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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4.“CC”与复兴社之争

  “复兴社”成立后,不仅在军事方面掌握一部分力量,在文化宣传方面也四处出击。“中国文化学社”成立后,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还有《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两个刊物。陈立夫也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蒋介石大量扩充和收编军队的结果,在军队中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他自己的嫡系,即“中央军”;一是收容改编的部队,即“杂牌军”。当时,以数量而言,“中央军”远比“杂牌军”为弱。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对“杂牌军”,一面运用以甲倒乙、以丙制了的手段来操纵驾驭,一面又逐步进行“调整”,以致那些“杂牌军”的首脑,都感到人人自危。他们见到黄埔系军人有同学会的组织,也想搞个组织起来,团结自固。结果就有吕超(四}门人)等由旧军事学校出身的军人,发起恢复“四校同学会(即北洋时代在北京成立的将、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保定等四校)。发起之后,响应者不乏其人,如江西的张岂庸、广东的陈铭枢、湖南的唐生智等,均表同意。一时声势颇盛,大有压倒“黄埔同学会”之概。蒋介石认为如任其组织成功,必为心腹之患,于是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用“总司令”的名义,以禁止军中有分散团结的组织为理由,下令禁止军队中有同学会、同乡会等组织。并先行下令取消他自己促成并亲自领导的“黄埔同学会”,以迫使“四校同学会”也不得不半途而散。

  蒋介石表面上下令取消了“黄埔同学会”以后,随即改头换面,在中央军校内设立一科,专司黄埔学生调查登记事宜,名之日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这个科另立门户于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设中将主任、少将副主任,受校长的直接指挥。蒋介石翻一翻手,又使“黄埔同学会”名亡而实存了。

  当南京政权初定,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以统一军事教育为名,大量发展军事学校,先后设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海军学校、鱼雷学校、宪兵学校、警官学校等等,各地还设有分校及各种训练班。所有各校校长,均有蒋介石自兼,而另置心腹充教育长,主持校务。这类军事学校一多起来,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也就应付不了。而其时各校派系,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又发生组织同学会的事情了,如杭州空军学校的蒋坚忍,就倡导过组织空军学校同学会。事为蒋介石所悉后,立传蒋坚忍到南京,当面痛加申斥。蒋介石为了加强控制,在“复兴社”分子策划下,即将原有的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扩充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至此,“黄埔同学会”的实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扩大了。蒋介石拼命发展军事学校,本来为的是加强自己的武力,保稳自己的江山。但“天子门生”一多,品流复杂起来,派系倾轧增多起来,再加上内外形势也更加激荡起来,于是,如何防备他们思想不稳?如何从内部加以控制?又成为蒋介石面前的新课题。于是,“复兴社”这个组织,就在蒋介石外防异己,内防反侧的需要下,乘时出现。

  “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曾向贺衷寒等指示过吸收社员,发展组织的原则。蒋介石说: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但加入组织之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吸收普通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宽一些。紧接着,“复兴社”又决定设立两个外围组织,一为“革命军人同志会”,以潘佑强、易德明、桂永清、杜心如、娄绍恺、彭孟缉等为干事,潘佑强为书记,易德明为助理书记;一为“革命青年同志会”,以康泽、刘诚之、任觉五。赵范生等为干事,以康泽为书记,刘诚之为助理书记。前者以军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后者以普通学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复兴社”为了扩大影响,又决定把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拿过来,派潘佑强出任处长。把军事杂志社拿过来,派杜心如去任总干事。把“拔提书店”归到“复兴社”,出版军事书籍及法西斯性质书籍。与此同时,“复兴社”的其它的几个训练班,也办起来了。

  在1932年3月间,亦即“复兴社”成立期间,在南京有军校学生270多人,向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萧赞育建议把这班人加以短期训练和考核后,再派工作。经常务干事会通过。转报蒋介石批准,即在军校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来训练这批人。这个“研究班”由康泽任主任,萧赞育任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训练了3个月。主要课程有(一)“复兴社”那一套“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理论。(二)党派的批判,认为别的一切党派都不合救国的需要,只有效忠蒋介石才是“救国之道”。(三)“领袖”训话,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每周一次。(四)持约演讲,找一些“名流”来灌输法西斯思想,此外还设有合作社课程,目的是训练一部分人,将来替“复兴社”做财政贸易工作。

  这班人训练期满后,有五六个人派到由康泽任社长的《中国日报》去,有20人左右派到“复兴社”各级组织去,有一二十人派到南京附近各军事学校担任政训工作,另有少数人,则派到“复兴社”的财政贸易组织--“厚生消费合作社”去。另外的100多人,全派到“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去做政训工作。在训练期间,戴笠特在班里选了30人,另外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这也就是戴笠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

  特务训练班设在三道高并军校学生调查处内,负责的就是戴笠自己和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

  4月间,又有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到调查处登记。也是由萧赞育建议,成立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地址设在朝天宫,主任为孙常钧。照“复兴社”的预计,这个班的人训练期满后,可伸到各省的宪兵和警察组织里去。此外还有一个训练班,就是由刘健群主持的军委会政训班。

  几个研究班和训练班的学员,经过训练,十之八九都成了“复兴社”的成员。而从这几个班子的开设去观察,便可以明白“复兴社”在军、警、宪、特、青年等各方面,都要伸展,都想掌握。

  在军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是陆、海、空军部队。这一部分,以军委会政训处为总机关,它在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都设有政训处,派驻政工人员。凡中级以上的政工人员,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复兴社”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除了反共工作之外,还负责侦察监视各部队长、各级军官的思想行为。不但对非嫡系部队如此,即对嫡系部队也是如此。蒋介石曾指示“复兴社”,不许吸收带兵官长参加组织,只有如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少数人是例外。此外,还有极少数的团旅长也参加了“复兴社”,那是被派到非嫡系部队中负有特务任务的。蒋介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加“复兴社”,是想使“复兴社”特务对那些部队长起监视作用,互为牵制,以利于他的控驭。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而且在驻防所在地,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实行军事管制。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例付诸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当地政府及其警察司法机关,也要听从他们的命令,各军事学校政训处的主要对象则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中心工作。凡是被认为思想不稳或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

  政训系统的首要头子,以贺衷寒居首位,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文仪、蒋坚忍等,都属于这个方面。“复兴社”就是通过他们,去掌握指挥这一方面的特务活动的,在人事行政上,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很少过问,只通过他们的活动去贯彻其总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以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最初是科)为总机关,以陆、海、空军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各单位的书记长以下人员,均由军队党务处统一调派。这个处由“复兴社”骨干黄仲翔掌握,并不听命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组织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另一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希望将青壮年都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当时,其第一步工作,是以厉行高中以上学生军训为主。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以设于训练总监部之下的“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则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在各县市及中等以上学校都派有军训教官。这些军训教官大多数是“复兴社”分子。“复兴社”的控制,还伸展到童子军组织里去,他们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会长是戴季陶,但负责实际责任的主任秘书刘咏尧,是“复兴社”的高级分子。

  1933年冬到1935年之间,“复兴社”组织发展得很大,于是又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一个叫做“忠勇救国会”,专门吸收帮会分子为骨干,向下层社会发展。土豪恶棍、流氓地痞的恶势力,即以这个“忠勇救国会”为中心。另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学会”,以大学校长、教授以至于一般文化人为吸收对象。有些地方还组织过所谓“文化前卫队”这类组织。

  1934年,“浙江分会”成立后,跟着就组织了一个所谓“文化前卫队”。该队在杭州举行宣誓典礼那天,还请了总会和上海分会派萧作霖(黄埔六期的“复兴社”

  分于去监誓。)萧作霖即带来了一把剑和一把刀前去,授赠与“前卫队”,象征铁和血的“文化前卫队”精神。宣誓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所谓“文化前卫队”的队员,共有三四百人,绝大部分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中央航空学校、浙江警官学校的学生。这些人排成一个营横队站着,由队长赵文龙(浙江警官学校教育长)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置。典礼开始时,首先举行宣誓,全体肃立,由赵文龙带领,举起右手宣读誓词,他念一句,全队跟着念一句。宣誓完毕,即由“中国文化学会浙江分会”常务干事蒋坚忍(中央航空学校政训处长)代表分会授旗。队长赵文龙按照军队仪节,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然后正步回原位置,将旗转给跑步前来的护旗兵,护旗兵又照样正步走回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然后由萧作霖授剑和赠刀,宣誓典礼才告完成。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于1933年12月,总会设于南昌。他们成立这个“学会”,是想把上层知识分子都拉过来,展开一个什么“全面性的文化运动”。发起搞这个“学会”的,是邓文仪、贺衷寒、萧作霖、吴寿彭等人。

  “复兴社”的报刊很多,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还有《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后面那两个刊物,后来又合并起来,改名为《中国革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的机关刊物。在这个周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像“民族主义的复兴与独裁政治”、“论统制经济”、“意国法西斯党组织之概况”、“德国国社党组织之概况”、“希特勒思想之根源”、“法西斯主义下之世界”、“武士道之史的研究”这一类的文章,只要看看题目,谁都会明白,“复兴社”是欲集德、意、日法西斯精髓之大成,以移植到蒋介石的中国来。

  在《中国革命》周刊于南京创办的同时,贺衷寒又从军委会政训处拨出钱来,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前途》月刊,由刘炳黎主编,互相呼应。这个刊物,在初期有意稍为隐蔽,后来就大登特登宣传法西俾主义的文章,如“法西斯蒂的国家--协团的国”、“法西斯主义经济原理”、“法西斯主义之国家改造论”、“法西斯蒂下之劳动业余训练”、“法西斯蒂的军事组织与军事训练”等等,从思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疯狂地宣传法西斯主义。

  属于“复兴社”系统的报刊,还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由贺衷寒主办,初在南昌后迁汉口的《扫荡报》,由黄雍在福州主办的《南方日报》。由刘健群主办、张佛千主编的《老实话》周刊(在北平发行),由蒋坚忍主办,在杭州发行的《人民周报》,由萧作霖主办,在南昌发行的《青年与战争》周刊。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由“复兴社”分子参加合办的、担任编辑的,或由“复兴社”地方掌握运用的报刊,连同《黄埔月刊》等在内,估计在100种以上。“中国文化学会”

  还设立了一个“内外通讯社”,由吴寿彭主持,专门编评合于“复兴社”需要的专文专论。由上所述,可知当时“复兴社”的黑爪,几乎无处不伸展到。由于声势太凶,因此在蒋介石政权内部,又与“CC”和政学系发生了暗争明斗。

  “CC”本来是蒋介石法西斯总体中的一个系统。蒋介石初期划给它的活动范围,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但黄埔系一向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的天下,而“复兴社”又认为自己就是黄埔系的代表。所以在他们眼中,视“CC”为“螟炩子”,视政学系为“师爷”或“管家”。但他们认为政学系只是雇佣性质的一批人,威胁性不大。“CC”则是要争“嫡子”地位的,非坚决排斥不可。但蒋介石的打算,本来是要分而控之,以便羁勒,所以当初对于黄埔系的使用,主要是限于军事方面,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一既不与。在各省市,亦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系。不过“复兴社”并不以此为满足。而且既然在文化教育方面吸收了不少人,就要为他们谋求出路,是故在文化教育机关方面,也极力扩充阵地,乃不断与“CC”发生摩擦。

  “CC”看到“复兴社”伸展到自己的地盘里来,亦拼死抵抗。当“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在南昌成立后,陈立夫也赶紧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来加以抵制。当“复兴社”派萧作霖到上海筹设“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时间

  (1934年),陈立夫也赶到上海去主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人会议。双方争地争人,短兵相接,剧烈异常。结果,弄到要由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出面,约集双方谈判息争。在其他各省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直到1934年6、7月间,邓文仪被蒋介石撤除一切职务时,陈立夫乘机告状,蒋介石才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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