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的主要官员与香港一大班地产巨头聚会，会不会引起港府的注意？”
“每次我们聚会，门口都有港府的特务，有时他们也跟踪我们……”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对付他们的跟踪和监视？”
“没有，我们照样聚会，当他们不存在。”
“在这之前，霍生和你们的关系是否密切？”
“不密切，后来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帮我们打开局面。”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有无通过霍生做过什么事？”
“应该没有。朝鲜战争时做运输，我理解纯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由此可知，在20世纪60年代，霍英东已经成为中方的好朋友，还帮助中方做统战工作。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这些大资本家，可能也是从那时起才与中方有所接触的。
就霍英东组织香港那些大地产商与新华社官员见面一事，我也多次追问霍英东本人。
“这种聚会多不多？”
“都几多，差不多每个月都见一次，有时在我家里，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蟾宫大厦……”
“大家见面时，有无谈政治？”
“很少谈政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海阔天空聊天，但我记得有一次，何鸿燊在谈到香港的前途问题时说，保持繁荣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最怕现代慈禧太后掌权，他指的慈禧太后是江青；二是争取联合国把总部搬到香港来。这件事我记得最深刻。”
我继续问霍英东：“据说，港府政治部长期对一些亲中人士跟踪、监视，甚至窃听电话
你那时与中方往来这样频繁，难道没有顾虑？”
“我以前同你讲过，1954年卖楼花时，传我被递释出境。港人最怕这个……”霍英东说。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组织地产商与中方见面，甚至在自己家里聚会？”
“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务员协会网球比赛的赞助人时，港府可能比较敏感一些。”
“你当时出钱赞助香港公务员打球？”
“也没有赞助多少钱。后来，他们把这个比赛项目命名为‘霍英东杯’，一直打到现在……”
“你刚才说港府对此敏感，怎么敏感？”
“一个掌管公务员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见了面，见到一个商人当公务员协会的赞助人，都不知怎么样做才好……”
“这个协会请你当赞助人，是否有什么政治动机？”
“1973年，一个协会请我，应该没有什么动机的。其实，我也没有出很多钱……”
“你出任公务员协会网球赛的赞助人，是否也改善了与港府的关系？”
霍英东对此问题避而不谈。但是，霍英东一直想方设法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带郭德胜、李福兆上内地】
1964年，霍英东已经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上京观礼。这个职务虽是临时性的，但亦不能等闲视之。一般而言，若中方不是很信任霍英东，若双方的关系不是很好，中方是不会接受他出任这个职务的。按常理，能够获中方邀请赴京观礼的人，与中方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密切的；而又能任观礼团负责人的，关系应是更非一般。双方能够建立起这非一般的关系，应该是有过一些接触、沟通、了解的。
却说自1964年第一次北上京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活动后，每年，霍英东都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京观礼；除了赴京观礼外，自“六七风暴”之后，霍英东还多次率领香港的地产界、工商界和体育界人士，回内地旅行、参观、访问。
有一次，兴致一来，霍英东向我谈起他率团访问内地的一些情景。
“最难忘的是1971年那一次，那年，内地发生林彪事件，9月发生的，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通知我们，9月二十六七号启程去北京，但到了二十八九号，仍然没接到动身的通知。我们认为是取消了，那年真的取消了国宴和游行，第一次取消。后来，突然又有通知，要我们即刻启程到内地，很匆忙，连旅行支票也来不及买，就匆匆动身了。那次，我们一共有49个成员，工联会主席杨光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一共去了49天。去前，他们还交待一句，叫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我们去了北京、江西的井冈山、陕西的延安，还有红旗渠……回到香港，才听说林彪事件。本来是观礼的，但最后却变成一种学习。”
“我翻查过那时的一些报纸，你每次率团北上回来，都对记者说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其实，这是不是心里话？。”
“其实，我们看不到落后的一面。讲真的，香港那时还算比较困难，碰上‘六七风暴’，香港经济刚复苏。你说我对报社记者讲形势大好，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说是不好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好似我们那时看《经济导报》，上面时常说‘资本主义天天烂下去，社会主 义天天好起来’，这种事，怎么解释？况且，我们回国内，接触到的一般是好的事物……”
“在内地参观访问时，有无什么人与你们接触，私下谈些什么？是否要求你们发挥一些什么作用？”
“没有。那时，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七四、七五年，庄则栋虽然做了国家体委主任，他讲，他对‘文革’，也是不明白的。那时国内很多地方不给照相，胶卷不能带回香港，要冲洗出来才能带回来。”
在“文革”期间，经霍英东组织和带领回内地访问、旅游的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包括郭得胜、李福兆、冯景禧、郑裕彤、陈德泰等人。而霍英东，他不但自己时常回内地访问，还多次携带太太和子女们一齐回去。
在“文革”期问，霍英东已处处表现出爱国行为。他曾对我说：“那时，年年都回广州
参加交易会，买了很多工艺品，搞到现在成屋都是，设地方摆，那时是想通过买东西，对祖
国表示支持。另外，我几乎是第一个香港人用国产电梯的。葡京和星光行就是用国产电梯。那时，真是被人笃死，我认为国内能出口的商品都是好的，结果买了之后，几天坏一次，又没有维修，没有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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