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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7)

  从1930年起,谢冰莹与鲁迅有书信往还。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这一噩耗,使病中的谢冰莹痛苦万分,当即抱病草书祭文《纪念鲁迅先生》,并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文章:

  像午夜里爆发了一颗炸弹似的,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

  使每一个景仰他、崇拜他的人怔住了!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到了最猖獗,中华民族的生

  命危在旦夕,劳苦大众处于万重压迫之下的非常时候,一生为真

  理,为正义,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者奋斗的鲁迅先生,不幸因肺

  痨而与世长辞了!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界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是

  全世界新兴文化领域里的一个莫大的损失!

  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为了要镇压劳

  苦大众的反封建反帝运动,不惜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毒辣的手段

  来压迫他们,屠杀他们;拿着一支笔,努力暴露旧社会的黑暗丑

  恶,指示新社会的光明与幸福,描写被压迫人类生活的惨苦的一

  切思想前进的作家,都有举步荆棘之感。我们伟大的鲁迅先生,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始终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万恶的旧社

  会奋斗……在他的文章里,从来找不出“消极”“幻灭”的字眼,他

  的思想始终是一贯的反帝反封建,一直到他临死的前两天,他还

  是那样倔强,那样抱病校稿,撰文,计划着要印的书籍。

  鲁迅先生,你是尽了你的责任而过早永远的休息去了,一切

  敌人们将不知要怎样高兴,因为现在又少了一个领导青年大众

  的“叛徒”了。但是,成千成万的勇敢前进的文化工作者,正在继

  续着你未完的工作,正在猛烈地和敌人们斗争,只这一点,你是

  可以在九泉之下感着安慰的。

  永存在我们心坎里的悲哀,是描写不出的,真正的纪念你,

  惟有从艰苦的环境里,打出一条血路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

  族,解放全人类的奴隶!

  虽然,谢冰莹不愿介入文化界的矛盾和斗争,但她对于鲁迅先生的崇敬溢于言表。从这篇祭文中,我们又可窥见谢冰莹的人格。

  五

  1937年,当她正在南岳衡山半山亭疗养的时候,卢沟桥上抗战的炮声把她从病床上赶到了前线。她母亲病故不久,父亲又患重病,但她顾不得感情的创伤和亲情的挽留,心,扑向了战火,她毅然告别家乡,永别了父亲,奔向战场。她说:“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也是北伐以后第一次痛快的生活。”大革命时代的青春活力,又在这位“女兵”心头生长起来,她,还是那位“女兵”!

  谢冰莹来到长沙,立即发动妇女到前线为伤兵服务,四天内便成立了一切都是自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对她的行动,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还骂她们无用,说女人是不能上前线的。但由她负责的妇战团还是抢先上了前线。她举着鲜红的团旗,她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告别了长沙,许多人都流着热泪为这群热血沸腾的女青年送行,其中也有孙伏园先生。

  这是谢冰莹一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她说:“真的,我不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她一直认为那是最值得回忆最有价值的既艰苦又悲壮的人生!

  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她们虽然没有同敌人直接拚命,但为“受伤的战士洗伤口、敷药、绷扎、倒开水、喂饭、用温柔的语言安慰他们,用激昂慷慨的话鼓励他们,为他们写家书,寻找旧衣服给他们御寒,送书报给他们看,讲述时事给他们听……”,她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战斗着,她们睡的是潮湿的地铺,喝的是泥沟里的污水……生活是苦的,但谁也不说苦,谁也不怕苦。

  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跑遍了黄河流域,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也曾在重庆为《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习惯后方的生活,于是又奔向徐州;台儿庄大捷中那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使她兴高采烈。这时期她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后来在广西出版了一本《五战区巡礼》。在欢乐与痛苦、光荣和侮辱、血泪与火交炽的战时生活里,她凭着自己的勇气,“冲破了黑暗”,“斩断了枷锁”,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她回忆说:“我没有一天停止过我的工作,虽然我个人是胜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顾整个的国家仍然在被敌人侵略着,全中国的妇女还在过着被压迫、被轻视、被歧视的生活,我不能放弃我的责任,仍然要向着人类的公敌进攻;总之一句话,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恶势力奋斗一天。”

  1939年初,她不顾国立编译馆黄维特的反对,不在后方作“太太”,坚决到前方。到重庆,她在报上发表消息,动员民众一致挽救民族的危亡,组织妇女上前线为伤员服务。谢冰莹4月5日到宜昌,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她为九十四军作讲演,疾呼救亡图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在那里,她组办救护人员训练班,第一次认识在基督教全国总会任训练主任的贾伊箴,冒着敌机的狂轰乱炸到前线视察,同诗人臧克家讨论战时文学问题。后来她又在老河口组织了一个训练团,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她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材料,并及时地写成文章,把为祖国而战的无名英雄介绍给千百万同胞。1940年至1943年,她到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她说:“那一段生活也是值得回忆的,常常把稿子带到厨房去看,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写文章……”

  《黄河》是当时西北国民党统治区仅有的大型纯文艺刊物,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颇多贡献,不少撰稿人后来都是知名作家。这期间,她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后者是在华山三元洞写成的。写作是需要环境来配合心情的,但在景色幽美的华山来写狱中生活,太不调和。但她到华山的目的不是游山,而是写作,如果把用生命换来的宝贵材料永远埋在脑子里,是对不起一个作家的良心的。她在《樱花开的时候》一文中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怕动手,一动手,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自从那晚下了决心以后,我便开始拟小题目,一共写了二十三个……”,“我对于写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要一动笔写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也并不高兴。……我要使全部的情感沉浸在回忆里,使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像电影似的在我眼前演放;因此我在两个星期里,决不和孩子玩,我只等他们一出去,马上把门关上,同时用蓝布把窗户遮住,只露出四分之一的窗口,使光线暗淡得像狱中一般。在这样的布景和气氛下,我写得很快,精神贯注,一气写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到了晚上,更是我写作的理想时间……在豆大的菜油灯下,许多小青虫来扑向灯光,起初它们飞得很高,慢慢地它们又受了创伤,翅膀被火烧得支支作响;但它们并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厉地挣扎着,奋勇地向前猛扑;最后,它们的小生命都被牺牲了,后来者又踏着它们的尸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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