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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清阁(4)

  赵清阁在这个时期还创作了中篇小说《风》(1940年,华中图书公司)。写一个女伶被汉奸、日军侮辱,终于与游击队内外接应,杀敌捐身。在再版自序中作者写道:“抗战以后,人人都变成了怒狮,平日卖唱于舞台的优伶,不仅只是凤,还有很多无名英雄,都干出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为什么,因为时代唤醒了每个沉睡的灵魂!”

  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极大仇恨,促使赵清阁的创作欲望一发而不可收了。尽管这时她的身体仍然不好,但“写起来就不曾节制,而废寝忘食,任狂流急下。”她常常是不及完工,就半途病倒,但“病中,仍不忍搁置,力疾促成。”她说:“想起了多少美丽的城池被敌人轰炸为一片焦土,多少战士的血染红了长江和黄河!无辜的同胞被敌人惨杀得尸横遍野!这无底无边海般深的仇恨!……能让强盗永远这样猖狂肆虐下去吗?不,一定不,我们要再接再励与敌人拼到哪怕只剩一支枪,一颗子弹,一个斗士……我得等着和鬼子拼一下,就是钢笔尖也能戳瞎它一双眼睛!是的,两只拳头也可以敲痛鬼于底心脏。”(《汉川行》)赵清阁就是带着这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写作的,她笔下出现了许多忠贞报国的艺术形象,有游击队员、演员、医生、护士、学生、教师、快客、和尚、国民党中的爱国官兵、爱国绅士等等,也刻画了国难当头时刻趁火打劫的汉奸反动派、流氓、地痞等反面人物。剧本的故事情节往往充满了轰轰烈烈的悲壮气氛。同时应当指出,由于年轻,生活积累不足和思想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或者由于赶任务写作匆忙,因此赵清阁在这个时期反映抗战主题的作品中,有的是不免粗糙单薄的,有些篇目的人物不够丰满。

  在赵清阁的生活中,值得纪念的还有一件事,那是1940年6月,她工住在重庆北温泉疗养肺病。有一天,郭沫若、田汉、应云卫、俞珊、左明等人来此约她同游名胜缙云寺,一起品尝富有甜味的山茶。下山后,郭老为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

  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

  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

  田老也写了一首七律相赠:

  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

  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

  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

  敢向嘉陵寻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

  “弹花”是指抗战初赵清阁主编的《弹花》文艺月刊,说明两老对这一刊物的肯定。这两首诗,她都装裱了,跟随她五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风雨浩劫,这两件墨宝,总算又回到赵清阁的手里。虽然是两首即兴许,却概括了她的性格、气质和她在文艺上的贡献。

  文学上的成绩,并没有使她满足,她依然不断地探索着、创造着、前进着。

  赵清阁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有人讲,我写的话剧太温,文艺气息太重,适于阅读,不适于演出。如果真是这样,那还叫什么剧本?于是我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抗日战争后期便渐渐不大写话剧了。后来,洪深要我到他主持的一个戏剧培训班去教编剧法,我不干。我想,自己写不好剧本,怎么能教人家?可是洪深交给的任务,又不大容易推却,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教了。但教的结果,倒使我对戏剧理论发生了兴趣。”这就是赵清阁的探索,她不满意自己,努力钻研别人的剧本,结合自己的经验,写出了《抗战戏剧概论》、《抗战文艺概论》、《编剧方法论》等戏剧理论著作(在理论著述上,她还写过一本《妇女解放论》)。她企图通过理论钻研提高创作。

  抗日战争后期,赵清阁曾经担任过成都中西书局“中西文艺丛书”主编,重庆《新民报》特约撰述。当时斗争极其残酷,大后方的重庆,一片白色恐怖。赵清阁的思想里有过苦恼,有过波动,一度写了些《红楼梦》古典历史剧作,像是逃避现实,但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红楼梦》剧本共四册,根据《红楼梦》小说原作改编,每册故事独立,主题独立,情节和时间又有连续性,都是从人物出发。《诗魂冷月》以宝黛为主;《雪剑鸳鸯》以二尤为主;《流水飞花》以迎春、探春、惜春为主;《禅林归鸟》以王熙凤、贾母、贾政为主,分别表现个人、家庭、社会、政治的悲剧。赵清阁在沪版总序中说:“这些都是由于时代的腐败,造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这种时代的腐败余毒,至今还潜伏着若干的势力,而不曾予以彻底的肃清,扑灭;所以世界迄不太平,人类永无安乐!《红楼梦》里面贾府之崩溃,不正是一个国家崩溃的缩影吗?”看来,赵清阁写红楼剧本,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由于改编的成功,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女作家。关于成书过程,赵清阁在一段自序里这样写道:“三十二年(1943年)的冬天,第二度迁居到城市来,记得在一个黑漆漆,又冷的晚上,偶然和冰心女士谈起《红楼梦》的故事,她当时兴高采烈地鼓励我改编为戏剧。”多少年过去了,今天,赵清阁提起她的《红楼梦》剧本,还说这和冰心对她的鼓励是分不开的。除了写古典历史剧本以外,赵清阁还写了不少杂文,揭露现实,如在重庆《新民报》与《和平日报》先后连载的长篇散文《骚人日记》等等。《骚人日记》由于都是揭露和抨击反动统治的现实题材,因此发表时甩了笔名“骚人”。她也用人一、铁公笔名发表过一些“犯忌”的诗文。

  在重庆,赵清阁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她以为无党无派就可以避免政治上的烦扰,她以为住在乡间北碚就能少些是非;其实这都是天真的,脱离实际的想法。但她心里是有一个天平的。例如,有一次赵清阁接到郭沫若的信,邀她到赖家桥谈谈。信中说:“我们这里都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赵清阁十分激动,当即回信说:“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由此看出,她多么愿意追求进步啊。

  重庆,虽然乌云笼罩,但几处灿烂的灯火却日夜照耀着人们的心头,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赵清阁也有过这样的记忆。她曾两次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一次是曾家岩,一次是“文协”。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当时国民党调动大军攻打解放区,人民忧心忡忡,在“文协”欢送周恩来回延安的酒会上,赵清阁和作家们与周恩来碰杯,清阁问总理:“有前途吗?”总理斩钉截铁地回答:“就要天亮了,但还要斗争。”周恩来的这些话,深深打动了赵清阁,使她受到教育,看到光明,鼓起勇气继续追求进步,决心写出更多对人民对国家有意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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