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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民国史》乡村建设运动

  在政府尽其所能利用20世纪的观念努力控制中国乡村的同时,一些中国的知识 分子也以不同方式从事乡村工作。1927年风行一时的“农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 说,并不是新东西,乡村进步是晚清维新派关心的一个焦点。新的因素是某些城市 知识分子强烈关注乡村发展。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式教育,但对中国乡村生活 却没有多少亲身体验。他们研究乡村问题的方法包括一些政治实验,但是更为典型 的是以乡村的教育工作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建设”也具有自由主义的信 念,即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若不是建立在思想意识变革的基础上,就毫无意义。乡 村建设派也往往认为,在农民学会了解决他们可怕的经济问题以前,乡村生活的政 治结构决不会是健全的。

  乡村建设和几个基本概念有联系。“建设”实际上看起来近似于我们的“发展” 概念,可以认为是传统中国政府的旧“公共工程”陈例的一种现代化延伸。与此有 关联的是“调查”和“实验”的概念;“调查”讲的是有关城市知识分子通过实地 观察,接触乡村情况的越来越流行的做法(《东方杂志》1927年8 月号全部篇幅刊 载这类乡村调查报告),“实验”包括教育及农业推广工作的实地项目,其中有些 蜚声于国内外;“示范”大概是对这些项目的更为适合的说法,因为它们是打算用 来作为全国仿效的样板的。

  名流连续不断地关心乡村问题,可以在河北定县的历史中看到,定县是这类最 有名的示范点之一。在1900年以后的“新政”改革热情中,翟城镇的一个望族力图 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谈不上是乡村名流的新活动,而是受到爱国心和对通 常的新儒家观点彻底怀疑的推动。翟城改革的创始人米鉴三认为,孔孟之道由于过 分强调自我修养,对实际管理强调不足而受到歪曲。他重新阐述清代初期的某些批 判,发现隐藏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科举考试的准则中的佛教影响。米鉴三本人乡 试不中,遂不许儿子米迪刚参加科举考试,一家人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

  1902—1903年,米鉴三应知县之请,在定县创立新式学校体系。这一体系超出 标准学校模式之外,着重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在1908年后宣传地方自治运动时, 米家自然起了主导作用。翟城不久成为地方改良的有力样板,重点在于教育、社会 习俗(禁吸鸦片,禁止缠足)以及地方治安。米鉴三的儿子米迪刚留学日本回国后, 把加强乡村机构看作是全国复兴的基础。村级社区的机构(特别在强迫教育和农业 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的新的基础。从1924年开始,米迪刚与山东改良 派王鸿一合作,在北京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会社以推行他们的想法。这个“村治派” 终于引起梁漱溟的注意,梁漱溟接着成为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的最有影响的 人物。(我们已经看到,米家思想已被阎锡山接收过去作为山西“村治制度”的理 论基础。)

  在定县20多年的成功之后,晏阳初选择该县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试 点所在地是适当的。晏阳初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教徒,自1922年以后便在城市 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跃。1926年,定县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为其全国事业的中心 ;1930年,晏阳初本人从北平迁至定县。该会生气勃勃的识字教育以及晏阳初的国 际联系,使翟城和定县成为吸引中外研究乡村社会的人员的地方。定县的工作主要 是在一个拥有约60个村庄和集市镇的“实验区”。截至1932年,在定县开办的440 所“平民学校”中,该会直接管理的仅为20所(其余的是县政府开办的,或纯粹是 地方创办的)。

  晏阳初对中国乡村的观点,集中在发展乡村人的潜力,而不是改造乡村的组织。 在国际权力斗争中,文盲是令人绝望的不利因素,因为“盲人怎能与有正常视力的 人竞争呢?”教育要超出识字范围,救治中国的愚昧、贫穷、体弱及缺乏公共精神 四大病患。平民学校的计划,因此把实际训练与社会道德课和公民课结合起来。虽 然该会对社会不公正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批判,它的言词的论调是平民主义的。最 文明的国家是为培养杰出人物兴办教育,训练资产阶级的子弟;该会的宗旨则是为 “废除阶级教育”而办教育。其含意是,国家的强盛、民主和经济进步,有赖于公 众意识的转变。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教育,并从社会的底层向上发展才能办到。这样, 晏阳初的计划与定县原先的士绅式的事业精神并无矛盾;并且和米氏家族一样,晏 阳初的工作也得到官府的赞助和保护

  平民主义和官府赞助的结合,也能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业中看到。陶行知 是作为约翰·杜威的再传弟子投身于乡村事业的。他于1915年到1917年在哥伦比亚 师范学院学习杜威教育理论,为之倾倒,这正好与他具有的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信 仰吻合。杜威反对“旁观者”的知识论,王阳明坚持正确的思想与正确的行动同时 产生,而不是这一种来自另一种,两者共同给陶行知爱行动的天性以推动力。在20 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仅学校范围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国民众,而且西方的 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适于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陶行知在积极参与以城市为基础的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之后,于1927年同时放弃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 方向,在南京郊外的一个村庄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这所设在晓庄的学校,力图通 过使年轻的未来教师深入农民生活来改造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有所作为 的乡村中小学教师。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原动力的观点,与翟城乡绅改良派 的思想相去并不甚远。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 改造伦理,改进农业和组织地方治安。自卫团在当地240 个村庄中组织起来,农民 受到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土主义者:西方既 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

  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权者的 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徒将军”是蒋介石 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 感兴趣,但在1930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 性。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至少得到政治当局的暂时保护,他的实验依靠 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前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位将 军)的颇大的授权之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年在邹平县开办。不仅最终有 许多县被指定为该院指导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到1937年超过70个县),而且有两 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理。这样的特殊授权,在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本身加 以合法化。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求控制,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 设项目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导山东项目的天才人物,是乡村建设派的最明显的乡土 主义者和社会激进分子。他的激进主义是自觉地反西方的,并以儒家前提为基础。 中国必须开拓自己的通向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可能与接触西方文化所滋长的个人 主义和自私自利全然无关,而是要利用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的和无私的精神。

  和陶行知在晓庄办的学校(该校为梁漱溟所景仰)一样,梁漱溟办的研究院也 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农民的穷困,并能 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这种类型的人与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截然不同。晏阳初的 定县实验中心,无疑是不崇拜中国传统方式的。梁漱溟的干部- 学员主要来自富农 或地主家庭,大概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在道德灌输和个人自我 修养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显示出这所学校日常工作的特点。

  邹平的地方组织也与梁漱溟的新传统倾向一致。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符合以前存 在的“自然”区域,以自然村和明显的集市区域(乡)为模式;废弃了南京政府法 定的较大的、更属人为的区和乡。乡和村级行政实体称为“学校”,与他们对农民 进行教育和推动的途径一致。邹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民众参与地方政治,至 今不明。不过,乡土主义者强调的重点至少是设想乡村习惯的改变会很慢,并且认 为把外来的新制度,或强制的官僚政治的形式,强加给农村社会将一事无成。梁漱 溟认为,从下层开始的建设要求政府通过教育和推动农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 下去。他认为“过多的限制,过多的主动‘帮助’”,只会有损于社会,实于事无 补。民众中如果没有相应的积极精神,政府机关忙碌而进取,影响所至,对民众只 能是额外的负担。

  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彭禹庭——曾任冯玉祥秘书——在豫西管理的地方组织 很有生气。梁漱溟强调回到本土的价值观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义,而彭禹庭却把他 的组织建立在乡村社会长期需要的自卫上。他的组织基本上是个转变为地方政府的 民团网络。彭禹庭可能曾在冯玉祥司令部里汲取了他的某些乡村建设思想,因为冯 玉祥本人显然对这一课题有过强烈的兴趣(大概还记得他是陶行知的亲密朋友)。 然而,彭禹庭对乡村组织的态度却建立在更为传统的基础上:华北农村有活力的、 古老的地方防卫传统。按照地方联防协议把村庄联系起来,由下层乡绅领导,是对 地方匪患的自然反应,并且根据情况表现出亲政府或反政府的精神,这可说是它的 特点。然而,尽管它的地方主义色彩很浓,彭禹庭在镇平县的组织却有其现代化的 和爱国的一面。彭禹庭通过冯玉祥与村治派联系起来。冯玉祥在1929年促成他与王 鸿一(梁漱溟的山东改良派朋友)和梁漱溟本人共同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在意识形 态上,彭禹庭在镇平实行的地方政体有民族主义的特点,这显然(用彭禹庭本人的 话说)来自孙逸仙自下而上实行宪政建设的概念。对彭禹庭来说,不幸的是为环境 所迫,他的运动的方向是反政府的。他宣称参加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方式,就是促 进“地方革命”——在那一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必要前奏,因为社会需要保护 自身防备政府军队(“土匪兵”)的抢劫和地方官员的贪婪。最后,彭禹庭接管了 镇平的地方政府(他的几个合伙人在邻近的几个县也这样做了)。在蒋介石的追随 者于1930年掌握了河南的权力后,彭禹庭始终拒不遵从政府的税收要求,使他成了 一个受人注意的人。他在1933年被“土匪”暗杀。在南京政府决心实行地方社会官 府化,并要彻底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残余的情况下,像彭禹庭所从事的事业很 难存在下去。

  可以预料,南京当局也逐渐卷进乡村建设中来。在南京当局的支持下,“实验 县”在兰溪(浙江)和江宁(江苏)建立起来,作为官僚政治的地方改革的公开样 板。江宁与南京相邻,被指定为江苏省政府主持下的行政制度的样板。江宁实验县 由中央政治学校——一个CC系的学校——的师生充任工作干部,公开宣称是一个实 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项目,也是一个供外界参观的乡村建设县。县管理委员会监督县 长办公室的工作,并直接向省政府汇报。该县税制由受过训练的、领薪水的职员管 理(自本世纪初以来即提出的一项改革措施)。全部税收留县,并在县内支配—— 很难说是个可行的现实示范。低层单位的边界经重划,以便与自然村和集市一致。 乡和镇经过适当的训政期之后应该自治。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根据 前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的证言,实验重名不重实。实验之陷入绝境在于县长级的领导 薄弱,以及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地方社区的训导。到了1936年,实验宣告失败。该县 的“实验”地位旋即撤消。

  由上可见,乡村建设的类型众多:西方影响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和军事 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是,都与政治密切关联。通过教育 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关系。这当然是因为 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 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定县计划和邹平计划 从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当局的同意或默许。可以说,南京实施的实验,有如此 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方苍白无力的反应。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独立计划 不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持,而且引起国家政权的怀疑和反对:陶行知因有平民主 义倾向和自主的作风;彭禹庭因公开反抗国家机关。这两项非正统的实验都被扼杀。 总的来说,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留下 的一份遗产是人们广泛关心把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并且体会到乡村 改革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无法生存。共产党人发展而成的根据地概念,是把一 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其政治和军事保护之中的尝试。

  参与与官僚政治:历史的进程

  从这里提供的材料看,本章开头提出的两分法似乎全然不足以表现一个真实的 矛盾。事实上,地方自治的发展并不是在参与更多一些或官僚政治更多一些这两者 之间的一连串的选择。勿宁说,它是以一种交替更迭的方式进行的,表现为民众要 求参与地方政治,却提供了官僚政治得以造成更大危害的格局。清廷决定制订宪法, 是出自一种心态,认为参与最终将导致增强官府的特权。县议会的历史表明,起初 是充满热情,地方名流广泛卷入,但却以县知事操纵的参事会增选议会的领导人, 从而极大地加强县知事的行政权力而告终。

  县以下区划的模式(翟城“模式”),起源于乡绅的积极精神和鼓吹社区者的 热忱,却促进了一种严厉的官僚政治的和极权主义的地方管理制度(阎锡山的“村 制”)。孙逸仙自底层向上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乏响亮的平民主义的论调和“自治” 的指示,确实产生过一些有创见的计划,本可以引导民众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然 而,南京政权在30年代修改这些计划的做法,意味着那些原应是“自治”载体的单 位变成了使官僚政治更深地渗透进地方社会的单位。

  参与和官僚政治看上去已在密切的历史关系中相互联系起来。名流(和一定程 度上的更广大的公民)迫切要求参与政治,确实曾激起体制改革的汹涌波涛。但是, 浮在波峰浪尖的是官僚政治国家的机构。波涛退却以后,留下来的是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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