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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不能忘记的》使人看到了张洁，理解了张洁，认识了张洁。她其实是在无数古代佳人蛰居的情感避难所抒写爱的心灵价值之美，继续的是一个有渊源的爱情主题。
心灵的价值是代价的体现。几乎所有注意张洁创作活动的人都相信《爱，是不能忘记的》一定来自主体痛苦的人生体验。正是这样的体验，才使张洁领悟了爱的心灵价值的份量，得以从内知而非旁知的叙事角度深入钟雨的心灵——情感世界，向人们展示出如此残酷的文化事实：爱因为不能自由地兑现才不能忘记，因为不能忘记才获取了特有的心灵价值。
这是文化的必然，也是文明的涩果。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便开始承受人类生存的痛苦，然而谁又能因为这不可逃离的痛苦认定他们不该吃那智慧之禁果？文明的进步以牺牲人类某些天性所希望的自由和幸福为代价，谁又能抗拒文明，超离文化而生存？文化与生命的永恒冲突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制约着人的命运，成为无法抵御的铁律。在这道铁律之下，人是渺小而可悲的。
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意志，性爱虽然总是伴随着与所爱对象合一的热切愿望，但是，文明的铁律之下，人类的爱欲必然会受到种种逆天性的禁抑。爱而无法自由兑现便赋予了爱自身无穷的悲剧性。人类之情爱正是在文化与生命的永恒冲突之下，在其自身无穷的悲剧性中显示出崇高。抒写这种崇高感，揭示爱的种种悲尴性是古老的文学主题。只有在这样的主题之下，才能流溢出钟雨那般沉重又痴诚的古典诗式的情绪。
钟雨在除了一夫一妻的婚姻以外对其他性关系施行禁忌的文明性道德的压抑之下，度过痛苦熬煎的人生。当没有理由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去拆散一对虽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合却生活得和睦融合的患难夫妻，又无论如何不能阻遏自己从爱欲中迸发出的对生命的追求时，钟雨陷入了现代人生存的困境之中。她不得不在对一个有妇之夫的热恋里苦苦挣扎，在行为方式上屈从于文明性道德的压抑——她和他没有握过手，仅有过一次在毫无诗意的初春的夜晚彼此离得很远的默默的散步；他们相约要彼此忘记，怀着恐惧躲避着“我爱你”的情不自禁的发抒；她只能把彻底忘记爱的希望寄托于时间与空间的迁延之中。然而，爱欲中蕴积着的炽烈的生命活力，顽强的生存意志，使那份背逆文明性道德的爱反而化为压不住割不掉剪不断的痴情深藏在心底，并且以纯情的形态在幻觉中和物恋里被深化和强化，“就跟一棵大树一样，它的根越来越深地扎下去，要拔掉这生了根的东西实在太困难了”。她外出归来，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享受被他接站的幻觉；她把笔记本当作他的替身尽诉衷肠；她像中了魔症一般恋着他送的一套契诃夫小说选。这种精神之恋不仅越出了伦理的樊篱，也超越了生死。他的辞世并没有中断她在笔记本上的衷肠独拆，使寻常意义的象征在此获得了强大的系恋力量。那套契诃夫小说选亦作为幻觉中爱情的信物同她的灵魂一起进入天国安息。为了不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自己，是文明性道德之下良知的趋使；因为割舍了自己又无法抗拒爱欲中燃烧的生命活力，把现实中无法兑现的爱系恋于幻觉与实物便成为钟雨唯一的选择。钟雨的纯情在某种意义上是文明性道德巨大压抑的产物，它藉着一种神秘的人性力量与深度所昭示出的爱的心灵价值，标明了文化在残酷中建立的伟绩，对于这一点，早已有智者议论过。
一位叫杰盖塔·霍克斯的女性在《地球上的人类》一书中指出：“有这么一个物种，从贪欲好色的无尾猿派生而来，现在生活在从小彩蛾到飞猛犸所有生灵都能自由放任，随意交媾的世界上。唯有这一个物种，把未免过于残忍的清规戒律强加于自己的每一名成员身上。且不论这种集体意志从何而来，它反正强施这些限制。而人也就将此限制视作神祉的旨意而接受。乱伦十恶不赦；越来越令人敏感的行为。精力情感被禁锢，被贮藏，因而得以增强，为创造文明具备了条件。”
弗洛伊德在《论爱贬值的一般趋向》中也写道：“当爱欲需求易于获得满足之时，爱欲的心灵价值便会被贬值下来。……例如在古文明的衰落时期，爱便变得毫无价值，生命是呈现一片空虚。这时我们便亟需一种强烈的反动结构来重振此种不可或缺的情感价值……事实上，基督教的禁欲趋势曾创造了爱的心灵价值，此种心灵价值确然是古代的异教徒所无法呈现的……”
也许，这正是人类生存的辩证法。如果人性与良知没有泯灭，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钟雨不应该那样地爱。《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深刻性在于真实地反映了文明性道德之下民族的某些生存状态。
从探索社会学问题的角度看，尽管这篇小说被张洁视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试图用文学形式写的读书笔记”，但是它所触及的却是一个近乎无解的生命难题。弗洛伊德曾把人类婚姻的文化发展过程分作三期，指出：“在第一期里，种种不能导致生育的性行为方式，也能自由自在地去做。到了第二期，除了达成生育的那一种，所有其他满足性欲的方法都将被压制。然后是第三期，这时便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是性目标了。”他认为文明的性道德是这第三期的代表，在这个时期，文化所要求的标准更加提高，性自由更受限制，因而生性强悍公然反叛的人剧增，同时生性较弱，处于文化势力与他们本身反叛天性的双重夹击之下，用心理症状来逃避冲突的人，也会增加不少。钟雨近乎病态的精神之恋可以看作是这种双重夹击之下的情感畸变。从性心理学的眼光看，物恋能使一种寻常的象征得以偌大的教人系恋的力量，钟雨以物恋方式的纯情激发去替代性爱积欲与解欲的过程，既是天性的文化抵御，又是无奈的文化逃避。这是她在文化与生命的永恒冲突下自己找到的理想的性爱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也曾是无数古代佳人的唯一归宿。
人类对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讨论得太久太多了。说结婚如同勒紧绞索，仅仅死亡才能解开它；说结婚如同铸成一把剪刀，双方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分离，而且只能朝相对的方向行动，插足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必将自食其果；说一夫一妻制是一个理想，无论这理想多么可爱，终究是一个大错，是一个在根本上自私而反人性的制度；说一夫一妻制是最理想的婚姻，但同时伴随着缺陷，使爱的激情不能持久地保持下去，并和婚姻无法共存；说一夫一妻制一旦增加了弹性之后，就可以杜绝没有弹性状态下所发生的种种流弊；说婚姻不止是性爱的结合，建筑在相互依赖与效忠基础上的婚姻仍然坚定而震撼不得……可谓五花八门。弗洛依德曾以一种否定的情绪发问，建立在一夫一妻制之上的文明性道德值得人们去为之忍受牺牲吗？但是，他在发问的当儿恐怕自己也不会想到，一旦人类彻底摆脱了文明的性道德的束缚之后，性爱关系越趋于开放，性与爱就越容易陷入陈腐化的泥沼，从而带来性行为的无意义，自然也破坏消弱了爱的心灵价值。这一点，目前已为一系列由于高度奔放的性自由所造成的性衰疲等西方社会学家所证实。
可能，人类面对性爱的生命难题，无论是持钟雨式的古典态度，还是非钟雨式的现代态度都无济于事。性爱的无穷悲剧性如同悲剧在人类生命中是基本的、不可避免的一样，产生于生命意识对实际能力的超越。随着人类生命力量的增长，生命意识的扩展，必然会不断产生新的欲望，但是欲念的意识在实践中必然受到种种文化力量的阻遏，悲剧就出现在意识越出了实践能力的虚空地带。因而，性爱的悲剧亦同人类生存的悲剧一样具有永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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