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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3)

  表舅王夆逢到烟台后,成了冰心的老师。第一次谈话后,王向冰心的父亲夸耀她“吐属风浪”。冰心说:“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们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助长了她的谈锋,也有益于以后的创作。

  舅舅杨子敬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是冰心最喜欢的人。冰心说,“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他讲的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表舅王 (降右)逢是冰心有生以来第一个好先生,由于他的善诱,她才发疯似的爱上了诗,学对对子,看诗韵。冰心的父亲及其同事组织赛诗会,大家议定题目,分头做诗。赛诗会总是晚上在冰心的书斋里举行,她就在一边旁听。至今她仍能记得父亲那些朴实而富有“军人本色”的诗句,这不仅说明冰心的惊人的记忆力,也足见父辈的文化生活对她产生的长远影响。这时候,她不仅做论文,也开始了写诗。能找到的小说她差不多都看过了,兴趣转到课内书的学习上。

  1910年,清朝海军大臣载洵曾视察烟台海军学校,为了控制海军,回京便派出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翌年的春季运动会上,蕴积已久的满汉学生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谢葆璋已被政府认为是“乱党”,因海军学校学生中有同盟会员、校图书馆里订有为同盟会宣传的《民呼报》之类,所以要对他“撤职查办”。他听了这消息和朋友的劝告后,立即辞职,于是冰心也告别了耳鬓厮磨多年的大海,随父母回到福州。

  归途中,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在上海虹口,冰心也像大人一样,抢看当天的报纸,关心着革命的发展。她父亲的同班同学黎元洪将军签名的从湖北发出的起义电报,篇末以“黎元洪血叩”收束,那种激昂悲壮的革命之情,深深地打动了冰心,在大家捐款劳军的热潮中,她也把自己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献给革命军。那张她曾珍藏多年的收条上,写着“幼女谢婉莹君”……

  1911年底,冰心回到久别的故乡福州,一家人在城内同祖父住在一起。冰心说:“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我的故乡》)

  1912年,冰心考取了坐落在城内花巷的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她回忆说:“头几天我不很习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我的故乡》)

  在女师,冰心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一封电报召走了她的父亲,于是1913年,他们全家就到了北京。这一年,她没有正式读书。弟弟们上课的时候,她呆在家里看母亲订阅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之类。她从杂志后面的“文苑栏”里,知道了“词”的形式,于是就开始阅读词。“到弟弟们放了学,我就给他们说故事。不是根据着书,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将我看过的新旧译著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啼间作。一年中,讲过三百多段信口开河的故事,写过几篇从无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其中我记得有一篇《女侦探》,一篇《自由花》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后,1914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自述》)

  贝满女中坐落在北京灯市口,是一所教会学校,课程严紧,同时学生们的竞争之心都很强烈,冰心自己也不甘落后,所以一天到晚地做功课。如此紧张的生活一晃过了四年,在课外,除了看些她这时喜欢的笔记小说及短篇的旧小说之外,并没有专心攻读什么书,但英文知识得到了积累,提高不少。这时期,由于在学校每天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冰心说:“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这种“爱”,爱的力量,爱的色彩影响了她一生的文学创作。

  二

  1919年,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洗刷着中国的河山,造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作家是时代的产儿,冰心,就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第一批现代作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女作家中,陈衡哲、袁昌英虽然在前,但作品少,同期的庐隐和冯沅君、苏雪林虽曾有与冰心齐名之誉,但终没有她那样的名气,稍晚一些的凌叔华、沉樱、白薇、陈学昭等人也不能相比。

  冰心曾说过,是“五四”运动的惊雷把她“震”上创作道路的。

  1918年秋,她从贝满女中毕业后即考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学习,目的是将来成为一名医生。她父母都认为女孩长大后也应该就业。母亲讲过曾强烈刺激过她的一句话:“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当冰心懂事后,母亲便常常提醒她:“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

  但那时知识分子的道路只有两条:当教师或当医生。冰心说:“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从“五四”到“四五”》)冰心的父亲也鼓励她说:“东亚病夫的中国,是很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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