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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淑(3)

  世安、宗融到了巴黎,一面做印刷工人,一面勤学法文。世安文字清通,写得一手好字,脾气又温驯,很快被华侨协社看中,请去当了一名办事员。不久又被推荐到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去帮忙,从此一步步踏入外交界,成了一个小官。

  世安当了外交官以后,家书渐疏,后来索性不给家里写信了,阖家惊慌。罗淑去了很多信追问,杳无音信。一天,忽然来了一封寄自法国的笔迹陌生的信,大意说,令兄世安忙于事务,无暇写家书,嘱我代笔,云云,署名是马宗融。全家的不安和忿怒是可想而知的,又是这个马宗融!他欺骗我们一家,拐走了世安,如今又来耍什么鬼名堂。世安不来信,一定是他在作梗。谁要他代笔,不理他!罗淑没有理睬宗融,照旧给哥哥去信。回信来了,但署名的还是这个马宗融。忍无可忍,罗淑客气地,然而也是坚决地,请马先生不要再替哥哥代笔。哥哥并非不会写字的文盲,为什么要别人代笔呢?

  原来留学生初到法国,挤在一起住小阁楼,吃干面包的时候,谁家里来了信,是要大家共读的。人人都想家,都想从自己的和别人的家书里,获得一点家乡的消息。罗淑那一手秀丽的赵体,优美的文笔,流露在字里行间的那种追求光明,想为国家作一番事业的志气,是怎样地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啊。当她开始用白话给哥哥写信的时候,大家又是怎样的惊讶。同学们都认为,如果她是个男儿,一定能中状元,或者考个洋博士。然而她……可惜呀可惜,却是个女孩儿!……不过,这才好呢,宗融心花怒放了。那年他到老马湾的时候,罗淑还只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十一岁的毛丫头,想不到现在成了一个有才学,有胸怀的新女性了。他借代笔的机会,向姑娘表示了钦慕之情!

  罗淑仍旧没有理他。

  不得已,宗融只得请罗淑代为禀告老伯,世安的确没有时间写家书,他天天晚上出门去跳舞,热恋着一位意大利少女,快要结婚了。他竭力反对这桩婚事,但已经拿世安无可奈何。

  这消息对于老马湾的罗家犹如晴天霹雳。树屏公亲自提笔给世安写信,责备他行为不检,嘱咐他千万千万不可带一个洋媳妇进门。树屏公忘掉了宗融是怎样可厌可恶,竟反过来恳求他以大哥哥的身分,好好开导世安,务必不能让他失于检点。然而父亲的责备,母亲的眼泪和朋友的劝告都不起作用,世安还是在1925年和那位意大利的姑娘结了婚,一点也没有回国的意思。

  宗融和罗淑的通信却从此多了起来。他是个性烈如火的人,信也写得热情奔放。不过他在罗淑面前,总是谨言慎语,驯顺异常。他俩通了八年信,罗淑对他的追求,总是矜持地回答:等我毕了业再说。当年简阳的姑娘,不到二十岁就要“放人户”,过了二十,便算“老姑娘”,不容易嫁出去了。然而罗淑在女师一直读到二十五岁才毕业。父亲为了她的终身大事,心焦如焚,劝呀,说呀,她只有一句话:“我要把书读完。”当时罗淑的小姊妹里,已经有几位嫁给了权贵,她的四弟世泽也和父母商量,想把姐姐嫁给成都的一位师长,罗淑抵死不肯。她决心嫁一个志同道合的读书人,这时宗融已从法国回到上海。1929年夏,罗淑终于毕业了,宗融在上海收到她一封称他为“马哥”的信时,欣喜若狂,径直奔了简阳去。老马湾的山水依旧,而宗融已进入中年,罗淑也长成个端庄贤淑的大姑娘了。

  罗老太太见了宗融,泪眼里含着笑,似嗔似喜地拿手指头指着他:“拐走了我的儿子,又来拐我的女儿呀!”世安没有一起回来,二老深感痛心。他们额头上添了皱纹,头上添了银丝。树屏公的腰弯得更厉害,一刻也离不开烟灯了。罗家二老悲悲切切,送罗淑上了路;罗淑却十分兴奋、快活。她要飞出这小天地,去寻求新的生活。她不是男子的附属品,她有独立的人格。她不带嫁妆,也不要聘礼,短短的头发,素淡的袍子,拎了个小箱子就跟着宗融走了。亲戚们祝贺她好福气,有的说:“这下好了呀,老马来带你出国了!”罗淑正色道:“男女平等,不是他带我,是我同他一起到法国去读书。”

  罗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来到雨果、左拉、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等伟大人物的故乡。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一向对她有吸引力。每当她读到关于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史实时,她那年青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激情。她跟哥哥走遍巴黎,一遍又一遍地拜访那些她在书本上读到过,又一再引起她联翩幻想的地方。她先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法语,之后就进了里昂大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并就地考察了法国的一些小学和幼儿园。

  到法国的当年,她和宗融结了婚,次年生女儿小弥。罗淑白天上课,女儿就寄养在一个法国保姆家里。保姆的丈夫是个纯朴的铜匠,独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打死了。善良的保姆一提到德国侵略者就咬牙切齿,想起儿子就潸然泪下。她非常疼爱寄养在她这里的小弥。每天晚上,快乐的铜匠让小弥骑在他的脖子上,一路唱着歌,把她送还给她的妈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到三天工夫,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政府不抵抗,东三省变成了满洲国。接着又是1932年—·二八日本兵进攻闸北。法国人对中国留学生那种轻蔑的眼光真叫罗淑受不了。她的散文《在车厢里》记述了她当时感受到的极度屈辱。她决定回国。可是哥哥世安不同意。他这时在巴黎做外交官,住了一套虽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他那意大利妻子是个黑发褐眼活泼可爱的时髦女郎。世安认为,日本军队入侵东北,国内政局动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起仗来,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在国外找个工作?罗淑认为,自己到法国是为学习,不是为享洋福。国难当头,正好回国去做一点于国家有益的事情。兄妹俩僵持了年把,最后吵了一场,妹妹对哥哥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兄妹分道扬镳。哥嫂留在国外,妹妹诀别哥嫂,和宗融一起,带着小弥于1933年毅然登上归途。

  在回国的轮船上,一个比小弥大得多的德国男孩抢走了她的洋娃娃,小弥哭着回来找妈妈。罗淑大怒,说:“为什么让个德国孩子抢走你的东西?你要是不去夺回来,就不是我的女儿!”说完,“砰”的一声把小弥关在房舱门外。宗融忙说:“孩子这么小,何必太认真!”罗淑气得脸发白,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说:“想不到我的女儿这么没出息!”直到小弥背水一战,夺回洋娃娃,罗淑才转怒为笑。

  到了上海,宗融一面在复旦大学教书,一面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罗淑在市郊南翔的立达学园高中部农村教育科教书,兼小学部主任。农村教育科的主任陈范予是一位富于理想的社会改革家,提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学生参加学校的管理,师生都参加劳动。各人按照特长与爱好,分别养鸡、种菜、养蜂、师生轮流做饭烧菜。课程有农业生产、园艺、社会科学、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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