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抱着这样的思想，带着自己最小的女儿，与丈夫吴文藻一起，于这一年的11月到了日本的东京。抵达东京之后，11月29日，她就写了一篇阐述她的上述观点的散文《给日本的女性》，向异国的妇女讲授她的关于母爱的看法：“母亲的爱是慈爱的，是温柔的，是容忍的，是宽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严正的，最强烈的，最抵御的，最富有正义感的！”“她看见了满天的火焰，满地的瓦砾，满山满谷的枯骨残骸，满城满乡的啼儿哭女，……她的慈爱的眼睛，会变成锐明的闪电，她的温柔的声音，会变成清朗的天风，她的正义感，会飞翔到最高的青空，来叫出她严厉的绝叫！”
冰心把未来的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各国妇女充满了正义感的母性之中，她希望各国的母亲，都来“阻止一切侵略者的麻醉蒙蔽的教育”，都来“阻止一切以神圣科学发明作为战争工具的制造”，都来“阻止一切使人类互相残杀毁灭的错误歪曲的宣传”。她希望全世界的母亲都要学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战争是不道德的，仇恨是无终止的，暴力和侵略终究是要失败的。让他们知道：“世界是和平的，人类是自由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爱，只有互助，才能达到永久的安乐与和平。”
冰心虽然是做为吴文藻博士的家属同去日本的，但是，由于她本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及影响，抵达日本之后，就立即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意。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一位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在很久以前，为了向日本学生介绍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在翻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冰心的小说《寂寞》，和散文《寄小读者》，他认为这是必须介绍给日本读者的文献，因此就着手翻译了出来。当他在1946年的冬天，得知冰心本人已经来到了东京的消息之后，便立刻去拜访了冰心。他对这位虽然早已拜读过作品，但却第一次会面的中国女作家的印象是：“文如其人”，“她的为人竟和她的作品一样”，“在她热情温纯的心底蕴含着清澈的智慧，当对方的要求还没有完全讲出时，她就已经尽量想方设法满足你了”。①在这次会面时，仓石武四郎便向冰心提出：请她为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讲课。第二年的春天，冰心、吴文藻夫妇带着小女儿，一块儿到京都游览，仓石武四郎又邀请冰心，在东方文化研究所为京都大学的学生作了一次讲演。在此之前不久的1月6日，她还应庆应大学的《学生新闻》之约，写了一封《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面对着这样一个战败国里的青年学生，冰心好象一位既有远见，又有菩萨心肠的和平使者，她向日本青年提供了几条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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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仓石武四郎：《〈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前言》
她对这个战败国的青年们说：“要承认世界上一切人类，是生来平等的，没有任何民族，可自称为‘神明之胄’。在人人自由，个个平等的立场上，只有合作，只有互助，才能建立起世界的和平。”她希望日本青年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理想，她更希望在东半球上望衡对宇的唇齿之邦——中日两国的青年，更应该建立起开诚布公，恳谈互商的机会。除此之外，她还体贴在战争中死去了无数男性公民的日本国情，针对着日本当时女多男少的情况，把希望寄托于日本妇女，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她希望过去一向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能够承认两性的平等，女人应和男子一样，享受同样的教育，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的日本，女多于男，如果妇女仍旧受不到教育而停留在无知的状况，如果不尊重妇女的人格和她们的言论与思想，那么，日本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些见解，这些建议，对于一个战败国的青年来说，都是极为诚恳，充满了善意的。
冰心在东京住了半年之后，1947年的6月返回祖国，先南京，后北京，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会议，并看望了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在北大燕南园自己的家中小住的时候，母校热烈地欢迎自己的高材生和名教授。住在燕南园的教授的孩子们，听说《寄小读者》的作者回到了燕南园，便成群结队而来，想要看看这位了解他们、与他们有着共同语言的女作家的丰采。
冰心是6月16日抵达燕南园的，当天晚上，燕南园就有人请她吃饭，为她接风。席间，这些教授们谈起了南方的学潮。冰心告诉大家，前几天在南京，曾经参加了有巴金、靳以等十几位作家参加的茶会，大家谈起学潮，觉得南京政府对待学生的态度，还不如对待汉奸。——汉奸在监狱里，病了，把他们挪出来，送进医院；可是学生受伤了，却把他们从医院里抓进监牢。南京的军警，用极其粗野的手段对付游行请愿的学生，对女学生尤多侮辱，使得许多旁观的外国记者看了都为之愤愤不平。在上海，特务们大清早就闯进女生宿舍抓人，把只穿着小衣服的女学生从被窝里抓出来。冰心的叙述，使这些教授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除去南方的学潮之外，他们也谈到了政治，谈到了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冰心本人是这个参政会的参政员，但是，当她向这些教授朋友们说到参政会的时候，却表示：它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而尤以她刚刚参加过的1947年的这届最糟。这时候，抗日战争虽然刚刚结束不久，而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地铺开。冰心坐在参政员席上，只觉得无从讲话，便只好闷坐在那里，写下了不少打油诗。除了冰心之外的其他女参政员们，倒都有些热心过度，只要有人提到“和平”二字，她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站立起来，每人述说一段所谓的事实，然后就大声疾呼，主张对共产党下讨伐令。冰心还向她的教授朋友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件事实：有一个女参政员竟然走到冰心旁边，双手扶着桌子，咄咄逼人地问不发言的冰心：你赞成和平吗？冰心回答说：你这叫什么话，岂有中国人不赞成和平的道理！那位女参政员就说：要和平就得双方进行，光是我们这边要求停战，也和平不了……。冰心赶紧打住她，对她说：请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去，这个样子站在这里不好看。由此可见，当时的冰心，虽然身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她对国民党的政治，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的晚上，6月17日，燕京大学的教职员会，又在燕园中最美丽的临湖轩里举行了座谈讨论会，专门邀请冰心作旅日生活的讲演，并主持讨论有关日本的问题。
谦虚的冰心，首先向同事们表示：自己是以中国代表团职员“眷属”的身份，跟随丈夫到日本去的，所以谈不上讲日本问题，只说说在日本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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