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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沅君(4)

  《春痕》结集之后,又将剩余的若干短篇,结集为《劫灰》。陆侃如写道:“独这第三集是若干篇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作品而成,想不起一个适当的命名,故即以首篇之命名全集,而题词‘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二句也只能代表首篇。总之,这一册是‘杂碎’。”

  《劫灰》中,有些短篇已抛弃恋爱的题材,去描写一、两件故乡的人和事,可是笔致不如她描写男女之间的恋爱那样运用自如,《劫灰》小说集中,虽然有时也流露出过去那种生命的活力,但已显得十分微弱了。

  继《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之后,由于作者思想变迁,再发表作品时的笔名已改为沅君。《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佳句云:“沅有茝兮澧有兰”。王逸《注》中写道:“言流水之中,有盛茂之 茝;渣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后人常以此比喻高洁的人品或事物。取笔名沅君是作者的自勉,她要永远做一个廉洁、正直的人。小说《春痕》中,曾多处提到渣君,主人公也把渣君当作“与我相信终身的伴侣”。

  三

  冯沅君从事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写了几篇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论文。主要有:《为病呻吟》(《语丝》第六期)、《对于文学应有的见解》、《不著名的文人作品》(《语丝》第十期)、《闲暇与文艺》(《语丝》第二十三期)等,文章数量不多,文字也不算长,但清晰、简炼,表达了她对文艺的诸多看法。为方便起见,将冯沅君论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她认为文艺的可贵之处,“即在其能抒写人之难言的痛苦和欢愉,……‘莫抛心力作词人’”;对于社会上流行极广的文艺即“无病呻吟”的说法提出了激烈谴责。她呼吁:“文艺界的朋友们,我们宁可说某种文艺没有价值,因其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那种冷酷的判词千万要斟酌用。因为世间尽有些蓄满腔不平之气而无充分表现能力的可怜的人呀!”

  (二)她认为人们应该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被“社会上视为不足轻重的人的作品”,“就艺术价值方面说,就同情方面说”都应予以重视。因为它“总是天地间的一种艺术品;犹如晴空彩霞,无论天南地北都是自然界的美景”。她主张“选文艺为总集之时,绝对应收无名的文人作品;若果作者之年代可考,且作品在艺术方面有最高之价值,文学史亦未尝不可选录,以代表一代文学之精神”。

  (三)她认为研究作者作品要从多方面,要考虑到环境等诸因素,“有些是得环境之帮助而得相当发展,有许多是受环境的压制而蕴蓄在内,看去同没有一样,但是他们只是潜伏而已”;她“并不反对作者的生平与作品互证,但是不可太拘泥了”。

  (四)她在《闲暇与文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闲暇与孤寂是作成文艺的重要因素,文艺是精神剩余时的作品”……“若果终日为名利为面包忙得马不停蹄,很难做出好文艺。因为无论是写景或写情的文字,当作家创作时,必有精密的观察与体会,决不是在心为形役的生活中所能做到的。”冯沅君的文艺观,深受创造社前期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写动力”是作者的“内心要求”,文艺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

  四

  1925年,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了。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反动政府摇摇欲坠。北京各大专学校人心惶惶,名教师受南方一些学校之邀,纷纷南下。冯沅君经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胡先 骕等人介绍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陆侃如也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两位颇有才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相识了。当时陆侃如已完成了《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正考虑撰写《中国诗史》,冯沅君对于诗词元曲又早有研究,二人愿意通力合作,以早日完成《诗史》的著述。

  此期间,冯沅君的三个短篇集,全部由陆侃如整理出版,封面题字和《编后记》也是他一手所写。陆侃如在《卷葹》再版后记中说:“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字里行间表露了冯陆二人性格的和谐,工作上的互相信赖。

  事业上的共同合作近于结果的时候,爱情的蓓蕾也已含苞待放了。冯陆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某些情况不了解,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冯、陆二人又找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冯友兰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于1929年1月24日在上海结婚。从此,冯陆二人终身相伴,白头偕老。

  结婚以后,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聚去国外留学的路费而节衣宿食,经过五年的全力奋斗,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时,法国、德国国内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法郎、马克大跌价。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用比较稳定的银元换取数量相当可观的法郎,他们也采用这个办法于1932年乘邮船到马赛转巴黎。考取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班,专事古典词曲的研究,得博士学位。1933年出版论文集《沅君卅前选集》(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回国,先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中文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担任教学工作外,仍继续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被誉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这期间出版了《张玉田年谱》、《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并与陆侃如合著《中国诗史》、《南戏拾遗》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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