贤介绍，我把这些入股证交由何贤在番禺的一位亲戚保管。但‘文革’期间，股证放在这个人家里，反而使他担惊受怕，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敢保管这些股证了，问我怎样处理。他说退回给我，但他又来不了香港，而我拿这些股票又有何用呢？于是叫他干脆把股证用火烧掉算了。有些人认为海外资本家到内地投资，纯粹是一种‘剥削行为’。对此，我不能不慎重考虑。”
霍英东捐资兴建番禺宾馆之时，已是1979年底。当时，内地虽然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四化”建设，但尚未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没有外商进入内地投资的先例。所以，对进入番禺、进入内地办实业，霍英东仍然有所顾忌。
他惟有等候机会。
但他怎样也没想到，机会，竟然这么快就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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