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人们已看清，当满洲危机可能给列强一个良好时机来 巩固战后国际体系时，他们没有把握时机。日本在满洲至高无上，它无视这个体系。 尽管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寻找防止更大规模战争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 西方强国有足够的实力或胆量对日本挑战。然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相信，一个稳定 的国际新秩序能在已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基础上确定下来。他在1933年9 月出任日本 外相，他的外交试图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和利益为基础， 在亚洲恢复列强间的合作精神。他所说的“日本、满洲和中国间的合作”，指日本 愿意不将其征服扩张到满洲以外，以回报中国的承认。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将促进 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将相应地停止反日政策。两国间的贸易将得到增长； 它们的经济关系将越来越相互依赖。同时，如果美、英等国承认新的现实，日本将 与这些国家“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如果工业强 国懂得世界和平取决于承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友 好关系是能够恢复的。
对于新国际合作这一思想有很多话可说。它与德国当时在欧洲提出的美、英等 国认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这些强国愿意支持德国的修正主义，以便将德国留在 国际事务的某些限定的体系内。他们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触，以防止一个偶然事件 发展为一场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也有同样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 认新形势，作为日本愿意维持大国合作框架的代价。这是一个脆弱的政策，它依赖 于日本和其他强国能看到的利益的微妙平衡。它也将依赖于日本军方是否准备支持 广田的策略以及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现状。
1934年广田不是没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军方支持利用和平的和政 治的手段来加强中日关系并增进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诚然，关东军和辛丑和约天津 驻军（所谓天津驻屯军）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划入侵华北。南满铁路渴望在满洲经济 发展中保持其垄断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业界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日益增长的攻击， 它也对将其业务扩展到长城以南感到兴趣。然而此时，这些打算还没有形成日本控 制华北的庞大计划。东京的军政首脑一定对1931至1933年的成就感到满意。
就列强而言，他们一般默认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他们甚至还表现出对在那里 的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某些兴趣。随着日本重新强调合作，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对抗 正在消失。诚然，还有令人恼怒的事，如 1934 年4 月 17 日的天羽声明。在该声 明中，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 和技术援助。此项声明措辞含糊，而当华盛顿和伦敦要求澄清时，外务省立刻让步， 重申它坚持国际合作。当然，不管多少花言巧语都不能掩盖日本将自己视为东亚主 要强国这一事实。然而，它准备在此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的框架。毕竟这是这样一 个年代，埃勒里·S.斯托威尔正给美国外交官员讲授“国际法是强国的法，用来保 护强国的财产，也是为不妨碍与对手激烈竞争而详细制定的”。日本正试图保持这 种“强国”地位，并许诺不将它的对手挤出亚洲。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广田对重新 谈判海军裁军条约以保持大国合作精神感兴趣。对他和对东京文职领导人来说，定 于1935年举行的海军谈判的成功将保证美、英和日本能面对新的现实继续共处。不 幸的是，日本海军另有想法。他们接受以无限制海军军备为后盾的独立外交概念， 反对达成国际协定的任何措施，特别反对与美国达成裁军协定。然而，甚至海军也 没看出即将到来的战争前景。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政府正试图通过外交 途径取得它。虽然与美国的海上冲突被看作特别可能，但日本海军更有兴趣同英国 在东亚达成妥协。当然，这种妥协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英是否愿意支持它，在这 里我们又回到海军裁军谈判，以此来检验三国合作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当时这三 个国家仍在寻求在亚洲和太平洋稳定他们关系的途径，至少他们还准备会谈。
1934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变动，好像准备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同日本讨论 解决办法。宋子文，这位直言不讳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物，1933年末从伦敦回国后， 由孔祥熙接替。汪精卫留任外交部长，而唐有壬，一个受日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 为外交部次长。另一名日本大学的毕业生高宗武被新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 在这些官员下面，有许多人曾在日本受过训练和教育。与施肇基和顾维钧这样一些 几乎完全亲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同，这些官员与日本的外交官、知识分子和新 闻记者都有私交。松本重治回忆录——1933到1937年中日非正式关系的最佳资料— —不仅列出汪、唐和高，而且还有当时他接触过的许多商人、军官、知识分子和其 他人士。他报导说，他们当中多数表示了与日本和解的认真愿望。他们的论证是多 方面的。有些人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在根除这种 威胁前，必须与日本维持和平。其他人深信中国需要经济复兴和工业化。他们认为 必须转向西方强国寻求资本和技术，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摒弃日本，这样的事业 决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这些中国人谋求通过两国合作的对话来阻止日本进 一步的侵略行动。他们感到，通过提出合作，他们将赢得足够的日本人的支持，使 军方极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
这就是1934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内的中国官员的会谈的背景。 气氛很融洽，以致天羽声明发表时，汪精卫只提出一个敷衍了事的抗议。接下来的 一系列谈判都很圆满，包括满洲同中国本土的通邮、接轨、修改税则以及债务结算。 到年底日本表示准备将其驻中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象征日本承认中国新获得 的大国地位，中日两国领导人明显地取得了共识，即两国通过友好合作比通过互相 指责更为有利。他们愿意结束1931年之后两国极端敌视的关系。这至少会达成对现 状的默认，中国接受满洲作为一个分离实体的存在，而日本则保证不谋求面向南方 的进一步领土要求。中国还愿意承诺压制学生、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阀的反日运 动，作为对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报答。
1934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 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 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 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憎恨美国的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 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 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 经到来。
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欢引用孙逸仙1924年的泛亚细亚讲话。引用讲话的频繁程 度是中国同日本建立和平关系的兴趣的标志。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1935年伊始 汪精卫发表讲话，及时引用孙逸仙强调中日合作的言论，并保证竭诚把两国召到一 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订出严格法规，控制反日示威和抵制日货，仿佛就要把这项 政策付诸实施。不久以后，6 月15日在南京精心举行了将日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 的仪式。
不幸的是，对那些为稳定中日关系做出艰苦努力的人来说，那个庆典标志着这 一短暂的企图和解时期的结束。同年，即1935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转，这是由陆 军决定侵入长城以南激起的。无论关东军或天津驻屯军都没有放弃它们的阴谋，但 主要是前者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决定性地破坏了刚出现的中日和解格局。 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和解姿态是软弱的表现，是权宜之计，不是真诚的合 作。土肥原争辩说，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绝承认日本在满 洲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被蒋介石或汪精卫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 应在华北大胆采取主动，准备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分子，以巩固既得利益。从这个 观点出发又得出下列推论：只有吞并了华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地 区实体。但国民党人旨在将这一地区更直接地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 坚持与国民党人妥协，则将永远失去这一机遇。
1935至1937年初的两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计划。他 们的目标是“华北自治”，即消除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建立一个保证中立 但受日军严密控制的临时政权。“华北”将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 日本不仅将从行政上把它们同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割开；它还将发展企业，使该地区 与满洲更紧密地结合。天津驻屯军要求南满铁路派出一个调查组，对华北的矿产资 源、市场状况和财政制度进行一次详细调查。结果产生了一份由151 个研究人员写 成的长达72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日本制订华北经济计划的基础。
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国民党人协议的责任，它应当强迫制止这些活动。 东京只有坚定地拒绝批准侵占华北的计划，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誉并巩固中日和解的 框架。日本分裂主义者的这些活动正值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领导的英国经济代 表团来到东亚之际。该代表团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和 副大臣沃伦·菲舍正主张在亚洲推行强硬政策。他们确信，在中国的财政重建中， 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发挥显著作用，这既能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又能为英国的商品 获得市场。同时，英国愿意同日本合作，英日在中国（特别在长城以南）的合作是 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很像通过海军协定而贯彻的英德合作。如果李滋·罗斯 计划得以实现，还可进一步将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国际框架内。
日本政府拒绝了英国的合作倡议，表明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和远见。现在这样的 合作应当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然而这正是军方扩张主义者坚决反对的，恢复中国 地位的国际安排不仅将限制日本行动的自由，而且将加强南京的中央政府。可能正 是这些原因使外相广田下决心进行一次投机并与李滋·罗斯合作，但他完全没有领 会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没有做任何事来促成它。他也没有做很多事来反对在华日 军的分裂主义活动。他温顺地接受一个又一个既成事实：何梅协定（1935年 6月）， 秦土协定（1935年6 月），冀东自治政府的建立（1935年11月），以及导向成立冀 察临时政府的阴谋（1935年12月）。所有这些交涉旨在从华北清除国民党的人员及 其影响，这显然违背日本同蒋、汪政权和解的官方政策。但东京完全无视这一矛盾。 由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于10月份制定的‘广田三原则’只字未提日本的和平愿 望或国际合作意图。相反，他们要求中国“结束对欧洲和美国的依赖”，并承认日 本在满洲和华北的特殊地位，广田领导的外务省温顺地接受了军方分裂华北的阴谋 和反对国际合作。11月，广田竟让有吉大使鼓励宋哲元将军的华北自治运动。
当日军蚕食华北诸省时，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未能阻止日本对华 北的侵略，激发了学生组织（1931年后被国民党镇压）公开反抗不准示威游行的禁 令。1935年12月9 日，数千学生在北平游行，手持反日标语，并要求中国领导人停 止内战及团结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一 致，波多野善大把它从1935年11月算起。那些曾对日本保持友好态度的领导人—— 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失威信，这反映民族主义的浪潮在高涨。随 着中国人的舆论倾向，发生了行刺汪精卫，紧接着在 1935 年底暗杀唐有壬。
1936年2 月26日东京发生军事叛乱后，广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继续破产。 他的外务大臣是有吉明。显然，1934年有希望的开端已经消失。日本再一次成为中 国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而英国在中国的财政改革却赢得国民党人的感激。在世界 的其他地方，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现：1935年8 月，共产国际号召 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也在法国诞生。1935年5 月的法俄协 定使人民阵线反对德国，这又转而使意大利接近轴心国阵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 （1936年7 月至1939年），这两个集团走到一起，这四个国家联合英国成立了一个 不干涉委员会，这至少表明欧洲列强愿意保持一种协商框架。其间的强国英国寻求 一种欧洲内部的合作，以取代国联或英美合作，两者当时都已丧失信誉。与此同时， 苏联坚定地重新进入欧洲社会，这对日本来说尤其是一个不祥之兆。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苏联第一次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行动。这种建立在相互协商基础之 上的欧洲国家体系也许可使每一个强国自由地参与欧洲以外的事务。英国、苏联和 德国都主动开始支持蒋介石，这绝非偶然。在李滋·罗斯的改革后，中国对外国投 资有吸引力，而蒋介石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领袖。
日本未能对抗这些发展。它在1936年的一个成就是11月和德国缔结了反对共产 国际的协定。在竭尽全力查考与英国或美国这些在中国的传统伙伴的有效安排能否 恢复前就转向德国寻求合作，这是日本缺少见识的典型表现。日本确实没有同德国 在亚洲合作的经验。反苏条约尽管对东京的军政首脑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除了促使 苏联加强中国的防御外毫无作用。苏联通过促进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希望结束国 共内战，并使统一的中国转向反对日本的侵略野心。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证明这 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处失败。在华北的日军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 满洲国- 中国经济圈。但很难达到自给。1936年，亚洲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38.2% 和出口总 额的50.9% 。日本购买的货物30% 以上来自美国，而美国购买20% 以上的日本出口 商品。收支逆差超过4000万日元，包括对美贸易净逆差25300 万日元和对英贸易净 逆差2200万日元。日本不得不重新估价它的对华政策。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二者都 是在1937年4 月16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的。这两个文件 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 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 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 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对于冀察临 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20世纪30年代日 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的资金来实现。 第三国的权利将受到尊重，而与英、美的合作将得到推进。
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 承认。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亲善声明已完全失去信任；西安 事变已使中国空前团结。现在蒋介石的权威有赖于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国际环境 也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到1937年初，全球性萧条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 那年世界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1929年的水平，而贸易额也恢复到1929年以前的程度。 对外经济问题不再支配工业强国的外交。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关 心防止战争。最重要的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愿意改变他在1933—1937年间 的民族主义的、不合作的和不一致的外交政策，回到胡佛- 史汀生地区争端国际化 的策略上来。他批评了中立法规，确信美国必须再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 在内维尔·张伯伦6 月出任首相后不久，罗斯福就邀请他来华盛顿共商世界问题。 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定世界 各国均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尽管这些建议毫无结果，但它们表明了美国开始重返国 际舞台。
在欧洲，国际主义的复苏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里达到了顶峰。像威尔斯所描述 的那样，“该协定似乎要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正如1931—1932 年的东亚，1937—1938年是新国际主义——有时被称作‘绥靖’——的鼎盛时期。 新国际主义表明主要强国避免战争的愿望，尽管是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然而1937 年在亚洲，西方强国并不太倾向安抚日本，也就是说不愿与日本合作来稳定政治关 系。日本已变得比德国更置身其外，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日本政府如果打 算说服其他强国相信它对它的对华新政策承担义务，那么它需要采取有力步骤才行。 1937年6 月4 日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标实际上是恢复在东亚的国际合作精 神。广田重新被任命为外务大臣，而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经是他们的首要的 目标。但在这一关键时刻，卢沟桥事变毁掉了亚洲和平和稳定的所有前景。
根据大多数报导，7 月7 日在北平郊外的开火不是预谋的。这次事变确实应当 被抑止住，因为当时主要强国已有足够的能力来干预这场战争。德、英、美、苏很 快即将从政治上或军事上采取行动，以缓解日本的孤立情绪。当其中几个强国于 1937 年 11 月在布鲁塞尔会晤来讨论这一事件时，日本的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经非常清 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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