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刻画今天的儿童的同时，冰心也没有忘记描写昨天的孩子。她在今天写的回忆昨天的作品，最精采的恐怕要推短篇小说《小桔灯》了。她在这篇短短的小说里，歌颂了一个只有八九岁的小女孩，并在歌颂这个小女孩子的同时，又含蓄而深沉地歌颂了她的爸爸——一个没有在作品中出场的地下党员王春林。这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解放前夕，在父亲失踪、母亲病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定地相信：“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我们大家也都好了！”她还用自己那双灵巧的小手，用作品中的“我”送给她的红桔皮和一段小蜡头，给“我”做了一盏小桔灯，为“我”照亮天黑路滑的出路，这个用“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使“我”“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的小姑娘，不仅使“我”觉得非常的可爱，也一定会使生活在光明的今天的小读者，觉得非常的可爱。
在这些为了儿童而写的作品里，需要特别一提的，还有《再寄小读者》的十四篇通讯。这十四篇通讯写于1958年3月11日至1959年10月14日。1942年12月12日至1944年12月1日，冰心在重庆的潜庐，曾经写过一组《再寄小读者》的四篇通讯，这次重写《再寄小读者》，距离上面的一次，已经十六年。①距离冰心刚刚开始写作《寄小读者》的二十九封通讯，则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三十五年前，当她开始写作《寄小读者》的时候，她就要离开祖国到美国去留学，而三十五年之后，当她开始写作第二组《再寄》的时候，她则是刚从埃及访问归来。当她应《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之约，拿起笔来，再继续她三十五年前的旧题目，写作《再寄》的时候，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面对着她所喜爱的小朋友，心情很兴奋，觉得“鼻子里有点发辣，眼睛里有点发酸”。于是，她便向亲爱的小朋友们描述了自己刚刚结束的亚洲——欧洲——非洲之行。然而，她刚刚与小读者们通了三封信，就又登机远行，开始了她的又一次欧洲之行。她在远离开祖国的意大利和苏格兰，都时时地惦念着自己的小读者，在后面的五封通讯里，她就向小读者们描写了这次欧洲之行的见闻——瑞士与意大利接壤的阿尔卑斯山；到处可见古城遗迹，而又布满了现代化建筑的罗马；庞贝城的废墟；“水如碧玉山如黛”的西西里岛；罗马城里复活节的钟声；水城威尼斯；苏格兰的依山傍海的爱丁堡。她用不减当年的优美的文字和细腻的观察，把瑞士、意大利、英国这些欧洲国家的美丽风景，描摹给她的小读者们看。但是，与过去的《寄小读者》不同的是，她不再在其中用缠绵的笔调抒写母爱和乡愁，而是用开朗、乐观的笔调，来描写这些地方的现状，并教给小读者们关于历史、地理、风俗的知识。尤其是在后面的六封通讯里，情调更与《寄小读者》有了明显的差别。过去那些抒写母爱、童心和大自然的内容，变成了今天这些关于“六一”儿童节，关于“七一”党的生日，关于暑假读书计划，关于努力学习语文课，关于天安门广场，关于“十一”国庆节等等的亲切的谈心。其中还穿插着关于昨天与今天的对比，关于外国贫苦工人与中国劳动人民的对比。总而言之，老作家冰心，正在用委婉动听的语言，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虽然从语言的风格上，《再寄》还是冰心体，但是从作品的情调和内容方面看，已与《初寄》有了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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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共写作了两组《再寄小读者》。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谢冰心先生，她在1985年8月8日致笔者的信中说：“1944年我在四川应《大公报》之约曾写过四篇《再寄小读者》，自己也忘了，……因此1958年又写了《再寄》”。
上面已经提到冰心频繁的出访。她做为我国代表团的成员，代表着中国的作家、文化界、妇女界，有时还做为和平使者，到世界各国去访问。她到过泰戈尔的国家——印度，多次地出访过日本，还于写作《再寄小读者》之前，经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而到达了埃及。又于写作《再寄》的途中，访问了瑞士、意大利、英国。做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她在1958年10月到苏联的塔什干，1962年2月到埃及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等等。这一系列的赴会和出访，又给冰心提供了许多写作的材料。她在自己那些写到异国风情的作品里，歌颂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外国景物。除去上面提到过的瑞士、意大利、英国之外，她还歌颂了日本的樱花，歌颂了列宁格勒城郊的拉兹列夫湖。她又写到了印度，写到了埃及的尼罗河爸爸，写到了战后日本东京的浅草公园。而对这些大自然的描写，又往往与她对刚刚结识的外国朋友的描写联系在一起。我们不会忘记她在开罗结识的那对青年画家夫妇黑白、杜玛德，这是一对在北京的美术学院留过学、会讲汉语的埃及人（《话说文化交流》）。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位美丽的意大利姑娘意娜（《忆意娜》），她曾经为冰心朗诵意大利共产党员作家罗大里的诗。我们更不会忘记日本金泽市出租汽车公司罢工的工人兄弟们（《樱花赞》），他们为了表示对中国作家的友情，准时把中国作家代表团送到火车站，竟然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把原来早已定好的罢工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还有那两位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日本女作家秀子与和子（《尼罗河上的春天》），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女作家三宅艳子（《南行日记摘抄》），她们都向冰心这位中国女作家倾诉了自己的心声。这时在各种国际会议与社交场合上出现的冰心，已经是世界上的一个堂堂大国的代表，而不是象三十几年前那样，只是一个年轻的留学生。所以她所结交的朋友，就不再仅仅是她的同学和病友，而是包括不同国籍、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物了。
关于冰心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夏衍在《赞颂我的“老大姐”》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她不仅是文艺上的全才，而且是一个难得的社会活动家，特别是她在对外活动方面的成就。她博古通今，英语讲得很流利。记得1953年我和她一起参加以丁西林同志为团长的中印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在那次活动中她这方面的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有一次，我们访问泰戈尔的故居，在欢迎的茶会上，因为她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所以丁老和我都推她即席讲话，她先用英语背诵了两首泰戈尔的诗，然后简洁地介绍了泰戈尔对中国的友谊和他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次是我们在尼赫鲁官邸吃午餐，席间冰心同志和尼赫鲁的女儿、现任印度总理甘地夫人的谈话，使我这个干了多年外事工作的人感到佩服。她那种不亢不卑，既有幽默，又有节制的风度，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可以和她比拟的。”1973年的4月16日至5月18日，七十三岁高龄的冰心，做为中国政府派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个抵达日本的大型友好访问团的团员，跟随着廖承志团长，到日本访问了三十三天。回来之后，她于这一年的7月31日，曾经写出了名为《中日友谊源远流长》的散文，记述这次访日的情况。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举国一致，对这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极其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仅欢迎实行委员会的委员，就有三千人之众。当时正值樱花盛开的时节，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也象盛开的樱花一样，光明灿烂。冰心在这里参加了不下五百次的参观、访问、会晤、座谈和集会，接触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渔民、青年、妇女，以及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新闻、体育、宗教、政界和经济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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